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墓志史料所见7世纪中叶的唐与百济
——以新发现的唐人军将墓志史料为中心
提要：对于唐代东亚史来说，除了现存中、韩、日文献史料以外，国内考古发掘出土的石刻墓志史料是探讨相关问题的重要依据。7世纪60年代，唐朝联合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一举灭亡半岛西南部的藩属国百济，数以千计的唐朝军将从海路出征，气势恢宏。本文利用近二十年来公布的新出土石刻墓志史料，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唐军兵员的募集、军将的推荐选拔、唐朝在百济故地带方州等地实施羁縻统治等相关事宜，以及唐军战船的打造、海运军粮物资、兵员军将的损失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希望能为学界现有研究提供新的探讨视角。
关键词：石刻墓志7世纪中叶 唐朝 百济
依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三国史记》以及《大唐平百济国碑铭》等文献、石刻史料记载，唐将苏定方于显庆五年（660年）八月
率军出征，其目的是联合新罗共同解决朝鲜半岛的百济，并在高丽南线建立据点；唐罗联军很快攻陷百济都城，俘虏百济王扶余义慈。苏定方率兵返唐前，经双方商议，留郎将刘仁愿与新罗王子金仁泰联合组成唐罗留守军驻守百济。在随后三年多的时间内，唐罗留守军历经艰难，最终在唐派遣援军、百济复兴军出现内讧等状况下，取得了有倭国军优势兵力支援参战、针对百济复兴军白江口战斗的胜利。与此相关，唐军在百济的行动一直延续到唐罗战争结束之前。鉴于学界对此已有了一些研究，本文力图利用新公布的进入朝鲜半岛唐人军将的石刻墓志史料，考察唐罗联合灭亡百济前后到唐罗战争期间所涉及的事项，探讨这一时期唐与百济的关系。利用石刻墓志史料，无疑可对相关问题提供一些新的解释和补充，当然，其中也有可能出现偏差，敬请诸师友方家指正！
一 征行兵员的来源
现存文献史料没有记载初唐出征军将的选派程序，而史料记载唐初府兵出征有“从征”“从行”两种形式。对此，唐耕耦曾经做过专门研究，孙继民则依据吐鲁番出土文书资料潜心探讨，认为虽然上述“从征”“从行”所指各有不同，但往往混用，从征的府兵也由此出现“行兵”的称谓，对府兵征行的相关问题，孙继民有详细的探讨，在此不赘。而除了府兵外，初唐军队临时征行兵员还有兵募、蕃兵、义征等形式，孙继民利用吐鲁番出土文书及其他文献史料，探讨了这一时期唐朝府兵征发以及一般兵员的招募事宜。虽然如此，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布的唐人军将墓志史料，其中也有可资探讨的证据，亦可说明其中情况。
如依据唐人墓志铭，成俭、张琮两人应募从征，参与唐联合新罗对百济及百济复兴军的战斗。史料载云：
公讳俭，字贞固，本居上谷郡，因官徙于河南之缑氏，今为县人也。……时河孙作孽，啸群凶而举斧，天子凝威，命将军而授钺。君来投入幕，即预分麾，右陵左泽之形，计之而无失；执锐破坚之策，言之而不穷。校勣酬勋，授上柱国，从班例也。
君讳琮，字珍，南阳人也。……琮麟德二年任国学生，德溢浮天，横绚藻于域内。博兼右学，抱六艺以泉飞；咸诵在怀，贯五经而盆涌。其年雄心愤发，募讨三韩，设六奇以摧峰，陈万骑而克敌。斩获俘馘，怀百胜以全归，特简殊勋，蒙授上柱国。
显然，上述二人应属应募从征，无疑可为探讨此一时期唐朝征召兵员提供证明。另外，石刻墓志中所见随唐太宗出征高丽之时，一般百姓纷纷前往应募，以至于出现“有不预征名而请以私装从军者，动以千计。皆云不愿受国家官费，乞于高丽城下效一旦之命”的情景，出现“不求县官勋赏，惟愿效死辽东”。后来在辽东战场一战成名的薛仁贵就是应募参军并建功立业，成为唐高宗在位期间唐朝极具代表性的军事将领。显然，这些文献史料因和本文所讨论时间及主旨有一定的出入，故不在讨论之列，但亦可看出这一时期一般百姓响应唐廷号召积极应募的状况。当然，唐高宗中后期出兵百济时一般百姓应募情况确实不如贞观年间，这从刘仁轨给唐高宗所上奏折中可以看出。但毋庸置疑，兵募在当时仍然是唐朝军队兵员募集的重要方式。
二 随从将领的推荐选拔
唐初出征兵员的募集如上所述，除了府兵出征以外，还有兵募、蕃兵、义征等形式，进而保证出征兵员的数量。至于对行军大总管随从将领的选拔，除了正规的府兵将领以外，史书并未有更多的记载。现存唐人石刻墓志，特别是在与唐朝征伐百济相关的墓志中，可以找到与此相关的史料。
君讳仁俭，字乾迪，河南洛阳人也。……属九夷齐德，楛矢不朝，显庆五年，神丘道大总管苏定方地均卫霍，术妙孙吴，引公为入幕之宾，籍公有从横之算，扫除秽陌，我有九焉。龙朔元年，以功授上柱国，赐物七百段。
君讳□□, □志该，太原人也。……属青丘背命，玄菟挺灾，军将等以公早习戎昭，夙闲韬略，遂表公为鸡林道判官兼知子营总管，又奏公为押运使。于是扬舲巨海，鼓棹辽川，风起涛惊，船坏而溺，形沉水府，神往修文，其化迹之时，即唐咸亨二年之岁也，春秋四十一。
君讳仁祎，字道穆，中山义丰人也……属辰韩作梗，王险未清，司空英国公奏为辽东行军判官，旌麾之下，众务云飞；机牍之前，繁文冰释。迨于献捷，随例加勋。
君讳基，字茂先，洛阳人也。……大将军邢国公苏定方钦其峻格，屈与相见，眉睫才偶，便定旌旂之交。及有事辽东，定方之为总管，乃引君同行，以立功为事。君一言相感，百金不移，利用即戎，方陪壮武。既而勋为上柱国，官成下大夫。
公讳德表，字文甫，太原晋阳人。……麟德之岁，薄伐辽阳。支度营州都督李冲寂，司庚大夫杨守讷，以公清白干能，时议佥属，乃奏公监河北一十五州。
上述史料所及五人可分为三种情况，但均证明唐初出征之前，行军大总管或者主将确实有选拔随从军将从征的惯例，方便有效指挥作战。其一，陆仁俭、阎基两位因为忠勇强干才得以任用，早就受到大总管苏定方赏识，故而组建行军行营之时，苏定方将他们延揽到身边，并赋予他们相应的官职，随从征伐大军出征。其二，郭志该其人则是其他将军向主管选拔将领推荐，受到行军大总管的认可，进而被授予鸡林道判官兼知子营总管，兼行押运粮草的重任。当然，史料中所提及的行军大总管当是其他人，笔者认为有可能是此一时期出征的薛仁贵，或者是前往山东黄县的左威卫大将军祢寔进等。王德表则明确记载是由支度营州都督李冲寂、司庚大夫杨守纳推荐。其三，与上述第二种情况相似，不同的是有些将领由当时朝廷元老重臣、声名显赫的将帅推荐参与行军出征。这种情形在其他行军出征中也有出现，显示出初唐时国家派兵将出征边方，除了例行的派遣府兵、临时应募招徕一般的军兵，随同出兵的各级将领心照不宣地默许不成文的推荐程序存在。这大概是国运初开，为适应国家捍御边疆征伐战争的需要并有利于行军大总管的命令顺畅执行而采取的具体措施。这种推荐程序的好处是最大限度地使有能力、精忠报国的优秀军将有用武之地，使其参与到国家开疆拓土的伟大事业中去，显示出推荐者的高风亮节和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的高尚品质。当然，被推荐者亦乐于接受，并将这种参与视为效命国家、开创伟业的必由之路；而接受行军大总管的全权指挥，无疑是被推荐者必须履行的义务。同时，作为亲自担当统帅出征的大总管，他亲自招揽的亲近勇猛军将，有利于行军作战中对各种突发事件的即时处理，而如何有效指挥统领其他将帅推荐的各类军将，确实显示并考验行军大总管的涵养和智慧。从初唐历次出征的情况看，享有盛名的将帅李靖、李勣、苏定方、薛仁贵等选任将领出征不徇私情，而侯君集、程知节等人处理相关事务就有点不尽如人意。
三 百济沙泮州、带方州、进礼州
众所周知，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的百济移民陈法子墓志出现了现存中、韩、日史书中缺载的四个百济古地名，堪称百济地方行政研究的重大发现（即麻连大郡、马徒郡、既母郡、禀达郡），对此笔者及陈玮、金荣官诸先生均有论文发表，在此不赘。而此前出土公布的黑齿常之墓志中，则有其在熊津都督府时期曾镇守熊津城及“行带方州长史，寻迁使持节沙泮州诸军事、沙泮州刺史”的记载。也就是说，黑齿常之投诚唐廷后，作为唐朝设置并支持的熊津都督府，他曾经在百济故地熊津城（熊津都督府治所），以及带方州、沙泮州担当职务。而带方州、沙泮州等地，马驰等诸先生考释《旧唐书》黑齿常之传，并利用《黑齿常之墓志铭》以及其他史料，认为“沙泮州”并非我们常说的“洋州”，而是位于朝鲜半岛中部，今忠清南道靠近扶余郡的某一地区。
至于带方州的具体位置，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赵智滨依据《三国史记》中记载的所谓“李勣奏报”等史料，推证带方州管辖区域、治所所在、存留时间等，姑且可作为一家之言。而有关唐朝派遣熊津都督王文度到达百济后突然病亡、刘仁轨临危受命前往朝鲜半岛事宜，笔者此前已有所论述，在此不赘。问题是依据《大唐平百济国碑铭》《刘仁愿纪功碑》石刻史料及《三国史记》的记载，唐廷最初在百济设立一都护府及五都督府，带方州的设立则是与刘仁轨其人直接相关。作为检校带方州刺史的刘仁轨，其在龙朔元年（661年）三月前到达百济之后，因唐廷留守军饱受百济复兴军的持续围攻，留守军初期坚守泗沘城，他并未有机会离开前往上文界定的带方州辖区所在，后期虽然情况有所改变，但其活动范围仍然局限在百济都城附近地区。鉴于此，笔者认为因当时唐在百济的留守军处境所限，带方州的设置和运营，至少于龙朔三年（663年）在百济的留守军境况未能改变之前，即刘仁轨未正式任命为带方州刺史之前，其具体运营似并未能实际展开；等到情况发生改变之后，带方州的相关行政部门才开始有具体的活动，这就有了唐廷诏令刘仁轨“将兵镇百济，召孙仁师、刘仁愿还。百济兵火之余，比屋凋残，僵尸满野，仁轨始命瘗骸骨，籍户口，理村聚，署官长，通道途，立桥梁，补堤堰，复陂塘，课耕桑，赈贫乏，养孤老，立唐社稷，颁正朔及庙讳，百济大悦，阖境各安其业。然后修屯田，储糗粮，训士卒，以图高丽”的记载。当然，带方州的存续时间如何？是在一年之后，随着刘仁轨带领四国使臣返回唐廷就不复存在，还是持续到咸亨年间熊津都督府最终撤离朝鲜半岛为止？对此学界还应做更加详细的考察。有关唐在百济设置带方州和实际运营应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如此表述似乎更为客观一些。下引史料也可说明这一点。
君讳勗，字大廉，汾州西河人也。……麟德元年，释褐补带方州录事，俄转进礼州司马。途分韩俗，境接燕垂，隐隐兔城，烟烽昼警；滔滔狼水，火舰霄浮。盛简贤才，寄深戎旅，君以雄略，来膺妙选，授熊津军子总管，加朝议郎上柱国行建州邵武县令。喻阐牛刀，恩加武槛。灌坛流政，风雨行销；彭泽归休，壶觞自得。岂图武峰坠石，西方之智不存；焦壑驰波，东逝之悲奄及。仪凤二年五月廿七日遘疾，殒于官舍，春秋五十有二。呜呼！……即以三年岁次戊寅正月己未朔十四日壬申，葬于洛阳之北邙山，礼也！
就是说，上引靳勗墓志，其中提到墓主麟德元年（664年）“释褐补带方州录事”，可见带方州在龙朔三年之后确实有过新的起色，即除刺史之外，作为从官的长史、录事一应俱全，既有唐朝东征兵将，又有原百济政权实力派人物，并开展了实质性工作。另外，靳勗担任带方州录事不久转任进礼州司马，进礼州实为进礼县，位于今韩国全罗北道锦山一带。在进礼州司马任上，靳勗切实履行职责，即“途分韩俗，境接燕垂，隐隐兔城，烟烽昼警；滔滔狼水，火舰霄浮”。最终因为能力超群，擢拜为熊津军子总管。不久，靳勗受命返唐，任建州邵武县令。总之，靳勗其人在朝鲜半岛先后任带方州录事、进礼州司马、熊津军子总管，可能前后经过数年，见证了唐军在百济的诸多行动，其墓志铭应该是探讨7世纪中叶唐与百济关系弥足珍贵的史料。
四 唐军的造船及军需品海运运输
显庆末年唐廷出兵朝鲜半岛，联合新罗针对百济的军事行动亦是经过了缜密的准备。因要渡过茫茫大海，和此前出征高丽一样，制作能在大海中航行的船只确实是一件不可掉以轻心的事情。《旧唐书》卷83《苏定方传》只记载苏定方率军从成山角渡过大海，到达百济熊津江口，而《三国史记》卷5载“定方发自莱州，轴轳千里，随流东下”，《三国遗事》明确记载苏定方所率唐军为十三万人。可见，唐军在出兵百济战役中所动员的船只是何等之多。史料没有唐为出兵百济造船的记载，只有青州刺史刘仁轨“坐督海运覆船，以白衣从军自效”，促使刘仁轨投身百济战场，以洗刷强加在他身上的罪责，并造就此后他在朝鲜半岛的盖世功勋。当然，此亦说明唐军鏖战百济战场在唐廷总体战略执行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为遥远的百济前线提供后勤保障，即通过海运源源不断运输军需物资，更是唐廷不可掉以轻心的事情。唐军在百济的留守军，以及随后在半岛浴血奋战的军将，他们的命运和唐军后方的海运运输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唐军通过海运支援朝鲜半岛战场，进而也决定了前方战事的进展乃至战局的走向。对此，石刻墓志史料也有所涉及，不妨抄引如下：
公讳德表，字文甫，太原晋阳人。……麟德之岁，薄伐辽阳。支度营州都督李冲寂，司庚大夫杨守讷，以公清白干能，时议佥属，乃奏公监河北一十五州。转不绝粮道，边兵同给。卉服俄清，玺书县褒慰。
公讳仁恺，字仁恺。……秩满，迁莱州长史。是时也，青邱负阻，沧海扬波，乃眷行师，深惟利涉，制命公为造船使，赤马黄龙，万艘千轴，成之不日，望之如云（缺十字）。以西候多虞，边寄为重，制授公（缺字）州都督府司马，驰驿之官。都督崔余庆，绝俗之士也，每推公清心，谈不容口，属高宗升中岱岳，预陪□□, □□□□,□□□□，寻□□州长史。
君讳义，字怀敬，天水人也。……乾封二年，授淄州高苑县丞。……寻属鸟夷不宾，元戎授钺，鳀壑利涉，事假楼船，因差君为造船大使判官。君部率有方，廉明著称，事应机速，人无谤言。皇华奏课，实居其首。
君讳□□, □志该，太原人也。……属青丘背命，玄菟挺灾，军将等以公早习戎昭，夙闲韬略，遂表公为鸡林道判官，兼知子营总管，又奏公为押运使。于是扬舲巨海，鼓棹辽川，风起涛惊，船坏而溺，形沉水府，神往修文，其化迹之时，即唐咸亨二年之岁也。
君讳宝□，字孝先，洛阳人也。……洎以三韩肆虐，恃玄菟以蜂飞，九种挻妖，阻黄龙而蝟聚。圣上愍兹萌庶，方申吊伐，君情怀义勇，思运宏谋，□掩金汤，威申玉帐。负吴戈而扫祲，荷越棘以清尘。故得畅洪伐于生前，播芳名于殁后。□总章三年二月十二日诏授上骑都尉。诏曰：或长驱战舰，振戎捷于玄夷，或远泛征舻，济军储于碧海。岂谓锦纶东逝，竟移沉石之波；璧彩西迁，终谢流金之影。
公讳俭，字孝廉，陇西狄道人也。……赠郑王之孙，淮安王之第八子。……又除齐州诸军事齐州刺史。淮甸参墟之郊，分区等去思之慕；井洛天齐之城，异俗同来晚之谣。兼充熊津道运粮大使，千里连樯，同飞凫而利涉；三韩绝国，异归雁而赢粮。又授苏州诸军事苏州刺史……以永淳二年三月七日终于容州之官舍，陈秋五十有六。
上引六条史料均与这一时期唐出兵朝鲜半岛的造船事务，以及支援前线的海运后勤供给有关。
首先，王德表其人在麟德年间（664-665年）担当监察河北十五州输送前线军需的任务，其得力于时任支度营州都督李冲寂、司庚大夫杨守讷的推荐。而李冲寂亦有墓志面世可印证这一记载。虽然墓志记载的事项和唐朝的海运似乎并没有什么关联，但唐军维持营州一线军队的严密布防，使高丽北方战线守军惶惶而不敢南顾，并时时处于紧绷状态，进而很好地支援南线唐军镇守百济，以及对实施平衡百济熊津都督府与新罗政权措施有很大的帮助，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其次，郑仁恺碑与赵义墓志可归纳为一个类型，即两人在不同时期都承担过唐朝出兵前的造船事务。对于郑仁恺担当莱州刺史的时间，学界此前并未有人论述。而碑文中有“属高宗升中岱岳，预陪□□”的记载，因唐高宗封禅泰山为乾封元年（666年）正月，故郑仁恺担任莱州刺史，并负责唐军出兵朝鲜半岛的造船事务，可能就是在乾封元年之前的麟德年间发生的事情；只是墓志中又有“以西候多虞，边寄为重，制授公（缺字）州都督府司马，驰驿之官。都督崔余庆，绝俗之士也，每推公清心，谈不容口”的记载，虽然不知道郑仁恺调任“西候”的具体时间和任期，但从整体文脉和时间考察，其担任莱州刺史从事造船事务或应在显庆、龙朔年间。既然其担当造船事务，理应是唐军发起大的军事行动之前才对，而莱州处于唐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关键地理位置，或许其承担造船事务应为唐高宗显庆后期。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作为莱州刺史，郑仁恺全权负责唐军制作战船的任务，所谓“赤马黄龙，万艘千轴，成之不日，望之如云”，这对唐军把握战机、尽快出兵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于赵义其人乾封二年（667年）之后从事针对朝鲜半岛的相关事务，从时间来看，其与唐军征伐高丽应关系不大，因为高丽泉氏兄弟内讧之后，唐廷调遣军队开始投入朝鲜半岛的时间为乾封元年。那么，墓志中的“鸟夷不宾，元戎授钺，鳀壑利涉，事假楼船，因差君为造船大使判官”事件，当在唐与高丽战役之后。而从现在可以看到的史料来看，赵义担当造船大使判官，应当和唐罗战争有关。因为据《三国史记》卷7记载，咸亨二年（671年）薛仁贵率领唐军从海路进发新罗，并遣琳润法师传书与新罗王金法敏，结果新罗王使人撰写回信给薛仁贵，其中有“国家不降一介之使，垂问元由；即遣数万之众，倾覆巢穴。楼船满于沧海，舻舳连于江口，数彼熊津，伐此新罗”，虽然此处言辞可能有所夸张，但薛仁贵率领唐军大部船队进发新罗声势浩荡当不会错。鉴于此，赵义墓志中提到的“元戎”应当是薛仁贵，赵义擢拜造船大使判官的时间当然在咸亨二年唐出兵新罗之前。唐之所以出兵新罗，依据《三国史记》卷7的记载，其与新罗“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密切相关。而赵义受到行军大总管的青睐重用，负责唐军造船事务；从墓志铭记载看，赵义明察熟谙造船事务，善于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廉洁奉公，在很短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
再次，郭志该其人的墓志则是阐述唐支援百济熊津都督府势力以及随后与新罗爆发唐罗战争的另一种信息。也就是说，郭志该此前可能到过朝鲜半岛，熟悉当地情况，故而受到行军军将的青睐，被任命为唐廷组建的鸡林道行军判官兼知子营总管，参与对新罗的具体战事。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受命为唐军后勤海运的押运使，直接参与并负责唐军前线给养配送海运押送任务。而当时战事需求的急迫，以及人们对海上风浪知识的欠缺，上述青州刺史刘仁轨不过是负责督查前往百济的海船运输给养，结果因海船遇到海风翻覆获罪，而郭志该则是作为唐军后勤补给的押运使，直接押运给养粮草海船前往朝鲜半岛前线，“风起涛惊，船坏而溺，形沉水府，神往修文”，葬身大海，着实令人唏嘘不已！但不管如何，墓志史料证明《三国史记》所载咸亨二年（671年）唐军出兵朝鲜半岛的军事行动确实存在，以及唐军在此过程中伴有各种损失，而现存唐史相关史料中并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从上引墓志看，马孝先参与朝鲜半岛战事当在总章三年（670年）二月十二日前，因为此前不久他就战死在朝鲜半岛。上引墓志文中并未提及粮运或海运相关具体事宜，似乎墓主纯粹为唐军喋血朝鲜半岛疆场的战将；但唐高宗所颁发的诏书中却有“或长驱战舰，振戎捷于玄夷，或远泛征舻，济军储于碧海。岂谓锦纶东逝，竟移沉石之波；璧彩西迁，终谢流金之影”的记载，证明马孝先其人曾经参与唐军海运粮饷军储事务，而且其最终殒命异域也应与运输军储粮饷有关。
最后，李俭其人为唐朝宗室后裔，担任唐齐州刺史期间颇有政绩，恰逢唐有事朝鲜半岛，故由作为齐州刺史的李俭兼任熊津道运粮大使。而从熊津道运粮大使的职位名称看，其可能与百济灭亡后唐廷在百济扶植的熊津都督府有关，墓志文中有“千里连樯，同飞凫而利涉；三韩绝国，异归雁而赢粮”，虽然作为墓志，其中可能的夸示不可避免，但亦可看出李俭其人很好地履行职责，保证了粮运船只的到达和熊津都督府需求的满足。
总之，上述六方墓志涉及的六人，他们均参与唐朝此一时期对朝鲜半岛事态的处理事务，具体来说，其与7世纪60年代唐廷针对百济事件以及百济灭亡之后半岛形势发展采取的措施有关。他们或负责赶造战船，在唐朝近海地区辛勤督察，满足大军海洋作战的基本需要；或担当唐军押送海运军储的任务，任凭无情的海浪和残酷的战争，将给养军储源源不断运往遥远的朝鲜半岛，有人甚至因此葬身大海牺牲生命。显然，这些史料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标本，可弥补中外现有文献记载的不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值得重视！
五 墓志史料所见死于百济战事的唐人
针对7世纪50年代唐太宗亲征高丽及随后的三次小规模的牵制战事，以及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程名振、苏定方的出征，一千三百余年前并未有详细的统计，即使有所统计也未能流传下来，因此现在并不知道战争期间唐军出征将士的损耗情况。同样，显庆五年（660年）唐军联合新罗发起的灭亡百济的战事，唐在百济的留守军与百济复兴军艰苦鏖战三年，以及白江口大战，乃至咸亨年间的唐罗战争，冷兵器时代双方对阵惨烈地交战，唐军损失如何更难能知晓。《孙子兵法》总结古代战争，其中有“杀敌一万，自损三千，不战而胜方为大胜”的说法，更何况唐军深入遥远异域，其中损失之大自是必然。墓志史料可以间接了解战争的残酷和伤亡的巨大。不妨引用相关墓志史料说明这一问题。
往以龙朔年中，三韩雾起，孙泉窃号，据鳀壑而挺妖；卫满称尊，怙鲸波而起祲。所以天王命将，饮马辽川，大帝兴威，扬兵海岛。君断龟余象，擒蛟壮节，攀峻堞而先登，上危城而甲首。所以杞梁殉命，声傅烈士之篇；周处亡躯，名载忠臣之籍。是故勇不虚死，名不伪立，睿想旁流，皇情下虑，遂授殊勋上骑都尉，降须州县，回授子孙。故得令绩无穷，功名不朽。
父明，皇朝明威将军，左武卫郎将，上柱国，良乡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平百济总管，薨于王事。公雄心独断，猛气孤
。鹰扬为五校之师，鹗视得三军之长。然而志迺轻敌，情惟重气。锋刃之下，视死犹归；旗鼓之前，闻强不退。丧元之勇，终于寇场。圣主悼深，惜哉良将。制赠正议大夫，使持节衡州诸军事，衡州刺史。生前锡宠，兰锜八屯；殁后赠荣，竹符千里。
君讳皎，其先陇西人也。……，国子监高第，明经出身。任陈州宛丘先丞。征百济有功，授勋柱国。藏器而动，射陈庭之隼飞；齐礼而中，韬宛丘之鹭集。云飞盖海，静螯壑之横流；弓挂扶桑，弹鸟林之灾羽。……，咸亨二年岁次辛未正月己亥朔十一日己酉。
如果说上文提到的上骑都尉马孝先殒命战场还不足为奇的话，官任鸡林道判官兼知子营总管的郭志该之死无疑更具震撼力。依据《唐六典》《通典》等文献记载，孙继民先生考证出子营总管所统领兵力约为一千人左右。也就是说，郭志该作为唐军海运军需品的押运使葬身大海，不仅损失了大量的军需品，影响了前线将士的衣食供给，而且对唐军士气的打击无疑是不可估量的。至于召府君的父亲召明，官至“明威将军，左武卫郎将，上柱国，良乡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在唐平定百济的战斗中官任总管，独当一面，但也是死于战场。按照现有史料，作为统领五千军兵的行军总管，他在战斗中死于非命，薨于王事，对唐军整体的打击更具威力。当然，也许召明在渡海过程中本就身体不适，到达百济后更是水土不服，并非死于真正的战争，此后唐朝派往百济担当熊津都督的王文度突然死亡就是如此。若果真如此，其影响可能会小一些。
总之，唐联合新罗，经营朝鲜半岛数十年，灭亡百济、高丽两个政权，帮助新罗统一三国，后又与新罗政权兵戎相见，其间朝鲜半岛百姓遭受战争之苦自不在话下，与此同时，唐王朝自己的损失也是有目共睹的。且不说历次出兵劳费国脂民膏成千累万，而参战者无论是身居要位的将军，还是一般应募的军兵，数以万计的参战兵员殒命异域，唐因此失去可资使用和发展的强壮劳动力，百姓家庭饱受失去亲人之痛，单从这一点看，无论有多少合理的理由，获得多少人的支持，战争实在没有值得夸示和点滴提倡的必要。当然，唐朝君臣希望建立并奉行中国的天下秩序，并将这种理念普及整个东亚世界，从国家利益来看理应得到尊重。如此看来，在国家利益和百姓生命两者关系上，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掌握生杀大权统治者的智慧和修养。历史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范例、明亮的镜子，但她也确实造就了如此矛盾的两面，这常常令人喟叹不已，亦需要我们总结经验、汲取教训。
六 结语
本文利用新公布出土的初唐出征朝鲜半岛唐人军将墓志史料，结合现存中韩两国文献，考释了7世纪中叶唐联合新罗灭亡百济之后，唐与百济之间的诸多问题，涉及唐出兵百济兵员的募集方式、军将的推荐与选拔、百济境内羁縻府州的设置、唐军造船及海运军储，以及唐军在百济战场上的人员损耗等，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墓志史料具有唯一性特点，以及撰写者可能的虚美等欠缺，但“出征异域”作为墓主一生中最为闪光的重大事件，墓志中保留了许多值得关注的信息和可资利用的珍贵史料，这些史料需要研究者挖掘和整理。相信随着西安、洛阳等城市扩张及考古发掘的持续进行，更多这一时期唐人军将墓志史料势必出土，此不仅可提供更为具体的唐与朝鲜半岛政权交往的鲜活的人物样本，补充现有文献史料记载的不足，而且使得相关研究更富于针对性和活力，进而推动古代中韩关系史研究更上一层楼！
（拜根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