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与超越“乡土”：费孝通与雷德斐尔德的文明社会研究

张江华

众所周知，人类学最初的研究对象是所谓的无文字的部落（tribes）社会。这一研究缘自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在全球的扩张，原来“与世隔绝”的一些社会开始进入现代人的视野。如何理解这些被人们认为是落后的、简单的、野蛮的、未开化的人群以及他们的社会与文化成为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华勒斯坦曾总结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学科的形成：近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学科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现代西方这类“有历史、有高度文明”的社会；而在西方之外，还存在一些虽然有文明但“历史停滞”的社会（譬如中国、印度与阿拉伯社会），这些社会被归入所谓东方学的研究范畴；另外，在二者之外，世界各地普遍存在甚至也存在于文明社会边缘的无文字社会则被收入人类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囊中（华勒斯坦等，1997: 22～26）。因此这一学科最初也是和这些人群的发现者与统治者——传教士、探险家、殖民地官员——联系在一起，对他们的描述构成这门学科最初的基础，人类学的早期学者也因此利用这些材料建构起了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早期生活。在进入20世纪之后，以马林诺斯基、拉德克利夫-布朗为代表的新一代人类学家开始运用田野调查与参与观察的方法对这些社会进行精细的研究，显然，这一方法开始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对这些社会与文化本身的理解上，人们也开始考虑它们在当代社会的意义，但人类学仍然被理解为是研究这个世界主流社会之外的剩余社会的学科。直到1923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在就任英国人类学学会主席的致辞中还宣称“今后我们的社会人类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任务是开展对世界上各个尚未开化的人群的研究”（转引自芮德菲尔德，2013: 13）。

不过，这一情形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发生了改变。1939年，W．劳埃德·华纳（W. Lloyd Warner）指出“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切类型的人类社会，既包括原始型的社会也包括开化型的社会，既包括简单型的社会也包括复杂型的社会”（转引自芮德菲尔德，2013: 14）。同样是拉德克利夫-布朗，在20年之后，他的观点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到了1944年，他开始这样描述社会人类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任务：“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把整个地球上存在的形形色色的人类社会全都包括在内的。”（转引自芮德菲尔德，2013: 14）1951年，埃文斯-普理查德对这一时期有关人类学学科的研究对象做了一种较为折中、力图为多数人接受的表述：

从理论上说，社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人类社会；它应该是社会学这个大领域里的一个学科，而且其主要的任务应该是开展对类似原始人类时代的那种形态的社会的研究。我想把社会人类学的任务做这样的认定应该能为众多的人类学者们所接受。也许只有那些坚持认为即便仅仅是在研究的具体操作上，而不是在理论上，偏重于对原始人类时代的那种形态的社会的研究都是不可接受的人类学学者们才会对我的这种说法持有异议。（转引自芮德菲尔德，2013: 14）

埃文斯-普理查德的说法似乎体现了一些传统人类学家对人类学“主要的任务”的坚守，但很显然，人类学理论上的研究对象应该涵括整个人类，这已成为那一时期人类学家的共识。事实上，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50年代初期，人类学对文明社会的研究蔚然成风。这一时期，有关马来西亚、缅甸、巴拉圭、中国、日本、加拿大、比利时以及美国等地的民族志陆续出版，尤其是一些著名人类学家也转向现代社会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最典型的研究莫过于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研究以及罗维对德国的研究。也就是说，至20世纪50年代初，人类学已不再受限于原始社会研究，而将触角伸向了古往今来的一切社会与文化。

这一风气的转变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尤其是30年代，而推动这一转变的是这一时期两位重要的人类学家——一位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斐尔德（Robert Redfield），另一位则是来自中国的人类学家费孝通——他们二人也因此被公认为人类学史上文明社会研究的先驱与开拓者。

本文即梳理了这一转变过程，讨论了人类学学科史上这一重要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以及一些重要的概念与方法论的出现和应用。我们知道，与上述转变相伴随的不仅仅是研究对象的转换，更包含理论与方法论上的推进，尤其是从研究“原始”社会发展出来的微型社区调查与分析方法需要面对既有社区之间的多样性又有社区之上的复杂结构的现代社会的挑战。我们因此也可以看到：正是他们最初的不谋而合以及之后的密切交流在理论与方法上推进了人类学有关文明社会研究的进程，而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差异，也让我们了解到中西方学者在知识生产与创造方面的异同和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