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成年轨迹的历史变迁

从西方的经验来看，自工业革命以来成年轨迹经历了先标准化后个人化的两个转变过程。成年轨迹的标准化发生在西欧和美国的19世纪至20世纪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Kohli, 1986）。第一，行为转变的发生时间更加集中，次序更为一致（Modell, Furstenburg &Hershberg, 1976; Stevens, 1990）。第二，成年轨迹在不同人群中的相似性提高，逐渐形成统一的标准。基于美国的研究表明，自20世纪以来，成年轨迹在不同性别、不同种族及不同国家背景的人群中逐渐一致（Fussell & Furstenberg, 2005）。基于荷兰的研究表明，19世纪的荷兰有多种成年轨迹，而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早期组成家庭”这种类型逐渐成为最主要的成年轨迹（Bras, Liefbroer& Elzinga, 2010）。标准的成年轨迹逐渐形成，其特点是以完成学业、拥有稳定工作、结婚和孕育下一代这几个行为转变为标准，并以“完成学业—稳定工作—结婚—生育”为标准次序。

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青年的成年轨迹逐渐呈现个人化的趋势。个人化的基本特征包括，行为转变的时间推迟，次序打乱，不同人群的成年轨迹的差异性增大（Stanger-Ross, Collins & Stern, 2005）。青年越发难以遵循“完成学业—工作—结婚—生育”的次序。一些行为转变越来越难以实现（如结婚生育），一些行为转变被合并（如半工半读），而一些行为转变的次序被打乱（如未婚生育）（Shanahan, 2000）。家庭背景成为影响成年轨迹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青年大多依然遵循标准的“学业—工作—结婚—生育”的成年轨迹，但来自底层家庭的青年的成年轨迹则相对多元化，易出现半工半读或未婚生育等上述新的成年轨迹（Settersten & Bay, 2010）。

成年轨迹的个人化的趋势在东亚国家也有所显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青年在校时间延长，就业延迟，结婚和生育的年龄推迟（Raymo et al., 2015）。在这些国家一个备受关注的议题是结婚年龄显著提高，且近30%的30—34岁女性未婚（Jones, 2007；Jones & Yeung, 2014）。但和西方国家不同，东亚国家青年的成年轨迹的次序并未被打乱（Rindfuss et al., 2010）。以日本为例，尽管日本青年人的结婚年龄推迟，但未婚生育的比例极低。当未婚女性怀孕时，她们会选择迅速结婚，而不是在未婚状态下抚养孩子（Raymo, Iwasawa, & Bumpass, 2009）。

已有的关于中国成年轨迹的研究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青年的成年轨迹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个人化的趋势。中国高等教育扩招延长了青年在校学习的时间，推迟了他们就业、结婚和生育的时间，但并未改变成年轨迹的次序。中国青年依然遵循“学业—工作—结婚—生育”的成年轨迹（Yeung &Hu, 2013; Hannum & Liu, 2005）。但已有研究大多呈现的是碎片化的证据，仅对一至两个行为转变进行分析，对成年轨迹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缺乏系统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