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目前，音韵学界流行一种以反映实际语音的多寡给传统韵书估价的观念。笔者认为，韵书应被视作研究汉语语音史、汉语音韵学史，尤其是构建汉语韵书史最直接的文献资料。中国韵书史是一个连续的发展系列，每一部韵书都是这个系列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我们不能因某部韵书在语音史研究中的价值不大，就轻视其在汉语音韵学史、韵书史上的地位。任何对研究汉语语音史、音韵学史、韵书史有益的材料，我们都应同等对待，不能厚此薄彼。以反映实际语音的多寡给传统韵书估价的偏颇观念，应该给予纠正。
纵观宋代韵书史，增修增订最为频繁、刊布流传最广的韵书首推《礼部韵略》。作为宋代朝廷功令、诗家绳墨、韵学经典，其社会影响面之广，文化积蕴之深厚，学术背景之复杂，远非《广韵》《集韵》所能匹比。研究《礼部韵略》及其增补本，厘清它们与相关韵书的关系，对构建宋代韵书史、音韵学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确定以《礼部韵略》系韵书为研究对象。研究工作主要沿着三条线索展开。第一，将研究对象置于宋代科举史的大背景下，通过考察宋代科举内容的发展、嬗变，来关注作为宋代官韵的《礼部韵略》系韵书的沿革、修订及增补，以揭示宋代音韵学繁荣的原因。第二，以《礼部韵略》系韵书为研究主体，以揭示该系韵书自身的特点为思考问题的起点和归宿，旨在厘清其体例的演变、渐次增补的脉络及与相关韵书的关系，为构建宋代韵书史、音韵学史提供依据。第三，以《广韵》《集韵》为参照，为全面、系统考察《礼部韵略》系韵书拓宽研究空间。比较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它们的相同点，更要重视《礼部韵略》系韵书增添、删并、创新了哪些内容。
本书除绪论、余论外，共分七章，主要致力于对《礼部韵略》系韵书做专题考察。为凸显本书所讨论问题的统一性、关联性，现将其整合为四个板块，综述如下。
一 验证前人成说，或证其是，或辨其非
把宋代韵书史、音韵学史和科举史作为广阔的研究背景，在对材料分专题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每个专题都力争做穷尽式研究，并注意时间段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在精确量化的基础上做出科学判断，用事实去验证前人成说，或证其是，或辨其非，对某些聚讼纷纭、悬而未解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音韵学界一向认为《礼部韵略》不过是宋代的科举韵书，“这书虽在当时引人注意，而对音韵学研究来说实在没有什么价值”（《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其实不然。
《礼部韵略》与《广韵》《集韵》的关系，是音韵学界聚讼纷纭的一大难题，学者意见几乎言人人殊。笔者对《礼部韵略》《广韵》《集韵》的反切、小韵次第、小韵首字、韵字次第进行穷尽式考察，重新检讨《礼部韵略》与《广韵》《集韵》的关系。重点对《礼部韵略》《集韵》《广韵》三书各异的内容做专门探讨，认为仅以“《礼部韵略》是《集韵》未定稿的减缩”去理解《礼部韵略》与《集韵》的差异，有失偏颇。学界通常认为《礼部韵略》与《集韵》的差异，是《集韵》定稿时修改的结果。本书以充足的证据，指出《礼部韵略》与《广韵》《集韵》相同的内容，尤其是与《广韵》相同的内容，体现了《集韵》未定稿的面貌。而《礼部韵略》《广韵》《集韵》三书各异的内容，有些是《集韵》定稿时所做的改动，有些则体现了北宋时期对《礼部韵略》重加修校的成绩。在对《礼部韵略》《集韵》二书各异的切语、小韵次序详细分析的基础上，以精确量化的数据为依托，提出“《礼部韵略》是在减缩《集韵》未定稿基础上重加修校的成品”的论断。
长期以来，研究宋代音韵学史的学者把目光都集中在《广韵》 《集韵》，对《礼部韵略》系韵书很少有人问津。就是专门从事《集韵》研究的学者，也不太看重《礼部韵略》。其实，《礼部韵略》对《集韵》研究的价值并不亚于《类篇》《群经音辨》。近年随着《集韵》《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研究的深入，《礼部韵略》及其增补本的价值不断显现，国内外一些学者开始对《礼部韵略》系统韵书做专题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虽然如此，《礼部韵略》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些问题探讨得还不够深入、全面，个别结论尚需进一步验证。
《礼部韵略》不仅与同时代的《集韵》关系密切，而且其实用性的编纂特点，丰富了宋代辞书编纂的模式，直接影响了后世《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等的创作。《古今韵会举要》与《礼部韵略》关系非比寻常，欲读懂《古今韵会举要》，必须要先弄清楚《韵略》的来龙去脉，绕过《礼部韵略》去研究《古今韵会举要》，必窒碍难行。
宋代韵图的编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礼部韵略》影响。《韵镜·归字例》云：“归释音字一如检《礼部韵》……诸氏反、莫蟹反、奴罪反、弭尽反之类，声虽去音，字归上声，并当从《礼部韵》就上声归字。”鲁国尧《〈卢宗迈切韵法〉述论》、李红《宋本〈切韵指掌图〉研究》都认为：宋代韵图与《礼部韵略》有一定关系，研究宋代韵图不可忽视《礼部韵略》的影响。
宋代科举诗赋考试以《礼部韵略》为官韵，贡举以外的诗赋创作与实际语音有一定关系，但通常情况下仍以官韵为押韵依据。宋代诗赋用韵的语音依据代表书面语、通语、方言韵系三个语音层面。其中《礼部韵略》所代表的书面语音层面，因由官方认可，规范推广，其约束力、影响力日积月累而成为文士用韵的一种习惯，这样的作品在宋代诗文中数量最大，尤其是大量的应制作品和科举拟作。而我们研究诗文用韵的目的是挖掘实际的语音资料，所以，在研究中以《礼部韵略》为代表的书面语层面必须要剥离掉，《礼部韵略》的研究能为宋代诗文用韵的研究提供依据。
二 求本溯源，考竟源流
熊忠《古今韵会举要·自序》云：“宋省监申明，儒绅论卞，《韵略》集注，殆且五十余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礼部韵略》景祐原刊本和诸多增补本都相继亡佚了，流传下来的如新发现的北宋刊本《礼部韵略》，元祐五年（1090）孙谔增补本《礼部韵略》，南宋佚名《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毛晃、毛居正父子《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杨伯嵒《九经补韵》，欧阳德隆《押韵释疑》，郭守正《增修校正押韵释疑》等，则属硕果之仅存者。其他尚有十来部，我们借助相关文献，能确考其作者或成书年代，虽然基本内容仅能得一鳞半爪，但它们在《礼部韵略》系韵书中的分派支脉，亦可窥见。
本书通过对《礼部韵略》系韵书做专题考察，并与《广韵》《集韵》相比较，厘清了《礼部韵略》系韵书体例的嬗变、渐次增补的脉络及与《集韵》的渊源，做到了知源识流。并将考察结果绘成《〈礼部韵略〉系韵书传承图谱》，更清晰地展现了《礼部韵略》系韵书的演进原委。
现将《礼部韵略》系韵书传承关系简要归结如下。
《礼部韵略》系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由丁度等从《集韵》未定稿减缩而成。后来的贡举考试实践，陆续暴露出《礼部韵略》存在的一些问题，于是由王洙（997～1057）负责做了一定程度的调整，新版《礼部韵略》即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的“王洙等修《礼部韵略》五卷”。庆历（1041～1048）间，张希文为《礼部韵略》加圈互注，礼部因之，颇以为便。嘉祐（1056～1063）间朝廷又对《礼部韵略》做了一番修订，致使此前此后的《礼部韵略》形成了一定的差异。宋哲宗元祐五年（1090）孙谔再加增补。宋高宗绍兴十一年（1141）黄启宗奏进《补礼部韵略》。绍兴十四年（1144）杨朴上《礼部韵括遗》。绍兴二十六年（1156）高宗令国子监印造《礼部韵略》，科考时“并从官给，以革怀挟之弊”。高宗有御笔《草书礼部韵略》，卷首陈汶“识语”云：“高宗皇帝释去万机，游戏翰墨，朝夕不倦”，当为高宗做太上皇时所书，底本可能是绍兴二十六年国子监雕印的监本。绍兴三十二年（1162）毛晃表进《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五卷。宋孝宗淳熙元年（1174），礼部又对《礼部韵略》加以刊正，将黄启宗所增韵字“分入于逐韵末”。淳熙二年（1175）张贵谟上《声韵补遗》一卷。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至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间，刘孟容撰《修校韵略》五卷，“以《说文》《字林》《干禄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佩觹》《复古编》等书修校”。南宋佚名编《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五卷，欧阳德隆《押韵释疑》注释间引《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并将其简称为“《附韵》”，则《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当成书于《押韵释疑》之前，很可能就在嘉定十六年（1223）至景定壬戌（1262）之间。嘉定十七年（1224）杨伯嵒撰《九经补韵》。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欧阳德隆撰成《押韵释疑》五卷。景定三年（1262）郭守正《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成书，此书因《押韵释疑》校正增释。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宋代最后一部《礼部韵略》系韵书是《新编分类增注正误决疑韵式》，今有宋刻本传世，惜乎仅存入声一卷。该书注释基本由删减《紫云先生增修校正押韵释疑》释文而来，诸家所增韵字，该书或刊入逐韵或附于韵末，亦与《增修校正押韵释疑》同。故其成书当在郭书之后，而具体时间待考。《魁本足注释疑韵宝》今传只有元刊本，是否成书于宋代，难以确知。该书注释由减缩《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而来，则其当为《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生出之余裔。
《礼部韵略》系韵书传承关系，参见本书“余论”所附《〈礼部韵略〉系韵书传承图谱》。
三 挖掘特殊音切、异读所反映的实际语音
应该承认，《礼部韵略》对研究宋代语音史价值很有限。但由本书相关讨论可知，《礼部韵略》系韵书的一些特殊音切同样也能反映宋代实际语音的变化。
比如，《礼部韵略》基本按声母发音部位唇、齿（精、照三、照二）、舌（端、知）、喉、牙的次序排列小韵。但下平声九麻韵则不惜打破这项规则，将窊、奢、些、車、嗟、衺、遮、闍、鉈、釾10个小韵类聚到一起，置于九麻韵末，上声三十五马、去声四十禡小韵的小韵次序，也基本遵循平声九麻韵的类聚方式编排。说明在现实语音中，《中原音韵》的车遮韵在北宋时期已经完全从麻韵中分离了出来。音韵学界一般认为遮、麻分韵在南宋时期，证据是《礼部韵略》的增补本《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上平声八微韵末所载毛居正的案语。我们应该感谢《礼部韵略》编纂者苦心孤诣的编排，它所透露的遮麻分韵的信息，将车遮韵产生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半世纪。
本书在正文或脚注中，多处以铁的事实证明，《礼部韵略》系韵书一些特殊音切反映了宋代实际语音的变化，对汉语语音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再如，笔者通过将《礼部韵略》与《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对比，发现两书的一些异切也透露出了宋代实际语音。即使在《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所附《韵略条式》的某些条文中，亦可发现一些语音演变的信息，如《元祐五年七月十日牒文》载孙谔等乞增“旧颁庙讳，外无明文，而私辄回避者”有“畜、慉”二字，孙氏曰：“按《易·大畜》、《小畜》及《师卦》‘畜众’，《释文》并 ‘敕六切’，又 ‘许六切’。准近条有两音者从一音不合回避外，今看详《礼部韵》‘畜’字训 ‘养也’，及《诗》‘不我能慉’之 ‘慉’，《孟子》称 ‘俯足以畜妻子’、‘畜君何尤’，并音 ‘许六切’，其字义虽不合回避，然释音与庙讳 ‘吁玉切’者相近，以上二字，未委合与不合回避，欲乞明降指挥。”礼部看详的结果是“本部看详 ‘壹、戎、衣’并 ‘杼、畜、慉’三字，欲乞许随所出处释音用之”。宋神宗讳“顼”，音“吁玉切”，《礼部韵略》一屋收许六切畜小韵，三烛不收吁玉切旭小韵（《集韵》亦收）。但士子却回避许六切的“畜、慉”二字，孙谔等于是乞请礼部裁定，礼部并未置可否，只提供了一个相当笼统的意见。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实际语音中“许六切”与“吁玉切”已然无别，屋韵与烛韵已经通并。
《礼部韵略》属于朝廷诗赋考试的标准韵书，具有绝对的法定性、权威性，主要功用是规定士子诗赋用韵，同时对现实语音也具有相当的规范作用。对活语言来讲，所谓“规范”就是一种限制、束缚。即便如此，宋代的实际语音仍对《礼部韵略》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四 考证传刻异同，辨明版本源流
郭沫若先生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曾指出：“无论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最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或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危险。”
笔者在研读《礼部韵略》系韵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粗浅的认识：作为朝廷功令的科举专用韵书，社会影响面极广，学术背景极复杂，翻刻增补版本众多。研究此类科举韵书，首要任务是考清其传刻的异同，辨明其版本的源流。这对厘清科举韵书体例的嬗变、渐次增补的脉络及与相关韵书的关系，清晰地展现科举韵书的演进原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礼部韵略》及其递修、增补本很多，其中有的韵书，社会应用广，传世的版本亦复不少，如《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因此，全面调查《礼部韵略》及其增补本的传世版本，考证其传刻的异同，辨明其版本的源流，对全面揭示宋代官韵发展的逻辑线索与历史事实是大有裨益的。同时，韵书史的研究也要关注韵书的刊刻、流布、功用及影响，考证不同版本，能为深刻认识韵书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虽然我们将考察中心确定为《礼部韵略》系韵书，但研究中涉及的文献材料很多，相关的韵书，宋人的书目、解题、笔记、别集以及明清学者的序跋，都对完整地解读、认识《礼部韵略》系韵书有很大帮助。本书对这些文献材料钩沉、排比，对《礼部韵略》系韵书在宋代的流布与功用做了专题考察，从侧面展现了《礼部韵略》系韵书的学术价值。语言学方法和文献学方法相结合，是研究《礼部韵略》系韵书的重要途径。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两点。
第一，本书旨在对《礼部韵略》系韵书做专题考察，为构建宋代韵书史提供基础材料，并不是在撰写一部完整的宋代韵书史。一些与本课题并无直接关系的韵书及相关问题，虽然在宋代韵书史上比较重要，但本书概未论及。
第二，在《礼部韵略》众多的增补本中，增补小韵、韵字、异读最多，篇幅最大的韵书，首推南宋毛晃、毛居正父子的《增修互注礼部韵略》。关于毛氏父子生平仕履、《增修互注礼部韵略》产生的历史背景、撰著的时间、传世的版本、基本内容和体例、毛氏改易的切语、分并的小韵、增补的小韵和韵字、未标注“增入”或“重增”的韵字、新增的异读及《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的价值与失误等问题，拙著《〈增修互注礼部韵略〉研究》做了比较详尽的考察，读者可参见，本书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