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中国的民族与民族关系研究专栏
前秦苻氏的民族认同
——兼谈其史书编撰
提要：十六国时期前秦政权的统治阶层把自己的民族身份定位为“胡”或“夷狄”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但又将其祖源追溯至有扈氏，与华夏民族联系在一起，似乎在努力淡化、模糊与华夏民族的界线，但祭拜的却是自己的真实先祖。不仅如此，氐族又经常自外于其他非华夏民族，以“胡”“戎”称呼其他非华夏民族，凸显了他们之间的不同，因此，氐族苻氏在民族认同上比较矛盾和混乱。这种现象可能与氐族对于其他民族的认识有关，同时也是氐族在中国传统史书编纂体系及话语体系影响下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前秦 苻氏 民族认同
一
十六国政权中的前秦是氐族建立的政权。氐人“其自相号盍稚”，
“氐”则是华夏民族或其他民族对其之称号，即“氐”是一种他称。但是，魏晋以来“氐”也逐渐成为一种自称：仇池氐族杨难敌曾说“使君初来，大荒之后，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贳也”。
关于氐族的起源，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氐、羌同源而异流，“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氐豪分种，遂用殷疆”，当代学者则进而指出，氐族是汉化了的羌人。氐族最终形成单一民族，是由于有些羌人部落从高原迁徙至河谷，由游牧转向农耕，并在与周围汉族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受汉族先进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使其语言、经济、文化发生变化。另一种看法是氐、羌虽自古关系密切，然而从来都是两个不同民族。氐有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心理状态，与羌不同，故自古就是两个独立的民族。
前秦建立者苻氏的祖先，初居于武都（今甘肃陇南市武都区），时人以其家池中生五丈长的蒲草，称之为“蒲家”，因以为姓。曹魏时，由武都迁于略阳郡临渭县（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南），世为部落小帅。晋永嘉四年（310年），蒲洪被宗人拥推为盟主，自称“护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阳公”。大兴二年（319年），刘曜在长安称帝，以苻洪（即蒲洪）为宁西将军、率义侯，曾徙居于高陆（今陕西省高陵县西南），进氐王。东晋咸和八年（333年），降后赵石虎，拜冠军将军、泾阳伯。永和六年（350年）春，苻洪遣使至江东，东晋以洪为征北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广川郡公，“时有说洪称尊号者，洪亦以谶文有 ‘艸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 ‘艸付’字，遂改姓苻氏”，后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改姓苻氏。永和七年（351年）苻健即天王、大单于位，国号大秦，改元皇始，史称“前秦”。
古代学界很早就认识到各个民族之间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将民族进行分类，不仅将所认识到的周边各民族按照方位分为南蛮、北狄、西戎、东夷，同时将这些民族与华夏民族区分为“夷”与“夏”两大类，并确立了夷夏对立、夷卑夏尊的政治原则，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众多边疆民族都被归入“戎狄”“胡人”即所谓“夷”的概念范畴。按照中国这种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相对于华夏民族，氐人是处于边疆的“夷狄”“胡人”。因此，在历史久远的“夷夏之辨”观念影响之下，华夏民族的民族观念通过儒学的传播反射到氐人自身，因此，氐人是“夷狄”“胡人”的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氐人的主体民族意识。
苻坚八岁时，“请师就家学”，其祖父苻洪曾对苻坚说：“汝夷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由此可知，氐族早在苻洪之时就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属于非华夏民族的“夷狄”，在其民族认同上是认同“夷狄”的。这种民族身份的认同，即使到了前秦快要溃灭的时候仍旧存在。苻坚想发动伐晋战争，苻融对其进行劝阻，苻融的主要理由是前秦“戎族也”，因此，相对于地处江南的东晋王朝来说，在人心向背上是不占优势的：“坚既有意荆扬，时慕容垂、姚苌等常说坚以平吴封禅之事，坚谓江东可平，寝不暇旦。融每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穷兵极武，未有不亡。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
，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在建立前秦政权30多年之后，苻氏一族中还有人将自己的民族归属认定为戎族，不仅苻融如此，苻坚也曾明确地将自己的族属定位为“胡”。淝水之战前秦战败后，苻坚为羌人首领姚苌所俘，姚苌以“苌次膺符历，可以为惠”为由向苻坚讨要传国玉玺，但是苻坚坚决拒绝，其理由是“五胡次序，无汝羌名”。无论“五胡次序”是什么含义，然而与胡人有关是毫无疑问的，从中可知，在苻坚心中氐人是属于“五胡次序”范围之内的，是有资格承受天命的。因此，苻坚在民族身份的认同上也认可自己的胡人身份，亦可见“夷狄”或胡人的身份认同在前秦统治集团核心成员中是普遍存在的。
在祭祀祖先的明堂里，苻坚祭拜的是自己的真实先祖：“坚起明堂，缮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于明堂以配上帝”，与刘元海祭祀的祖先有明显的不同。刘元海建立“汉”政权时，祭祀的是其攀附的先祖，即刘氏先祖：“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之神主祭之。”当然这也许与苻坚等氐族对先祖的攀附略远而详细的谱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有关。
虽然在前秦即将溃灭之时，氐族在民族属性仍将自身归于“戎族”，但是到苻坚统治后期，前秦统治集团核心人员的民族意识还是发生了一些悄然的转换。一方面苻坚等氐族豪贵都有过自称为“胡人”或“夷狄”的事例，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理直气壮地指斥周边其他民族为“胡人”或“夷狄”，似乎自己已经不是“胡人”或“夷狄”了。将前秦政权归为“戎族”的苻融向苻坚上书说：“臣闻东胡在燕，历数弥久，逮于石乱，遂据华夏，跨有六州，南面称帝”，苻坚进而说：“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可见，在民族归属上，苻坚将慕容鲜卑归于“夷狄”，而他自己所代表的前秦则显然被置于夷夏关系的另一端，自以为代表华夏，因而摆出一副“夷狄应和”的高姿态。
非华夏民族不仅有“胡”和“夷狄”之称，同时也有“虏”“戎”之称。如苻坚称匈奴刘卫辰部为“戎”, “时匈奴左贤王卫辰遣使降于坚，遂请田内地，坚许之”，并说：“朕方修魏绛和戎之术，不可以小利忘大情”。在此，苻坚明显将匈奴左贤王刘卫辰置于“戎”族之地，而且史书明确记载“秦人呼鲜卑为白虏”，不仅如此，史书中有具体事实证实。苻晖屡为冲所败，坚让之曰：“汝，吾之子也，拥大众，屡为白虏小儿所摧，何用生为”；苻坚命吕光征西域时曾称西域各族为“戎”，吕光发长安，坚送于建章宫，并对吕光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这些事例说明，在苻氏的心目中，周围的民族都是“胡”、“戎”、“虏”或“夷狄”。这表明氐族对于自身民族属性的认识是有变化的，已经开始自外于其他非华夏民族，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氐族自身的民族认同在苻坚统治后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总之，在苻坚统治后期，前秦统治集团核心人员虽然仍保留着本民族为“胡人”或“夷狄”的历史记忆，同时也开始大大方方地以华夏自居，而把“夷狄”“胡”这样的名称送给了周边其他民族和政权。氐族既自外于华夏民族而自认同为“戎”或“胡”，同时又自外于其他非华夏民族，并以“戎”“胡”称之，这种混乱和矛盾反映了苻氏在民族认同上的纠结。这种状况的出现也许与氐人对于“胡”“夷”的认识有关。鲜卑、羌等是华夏民族对于非华夏民族的认识，非华夏民族之间如何认识彼此，史书对此描述得并不十分清楚，但是在华夏民族的文本书写模式之下，也只能以华夏民族思维模式中的“华”“夷”去认识与己不同的其他非华夏民族了。在氐人的观念里，此时的“胡”“夷”等称谓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了不同的含义，与华夏民族观念中的“胡”之含义有所不同。在氐人的观念中，“胡” “戎狄”之类的称谓含义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对民族种属的客观叙述，不具有贬损意义，如前文所引苻洪对苻坚的称谓，以及苻坚所说的“五胡次序”中的“胡”应该属于这一类，否则对“胡”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一种是与华夏民族相对、带有贬损含义的称谓，如称呼其他非华夏民族的情况。
虽然前秦政权统治阶层在民族身份的认同上普遍存在同“胡”“夷”联系在一起的状况，但是，在祖源追溯上，前秦统治者氐人又同其内迁民族一样，似乎力图模糊、淡化自己的胡人身份。为此，苻氏君臣创造了苻氏先人为“有扈氏之苗裔”的传说：“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氐人。其先有扈氏之苗裔。”有扈氏，《史记》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我、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苻氏君臣制造这个传说是为了论证苻氏的先人是华夏之苗裔，从祖源、族源上淡化苻氏家族的氐人身份，在舆论宣传上将苻氏家族族源向华夏先祖族系靠拢，以使苻氏家族先祖与华夏民族先祖建立血缘、族源联系，从而巧妙地模糊了苻氏家族的胡人色彩，实现前秦政权统治集团整体民族意识由“夷狄”向华夏的转换。也许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之下，这种祖源追溯的书写方式才成为十六国时期史书编纂的一种普遍现象。
二
十六国时期，非华夏民族趁中原地区风云际会之机纷纷建立政权，但是在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想的影响下，建立政权的非华夏民族的政治权威和话语霸权并没有被完全建立起来。中原地区很早以来即是华夏民族活动的主要地区，历史上尽管朝代递嬗、沧桑迭变，但从未在这一地区建立过异族政权。故当十六国胡族政权相继入主中原时，视中原汉族世袭旧王朝为正统、胡族部落政权为僭伪的政治观念，也就在华夏民族中自然生发而成。这一正统观念不仅已深入南北华夏民族人心，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十六国胡族政权的绝大部分统治者。困扰中国多年之久的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即正统性问题，同样也困扰着十六国时期建立政权的诸多非华夏民族。
氐族建立政权之后也面临着其政权合法性的解释问题，因为从血统上说，与西晋一脉相承的东晋具有毋庸置疑的政治合法性，同时代的十六国政权也普遍认同东晋的华夏宗主身份。东晋虽然衰弱不堪，但毕竟是汉民族正统王朝，上合天命，下附人心，非轻易可灭。当时在前秦政权中，许多人持有这种观点。淝水战前苻坚欲亲率百万大军征讨东晋，其太子左卫率石越加以劝阻，曰：“吴人恃险偏隅，不宾王命，陛下亲御六师，问罪衡越，诚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岁镇星守斗牛，福德在吴，悬象无差，弗可犯也。且晋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遗爱犹在于人。昌明，其孙也，国有长江之险，朝无昏贰之衅，臣愚以为利用修德，未宜动师。”太子的劝告虽较苻坚之弟融的劝解委婉，但他也清醒地看到了东晋汉民族政权的正统地位和“夷夏之辨”观念的潜在影响，故而力阻苻坚铤而走险、用兵东晋，而且在前秦政权中一直积极协助苻坚的大臣汉人王猛也持这种观点。王猛病重之时苻坚亲临省病并询问以后之事，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在王猛的心目中，地处江南地区的东晋王朝才是正统之所在。其实在苻坚的心里，东晋王朝也是正统之所在，当姚苌向苻坚讨传国玉玺时，苻坚以“王胡次序，无汝羌名”为由拒绝，同时告知姚苌“玺已送晋，不可得也”，言下之意是东晋王朝是有资格得到传国玉玺的。
因此，面对这种正统性的尴尬，十六国时期的非华夏民族使出了浑身解数。首先在选择政权体制时，基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传统华夏民族的政权或国家体制形式，这种体制形式是“建立和完善一个华夏帝国式政治体的过程，可以称为政治体的华夏化”。除此之外，一个在传统“夷夏之辨”思想中处于与华夏相对的非华夏民族要实现对各民族，尤其是对占绝大多数的华夏民族实行统治，必须在思想文化领域给本朝政权寻找更为有力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强有力的宣传尤为必要，这是与其武功相辅而行的一种文治手段。“在文化领域，政治体首先关注的是对其统治合法性的论证。袭用汉晋帝国模式的政治体，面对着一套写满华夷秩序符号的政治文化传统，他们要论证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最终不得不牵涉到华夏或非华夏的身份认同问题。”
在中国古代，史学一直肩负着这种政治使命，一方面，统治者以史学为经世致用之学，把历朝的兴衰成败作为经验教训，从以往的历史事件中借鉴为政的得失，汲取治国驭民的方略、争霸称雄的权谋。另一方面，史学又是表述先民历史、宣传帝王伟业的工具。基于此，在中国古代，史学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并得以提倡：“在华夏的政治文化传统中，修史关系到本政权的历史形象和现实合法性，是一个帝国必须进行的事业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关于周边民族的记载，而有关民族史的撰述，《史记》在体例和内容上有着开创性的贡献，对后世史书的书写模式与书写内容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史记》写于汉代建国的百年之后，汉帝国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大有作为的时期，国内实现了空前的统一，与周边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日益频繁。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大一统思想的支配下，《史记》对各民族史事的记载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内容生动、丰富的画卷。《史记》不仅记载了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而且在列传中记有《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这与先秦史书记载只局限于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史记》设置各民族列传时，已经注意到把周边各民族纳入“中国”通史这一大范围的概念。不仅如此，司马迁还把当时中国境内的许多民族与黄帝子孙联系在一起：“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勾吴与中国之虞为兄弟：“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勾吴兄弟也。”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子孙，昌意之子也。”越王勾践为禹之苗裔：“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东越王为勾践之后：“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间接地将东越与华夏民族联系在一起。如此一来，当时在华夏民族认知范围内中原地区周边的非华夏民族在《史记》中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华夏民族的始祖黄帝或其子孙联系在一起，虽然这是为了适应当时政治形势所做的一种民族一统的宣传，但是这种认知方式被后世的史家所继承、沿袭。因此，《汉书》对某些周边非华夏民族的祖源记载与《史记》如出一辙：“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
《史记》《汉书》《后汉书》对于周边民族的书写方式，“完成了对两汉已知的所有异族的分类，并为其中的绝大部分建构了族源和谱系。此后的纪传体王朝史在撰定夷狄传之时，大多只需将其渊源上溯至两《汉书》的记载的某族，即完成了与上古以来诸异族谱系的对接”, “《史记》和两《汉书》奠定的叙述模式，加上此后诸正史对这一叙述模式的继承，不仅在华夏知识世界建立起源远流长、纵横交错的夷狄谱系树，也让非华夏诸族群本身接受了这种分类和谱系，提供了族群凝聚可以借用的认同方向”。在这种状况下，华夏民族的史书编纂传统深深影响了内迁的各个民族。因此，每个内迁民族建立政权之后，都积极促进史书编纂工作。
前秦统治者是与华夏民族同居共处已久的非华夏民族，在与华夏民族相处的过程中，他们早已接受了汉文化，在心理上、习惯上易于承袭汉族的统治方式，为了巩固统治，效法汉、魏，亟须利用史学为他们制造理论依据，表彰先族；能否灵活借鉴汉文化的种种思想观念为之所用，尤为当时少数民族政治家安身立命的当务之急。随着非华夏民族汉文化水平的提高，一些人习诵经史，潜心向学，出现了一些本民族的史学家，与汉族史家一样秉笔作史。前秦梁熙，氐人，与兄梁傥并有文名，时有“关中堂堂，二申两房；未若二梁，环文琦章”之语，梁熙曾任史职，参与撰修前秦国史。此外，有关前秦修史的情况，史书中也有简单的记载：
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著述。苻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其本。后著作郎董谊追录旧语，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梁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先是，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罢，定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删为《秦纪》十一篇。
前秦所著史书，恰好又是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中前秦史的主要来源：“鸿字彦鸾，……弱冠便有著述之志，见晋魏前史皆成一家，无所措意。以刘渊、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孑、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褒贬焉。”《十六国春秋》又成为《晋书·载记》最主要的资料来源，但是在修史的过程中，华夏民族史书的书写方式仍是其最重要的参考与模仿对象。
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主持撰写的史书，大多将其先祖与华夏民族联系在一起。北魏鲜卑拓跋氏宣称：“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铁弗匈奴赫连勃勃则标榜自己为“大禹之后，世居幽朔”, “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当经纶之会，凿龙门而辟伊阙，疏三江而决九河”；鲜卑慕容氏传“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
不仅如此，这些史书会有意识地掩饰非华夏民族野蛮落后的一面，对统治者涂抹称颂。在史书写作中，史家运用语言文字时，“讳彼夷音，变成华语”，“妄益文采，虚加风扬，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前秦苻坚时，“（苻）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由此可知，前秦统治者也有了史书应该为尊者讳的概念。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十六国时期各个政权史书叙述的对象是非华夏民族，但其采取的方式却是华夏民族的史书编纂模式与话语体系，因此在这种叙述体系下，非华夏民族在某些方面开始华夏化，祖源的追溯也许即是其中的一个具体体现。
前秦政权建立之后，随着政治实力的增强，氐族的代表人物苻坚对本民族的政治定位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有了一统天下的观念。苻坚为了统一中国，于晋太元七年（382年）召集群臣商议南征之事，曰：“吾统承大业垂二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尝不临食辍
，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一些大臣认为攻打晋朝时机不成熟，苻坚又以“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为由加以驳斥。后来苻坚南游灞上时对群臣曰：“轩辕，大圣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犹随不顺者从而征之，居无常所，以兵为卫，故能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率从。今天下垂平，惟东南未殄。朕忝荷大业，巨责攸归。岂敢优游卒岁，不建大同之业！每思桓温之寇也，江东不可不灭。今有劲卒百万，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遗晋，若商风之陨秋萚。朝廷内外，皆言不可，吾实未解所由。晋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吴者，天下何由一轨！吾计决矣，不复与诸卿议也”，希望大臣支持他征讨东晋，完成统一大业。
史书记载，苻坚有比较高的汉文化水平，对于这一点唐人也比较认同：“永固（苻坚字）雅量环姿，变夷从夏，叶鱼龙之谣咏，挺草付之休征，克翦奸回，纂承伪历，遵明王之德教，阐先圣之儒风，抚育黎元，忧勤庶政。”这说明，苻坚的汉化程度比较深并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一个执着于一统思想的非华夏民族首领，在一统思想引导下的司马迁的史书撰写方式正好满足了其需求，也可以为其实现一统而服务，故而前秦的史官在撰写前秦国史时，自然也将其祖源追溯到了黄帝。考虑到十六国时期的文化大背景，以及前秦统治集团对汉文化情有独钟的实际情况，我们有理由做这样的推断。
无论是从史书撰写本身还是书写模式、书写内容以及为尊者讳的痼疾等，都被前秦统治者所承袭，因此我们在史书中所看到的苻氏在民族归属上的混乱与矛盾也就顺理成章了。这既是非华夏民族政权的需要，同时也是由华夏民族史书书写模式影响所致。
综上所述，苻氏氐族在中国传统史书编纂体系及话语体系的影响下，在编撰史书时将自己的祖源追溯至有扈氏，与汉人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民族身份的认同上，其统治阶层认同自己是“胡”或“夷狄”仍是一种普遍现象，故而其在民族认同上体现出非常矛盾的一面，由此可见，苻氏氐族在当时并没有构建起非常清晰或明确的谱系。
（吴洪琳：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