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史记·周本纪》载，西伯“……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汉书·地理志》又记“武王治镐”。《水经注·渭水》中说：“渭水东北与鄗水合，水上承镐池于昆明池北，周武王之所都也。”丰邑和镐京[1]分别为文王和武王营建的都城，是西周时期近三百年间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本文所指的丰镐地区即文献记载和考古调查、发掘所确定的西周时期的丰邑和镐京所在地，位于关中盆地的中部，今西安市西南12公里的沣河两岸。丰邑在沣河中游西岸，遗址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2]；镐京在沣河中游东岸，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3]（如图1）。另据最新调查结果，丰邑的总面积约为8.62平方公里[4]。

现有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关中地区是周人的发祥地，也是周人在其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对外经略的大本营，是西周王朝的王畿所在。在周人剪商以前，关中地区的文化面貌并不单纯，呈现出复杂的多元结构，就晚商时期来说，业已命名的考古学遗存就有老牛坡类型商文化[5]、刘家文化[6]、郑家坡文化[7]、碾子坡类型[8]和黑豆嘴类型[9]等几种。可以说，在周人迁岐时及迁岐后的一段时期内，关中地区处于一个“文化动荡”的时期，没有任何一股文化势力可以长时期居于主导地位，控制和统一其他人群。正是这样一种动荡的环境背景，为周人创造了更多与周边人群交流碰撞的机会。在这场文化较量中，周人以其开放的、宽容的文化姿态，伴随着政治军事手段的运用，不断吸收周边其他文化优势因素，从而发展壮大为最后的胜利者，建立了与商王朝相抗衡的后方阵地。

图1 丰镐遗址位置示意图

（本图据《张家坡西周墓地》图1改绘）

周人所居周原一带业已形成了开放的文化传统，在此文化背景下，武王伐纣后所建立的西周王朝，会采取什么样的文化策略，在考古学文化上会体现出怎样的变迁？这是考古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朱凤瀚先生曾这样写道：“周族自形成之时起即与其他姓族组成民族共同体，以姬姓族为核心所建立起来的西周王朝统治下的社会，更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共处的社会，作为征服者的周民族以极大的魄力，在较短时期内控制了远远超过商王国势力范围的广袤土地，并兼蓄并吞了俯首称臣的其他诸民族，造成了一个地域更广泛、文化更丰富的新的文化共同体。”[10]在朱凤瀚先生所说的“新的文化共同体”中，作为西周王朝都城所在地的丰镐地区，在整个文化共同体中的地位自然是举足轻重的。丰镐地区作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对外联系和交流的机会必然较其他地区为多，其文化面貌也必然相对复杂。厘清这一中心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脉络，不仅可以使学界对于西周王畿地区的文化变迁有所把握，同时也将为西周时期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研究提供重要的比照体系。

墓葬埋藏于地下的特点使其成为现今考古发现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遗存，从而也成为考古研究者考察古代社会所依赖的重要媒介。本书正是以丰镐地区历年来出土的西周墓葬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遗址发掘资料、文献记载、青铜器铭文资料以及史学研究成果，综合考察墓葬资料所反映出的丰镐两京地区西周时期的文化面貌及其人群与社会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