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发现与研究简史

一 发现简史

自20世纪3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在沣河两岸进行了大量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迄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共发掘西周墓葬1000余座。而据调查情况看，丰镐地区西周墓葬数量应在2600座以上[11]。

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的调查和发掘是在学界对该地区进行的全面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过程中实现的。根据历年来的考古工作，可将学界对于该地区的调查和发掘情况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下文分别加以介绍。

（一）第一阶段：调查阶段（20世纪30～40年代）

1933年，当时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在徐旭生先生带领下，对东起西安、西至宝鸡一带进行了考古调查，调查的重要遗址共七处，其中包括丰、镐遗址[12]。1943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又对丰镐地区进行了第二次调查[13]。这两次调查提出了对丰、镐遗址位置的看法，但并未进行发掘。

（二）第二阶段：大规模调查与重点发掘相结合阶段（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前）

1.沣西地区

沣西地区有计划、有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主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4]完成。

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前一阶段调查的基础上，对沣河以西客省庄到冯村的沣河中游一带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工作，并试掘了其中几个地点[15]。1953年，在沣河西岸进行了第二次调查，调查范围上溯至沣河上游，发现周代遗址十余处。调查结果表明，沣河西岸的大原村、冯村一带西周遗存非常丰富[16]。

根据这两次调查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发掘：1955～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安县沣河以西的客省庄村北和村西、冯村村南、张家坡村东、沣河以东的斗门村东进行发掘，1962年出版了《沣西发掘报告》。报告所包括的发掘地点有客省庄村北和村西、张家坡村东，在此范围内共发掘182座西周墓葬，其中客省庄村51座，张家坡村131座。张家坡村的发掘地点分布在4处：第一地点53座，第二和第三地点16座（第二、三地点相邻），第四地点47座，第五地点15座。此外，张家坡村还钻探出7座西周时期的车马坑，并发掘了其中4座，集中分布在第一地点的西部。182座西周墓葬中，除6座墓圹不清楚外，其余均为中小型竖穴土坑墓，出土铜容器6件，工具和武器37件，陶器412件，牙器1件，另有漆器和各种装饰品数件。另外，发现18座瓦罐葬（即瓮棺葬），均为幼儿葬[17]。

1957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对长安、户县进行了调查，1959年秋又对两县进行了复查。为了探索丰京的中心区位置，1959年和1960年春又分别在马王村、客省庄进行了试掘。调查和发掘材料表明，沣河西岸的客省庄、张家坡一带西周遗迹密集，可能是西周丰京遗址[18]。1959～1963年，丰镐队通过调查、钻探和发掘，确认出丰邑遗址位于沣河中游西岸，东缘以沣河为界，西缘以灵沼河为界，北至客省庄村和张家坡村北，南至冯村、西王村，总面积约6平方公里[19]。

此后在沣西地区主要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发掘。

（1）1967年，沣西发掘队在张家坡村一带清理西周墓葬124座、车马坑5座、马坑3座、牛坑4座。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北区位于1955～1957年发掘的第一、第二、第三地点以北，共有74座墓葬、5座车马坑；西区位于1955～1957年发掘的第一地点以西，共有42座墓葬、3座马坑；南区位于1955～1957年发掘的第四地点以南，共有8座墓葬、4座牛坑。124座墓葬均为中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铜容器25件、陶器273件、武器和工具34件，以及各种装饰品、车马器等[20]。

（2）西安市文物考古小组于1972～1975年在张家坡村东铜网厂南的宿舍楼与配件厂车间基建区，清理了西周墓葬80余座、西周车马坑3座，但墓葬资料尚未发表，简报只发表了其中3座车马坑的资料。其中一座车马坑埋4辆车12匹马；一座埋1辆车4匹马；另一座埋葬车马情况不明。3座车马坑均被盗掘或破坏，但仍出土或征集了一些车马器[21]。

（3）1983～1986年，沣西发掘队在张家坡至大原村的高岗地上（当地人称之为“郿坞岭”）进行钻探，钻探出西周墓葬共计1500多座，发掘了其中的390座（包括22座马坑、3座车马坑）。1999年出版报告《张家坡西周墓地》。此次发掘共出土青铜礼乐器72件，青铜兵器464件，青铜工具20件，青铜车马器5000多件（组），青铜杂器381件，陶器439件，釉陶器36件，印纹硬陶器3件，玉、石、料器1246件（组），龟甲15件，象牙器33件，骨器249件，牙角器204件，蚌器若干，金环1件，28座墓葬中发现车轮140个，车箱26个，车辕14段，车轴5段，车衡11根，35座墓发现漆器遗存，3座墓发现有金箔，有的墓葬发现有丝织物痕迹。本次发掘最重要的是井叔家族墓地的发掘，共揭露4座带墓道的井叔墓，虽然这4座墓葬均遭到严重的盗掘，但仍然有重要的价值。比如张M170出土的青铜方彝，其器、盖同铭“井叔作方彝”，可以证明墓主人为一代井叔；张M157的椁盖上和墓道内主要陈放有拆散的车辆，因不是盗掘对象，基本保持了下葬时的情景，呈现出西周时期墓葬中车辆放置的情形；可以大致看到葬具原貌，可据此考察西周高等级墓葬的葬具设置；张M170墓室底部普遍铺了一层木炭块，是西周墓葬中最早的积炭墓例；等等。同时，21座洞室墓是本次发掘中新发现的一种西周墓葬形制[22]。

另外，其他小规模的发掘工作如下所述。

1955年11月至1956年2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张家坡村附近发现5座西周墓葬。其中2座被破坏，2座保存较好，1座未加清理，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23]。

1960年秋，沣西发掘队在张家坡村东1956～1957年的发掘地点继续进行发掘，共发掘4座西周墓葬、1座西周车马坑。车马坑内埋有一辆车、两匹马和一个殉人。简报只发表了其中2座随葬品比较丰富的墓葬资料，两墓年代均为西周早期，其中60M101中出土了大量的车马器[24]。

1961～1962年，沣西发掘队在张家坡村东及东南发掘了31座西周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共出土青铜礼器13件、陶器83件、青铜兵器15件、车马器3件，此外还有玉石饰物及蚌饰、蛤壳等[25]。

1963年，沣西马王村车站东约40米的断崖上出土一批西周铜器，系当地社员挖土时发现。从残存情况看，铜器应出土于一座西周墓葬中[26]。

1964年10月，沣西发掘队在张家坡村东北清理了一座西周残墓，形制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仅存三分之一，为其东南角。共出土9件铜器，包括鼎3件、4件、壶2件。这批铜器均有修补痕迹，系实用器。墓葬年代不早于西周晚期[27]。

1976～1978年，沣西发掘队在客省庄西南发掘1座西周墓，张家坡西南发掘1座、东南发掘9座西周墓，客省庄村西发掘1座西周车马坑。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铜器203件（其中车马器190件）、陶器19件、玉器8件、石器1件、蚌贝163件。车马坑内残存车马3组，具体车马数量不清[28]。

1979～1981年，沣西发掘队在张家坡1955～1957年发掘的第四地点东南方向清理7座西周墓葬、1座西周车马坑；在第三地点西北发掘1座西周墓葬；并在新旺村西南发掘5座西周墓葬。这批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共出土铜器14件、陶器56件、玉器13件、蚌鱼百余枚。此次张家坡村发掘的西周车马坑内埋有三车六马[29]。

1982年春秋两季，沣西发掘队在新旺村南发掘1座西周墓葬，1座瓮棺葬[30]。

1983年，丰镐发掘队在张家坡村东南发掘了4座墓葬，客省庄西南清理了1座西周残墓。张家坡村东南发掘的4座墓葬中，有2座墓各出一件高领袋足鬲，伴出有青铜器，年代为先周时期，为了解沣西地区先周文化遗存提供了重要资料；另外2座墓为西周时期[31]。

1984～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在沣西客省庄、马王村、张家坡等地共六个地点，清理44座西周墓葬、2座西周车马坑。这批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共出土铜器9件、陶器85件、玉石器14件。发掘的2座车马坑中，84M28埋一车四马，84M29埋二车四马一个殉人，共出土车马器103件[32]。

1987年，沣西发掘队在张家坡村东南沣河毛纺织厂东墙外清理20座西周墓葬；1991年又在西户公路南侧即1987年发掘地点之西清理3座西周墓葬。简报发表了其中6座墓葬的资料，并另附墓葬登记表。其中87M1出土一组仿铜陶礼器，在沣西地区系首次发现[33]。

1992年春，马王村村民在西户铁路马王镇火车站西南新辟一片宅基地。为配合村民建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镐队对这片宅基地进行了考古钻探和发掘，清理22座西周墓葬。同时，在马王镇粮站东土壕清理4座西周墓葬，张家坡村南取土壕清理9座西周墓葬。共计清理35座西周墓葬，目前发表的简报公布了其中32座中小型墓葬的资料，另有3座墓随葬品较复杂，资料未发表。32座中小型墓葬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共出土铜器6件、仿铜陶礼器8件、陶器55件、玉器14件、骨管1件、蚌类若干。西周时期的仿铜陶礼器发现较少，此次发掘的M33中出土了一套仿铜陶礼器[34]。

2.沣东地区

沣东地区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不同于沣西地区。与沣西地区考古调查同步进行的是：1951年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调查发掘团在沣河以东沣河中游斗门至丰镐村一带进行的调查[35]；1953年陕西省调查发掘团又对该地区进行第二次调查，此次调查上溯到沣河上游[36]。这两次调查在沣东地区的主要收获为：1951年斗门镇普渡村村民挖井时掘出一批西周铜器，出自墓葬中。1953年和195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调查发掘团分两次清理了这座墓葬，即第二号墓。同时在这座墓葬的南边，发掘了第一号墓。两墓位于普渡村东门外无量庙东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共出土8件铜容器、20件陶器、3件玉器、2件石器和介壳类若干[37]。

1954年10月，长安县斗门镇普渡村村民送交陕西省历史博物馆一批西周铜器，亦出自墓葬。此墓东北距1953年考古研究所清理的2座西周墓只有95米。同年11月，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其进行清理。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椁室为“丁”字形。随葬器物包括27件铜器、22件陶器、23件玉器、1件石器、骨饰品2件、贝56枚、蛤蜊107件、蚌饰品158件，其中完整的有390件。墓中出土有著名的“长囟盉”，其盖内有铭文57字，内容非常重要，为判定该墓的年代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判定其他墓葬的年代提供了参考标准[38]。

1957年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对长安、户县进行了调查，1959年秋又对这两个县进行了复查。调查表明，沣河东岸的斗门镇、普渡村一带可能是镐京遗址[39]。为了弄清镐京遗址与昆明池遗址的关系，1961～196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考古队对沣河东岸的昆明池以及附近的西周遗址进行了勘测考察，并在遗址内的斗门镇、花园村、白家庄和洛水村等地做了钻探和试掘。调查表明，沣河东岸的西周遗址范围很大，“北缘在洛水村北村边，南缘在斗门镇略南，东缘界于昆明池，西缘南部紧接斗门镇，北半部则在鄗水即沣水支津故道的东岸。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此次调查的收获是弄清了遗址的大致范围，探明了西周遗址位于昆明池北，遗址在建筑或浚治昆明池时遭到破坏，证明文献记载是可信的[40]。

1981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和普渡村之间的高地上清理了12座西周墓葬，简报发表了其中6座墓葬的材料，同时报道了2座西周车马坑资料。6座墓和2座车马坑共出土各类铜器50余件、玉石器50件、陶器80件；另有介壳类若干、骨弭1件、砺石1件。其中铜容器30件，大部分铜容器上铸有铭文，内容重要。发掘者据出土铜器铭文，并结合文献记载指出：长花M15为鲁国国君伯禽之墓，并解释伯禽死后葬于周之原因；长花M17墓主人为鲁考公酋，是长花M15的袝葬墓[41]。

1983、198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镐京考古队为进一步了解沣东地区古代遗存的堆积和分布情况，在沣河以东的斗门乡范围内进行了两次考古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该地区的西周遗存主要集中在斗门镇—洛水村沿线，与1961～1962年的调查结果相一致[42]。

1984年春秋两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在普渡村南西户公路南侧发掘了39座西周墓葬、2座西周车马坑；在普渡村东发掘3座西周墓葬。2座西周车马坑均埋一车四马。42座墓葬均属于中小型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共出土陶器194件、铜戈1件、铜甲片42件，车马器、玉石器、介壳类若干[43]。

1985年，郑洪春、穆海亭在长安县花园村西南清理3座西周墓葬，1986年在花园村南清理2座西周墓葬。5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出土铜鼎1件、陶器17件、玉石器2件，介壳类若干[44]。

（三）第三阶段：配合研究课题发掘阶段（20世纪90年代夏商周断代工程至今）

1997年，为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伐纣年代研究—丰镐遗址的分期与断代”研究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工作队于春秋两季分别在马王村西和大原村北进行发掘，共清理20座西周墓葬。在已发表的简报中，同时报道了1996年抢救发掘的具有断代意义的西周墓葬12座，总计32座。这批墓葬均为中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共出土铜器3件、陶器111件、石圭2件。简报认为，此次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是“为‘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武王伐纣和西周列王年代研究提供了先周到西周晚期的背景明确的系列测年样品。第一期几个遗存单位的发现，提供了先周文化晚期标准陶器群组合，为追溯先周文化，深入研究先周文化建立了基点”[45]。

此外，1998年春，大原村村民在井叔墓地西南约300米处的大原村北开挖现代墓穴时发现古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发掘队随即进行抢救性发掘和钻探。发现3座较大型西周残墓、1座西周车马坑，其中98SCDM4的墓圹大部分已被破坏，有无墓道不得而知。车马坑推测应附属于98SCDM4，墓中出土5件一组的编磬，与井叔墓地双墓道的大型墓葬张M157所出5件一组的编磬相似。98SCDM4墓室面积较张M157略大，推测两墓墓主的身份等级基本相似。从98SCDM4、98SCDM5、98SCDM6相距很近的布局看，这一带应是某一贵族家族的墓地[46]。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学界对于该地区的关注热情随之减淡，调查和发掘工作也一度处于停滞状态。2009年秋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队在马王镇冯村北约200米的土壕取土区发现大量有加工痕迹的骨角料。2011年6月至7月在此处及周边地区钻探出69个灰坑和20座墓葬，其中2座可能为西周时期。2011年10月至11月和2013年11月，在此区域共清理西周灰坑15个、墓葬1座[47]。简报中未详细介绍墓葬情况。自2012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同承担“丰镐遗址范围及地下遗存分布状况调查和勘探”项目，丰镐工作队负责丰京遗址的调查和勘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负责镐京遗址的调查和勘探。其中，丰镐工作队重新对丰京遗址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调查工作，建立了丰京考古地理信息系统。2012年的调查和勘探工作，确定出丰京遗址的范围东至沣河西滩地，西至古灵沼河，北至郿坞岭北缘，南至冯村南至新旺村南一线，总面积约8.62平方公里。同时发现了两个水面，分别是曹寨水面和冯村东水面，为进一步探索丰镐遗址聚落布局提供了重要线索。2013年，丰镐工作队在大原村南和曹寨西北钻探出灰坑546个以上、坑467个以上、墓葬451座以上、陶窑23座以及道路1条、水井1口，同时还对曹寨水面、大原村东南墓葬和冯村北制骨作坊进行了解剖性发掘[48]。2014年，丰镐工作队在曹寨水面和曹寨西河道周边进行钻探，共发现108个西周灰坑，15座西周墓，3座西周水井。同时，还对曹寨—大原村河道进行了发掘[49]。目前，调查和勘探工作仍在继续，新的调查结果以及今后依据调查结果将要制定的保护和发掘规划，有望开启丰镐地区西周遗存和文化面貌研究的新局面。

二 研究简史

历年来，学界对于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发掘简报和报告中的基础研究方面，即建立在墓葬出土陶器类型学研究基础上的分期研究，对其他方面的研究则涉及较少。

（一）分期研究

由于有些简报、报告或相关研究中的分期涉及该地区西周遗址的分期，故本部分对以往遗址分期成果也一并加以介绍。

1.墓葬分期

1962年出版的《沣西发掘报告》将1955～1957年在客省庄村和张家坡村发掘的182座西周墓葬分为五期：第一期年代为西周初年，相当于成王或康王；第二期年代为穆王或稍晚于穆王时期；第三、四、五期年代为西周晚期，第三期与第二期年代相衔接，第五期年代下限为西周末年，最晚的或者可到春秋初年[50]。

《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将1967年在张家坡村一带发掘的124座墓葬分为六期：第一期为灭殷以前文王作邑于丰时期；第二、三期分别相当于《沣西发掘报告》所分的第一、二期；第四期为懿孝时期；第五期与《沣西发掘报告》所分的第三、四期相当，年代为厉王前后；第六期相当于《沣西发掘报告》所分的第五期，约在宣幽时期[51]。

《1984～85年沣西西周遗址、墓葬发掘报告》将1984～1985年在张家坡村、客省庄村、马王村一带发掘的西周墓葬分为五期。其中第一期可以分为甲、乙两组：第一期甲组的年代约在武成康时期；第一期乙组的年代约在昭王时期。第二期年代约在穆恭时期。第三期年代约在懿孝时期。第四期年代约在夷厉时期。第五期年代可能在宣幽时期[52]。

滕铭予对丰镐地区西周墓葬中出土的陶器进行了系统的型式划分。根据1988年以前发表的西周墓葬材料，将丰镐地区西周墓葬分为四期八组：第一期年代在灭殷前；第二期年代为西周早期，相当于武成康昭时期；第三期年代为西周中期，相当于穆恭懿孝夷时期；第四期年代为西周晚期，相当于厉宣幽时期[53]。

《1992年沣西发掘简报》中将发表的32座西周墓葬分为五期：第一期年代约为康昭时期；第二期年代约为穆恭时期；第三期年代约在懿孝之际；第四期年代约在夷厉时期；第五期年代约在宣王前后[54]。

《张家坡西周墓地》在《沣西发掘报告》《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的墓葬分期基础上，根据1983～1986年在张家坡村一带发掘的390座西周墓葬材料，再次进行了分期研究。该报告根据此次发掘的8组15座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并据陶器、青铜礼乐器的型式演变特点以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将这批墓葬分为五期：第一期为武成康时期；第二期为昭穆时期；第三期为恭懿孝时期；第四期为夷厉共和时期；第五期为宣幽时期[55]。

2.遗址分期

《沣西发掘报告》根据地层堆积，将张家坡村和客省庄村的西周居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居址的年代早于第一期墓葬，晚期居址与第四期墓葬同时[56]。

《1961～62年陕西长安沣东试掘简报》根据1961～1962年在沣东地区的调查试掘结果，将沣东地区的西周遗址分为西周早、中、晚三期[57]。

蒋祖棣根据1985年其在丰镐地区调查和试掘的结果，对丰镐地区周文化遗址出土陶器进行了分期研究，将丰镐地区周文化遗址分为七期。第一期年代为先周时期，包括《沣西发掘报告》中所划分的“早期居址”中的部分遗存；第二期年代为西周初年，上限可能超出西周；第三期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晚，下限到西周早、中期之交；第四期年代为西周中期或中期偏早；第五期年代约在西周中期偏晚；第六期年代为西周晚期；第七期年代在西周末年[58]。

《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根据1997年发掘的新的地层关系，将西周遗址和墓葬分为六期：第一期年代为文王迁丰至武王伐纣之间的先周文化晚期；第二期年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第三期年代为成王后期至康昭时期；第四期年代为穆恭时期；第五期年代为懿孝夷时期；第六期年代为厉宣幽时期[59]（以上的主要分期意见及相互之间的年代对应关系见表1）。

表1 丰镐地区西周（及先周）遗址与墓葬的主要分期意见及相互之间的年代对应关系

（二）其他方面的研究

围绕丰镐地区发掘的西周墓葬及其随葬品展开的其他方面研究不多，值得关注的有张、滕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

张长寿在《墙柳与荒帷——1983～1986年沣西发掘资料之五》一文中，指出张家坡西周墓葬中出土的各式各样的铜鱼，均为悬挂在池下的饰物。很多西周墓葬中出土的玉鱼、蚌鱼也应该是这类棺饰。张M152的外棺周围三面有串贝，阙其北，这些串贝也是悬挂在池下的饰物[60]。

张长寿、张孝光在《西周时期的铜漆木器具——1983～1986年沣西发掘资料之六》一文中，详细介绍了1983～1986年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出土铜漆木器的情况，并探讨了当时的镶嵌工艺，将之分为箍镶、包镶、平嵌、立嵌四种工艺形式[61]。

张长寿在《论井叔铜器——1983～1986年沣西发掘资料之二》一文中，根据井叔家族墓出土的井叔自制铜器，结合传世铜器，对井叔铜器的年代，井叔的身份、世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62]。

张长寿、张孝光在《井叔墓地所见西周轮舆》一文中，根据张M157、张M152、张M170三座井叔墓，以及车马坑张M155出土的轮舆和青铜车马器，探讨了西周中期的轮舆制度，并且对西周中期的车子进行了复原研究[63]。

张长寿在《西周的葬玉——1983～1986年沣西发掘资料之八》一文中，将1983～1986年张家坡发掘的西周墓葬中出土的葬玉区分出四类，分别是：玉含、玉握、缀玉瞑目、棺饰玉器[64]。

张长寿在《西周的玉柄形器——1983～1986年沣西发掘资料之九》一文中，分析了1983～1986年张家坡西周墓葬中出土的160多件玉柄形器，将之区分为三种型式。并根据柄形器绝大多数出土于墓主人胸、腰部这一特点，赞成前人将柄形器看作是“佩饰”的说法[65]。

此外，滕铭予在分期的基础上，对丰镐地区西周墓葬中出土的陶器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然后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考察了各类文化因素在不同期组中的消长变化情况[66]。李茜主要从对比丰镐地区与周原地区西周陶器异同的角度，对丰镐地区遗址和墓葬出土的西周陶器进行了型式划分以及文化因素分析[67]。《张家坡西周墓地》的结语部分对西周时期的丧葬制度进行了讨论，认为在西周中晚期西周社会发生了重要变化[68]。梁星彭考察了1983～1986年张家坡发掘的21座洞室墓的族属，认为扶风刘家村先周时期洞室墓是张家坡洞室墓的前身，族属应为古代羌族的一个支系[69]。白荣金对张M170中出土的一组半月形铜件进行了组合复原研究[70]。李学勤在《论长安花园村两墓青铜器》一文中，对长花M15、长花M17两墓出土的青铜器的器形、花纹和铭文进行了分析，指出这两座墓出土的青铜器基本为昭王、穆王时期，穆王时期是墓葬时代的上限[71]。黄盛璋在《长安镐京地区西周墓新出铜器群初探》一文中对花园村西周墓葬出土铜器进行了考证，认为“戎王、麃父诸器时代最早，次为与禽组诸器，属西周早期偏后，下不过昭王；再次为鸿叔簋，为昭王十九年；最晚为伯姜鼎，应属西周中期，可能属懿王”[72]。朱凤瀚在探讨西周家族形态时，曾以1967年发掘的西区墓地、1956～1957年张家坡第一地点墓葬和1983～1986年张家坡发掘北区墓葬为例，探讨过这些墓葬所代表的西周时期的家族组织形态[73]。胡谦盈在2009年发表的《三代都址考古纪实——丰、镐周都的发掘与研究》中详细介绍了丰、镐遗址的发现、确认、发掘和研究情况，其中补述了一些以往简报和报告中未见的重要信息和资料，并分类介绍、综合研究了丰镐遗址的各类遗迹、遗物[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