渤海与新罗关系的多面性
提要：从渤海国与欧亚东部世界的多元外交视角，能够更为超脱地观察渤海与新罗关系的特点。在唐朝看来，渤海国和新罗都属于其藩臣，唐设置“押新罗渤海两蕃使”的初衷便是管理渤海与新罗“两蕃”事务。渤海国主要京、府的设置，与其最重要的对外联络交通道有着密切联系，这些京、府所对应的交通道分别是：东京龙原府的“日本道”，西京鸭绿府的“朝贡道”，长岭府的“营州道”，扶余府的“契丹道”，南京南海府的“新罗道”，以及上京龙泉府以北的“黑水靺鞨道”。通过辐射状的陆海交通线，渤海国完成了与唐、日本、突厥、契丹、新罗、靺鞨的多元外交。其中，渤海国与新罗的关系，经历了从册封关系、和平交往关系到外交竞争甚至兵戎相见的战争关系的演变和反复交叉，呈现出复杂的变化和多面性，而不是始终处于对峙状态的单面性。关于渤海与新罗两国关系性质的定位，朝鲜、韩国将渤海与新罗纳入“南北国”的历史认识体系，这是一个长期累积、因袭的结果，它源自李朝时代对北方土地的现实考虑与历史想象，以及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历史书写等。渤海国自己的文字记录显示出鲜明的“自尊”意识，而新罗所谓的“同族意识”则并无直接的证据。渤海国对外关系的更丰富的细节，仍有赖于今后更多考古资料的及时发布和深入解读，以及东亚各国学术界在历史研究上的对话和交流。
关键词：渤海国 新罗 多面性 多元外交 南北国 历史想象 历史书写
渤海国与新罗的关系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但是研究者对此观点的分歧也相当严重，甚至对于诸如二者间有无正式外交这种基本问题有完全相反的解读。
本文另辟蹊径，在鸟瞰渤海国对外关系整体样貌的基础上，专门梳理渤海与新罗的关系，力图从渤海国与欧亚东部世界的多元联系中理解渤海与新罗的关系变化，并考察朝韩古代史体系将渤海国与新罗纳入“南北国”的问题。或有无知妄言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 渤海国的对外交通与联系
俄罗斯远东沿海小镇克拉斯基诺邻近日本海，航船只需由此出发直行便能到达日本。在7-9世纪时，渤海国人就是从这里（当时被称为盐州）乘帆远航，频繁地与日本遣使、通商，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奈良和平安时代，因而这些渤海人的足迹曾遍布福冈、奈良和京都。
渤海国人最常弃船登岸的落脚点是北九州的大宰府，就是今天福冈县的“大宰府迹”。大宰府是日本“西海道”的特别行政区，这里的鸿胪馆不仅接待渤海国人，而且是日本朝廷指定的唐朝商人和朝鲜半岛新罗国商人的下榻地点。喜好大陆舶来品的贵族竞相前来贸易，屡禁不止。除了大宰府，渤海国人的登陆地点还有能登、加贺等。历经二百余年的承平时期，9世纪的东亚贸易异常繁荣，因此也被称为“贸易时代”。
渤海国人运往日本的交易品主要有貂皮、虎皮、熊皮、人参、蜜、契丹大狗、倭子（犬）、玳瑁酒杯、金铜香炉、陶瓷等，运回的商货则主要有绢、帛、绫、
、绵、罗、丝、黄金、水银、金漆、水精念珠、槟榔树扇等。
渤海国与日本关系密切，不仅是贸易的需要，而且与政治外交局势有关，新罗雄踞朝鲜半岛，它的背后是大唐王朝。渤海与日本一度同唐朝和新罗关系不睦，因此二者能够跨海结援。
1950年日本宫内厅公布了咸和十一年（841年）渤海国使者出使日本所携带的渤海国中台省致日本国太政官牒文书的照片。1986年在奈良平城宫东南一处王宫遗址附近出土了230枚木简，其中一枚写有“渤海使”“交易”字样，这批木简年代范围在和铜八年至天平元年（715-729年）。此外，还有写有“依遣高丽使回来天平宝字二年十月”（758年12月）字样的木简在平城京出土，这些都为渤海国与日本友好往来提供了实物证据。
日本嵯峨天皇弘仁九年（818年）编成的汉诗集《文华秀丽集》、淳和天皇天长四年（827年）编成的汉诗赋集《经国集》等书中都保存有出使日本的渤海诗人与日本士人的唱酬之作，其中渤海人王孝廉的一首《奉敕陪内宴》写道：
海国来朝自远方，百年一醉谒天裳。
日宫座外何攸见，五色云飞万岁光。
渤海国自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八连城）附近的盐州出海到日本的交通道，被称作“龙原日本道”。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海东盛国”渤海国有“五京、十五府”，其中的五个重要的京、府分别与渤海国对外交通的五个方向密切相关，除了东京龙原府的“日本道”，还有西京鸭绿府的“朝贡道”、长岭府的“营州道”、扶余府的“契丹道”、南京南海府的“新罗道”，以及上京龙原府以北的“黑水靺鞨道”。
渤海国的西京鸭绿府，据《新唐书·渤海传》载，“高丽故地为西京，曰鸭渌府”，是指在鸭绿江中游的高句丽故国“丸都”（今吉林集安市）。据唐朝宰相、地理学家贾耽记载，中原前往渤海国都城的路线是从山东半岛的登州出发，渡海抵达辽东半岛，再渡过鸭绿江抵达丸都，进而向东北溯流而上，陆行至渤海中京（今吉林和龙西古城）和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所以，丸都是唐朝和渤海国交通的必经之地。另有一说主张渤海国的西京应该在鸭绿江上游（今吉林省临江市），但目前该地并未发现渤海国古城址，此说值得怀疑。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是西京的位置在鸭绿江畔，且一定是在鸭绿江北岸，而二者的分歧在于具体是鸭绿江中游还是上游。但不论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渤海国与唐帝国相联系的交通道都要经过鸭绿江流域的西京，辗转渡黄海，经山东半岛进入内地。
营州，可以说是中古时代中原帝国与辽东诸国陆上通道的咽喉，地理和战略地位极为险要。渤海国都城陆路联系唐朝长安的另一条朝贡道，就是由渤海国都先到长岭府（今吉林桦甸），再经古盖牟城、新城（今辽宁抚顺）抵达唐朝安东都护府（当时在辽东郡故城襄平，今辽宁辽阳），西行至营州（今辽宁朝阳）。这条陆路营州道翻山越岭，与海路朝贡道一起构成了“丝绸之路”自长安向东延伸的一环。
渤海国通过这两条朝贡道，输送了诸多物产和商品到唐都，其中既包括马、羊、鹰、契丹大狗等动物，海豹皮、海东青皮、白兔皮、熊皮、虎皮、罴皮、貂皮等毛皮，发、人参、黄明、松子、麝香、牛黄、白附子、白蜜等药材，以及布、绸、细布等织物，鲻鱼、鲸鲵鱼睛、昆布等海产品，还包括金银佛像、玛瑙杯、紫瓷盆、熟铜等，物品异常丰富。运回渤海的物品主要是丝、帛、粟、金银器等。渤海亦曾充当唐与日本之间贸易的桥梁作用，渤海甚至曾向唐献上“日本国舞女一十一人及方物”。
渤海国派遣了数量众多的学子入唐学习，在唐帝国向周边民族开放的科举考试“宾贡”中，渤海国人常常以极高的汉文化素养拔得头筹。他们在长安生活，与唐朝士人往来甚密，大诗人温庭筠就有一首著名的送别诗《送渤海王子归本国》：
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
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
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
九门风月好，回首是天涯。
渤海国在与唐的交往中醉心于汉文化，特别是渤海国的政治制度“大抵宪象中国”，模仿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渤海国的“遣唐使”也极为频繁，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渤海国是唐的一个典型的“汉化”“羁縻州”。
渤海国王虽然接受唐朝皇帝册封的“渤海国（郡）王、忽汗州都督”等官爵，但因其自身的强盛，有证据显示统治者已然自称皇帝。
证据一是20世纪50年代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出土的汉字骈文书写的贞孝公主、贞惠公主墓碑，其中明确出现了“大兴”年号。特别是墓志中出现的“皇上罢朝兴恸，避寝驰悬”字句，有的学者避而不谈，有的学者则认为这是说唐朝皇帝对一个边国公主的哀举，笔者则认为这里的“皇上”指的正是渤海国王。如果说这里的“皇上”尚不完全明确的话，那么2004、2005年在吉林和龙出土的两方重要汉文墓志——渤海国第三代文王孝懿皇后墓志和第九代王简王顺穆皇后墓志——则明白无误地称渤海王后为“皇后”。后一方碑志中出现了“渤海国顺穆皇后”即“简王皇后泰氏”的字样，这便是渤海国王对内称帝的第二个证据。
由此可见，汉文史籍中的“朝贡”与“册封”需要重新予以审视，其政治意涵或许并没有史学家强调得那么高，反而可能更多的是“实利主义”贸易行为更接近其本意。
“武王”大武艺去世，第三代文王大钦茂逐渐开启了一个“文”的时代，渤海与大唐的关系也进入了亲密友好的快车道。文王之后，渤海国加紧向唐学习的步伐。在“遣唐使”的频率上，大历年间“或间岁而至，或岁内二三至者”。借助向唐朝派遣的人员，学习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唐朝制度和文化来建设国家。
大祚荣时代渤海国陆续派遣学生入唐求学，开元年间（713-741年）、太和七年（833年）、开成二年（837年）都有明确的派遣记录，依照渤海频繁向唐朝所派朝贡使、贺正使、宿卫等广义“遣唐使”推断，没有被明确记录下来的入唐学生的数量应该更多。
更引人注意的是，渤海国和当时汉字文化圈诸国家与民族一样，渤海国学生还在唐朝考取了科举功名。唐穆宗以后将唐朝本国进士由乡贡及第者称作“乡贡进士”，由生徒擢第者称作“国子进士”，与之相区别，则将外邦士子登第者习称为“宾贡进士”。唐朝的宾贡进士以新罗人最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大文豪崔致远，他被称为“海东儒宗”；中宾贡进士者比较著名的还有日本人——比如，来自奈良的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他和崔致远一样都曾经在唐朝做官，与当时文坛上的名诗人也有唱和、交往。这是东亚士人具有共通的文化教养的绝佳范例，也是那个开放时代的一种特殊盛景。
相较而言，宾贡进士中的渤海国人不太被注意，但实际上他们的表现丝毫不逊于新罗人、日本人。而且，9世纪下半叶渤海国人乌昭度（亦写作“乌炤度”）曾位居宾贡进士之首，还一举力压新罗人李同，名在其上。这令新罗人引以为耻，新罗朝野异常不满。乌昭度后来位至渤海国相，其子乌光赞在唐昭宗时入唐参加宾贡考试，并与新罗人崔彦撝同榜进士及第。除了乌氏父子，文献记载中的有名有姓的渤海国宾贡进士至少还有高元固、欣彪、沙承赞等。
渤海国上层贵族掌握了良好的汉字文化，他们与唐朝和日本文人的酬唱都体现出了高超的文学素养。渤海国的年号“仁安” “大兴” “宝历”“中兴”“朱雀”“太始”“建兴”“咸和”，历代国王取名用字“仁秀”“元义”“明忠”，公主号“贞孝”“贞惠”，皇后号“孝懿”“顺穆”，甚至渤海中央行政机构三省六部的六部分别以“忠” “仁” “义” “礼” “智”“信”命名，这些无不体现了一种儒家文化精神的内蕴。
从考古资料来看，渤海佛教无论是上京地区的观音信仰，还是西京和东京地区的法华信仰，抑或渤海国境内分布广泛的佛寺遗迹，都说明汉传佛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注7]渤海墓葬兼具高句丽和靺鞨文化的特征，唐朝的文化因素也处处可见，同时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注7]〔韩〕宋基豪：《渤海佛教及其性质》，《
》，首尔：佛教时代社，1994。
最令人惊叹的是渤海国城市对于唐朝都城（长安和洛阳）的模仿，虽然西古城（今吉林和龙）、八连城（今吉林珲春）等也都具有唐代城市布局的典型特点，但渤海国“第一代表作”非上京龙泉府莫属。上京城又称忽汗城，位于今黑龙江宁安市。20世纪30年代俄罗斯人和日本人先后对上京城进行过发掘，1963-1964年中朝联合考古队再次对上京城进行调查发掘，此后朝鲜和中国分别出版了《渤海文化》和《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对发掘结果进行总结。
上京城郭城呈东西横长方形，周长16288.5米。宫城和皇城位于郭城的北部稍偏西处，皇城在前，宫城在后，中轴对称，城临忽汗河（今牡丹江）。城有十门，南北城墙各三、东西各二，与城内主要的五条大街相连通。其中，朱雀大街南北长逾2000米，北连内城南门，南通外城中门（正南门）。皇城占地约45万平方米。渤海国上京城约为唐长安城的一半，除以上特征一致外，里坊、两市布局等也基本相似。正如中古东亚都城史的比较研究所显示的，处于王权凝聚时期的渤海国与古代日本一样，对以隋唐为代表的都城形制的模仿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由于渤海国杰出的文化成就，中原典籍称赞其为“海东盛国”，唐玄宗在给渤海国王的敕书中也说：“卿地虽海曲，常习华风。”如果唐代确实存在一个“东亚汉字文化圈”，那么渤海国与新罗、日本一样，无疑都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在渤海国的对外交流中，扶余“契丹道”蕴含的内容同样丰富多彩，它将渤海国与内陆欧亚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
扶余契丹道是从渤海都城出发，翻越张广才岭，抵达渤海西部重镇扶余府（今吉林农安），折向西南进入西辽河流域的契丹腹地（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这是当年阿保机的契丹大军途经扶余府攻打渤海上京城的往返路线，也是渤海与室韦、达莫娄等部族联系的通道。
渤海国长年在扶余府屯驻劲兵扞格契丹。然而，遗憾的是，吉林农安至今也未发现确定的渤海国城址，并且这条契丹道沿线也不像其他交通道那般有一长串城址遗迹作为标志。
大祚荣创建渤海国之初，便“遣使交突厥”，其时的突厥指的是反唐复兴的后突厥汗国（682-745年）。新罗大文豪崔致远在给唐朝皇帝的表文中，也抓住渤海国“与突厥通谋”这一点，向唐朝皇帝告状。不论是建都于平壤的高句丽，还是都城更靠近北方的渤海国，都曾通过草原之路到达突厥牙帐，取得某种内亚世界的外交承认。新旧唐书皆认为渤海国的风俗与契丹、高句丽略同，在反唐自立之初，渤海国与曾是亚洲大陆霸主的突厥汗国结交也在情理之中。再联系渤海国王自称皇帝，开拓与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关系，长期与新罗对峙，特别是渤海第二代王大武艺曾派出刺客在唐都长安进行暗杀活动，以及派军自海上攻入唐朝登州杀掠的旧事，渤海与突厥的外交不仅合情合理，而且对于制衡唐朝十分必要。据已故学者马一虹先生的研究，在745年突厥被回纥灭亡之前，渤海国与唐朝的诸多重大事件都与突厥第二汗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撒马尔罕（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王宫壁画中，出现了两位戴鸟羽冠的使者，有学者认为他们是来自渤海国的使者。渤海国地处内亚草原游牧文明和中原农耕文明之间，汉文史籍对它的记载阙如，这也是我们看不到它与内亚诸国更多实际存在的文化、政治互动证据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对粟特人经商活动的深入研究发现，靠近营州的渤海国境内存在不少粟特人，出使日本的渤海国人中有不少安姓、史姓的粟特人（裔）。加之，在渤海上京发现的舍利函中的玻璃瓶来自内亚，在俄罗斯远东渤海国遗址中发现的刻有伊朗文字的铜镜、“安国王”银币和萨珊波斯银币仿制品，以及带有☆形的陶罐等也都带有鲜明的内亚特征，考古文物有力地说明了渤海国与内亚之间存在的文化联系。跨过森林、草原、大漠，渤海国与内亚民族的文化交流，在当时的欧亚世界简直是“无远弗届”。
渤海国的北方是靺鞨诸部，其中黑水靺鞨最强盛，独立性最强。9世纪初期以后渤海国威压诸靺鞨。渤海（国）与黑水靺鞨的交通线路则被称为“黑水靺鞨道”。《新唐书·地理志》记载，自唐朝的安东都护府出发，“千五百里至渤海王城，城临忽汗海……其北经德理镇，至南黑水靺鞨千里”。考古资料显示，自牡丹江市区附近的南城子古城开始，沿着牡丹江沿线一直到最北边的烟筒砬子古城，再经松花江沿线，正是渤海国通往黑水靺鞨的交通道。
黑水靺鞨作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前往长安向大唐皇帝朝贡，虽然渤海强盛，威慑北方靺鞨诸部，但黑水靺鞨始终直接向唐朝贡。据史料记载，黑水靺鞨在926年渤海国被契丹帝国灭亡之后，占据一部分渤海土地，与当时的高丽、契丹为界，并立于欧亚东端。在靺鞨人的世界中，渤海国与黑水靺鞨很像德意志统一前的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似乎注定它们永远不可能融为一体，对峙冲突多于和平共处。
总之，在7-9世纪，居于内陆欧亚边缘的渤海国，通过多元的文化交流，搭建起一座欧亚大陆桥，渤海人的足迹遍布从撒马尔罕到京都的高山和大海，实际上他们将“丝绸之路”从海上和陆上两个方向往东大大延伸了。
此外还有一个国家邻近渤海国并与其长期并立，它就是位于渤海国南方的新罗。新罗曾响应唐的号召，准备发兵合击渤海。渤海也曾联系日本，对新罗有所企图。即便如此对立，渤海仍通过南京南海府与新罗都城保持陆海交通顺畅：陆路上有驿站相连，海路则紧靠海岸线。巧合的是，大唐帝国覆亡之后（907年），渤海（926年）、新罗（935年）亦先后灭亡，这其中或许有历史的整体趋势使然。以下分别对两国关系的诸面相进行分析，进而考察朝韩史体系将渤海国强行纳入“南北国”的源流。
二 渤海国与新罗关系诸面相
在渤海国二百余年（698-926年）的对外交往史上，有人认为渤海国与新罗长期对立，无任何和平交往；有人认为渤海国与新罗不但和平通使，而且“同族意识”强烈；也有学者认为唐朝深刻影响着渤海与新罗的亲疏远近。那么，渤海国与新罗国之间关系的真相到底如何呢？让我们通过“封”“和”“竞”“战”这四个方面来进行考察。
1．“封”
新罗大文豪崔致远在一篇奏文中宣称，渤海国在建立之初曾遣使新罗国，“初建城邑，来凭邻援。其酋长大祚荣，始受臣藩第五品大阿飡之秩。后至先天二年（713年），方受大朝宠命，封为渤海郡王”。依据崔致远的说法，渤海国在先天二年接受唐朝册封之前曾经向新罗这个邻居求援，关键的是渤海国的创建者大祚荣还接受了新罗第五品大阿飡的爵位。
在政权草创初期，渤海的领导者为了图存，不仅远交突厥、联络契丹，还迅速南下与新罗沟通，寻求支援。而纵观当时欧亚大陆东端的国际局势，新罗权衡利弊，与渤海国结成一种政治关系是完全合乎情理的。首先，在高句丽灭亡（668年）之后、渤海国建立（698年）之前，新罗与“盟国”靠山唐朝矛盾激化，甚至爆发大规模战争，史称唐罗战争（韩国称“罗唐战争”），其原因主要是“近水楼台”的新罗抢占百济故地和原高句丽部分故土及人口，而与唐朝“辽东之役”诸战争目标相冲突。新罗在战争中得利，但与唐朝关系迟迟得不到修复。由此，大祚荣遣使求援无疑有联手新罗共同对付唐帝国的考量。
有迹象表明，渤海国草创期的大祚荣不仅接受过新罗封爵，还允许突厥派驻吐屯，甚至跨海向日本寻求军事结盟。然而，唐朝的册封和承认最终解决了渤海国的生存问题，其他封册也就变得不重要起来。
无论如何，这无疑给渤海国与新罗关系史无疑开了个好头，或许这也为后来磕磕绊绊的邻里关系中“和”的一面带来了希望，虽然现代研究者大多强调的是两位邻居对峙和反目的一面。
2．“和”
新罗国至少曾两次正式遣使渤海国，这在《三国史记》的元圣王本纪和宪德王本纪中载有明文：“元圣王六年（790年）三月，以一吉飡伯鱼使北国。”“宪德王四年（812年）秋九月，遣级飡崇正使北国。”这还只是新罗单方面的记录而已，据此推测渤海与新罗之间互相派遣的使节应不止于此。
790年的第一次遣使，新罗和渤海都面临着与此前不同的内政外交局面。渤海国在8世纪60-70年代时期有一个频繁朝贡唐朝的时段，明显带有特定的政治意图，而8世纪80年代渤海国王亦曾遣使日本，特别是795年渤海使给日本桓武天皇的国书中说：“嵩璘（渤海国王名字）视息苟延，奄及祥制。官僚感义，夺志抑情。起续洪基，只统先烈，朝维依旧，封域如初。”有学者分析这是由于渤海国“国人”（豪贵阶层）势力的崛起对王权构成某种威胁，国书中透露出渤海王大嵩璘刚刚稳定政局的信息。
新罗在景德王时期的8世纪50年代大体完成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构建：在新罗原有国土和新统一进来的百济、高句丽故土上，新罗设立了九州、五小京、四百余郡县。军事上，在全国地方上统一建立十支军区式的驻屯军——“十停”，中央则设置了以绿、紫、白、绯、黄、黑、碧、赤、青九种颜色相区分的九个集团军——“九誓幢”，分别来自三个新罗人部队、三个高句丽人部队、两个百济人部队、一个靺鞨人部队。中央行政机构包括“执事部”（相当于唐朝三省，掌国家枢密）、“位和府”（管理官吏位阶）、“船府”（管理全国船舶）、“领客府”（主管外宾接待）、“议方府”（即理方府，掌管刑律）在内都进行了改组。
更重要的是，新罗在8世纪80年代着力经营北方边境：781年派出使臣安抚浿江镇；782年，国王巡幸汉山州，并向浿江镇迁移大量民户，以充实北边；783年，任命阿飡体信为大谷镇军主。一种看法认为，这是新罗欲趁渤海内部统治秩序紊乱之际加紧北上扩张。但是，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新罗的北边经营与渤海无直接联系，而更多的是国家内政整备的一个部分。因此，790年新罗向渤海国的遣使应该只是一次官方和平交往，虽然他们似乎没有取得彪炳史册的外交成绩。
812年的遣使“北国”是在790年第一次遣使后的第二十二个年头，这时渤海国政局继续动荡，王位更迭频繁，统治集团围绕最高权力持续纷争。渤海与唐保持着通使“朝贡”，但与日本之间围绕国书违例事件等出现了不愉快。渤海国为了扩大对日本的交流贸易想要缩短去日本的时间间隔，多次与日方交涉，并终于在798年大昌泰赴日时如愿以偿。然而，此后十年间渤海却未派出任何使臣，学者分析这正是渤海国内部出现混乱的表现。811年日本遣渤海使林东人归国之际，以渤海国书“不据常例”为由拒绝接受国书，径自返回日本。此后日方未再派出遣渤海使，且在814年渤海使臣再度踏上日本国土时重新提起这个问题。渤海国大使王孝廉表示：“愆在本国，不谢之罪，唯命是听者。”天皇则谓：“不咎已往，容其自新。”与这种情势相对比，新罗的外交格局则较平稳，与唐朝平均两年一次遣使朝贡的同时，新罗还与日本短暂地恢复了此前甚为冷淡和龃龉的国交。因此812年新罗对渤海的通使，或许有着刺探邻国内部详情的意味，同时新罗也占据着对渤海外交的主导地位。
到10世纪初时，唐朝灭亡，渤海国西邻契丹却蒸蒸日上，征服了党项、沙陀、奚等部，渤海国也成为其攻击对象。渤海国再次面临生存危机，不得不积极向新罗国及其北部割据的后高句丽国求援，渤海末王十五年（921年）, “王遂与高丽修好，并通婚姻”。末王十九年（925年）, “王惧契丹见逼，遣使与新罗结援”。可惜它们都没有援助渤海，渤海国终被契丹灭亡，新罗、渤海的二百年邻居关系也随之结束。
两国之间有限的官方正式使臣往来的文献记录不过上述几次，但是考古资料却显示唐朝东方的这两个国家还存在民间的交流。
在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黑龙江省宁安市，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咸镜北道的清津市、渔郎郡、金策市的海岸线，一共发现了十多处“二十四块石”遗迹。每处遗迹规格大致统一，三排平行分布，每排由八块玄武岩块石组成，遗迹及其周边多有大量建筑瓦件散布。中朝两国学者以往的研究多认为二十四块石遗迹实际上是渤海辖境南部交通要冲上的驿站，还可能起着路标和向导作用，并且为辽金所沿用。虽然这一主导意见还没有考古发掘的充分支持，但将二十四块石遗迹所连缀起来的交通线路，作为日本海西岸地区渤海—新罗交通道，以及后世金朝时期的战略通道是没有问题的。渤海国的“新罗道”无疑就是这一推论的主要依据之一。
据魏存成先生研究，渤海新罗道先从上京（今黑龙江宁安）到东京（今吉林珲春），此段与“日本道”相同。然后沿朝鲜半岛东海岸南行，经过清津、渔郎、金策的三处二十四块石遗迹地点，到达南京南海府（今朝鲜咸镜南道北青郡），继续向南与新罗相连。新罗国的泉井郡与渤海国南部之间的陆上通道有驿站相连，《三国史记》引唐朝宰相贾耽《古今郡国志》说：“渤海国南海、鸭渌、扶余、栅城四府，并是髙句丽旧地也。自新罗泉井郡，至栅城府，凡三十九驿。”由此可以看到一条纵贯南北的交通动脉，它打开了两国非官方层面的文化联系通道。
3．“竞”
渤海与新罗还同时充当了欧亚东部世界交流的中介。以往研究渤海史和新罗史的学者都强调各自的研究对象对于东北亚特别是唐朝与日本之间海上丝绸之路的贡献，而实际上，二者的作用相似，同时两国也存在着持久而广泛的竞争——无论是在科举的“考场”、外交使节林立的“官场”，还是在驱动东亚贸易圈的“商场”。
（1）“考场”。在唐朝开设的宾贡科中，渤海国与新罗国都有一种文化优越感，与对方“争长”，也就是在科举成绩名次上位居对方之上。比如，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年），渤海国乌昭度宾贡试及第，名次在新罗人李同之上，就曾引起新罗朝野的震动，以崔致远为代表的士大夫文人不止一次提及此事，将之视为耻辱，耿耿于怀。唐哀帝天祐三年（906年），渤海国乌光赞与新罗崔彦撝同榜及第，是年渤海国相乌昭度朝唐，也为其子光赞及第“争长”。总结起来，宾贡“争长”不仅是名次问题，还与文化水平、国际地位有关，体现了新罗、渤海两国在国际上的文化竞争。
（2）“官场”。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渤海王子大封裔朝唐贺正时，上表要求唐朝皇帝准许渤海使臣居于新罗使臣之上，以提高渤海国的地位。这次外交“争长”是国家间更为直接的竞争。崔致远在《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代表新罗王激烈反对渤海人欲变更国名先后、渤海应居于新罗之上的做法。虽然唐昭宗最终否决了渤海人的请求，反映出唐对新罗、渤海“两蕃”的某种认知，但在实力对比上渤海国已跃居新罗之上，此时处于“下代”衰落期的新罗王朝中央权力不断被侵蚀，地方豪族势力抬头，风雨飘摇。
（3）“商场”。新罗与渤海国在东亚海上贸易中都发挥了桥梁作用。新罗兴盛一时的清海镇，在以大使张保皋为首的军事与贸易集团的推动下，在唐、新罗、日本之间广泛建立贸易据点，构建贸易网络，一度垄断了东亚环中国海的贸易。新罗人的造船和航海技术在唐朝的影响下十分发达，在唐朝中央财权部分下放导致地方商人崛起的时代，新罗、日本也都出现了类似的地方势力抬头的情形，受到新罗国家支持的清海镇由此主导东亚贸易几十年。渤海国位于东亚北部，通过陆海交通，西面联系内亚诸民族和唐帝国，东面借助日本海联系日本，与新罗贸易的中介性一样，逐级交换大陆物品与日本物品的利润是很可观的，而且，据黄约瑟先生研究，9世纪众多赴日展开大宗贸易的“大唐商人”实际上是渤海人和新罗人，日本对唐朝文化感兴趣，但因山海阻隔，不得不以渤海与新罗为中介。新罗、渤海人为日本带去本国物产的同时，也带去大量唐朝物品，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保存的大陆文物便是明证。日本对待“大唐商人”的态度前后有所变化，逐步趋向于排斥，但无论如何，那个时代渤海与新罗的“官商贸易”在竞争与合作中完成了东亚贸易圈的空前整合，为10世纪以后更为开放和活跃的民间贸易时代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4．“战”
渤海与新罗之间曾经从“封”到“和”，其实它们也从“竞”发展到了“战”。
732年，渤海国大武艺大举发兵进犯唐朝边郡，唐朝派太仆员外卿金思兰返回新罗征兵抗击渤海。唐朝皇帝加授新罗王为“开府仪同三司、宁海军使”，要求新罗王发兵攻打渤海国南境，以牵制渤海。十万新罗大军迅速出动，紧攻渤海国南部边境，但是因山路险阻，加上天气严寒，雪深丈余，新罗军队的士卒死者过半，这次军事行动无功而返。这是新罗与渤海之间的第一次战事。
9世纪初期，渤海宣王大仁秀的即位结束了政局动荡期。《辽史》记载，“渤海王大仁秀南定新罗，北略诸部，开置郡邑，遂定令民”。《新唐书》也说“仁秀颇能讨伐海北诸部，开大境宇”，但未提及新罗。马一虹先生研究认为，渤海在此一时期逐渐占据军事上风，虽有南下企图，但对新罗北境的拓展并不多。9世纪新罗在北部边疆修筑长城，征发民力着力经营。819年，唐朝平定李师道叛乱而从新罗征调三万军队，822年，新罗国内熊川州都督金宪昌发动叛乱，渤海宣王趁着这两次机会，对新罗施以打击，但是从史书对大仁秀的评价来看，渤海此时的北进，也就是对靺鞨世界的征服成果，比南下更大。
总体来看，渤海国与新罗国这一对邻居之间，既有心平气和，也有剑拔弩张，既有遣使求援，也有兵戎相见，绝不应过度强调某一断面。而在唐看来，渤海国和新罗都属于其藩臣，唐设置“押新罗渤海两蕃使”的初衷便是管理渤海与新罗“两蕃”事务。当然，系统观察欧亚东部世界中更多的族群与国家关系，或许能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对邻居提供更多细节。
三 渤海如何被强纳入“南北国”？
朝鲜和韩国现存最早的纪传体史书《三国史记》是在高丽王朝时期由金富轼等人编纂完成的，后来，还出现《三国遗事》《三国史节要》等以古代“三国”为记述对象的史籍。这些史书中的“三国”是指新罗、高句丽和百济。虽然，在三国并立的同一时期，朝鲜半岛南部曾长期存在着伽耶诸国，但朝韩史学界习惯使用“三国时代”来指称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的朝鲜半岛。中国读者不陌生的是，在历史上唐曾分别同三国建立朝贡册封关系，并试图调解三国纷争。7世纪中叶，唐最终联合新罗灭亡了百济、高句丽，并大败前来援助的日本水军，奠定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的新格局。
此后，唐的东北方存在一个“海东盛国”渤海国（698-926年）。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它被认为是肃慎人的后裔靺鞨人所建立的王国，而且，肃慎、勿吉、靺鞨、女真、满洲一脉相承。这是中国历史学界的通行看法。但是，在朝鲜、韩国的古代史体系中，渤海国与新罗王国一起被称为“南北朝”（或直译为“南北国”）。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的《韩国史》每一版都明确将渤海国作为与新罗国（此为“统一新罗”或“后期新罗”, 676-901年，是吞并了百济全部故土和高句丽南部故土后的新罗）南北对峙的王朝，认为它们同属于一个国家，只是处于分裂的状态。那么，这一历史认识的依据是什么？渤海国和新罗国真的是朝韩古代的“南北国”吗？
渤海国没有留下自己的史书，渤海人的著述留存得极少，仅有的几方墓志中也找不到这样的证据。9世纪的大文豪崔致远在代表新罗国王给唐朝皇帝的表文《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中，抗议渤海国与新罗在唐朝廷外交礼仪中的争端，将渤海国称为“北国”。表文提及新罗曾授予始建国的大祚荣新罗本国官秩“第五品大阿飡”，并认为大祚荣是“高句丽残孽类聚”，实际上是高句丽的附庸，他还极力贬辱渤海，并挑动唐对渤海的恶感。12世纪的金富轼在其撰写的《三国史记》中强调新罗统一高句丽、百济的“三国史观”，将统一新罗北方邻国的渤海国排除在外；该书记载了新罗与渤海国的两次通使，并将渤海国写作“北国”，而在其他的记事中则称渤海为“渤海靺鞨”或“靺鞨”。可以说，渤海国人自己、新罗的崔致远，以及高丽王朝的金富轼，都不能提供存在所谓“南北国”的历史依据。
但是，李氏朝鲜时代出现了一股关注北方领土的倾向。在这一背景下，18世纪朝鲜实学柳得恭《渤海考》第一次将新罗与渤海视作“南国”和“北国”，但既未展开论述，也未明确提出“南北国时代”。他认为高句丽、百济灭亡之后，新罗与渤海分占南北，是为南北国：“昔者高氏居于北曰高句丽，扶余氏居于西南曰百济，朴、昔、金氏居于东南，曰新罗，是为三国。宜其有三国史而高丽修之，是矣。及扶余氏亡、高氏亡，金氏有其南；大氏有其北，曰渤海，是谓南北国。宜其有南北国史而高丽不修之非矣。”19世纪初的大实学家丁若镛也在《疆域考》中着重将渤海列入。18世纪李朝史学家、《东史纲目》的作者安鼎福则反对将渤海国纳入朝鲜史。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之后，朝鲜进入长达36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民族主义史学家申采浩、张道斌等人掀起的渤海史研究热潮，其背景无疑与日本占领有关。这一时期，古代历史研究与民族独立运动紧密相连，它们对中国东北历史格外关心。申采浩批判金富轼的《三国史记》排斥了扶余国、渤海国，并将渤海王高王和宣王称为“高帝”“宣帝”。张道斌的《国史》则将渤海视作高句丽继承国。
朝鲜半岛光复后，朝鲜和韩国分别展开了各自的民族史-国家史构建。1962年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朴时亨教授发表《为了渤海史的研究》之后，朝鲜史学界开始强调渤海国与高句丽文化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后朝鲜的“南北国史观”将古代历史传承关系梳理为“古朝鲜—扶余—高句丽—渤海—高丽—李氏朝鲜”，十分强调所谓北方系统的重要性。[注8]韩国学者宋基豪等人批判朝鲜的渤海史认识，认为其中充满了政治化的表述，而非客观的学术研究。20世纪60-70年代韩国也将渤海国史纳入韩国史范畴，继承了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观点，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开始较为细致的研究。目前，韩国境内没有一处渤海国考古遗存，但是韩国学术界研究热情很高。借助雄厚的资金支持，韩国学术研究机构搜集的中朝俄三国有关渤海国的考古发掘资料十分丰富。
[注8]〔朝〕朴时亨：《
》，平壤：金日成综合大学出版社，1979年原版，此据〔韩〕宋基豪解题版，首尔：理论与实践出版社，1991年第2版。
在东亚历史上，古代中国及其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进行过长期而密切的文化传播与交流，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各国受中国文化影响极深。中国的南北朝历时近170年，这是东亚各国熟知的历史，而且，中国史学界近年又提出了“第二次南北朝”，即辽金与两宋实际是又一次南北大分裂的认识。无论是第一次南北朝还是第二次南北朝，它们都至少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南北两国皆由一个先行的统一帝国分裂而来；二是南北都自居为正统。14世纪日本出现了短暂的后醍醐天皇的南朝与室町幕府所立光明天皇的北朝分裂对峙的南北朝时代；16世纪越南也出现了北方的莫朝和南方的后黎朝分庭抗礼的南北朝时代。日本和越南的南北朝都基本符合中国南北朝的特征。那么，朝韩史上的“南北朝”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渤海国和新罗国是统一国家分裂出来的吗？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在辽东边地的营州（今辽宁朝阳），契丹部落举兵叛乱，武周朝廷于是联合突厥默啜可汗对契丹进行大举镇压。营州有一位靺鞨人大祚荣，带领麾下的高句丽残余势力和靺鞨人，趁营州之乱，向东奔逃。唐朝派李楷固将军追击，《旧唐书》载，大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他将靺鞨人和高句丽人的力量凝聚起来，甩开了唐朝追兵，最终于圣历元年（698年）在辽东北部的牡丹江流域建国。都城最初是在旧国，后来迁都至东京、中京等地（都在今吉林省延边州境内），但都城历史最长的则是上京（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关于大祚荣建立政权的国号，有“震国”或“振国”、“靺鞨国”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并没有自称“渤海国”。既然大祚荣从未自称渤海国，现在的中外史书为什么都称呼它为“渤海国”呢？
原来，武则天的孙子唐玄宗即位之初，随即派遣使臣崔忻自长安前往大祚荣的王庭予以册封。可能是考虑到突厥和契丹对辽东陆路的阻隔，崔忻一行并没有走陆路，他们是自山东半岛渡海经今天的大连旅顺登陆前往大祚荣的都城。这方面的证据是当时在旅顺黄金山开凿的水井上的刻石铭文，其中有“敕持节宣劳靺羯（鞨）使鸿胪卿崔忻”“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造”等字样（这块刻石在日本侵略东北时期就被当作战利品运走，现藏于日本皇宫）。崔忻携带皇命，册拜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所统为忽汗州，大祚荣领忽汗州都督。《新唐书》记载，大祚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渤海国的得名实际是来自“渤海郡王”封爵号。
这次册封之后，大祚荣的后代也相继获得了“渤海郡王”的“晋升版”“渤海国王”封号。大祚荣及渤海国统治阶层主要是靺鞨人，作为唐朝羁縻州的一员——忽汗州，渤海国一直被纳入中国史的范畴。新罗国始建于公元前57年，其核心统治区在距离上京千里之外的朝鲜半岛东南端的古庆州地区。显然渤海国与新罗绝非从一个统一的国家分裂开来的两个国家。
渤海国的最大疆域包括了今中国东北东部、朝鲜东北部以及俄罗斯沿海州的小部分。针对中国和朝韩分别将渤海国纳入本国史的做法，俄罗斯学界全都予以反对。他们更愿意从古代独立国家的角度理解渤海国，将其放到俄罗斯历史体系中。
东亚各国近代以来遭受西方入侵，在民族独立之后，普遍都具有一种自尊意识和民族史观的浓厚倾向。渤海国被纳入朝韩古代史体系的历程，反映出一种企图超越朝鲜半岛地域局限的意识，这种意识随着不断被写入教科书而成为更广大民众的历史认识。
在韩国，剧情离奇曲折、大部分为虚构的诸多历史剧，如《大祚荣》《太王四神图》《善德女王》等都曾创下良好的收视率，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种并不严谨的历史观的广泛影响。
幸运的是，中韩日三国东亚近代史的共同编纂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中韩日三国历史学家同步编写，中文、日文、韩文版同时出版的《东亚三国的近代史》《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相继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与韩国、日本相关机构联合主办的东亚青少年间的历史文化交流活动每年轮流在三国举行。
我们十分期待有朝一日东亚三国也能解决包括高句丽、渤海、任那日本府、倭寇在内的古代历史分歧，共同编纂一部超越国境和民族主义区隔的新古代东亚史。
四 小结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渤海与新罗关系的大致特征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见解，要点总结如下：
从渤海国与欧亚东部世界的多元外交视角，能够更为超脱地观察渤海与新罗关系的特点。在唐看来，渤海国和新罗都属于其藩臣，唐设置“押新罗渤海两蕃使”的初衷便是管理渤海与新罗“两蕃”事务。
渤海国主要京、府的设置，与其最重要的对外联络交通道有着密切联系，这些京、府所对应的交通道分别是：东京龙原府的“日本道”，西京鸭绿府的“朝贡道”，长岭府的“营州道”，扶余府的“契丹道”，南京南海府的“新罗道”，以及上京龙泉府以北的“黑水靺鞨道”。
通过辐射状的陆海交通线，渤海国完成了与唐、日本、突厥、契丹、新罗、靺鞨的多元外交。其中，渤海国与新罗的关系，经历了从册封关系、和平交往关系到外交竞争甚至兵戎相见的战争关系的演变和反复交叉，呈现出复杂的变化性和多面性，而不是学界以往较多强调的两国始终处于对峙状态的单面性。
关于渤海与新罗两国关系性质的定位，朝鲜、韩国将渤海与新罗纳入“南北国”的历史认识体系，这是一个长期累积、因袭的结果，它源自李朝时代对北方土地的现实考虑与历史想象，以及近代民族主义史学的历史书写等。
渤海国自己的文字记录显示出鲜明的“自尊”意识，而所谓的新罗的“同族意识”则并无直接的证据。渤海国对外关系的更丰富的细节仍有赖于今后对更多考古资料的及时发布和深入解读，以及东亚各国学术界在历史研究上的对话和交流。
总之，本文的粗疏论述还只是渤海国与外部关系以及新罗“文化外交”的一个初步尝试，相信随着视角的转换、史料的扩充，渤海、新罗之外周边世界的外力连环作用将会更清晰，这也是笔者今后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一个话题。
（冯立君：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