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江华

1983年9月21日，费孝通在南京“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讨论会”上做了一个长篇演讲，对吴江小城镇的类别、层次、兴衰、布局和发展做了仔细的分析。这个演讲后来以《小城镇 大问题》为题公开发表，成为中国社会学的经典文献。3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快速城市化的实践过程，目前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城镇化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此时此刻，重温费孝通的这篇著名论文我们发现，中国新时期的城镇化与费孝通的理论创见经历了交涉、分野、回归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有创造力的理论所具有的生命力。

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户籍制度尚未放开，但农村工业化的活力已经开始显现，尤其是苏南一带。这一时期蓬勃兴起的乡镇企业既唤醒了费孝通早年对乡村工业化的记忆，也激起了他对新时期乡村社会发展的期待。他敏锐地注意到在这一过程中小城镇在人口集聚与转移及技术、资本衔接与转换上的重要性。立足于中国自身的资本与技术及积极而稳妥发展的思路，费孝通提出了小城镇在未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这一基于现实发展出来的理论观点被后来的学者称为“内向型”或“内发型”的发展道路。

有意思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济实际上走上了“外向型”发展道路。这种外向型经济是引进外资、技术与原材料，经加工后再出口，利用中国便宜的人力资源迅速发展经济。在此之前，费孝通“行行重行行”，在中国各地寻找“因地制宜，多样模式”，即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所说的内发型经济。直到80年代末，珠江三角洲“三来一补”企业的兴起让费老看到了一种新模式。费老敏锐地注意到这是一种与中国内地不同的工业化模式，他称这种模式“随时应变，不失时机”。虽然费老意识到这类由香港所带动、辐射的经济模式的重要性，但最初在他眼里，也仅限于地区。到20世纪90年代，这种外向型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通过把握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在国内尤其是东部地区营造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外资与技术，进而加工出口，中国成功地成为世界制造大国，经济也因此实现了腾飞，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了城市化快速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中国的城市在空间上扩大了3倍，城镇化率增长到52.5%，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中国已由传统的农业国迈向工业化国家。

在城市化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导致的后果是城市发展的不平衡。外向型经济通常由国家与地方政府主导，工业区也因此在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因此通常在首都或地区首府所在地附近，如此便导致人口向首都与大城市集中。在国际上，像泰国、韩国都出现了因为采用外向型经济政策而促使人口向首都集中的现象。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同样出现了与泰国、韩国一样的问题，城市化发展存在两方面的不平衡。一方面，城市之间的分化越来越严重，即人口越来越向中心城市集中，全国人口最为集中的是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在各地区则是省会等中心城市。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越大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与现代化的水平也越高，因此，各类资源越来越向大城市集中。以教育为例，改革开放初期，集中在中心城市的更多的是高等学府，但在近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中学、小学乃至学前教育的资源也都流向大城市。现在各地最好的中学均在省会城市，一些超级中学也开始出现，很多地方上有条件的家长也开始越过地方，将孩子送到中心城市接受中学、小学教育；而一些地方传统名校，则因为师资不足与本地优秀生源的流失而渐趋衰落。另一方面，东西部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东部地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还是人口密度、就业机会，以及公共设施与公共服务水平都远高于西部地区。事实上，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已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城乡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小，甚至部分乡村地区已超过城市；而西部则集中了中国绝大多数贫困人口，虽然30多年来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较之东部而言，差距仍然很大。

这类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本土农民被城市化过程排斥。外向型经济是由政府与外来资本主导的经济，这一经济主导下的城市扩张过程实际上是将本土农民边缘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本土农民不仅会失去土地，也无法进入和融入在其原有土地上新建的企业，保留的“城中村”也会成为城市内社会问题集中的区域。在征地补偿力度较大的地方，原有的社区通常会因内部分配问题而频起纠纷；而征地补偿力度较小的地方则不断出现抗拒拆迁事件。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农民虽然在身份上已经成为城市的市民，但在人口素质上并没有完成向市民的转变。

在中国，这一过程中还存在所谓的人户分离问题。这部分人口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虽然拥有城市户籍但户籍并不在所生活与工作地区的人口；另一部分是总数约2.6亿的农民工，他们的户籍在农村，但生活与工作在城市，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成长也在城市，他们在统计上已开始被计入城市人口，但实际在身份上仍被排斥在所在城市之外。由于大中城市有更多的就业与发展机会，因而这两类人群都集中于此，前者是所谓的“蚁族”，后者则是进城务工的农民。然而户籍政策与大城市过高的房价阻碍了他们实际融入所在的城市，也就是说，大城市虽然吸引了这些外来人口，却又并没有能力将他们完全消化掉。尤其是农民工，他们为外向型经济提供了廉价的劳力，但他们的所得却并不能保障基本的生活，他们自己和子女也很难完整享受该城市的各种公共服务。显然，这类身份上的不平等不仅对他们本身不公平，也会在他们的下一代中持续再生产，从而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而如果国家取消户籍制度，就会面临大城市更严重的人口拥挤问题。因此，他们是最终融入城市还是回流到原居地？回到原居地的话，是回到农村还是附近的城镇？这些问题仍然是中国城市化过程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

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进一步推动城市化自然而然的选择。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大城市与中心城市得到一定的发展，格局基本形成，人口也渐趋饱和，甚至一些大城市已经到了发展的极限，城镇化因此成为国家疏导大城市无法吸纳的人口以及进一步吸纳乡村人口的过程。这一点也可从最近几年乡镇的迅速发展中看出端倪。事实上，由于大城市的户籍障碍和过高的房价，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没有融入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尤其是逐渐成长起来的第二代农民工，在很难融入大城市而又不愿意再回到农村的情况下，多半会将多年来个人或其父母在城里打工的积蓄用于在其父母原居地的城镇建房或买房，从而也使近年来城镇的发展与需求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国家也因此看到城镇化在扩大内需、拉动增长方面所具有的潜力，从而将其作为未来十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加以推动。

但这一过程显然也有很大的风险，因为人口在城镇的聚集需要有相应的产业支撑。从大城市回流到城镇或者从乡村进入城镇的人口多半是在外务工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的家庭收入基本上可被分成两个部分——农业收入与打工收入。这些农民工尤其是第二代农民工选择在城镇建房或买房后，就有可能彻底断绝与农村的联系，从而也将失去农业方面的收入。他们要么在城镇就业，要么把房建在家乡城镇或在家乡城镇买房，继续到东部大城市务工。第一种情况要求城镇有相应的产业吸纳他们留在本地，而如果过多的是第二种情况，城镇也很难起到真正留住人口的作用，所谓的乡镇房地产就有可能因为空置而使乡镇沦为鬼城。

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发展乡镇房地产业，同时还要发展本地经济。而中西部乡镇很难像东部大城市那样吸引外来资本，只能依靠地方资本投资与地方产业的发展，即各地方需要利用自身的资源、文化等优势发展本地经济，从而支撑起本地的城镇化。

这也使中国的城镇化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了费老在20世纪80年代所指明的小城镇发展道路上。费老在80年代即强调各地应依据自身的特色与优势，“因地制宜，多样模式”。费老所谈到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耿车模式、民权模式等都是各地方所发展出来的区域性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各个地方社会在现代化、工业化道路上的自主性，也被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总结为内发型社会发展模式。而按照发展社会学家的观点，这种内发型发展，虽然在速度上比外向型发展慢，但由于与社区原有的社会经济环境结合在一起，城市化会更均衡、稳妥地发展。

但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的是，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中国人，也有了全然不同于以往的应对市场经济的经验。这样的经验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从正面来看，一批从大城市返乡的昔日的打工者有了驾驭国际市场的经验，因此能够在家乡将农产品加工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产品；而从负面来看，食品安全等问题也成为城镇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因此，国家要推动的新型城镇化必须是一项系统的社会进步创新工程。国家在引导与鼓励城镇兴起的同时，需要在制度创新与建设、人的发展与成长、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生态与可持续发展观念的贯彻方面花费更大的力气，才有可能使城镇化取得预期的成功。

30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用费孝通的理论检视这一过程时，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的发展、城市化的实践既在很多方面超出了费孝通当年的预期，又在很多问题上不无言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过程也因此得以显现。我们对费孝通小城镇理论的反思，既不是为了肯定其观点、称赞其有先见之明，也不是要加以否定，说明他的发展观点已经过时或与社会实践不符，而是期待能够沿着费孝通先生“学以致用”的学术道路，通过不断的社会实践，继承与超越他的思想。这也正是本书所试图呈现的逻辑。

上海大学的社会学与人类学学科是在费孝通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沈关宝、李友梅等就追随费孝通先生对江村以及吴江进行追访，《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即基于他们的调查研究写成。此后，沈关宝出版了旨在反映80年代苏南地区工业化的书——《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对费孝通所提出的小城镇模式做了延伸研究。到了90年代，李友梅在法国学成归国后，受费老的鼓励赴上海浦东地区进行调查，投入对全面展开的由国际资本所推动的快速城市化的研究中。进入21世纪后，进城的农民如何适应新的社会与构建新的社区生活方式成为上海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上述研究背后始终有来自费孝通先生的指导与推动，费老从来不会认为自己提出了一个一劳永逸或者到达了顶点的理论。本书所展示的也正是上海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者从费孝通小城镇问题出发，对不同时期城市化实践进行的回应，也是对30多年来中国城市化与城镇化过程所做的深入和延伸研究。

本书所收录论文的编排也遵从上述逻辑。张江华、陈志勤的两篇文章虽然成文较晚，但因为是从知识史的角度梳理费孝通有关乡土与城市及城镇化思想的来源、形成与学术意义而被放在开头；沈关宝的论文是针对20世纪80年代内发型发展模式下乡村工业与文化变迁的研究；李友梅的文章分析了在所谓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国际资本的输入所导致的城市化社会问题以及多方博弈的过程；沈关宝和王慧博、刘玉照和金文龙的文章探讨了村民成为市民（居民）过程中的问题与逻辑；陈志勤、刘春燕的文章则再次回到费孝通所说的内发型发展模式，前者讨论了当代一些古镇利用丰富的文化与旅游资源复兴古镇的现象，后者描述了一种新的城市社区的可能性；最后，沈关宝、张江华和耿敬的文章站在当代的立场上，对当前城镇化的问题与前景进行了反思和展望。上述文章虽然存在种种缺陷，但组合在一起，既在总体上构成了30多年来中国城镇化与城市化过程的图景，又反映了我们从费孝通小城镇理论出发，对中国城镇化问题所进行的连续性与系统性的研究和思考。

费孝通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2016年我们也会迎来费孝通先生江村调查80周年纪念。费孝通先生亲身经历了中国从“乡土”社会逐步向都市社会转变的过程，他的学术历程也从大瑶山、江村这类“乡土”社会起步，追随中国社会与文化变迁的步伐，从乡土扩展到都市、区域以及全球。费先生曾总结说他一生“但开风气不为师”，我们的上述工作，也是期待能继承费孝通先生所开的“风气”，让学术能够薪火相传。我们相信，这也是费孝通学术思想与学术精神的延续。我们能够想象：如果费老在世，身体健康，他还会或亲身或用言语激励我们“行行重行行”，寻找中国城镇发展的新模式，解决中国城镇发展面临的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