论均势理论在唐朝对吐蕃、南诏交涉战略中的体现

施建光

 

提要：唐与吐蕃、南诏曾在西南地区进行过频繁的交涉和激烈的角逐，学界关于三者关系的研究较多，但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力图导入国际关系学中的均势理论，以制衡机制为工具，将三者关系放在当时国际体系范畴中来考察，从唐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角度，诠释唐在面对吐蕃和南诏威胁时所采取的战略和行动。唐在西南地区的战略是基于自身利益和安全考虑、以吐蕃和南诏为制衡对象的制衡机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唐依据形势的变化和所面临的威胁，适时地调整战略目标，采取军事打击、政治结盟的制衡策略，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在西南地区的统治。

关键词：均势理论 唐朝 西南地区 吐蕃 南诏

 

唐朝时期，位于今天的川西南、云南和越南中、北部的广大地区，我们姑且将其划作一个地域单元，称为西南地区。从当时的行政区划来看，包括了剑南道治下的戎州都督府（今四川宜宾）、雟州（今四川西昌）都督府、姚州（今云南姚安）都督府，以及岭南道治下的安南中都护府（今越南河内）。在漫长的岁月里，唐、吐蕃和南诏曾在该区域内展开了激烈角逐，由此引发的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和战关系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据笔者检索发现，现有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主要论及唐与吐蕃、唐与南诏、南诏与吐蕃之间的单边关系，重在讨论双方关系的建构、演化和终结的历史事实，战争与和盟是其主要关注点，如李文实、方铁、裴婷婷、沈乾芳、张云等先生的论文；另一类则研究唐、吐蕃和南诏的三角关系，着重梳理三者关系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及影响，如王永兴、林冠群、宋蜀华、李中和等人的研究。

总的来说，上述学者多以陈述历史事实为主，采用史料论证或考释得出自己的看法，受到学界的重视。然而，采用新的研究视角审视三者之间的关系，或许得出的结论会更加明晰并更具说服力。本文力图导入国际关系学中的均势理论，以制衡机制为切入点，从唐实施战略的角度，重新审视唐、吐蕃和南诏之间的关系，力图得出可以自圆其说的结论。

一 均势理论与问题提出

均势理论系由西方古老的“均势”（The Balance Power，或称为“权力均衡”）外交准则发展而成，是西方国际关系学中最古老、影响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理论体系。其主要用于探讨均势及均势机制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曾对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关系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它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是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理论。均势理论至今仍是维持国际关系稳定的主要模式之一，并且还会长期存在下去。

均势理论的内涵十分丰富，中国学者倪世雄、王国明将其归纳为：均势是表示一种力量的均衡；均势是国际斗争中一种特殊的稳定状态；均势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特殊手段；均势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特殊政策。其基本特征为：首先，均势作为一种手段，是为了对付敌对国家；作为一种政策，是权宜之计，目的是通过暂时的均衡寻求权势。其次，均势以实力为基础，同时以实力为后盾。最后，随机变换联盟是实施均势的重要手段。学者们对均势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也无确切的定义。总而言之：均势主要包含均势状态、均势体系、均势政策三个要素。均势理论认为不同国家在面对安全威胁上升时，为实现均势而采取的战略和行动也千差万别，一般有制衡、追随、绥靖以及无所作为四种战略方案。但无论实施主体采取何种战略方案，其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合理的权力分配、一种均衡状态或平衡过程。大国出于维持自身生存与安全的考虑，可能采取多种多样的战略，制衡就是其一种重要的选择，大国倾向于采取以军备和结盟为主要手段的制衡行动。所以，在国际关系中，制衡机制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往往为大国所青睐。

根据上述理论架构，笔者把时间限定在唐代（618-907年）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选择当时西南地区独有的区域空间，将研究对象锁定唐、吐蕃和南诏三个政治实体，并将三者关系放在当时国际体系范畴中来考察，从唐朝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角度，阐释其在面对吐蕃和南诏威胁时所采取的战略和行动，试图解答这种战略和均势理论、制衡机制间是何等的契合关系。

二 唐在西南地区的战略及行动

从高祖武德元年（618年）置益州总管府（今四川成都）、南宁州（今云南曲靖西）和交州总管府（今越南河内）开始，至高宗麟德元年（664年）升姚州为都督府以统辖滇西地区时止，唐在西南地区建立了有效的统治。

然而，这种格局很快被打破。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吐蕃以生羌为向导，攻破了安戎城（今四川马尔康县东南）。安戎天险既失，南道洞开，吐蕃军队很快攻占了川西南，势力渗透到滇西洱海周围地区。六诏之一的“浪穹州蛮酋傍时昔等二十五部，先附吐蕃”，紧接着“姚州群蛮先（又）附吐蕃”，“姚雟道蛮叛”，“西洱河蛮皆臣吐蕃”。在吐蕃的胁迫下，川西南、滇西、滇北地区的蛮夷部落大部分由亲唐转投吐蕃，部分则在唐蕃之间摇摆不定，一部分则开始反唐。作为滇西、滇北地区统治中心和军事据点的姚州都督府，由于多次被叛蛮攻陷，唐只好放弃。吐蕃南犯，直接影响了唐在川西南、滇西、滇北地区的统治，并对西南地区的整体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1．制衡吐蕃的策略和行动

唐采取政治招诱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策略和行动，威逼诸蛮内附，希望以一己之力制衡吐蕃。首先，垂拱元年（685年），唐复置姚州都督府，重塑政治大国之形象；同时许以羁縻官职吸引诸蛮附唐。永昌元年（689年），浪穹诏首领傍时昔脱离吐蕃控制，率原先归附吐蕃的二十五部来降，唐廷拜傍时昔为刺史，令统其众，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其次，强力打击首恶者及势力强大的反唐部落，率先击败了联合诸蛮叛唐并攻陷姚州都督府的蒙俭诸部，威逼川西南盐源地区各部附唐。武周长寿元年（692年）, “吐蕃党项部落万余人内附”；五月“大首领曷苏率贵川部与党项种三十万降”，后因事情败露流产，“酋昝插（垂）率羌蛮八千自来”，唐封昝垂为刺史。慑于唐的威势，诸蛮部落大部分又脱离吐蕃投唐。

对于吐蕃，唐保持高压态势和军事打击，力争最大限度地重创其有生力量，或迫使吐蕃退回到原来的均势状态。但是在7世纪末8世纪初，吐蕃势力更盛，在川西南、滇西、滇北地区倾力与唐争夺。武周长安三年（703年），赞普赤都松亲率大军侵入滇西，次年再度出兵占领洱海周围地区，不过赞普本人死于激战之中，足见当时战斗之激烈。唐对此不仅组织了有效的抵抗，还主动反攻。中宗景龙元年（707年），以“监察御史晋昌唐九征为姚雟道讨击使，击姚州叛蛮，败之，俘虏三千余级，遂树碑以纪功焉”。此役唐军除俘获大量叛军外，还击破了吐蕃所筑城堡，拆毁了漾、濞二河上的铁索桥，切断了吐蕃南下滇西北地区的道路。唐蕃之间第一回合的较量，唐稍占上风。表明唐廷的战略思想、行动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吐蕃在西南地区的势力，保持了唐对吐蕃势力制衡的优势。

唐军虽能远征，但不能长久驻守，一旦撤走，吐蕃又卷土重来，本就仰唐蕃鼻息生存的诸蛮随即投向吐蕃，唐廷却将责任完全归咎于诸蛮降叛无常。睿宗景云元年（710年）十二月，摄监察御史李知古奏请出动剑南兵众，彻底铲除诸蛮势力。

 

姚州群蛮，先附吐蕃，摄监察御史李知古请发兵击之；既降，又请筑城，列置州县，重税之。黄门侍郎徐坚以为不可；不从。知古发剑南兵筑城，因欲诛其豪杰，掠子女为奴婢。群蛮怨怨，蛮酋傍名引吐蕃攻知古，杀之，以其尸祭天，由是姚、巂路绝，连年不通。

 

也就是说唐廷对诸蛮势力采取三种策略：“筑城”，加强政治控制和军事威慑；“重税之”，从经济上使诸蛮贫弱；“诛豪杰”，捕杀诸蛮首领。李知古的奏请代表了唐在川西南、洱海周围地区与吐蕃争夺诸蛮的新策略。“李知古到洱海地区后，杀掉了邓赕诏主丰咩等在内的一些部落首领”，这样做的严重后果是将诸蛮直接推向吐蕃一边，加速了二者的联合，甚至两者共同出兵攻唐，李知古本人也落得“以其尸祭天”的下场；更严重的是“姚、雟路绝，连年不通”。川西南、洱海以北的地区复被吐蕃控制。至此，“吐蕃在滇西实际控制的地区，东北面据有雟州，在姚州一带与唐军相峙；北面以铁桥（今云南丽江塔城）和浪穹为据点，分别在铁桥设神川都督府，在浪穹遣御史镇守”。后来，在洱海周围地区的争夺中，虽然唐军多有胜利，但是仍然无法确立制衡吐蕃的优势地位，还时常面临吐蕃与叛蛮的侵扰，使唐疲于应付。在中亚地区，大食和吐蕃又牵制了唐军大量的兵力。面对此种形势，唐无暇顾及云南，势力也开始回收，曾一度将直接管辖的地方退到戎、雟州一带，滇中、东部地区的羁縻统治也时常遭受叛蛮袭扰。

唐蕃之间第二回合的较量，吐蕃完胜。唐不但失去了对川西南、滇西、滇北地区的控制，还使滇中、滇东地区的统治也面临威胁，唐以一己之力制衡吐蕃的策略和行动宣告失败。西南局势对唐极为不利，唐廷遂调整战略，扶持南诏（蒙舍诏）为代理人以制衡吐蕃。

南诏可靠的政治信誉和自身的实力成为唐在西南部理想的代理人。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唐廷诏令剑南节度支持皮逻阁攻伐投附吐蕃的诸部，扶持南诏制衡吐蕃的行动正式开始，节度使王昱遂插手越析诏与白蛮的争端，并帮助南诏兼并了越析诏之地。后来，唐廷又派遣御史严正诲作为顾问，帮助策划攻击依附于吐蕃的各诏。鉴于南诏攻伐吐蕃的功绩，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廷诏授特进，封皮逻阁为越国公，赐名蒙归义，破洱河蛮后，以功策授云南王。二十七年（739年），南诏徙居太和城。至此，投附吐蕃的诸蛮逐渐被南诏兼并，南诏在唐的扶持下统一了洱海周围地区，扶持南诏以制衡吐蕃的策略和行动奏效了。

从战略角度看，唐与南诏的联合只是暂时的有利可图和相互利用。对于唐来说，中亚困局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川西南、滇西、滇北地区又被吐蕃控制，在以一己之力制衡吐蕃不可能的境况下，扶持南诏作为代理人，可谓不得已而为之，但亦不失为上上之策。南诏的强大既可制衡吐蕃，也可稳定唐在滇西、滇北地区的统治，还可以拱卫川西南。有南诏横亘在唐与吐蕃之间，唐在滇中、滇东地区的统治可以高枕无忧，但前提是南诏必须为唐所用、为唐节制，为其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服务。

从南诏的角度看，兴时力孤势弱，唐已经在其周边地区建立了许多羁縻州县，形成了政治和军事上包围的态势，更何况包括南诏在内的其他各诏，也只不过是唐朝都督府治下的一个个小小的羁縻政权而已，根本无力抗唐。吐蕃的崛起和南下，在对唐形成威胁的同时，也给南诏的发展带来了机缘。没有吐蕃的南下，南诏能否崛起还未能定论；没有唐的扶持，南诏能否强大也未必可知。事实是南诏抓住了机遇，认识到只有依靠唐并与之搞好关系，才能求得发展，待将来实力强大后，独霸西南也不是没有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唐诏关系，从表面上看是友好关系，实质上却是一种以攫取利益为目的、相互利用的关系。果然，南诏统一洱海周围地区后，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已不愿偏安于滇西洱海一隅，随即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成为继吐蕃之后唐在西南地区的新威胁。

2．制衡吐蕃南诏同盟的策略与行动

南诏的骄狂在统一洱海周围地区后就有所表现，“归义（皮逻阁）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众兵，日以骄大。每入觐，朝廷亦加礼异”；皮逻阁对唐的不满也有所显露，“时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遣使至云南，与归义言语不相得，归义常衔之”。面对日益升级的西南安全形势，唐只好放弃了恢复吐蕃南犯前的政治格局的想法，事实上也无法实现了。唐当下的首要任务是采取新的策略和行动以制衡南诏和吐蕃，防止其进一步侵害唐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利益。

玄宗天宝七载（748年），唐欲开通步头（今云南建水红河岸边的阿土）路，拟以安宁（今云南安宁）为中心，将戎州、雟州、姚州都督府与安南都护府连接起来，构筑唐在西南地区纵贯南北的两道防御体系，如图一所示。

安宁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连接两道防御体系的中心。向西就是姚州都督府的地界，可以扼制滇西诸蛮向东扩张，包括南诏；向东能够控制滇中、滇东地区的诸爨；向南可以得到安南都护府的驰援；向北可以辅助戎州、雟州都督府。对唐而言，筑城通路是建构新的西南防御体系的重大战略举措，更是对南诏警觉后的未雨绸缪，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是年，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派遣越雟都督竹灵倩至安宁筑城，准备城好置府。唐军筑城引起了滇中、滇东地区诸爨的恐慌和猜疑，爨归王联合爨日进、爨祺、爨守懿、爨彦昌、爨崇道等诸爨首领，以“赋重役繁，政苛人弊”为由反唐，杀了竹灵倩，毁了安宁城。唐诏令中使孙希庄、御史韩洽、姚州都督李宓会同南诏一道率兵征讨，南诏欣然应诏，是为南诏染指滇中、滇东地区事务的开始。

为进一步削弱诸爨势力，李宓又挑拨离间，煽动诸爨内乱，让他们骨肉相残，唐好坐收渔人之利和借机征伐。南诏再次奉诏出征，可在击败诸爨势力后，不但不退兵，反而控制了安宁城，并强行将滇池地区的20万白蛮迁至洱海地区，将本族乌蛮迁至滇东各要塞屯驻。南诏名为奉诏出征，实则借机拓展，不但打击了滇中、滇东地区诸爨势力，还破坏了唐的制衡策略和行动。更为严重的是滇中、滇东地区被南诏占据，致使安南都护府与川西南、云南的统治中心和军事据点不能相顾。南诏不遵号令、擅自行动，这引起了唐的警觉。云南的边疆大吏率先察觉到了南诏的危险性，他们最先转变态度和最早采取行动抑制或寻隙进行打击。

按照《南诏德化碑》的说法，唐采取了一系列制衡策略和行动：一是与吐蕃勾结，拟出兵灭南诏；二是谋划以阁逻凤同父异母的弟弟诚节取而代之；三是收留爨崇道，欲令其仇视南诏；四是打击与阁逻凤交好者，提拔与之有仇冤者；五是缮甲练兵，密欲袭击南诏；六是重课白直，倍税军粮，务使南诏疲弊。这是南诏的单面之词，真实与否尚有存疑。以实视之，唐朝采取这些制衡策略和行动，无可厚非，却成了南诏反唐的理由。唐诏关系迅速恶化，很快就兵戎相见了，史称“天宝战争”。

唐朝兴师“问罪”，以何履光、鲜于仲通、王知进、李晖、贾奇俊、贾瓘、李宓等高级将领为统帅，动用了剑南道，雟、姚州都督府，安南都护府，广、桂、容、邕州都督府的军队，战争持续了六年，共发生七次大的战斗，唐单方面死亡将士就达数十万人。南诏没有直接声讨唐的不是，却将罪责委婉地归咎于边吏的“失职”和“矫诈”: “仲通褊急寡谋，虔陀矫诈，待之不以礼。有所征求，阁罗凤多不应，虔陀遣人骂辱之，仍密奏其罪恶”；“其李宓忘国家大计，蹑章仇诡踪，务求进官荣。……李宓外形中正，佯假我郡兵；内蕴奸欺，妄陈我违背”。这也是南诏的单面之词，撕开语言的外衣，张虔陀“有所征求”和“密奏其罪恶”意在削弱南诏，并将南诏的不轨行为报告朝廷，李宓“假兵”也意在消耗南诏，但这些却成了南诏反唐的口实。

“天宝战争”是唐为维护其西南地区的统治而与南诏进行的战略决战，其重要性不言自明。遗憾的是唐朝不但损兵折将，而且姚州都督府及其治下的三十二个羁縻州也尽被南诏收入囊中，致使唐在云南130余年（618-750年）来的经营化为泡影。战争不但没有实现制衡南诏的目的，反倒促成了吐蕃与南诏的联合。战斗中，吐蕃浪穹御史论若赞论史，通便察情、分师入救，神州都知兵马使论绮里徐也适时入救。结果导致唐军屡战屡败，抵御吐蕃的南方阵线也随之崩溃。天宝十一年（752年），吐蕃与南诏约为“兄弟之国”，成为唐更难对付的劲敌。天宝十四年（755年）, “安史之乱”爆发，南诏和吐蕃乘机攻占唐境，川西南地区的大部分州县多次惨遭蹂躏。代宗广德、德宗建中年间，吐蕃和南诏常操倍寻之戟，饮马岷江，兵逼成都平原，可谓盛极一时。至此，吐蕃实际控制了“西至临洮，东至成州，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大渡水西南”的地区。南诏疆域则“东接贵州，西抵今缅甸的伊洛瓦底江，南达西双版纳，北接大渡河；东南接越南边界，西南界骠国（今缅甸中部），西北与吐蕃的剑川为邻，东北达戎州”。

唐扶持南诏的初衷是制衡吐蕃，但客观上却促成南诏的强盛，衍变为唐在西南地区新的威胁，南诏的身份、地位也由唐统治下的地方势力，变成与唐保持独立的地方政权。特别是南诏和吐蕃乘“安史之乱”之机联合攻唐，占据了川西南的诸多州县和云南地区，对唐在西南地区的统治造成毁灭性打击。唐为防止南诏崛起而采取的部分制衡策略也许有失偏颇，边吏的个人态度和行为也许有不当之处，但都不是促使南诏叛唐的主要原因。南诏强大后，领土扩张和生存空间拓展的愿望、与其实力匹配的政治地位的诉求、寻求与唐权力均衡的目标和局势变化所带来的外部机遇才是促成南诏叛唐的真正原因。

南诏反叛且与吐蕃结盟攻唐，使三者在西南地区的政治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唐由制衡吐蕃、南诏的主导者变为被反制衡的对象，唐在西南地区制衡主导地位的丧失，自然也失去了制衡南诏和吐蕃同盟的能力，川西南及云南地区成为吐蕃和南诏的势力范围。但应该看到，唐的失势与“安史之乱”有很大关系，至于南诏和吐蕃的联合，是时势和共同利益驱使下的必然行动，其战略目标只是为了同唐分享西南地区的统治权。具体来说，两者发动战争的主要动因是为掠夺财富，而不是歼灭唐朝。其破坏范围也仅限于西南地区，没有再向北推进的愿望，也就不可能对唐的核心统治构成根本性威胁。无数次炫耀军力，无非是向唐宣示他们才是西南地区的主人。但从唐的角度看，如此牺牲唐在西南地区的利益是对其在该区域统治权的侵害，更是对唐的大国地位的蔑视和挑衅。平定“安史之乱”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唐的实力有所回升，谋求回到制衡吐蕃和南诏的主导地位上去，遂采取军事上打击吐蕃、政治上拉拢南诏的策略，分化瓦解二者的同盟关系，尽力恢复唐在西南地区的控制权和实际统治力。

代宗大历年间，唐蕃之间爆发多次大规模战争，唐军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形势朝着有利于唐的方向发展。大历十四年（779年）九月，阁逻凤卒。南诏新丧，吐蕃却在十月要求南诏随征，联军二十万众，分茂州和扶州、文州与黎州、雅州三路进夺剑南道辖地。唐不但组织了有效抵抗，而且在追击中重创联军，“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吐蕃悔怒，杀了向导，改封异牟寻为“日东王”，南诏地位从“兄弟之国”变成了藩属之邦，南诏王从“赞普钟”变成了地方王。吐蕃和南诏的友好关系出现了裂痕，同盟产生了信任危机。南诏归附吐蕃二十余年来，吐蕃不断征派繁重赋役，在战斗中常以南诏兵为前锋，加之连年索兵助防，南诏颇觉苦痛，遂生附唐之心。而此时唐恰好也有招抚南诏之意，但鉴于吐蕃势盛而遮遮掩掩，使得再度结好之路曲折而坎坷，双方均付出了许多艰辛与努力。德宗贞元十年（794年）正月，唐诏再度盟好，史称“苍洱之盟”。

唐诏盟好后，随即发动了制衡吐蕃的联合军事行动。从贞元十年至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唐诏多次联合对吐蕃作战，战绩空前。举其大者有：贞元十六年（800年），韦皋联合南诏破吐蕃二万余众于黎、雟州；吐蕃酋帅兼监统曩贡、腊城等九节度婴婴、笼官马定德与其大将八十七人，举部来降；十七年（801年）九月，韦皋大破吐蕃于雅州；皋屡破吐蕃，转战千里，凡拔城七座，军镇五座，焚堡一百五十个，斩首万余级，俘虏六千，降户三万；十八年（802年）正月，吐蕃大相论莽热的十万大军被唐军打败，吐蕃军队死伤过半，论莽热本人被擒解往长安；如此等等。

唐诏重归于好是唐制衡吐蕃的需要，也是南诏想要摆脱吐蕃控制的选择，双方从中均能得到好处：具体来说，南诏解除了来自吐蕃的军事威胁，使“吐蕃苦唐、南诏犄角，亦不敢图南诏”；唐在西南地区的被动局面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特别是唐诏多次联合对吐蕃作战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声援了唐在西部地区打击吐蕃势力的军事活动，从而对唐制衡吐蕃的整体战略产生了重要而有利的影响。所以，唐诏此番盟好的目的性都很强：双方共同解除来自吐蕃的威胁，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但从均势理论的角度看，吐蕃的强盛导致西南局势呈现一边倒的态势，由此造成了唐、吐蕃和南诏之间关系的严重失衡。唐平定“安史之乱”后实力有所回升，遂要求重新调整三者之间的关系，谋求回到主导西南地区政治格局的地位上来。唐自然清楚分化瓦解吐蕃南诏同盟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关键，也是能否打破吐蕃单极霸权格局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唐的战略需求是促使吐蕃南诏同盟解体的外部因素。同时，吐蕃南诏同盟内部日益升级的矛盾使唐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成为可能。因为在同盟关系中，吐蕃没有给予南诏平等的政治地位，而是把它当作合伙抢劫时冲锋陷阵的排头兵；加之“义务”的苛求和连年的战争，已使南诏疲惫不堪，两者渐行渐远，嫌隙日见。可见，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成为吐蕃南诏同盟解体的内在因素。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吐蕃南诏同盟瓦解终成必然。最终，吐蕃在唐诏联军的打击下走向衰落、一蹶不振，结局也如唐诏所愿。

当双方分享了利益、共同的敌人已不再成为威胁时，西南地区的政治格局再度失衡。唐内部宦官当道、朋党相争、节度使专权，国运日益衰微；南诏则乘机争长称雄、大肆扩张，权臣驱动着战争机器走上了穷兵黩武的道路。从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年）五月，南诏侵扰安南边境开始，至僖宗乾符元年（874年）止，雟、西川、黎、雅、嘉、眉、邛、新津、双流、成都和黔中等州和地区多次被南诏攻陷或侵扰；安南都护府六次被攻陷；岭南道的邕州五次被侵扰。咸通六年（865年），唐军虽然收复了安南，但已无任何战略意义，因为云南已被南诏牢牢控制，川西南则还在遭受南诏的荼毒，安南和邕州也仅能自保。至此，唐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完全被南诏摧毁，直到唐亡之时也无力再采取有效制衡南诏的策略和行动了，南诏在西南地区成就了单极霸权。

三 结论

通过回顾唐在西南地区面对吐蕃、南诏威胁时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动本文认为唐在西南地区的战略是基于自身利益和安全考虑的制衡战略，制衡对象是吐蕃和南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形势的变化，唐的战略目标也随之进行调整，所采取的制衡策略和行动也随之变化，综合考察，主要以军事打击和政治结盟为主。因此，在唐、吐蕃和南诏关系中，出现了军事打击和政治结盟交替使用、攻防不断转换、战争与和平不断反复的历史画卷。

从制衡的效果看，唐在每个阶段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动曾实现了短暂的均衡，但是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战略目标，以致出现唐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区域和空间被不断压缩并最终崩溃的结局。在这个过程中，唐作为一个地区大国的地位不断被削弱、影响力逐渐减小、制衡能力也越来越弱，并最终丧失了主导西南地区政治格局的话语权。以唐诏“天宝战争”为界，此前，唐始终保持着制衡吐蕃的主导地位，即便无力驱除吐蕃势力、无法实现恢复唐初统治格局的战略目标，但唐能够将吐蕃势力控制在川西南、滇西、滇北地区，没有对唐在西南地区的统治造成更进一步的侵害，表明唐对吐蕃的制衡战略和行动是成功的。特别是唐扶持南诏有效反击吐蕃，南诏作为唐代理人的政治身份和事实，标志着唐在形式上仍然坐拥西南地区大国的交椅，享有完整的统治权、主导权和对三者关系的制衡主动权。但“天宝战争”后，唐诏关系恶化，南诏和吐蕃结盟反唐，南诏作为唐在西南地区代理人的政治身份失效，变成与唐保持独立的地方政权，唐扶持南诏反击吐蕃取得的土地也随着这种政治关系的变化而被南诏继承，构成了南诏国土的主体区域，为后来南诏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南诏和吐蕃结盟反唐并无灭唐谋取大统之心，除了掠夺财富外，其战略目标是和唐分享西南地区的统治权，事实上二者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这一诉求。与之相反的是唐的失势，这导致西南地区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对吐蕃和南诏来说，唐仍然是一个政治大国，但在西南地区这个特定的区域和空间内，唐不再具备与其大国地位相称的制衡主导能力。毫无疑问，唐的失势与“安史之乱”的掣肘有着密切关系，并不是唐国家实力无能为力的反映，故在平定叛乱后实力有所回升的情况下，唐力求回到主导西南地区政治格局的地位上去，重新掌握制衡吐蕃和南诏的主动权。德宗贞元年间唐诏再度盟好，就是践行这一战略目标的结果。但当吐蕃势力在唐诏的联合打击下走向衰落后，西南地区的政治格局，由唐、吐蕃和南诏三极世界变成了唐诏二极世界。就是在这样的二极世界里，由于统治集团内部政治结构发生了变化，唐已无法回到主导西南地区政治格局的位置上去，就连制衡南诏也变得无能为力，更不可能实现恢复唐初其在西南地区的政治格局的战略目标。从这一层面看，唐在西南地区的制衡策略和行动是失败的。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唐在西南地区的战略是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唐在中亚、西亚、西北、东北等地区的战略目标和实施效果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与吐蕃和南诏政治结构的变化和实力的消长也有很大的关系。从这一层面看，唐在西南地区的战略选择、制衡策略和行动的实施均要符合国家的整体战略需要，受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变化的影响，与唐、吐蕃和南诏在西南地区的实力消长相适应。在这样的情势下，唐能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地调整战略目标、修正制衡策略和行动，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唐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利益，致使吐蕃和南诏的破坏力从始至终未越出西南一域，没有真正危及唐的核心统治，也算是唐众多地区战略中成功的一例。

 

（施建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