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哲学的诗
——读《赵恺诗选》
大凡诗人编自选集，不外两种路数。一种是沙里淘金式：诗人只把那些经过时间之流的冲刷而光芒不减的作品保存下来，不求量多，只求质精。莱蒙托夫生前为自己编选集，从二十部长诗中只选两部，从四百多首抒情诗中只选二十六首，可见其要求自己之苛刻。另一种是历史存照式：诗人按照写作的先后，把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编在一起；其中有些作品诗人以现在的艺术眼光来审视已不尽满意，但为了真实地反映历史面貌，显示诗人所走过的道路，依然有选择地予以保留。《赵恺诗选》的编选即属于这后一种类型。诗人收录了1979～1989年间所写诗作的四分之三，目的则是“努力保持一条真实、明晰的轨迹，留待读者去审视。”（《赵恺诗选·后记》）
我一向是赵恺诗歌的忠实读者。八年前我曾据自己读赵恺早期作品的印象写成一篇评论性文字（载《诗刊》1982年第9期）。此后我也一直关注着赵恺的创作。但由于手头刊物有限，赵恺的许多作品被错过去了。《赵恺诗选》的出版则为我提供了一个好机会，使我得以把赵恺的近作与早期作品对照起来阅读，从而深切地感受到这些年来赵恺的诗歌观念与创作风貌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我看来，与新时期文学的总的发展趋势又恰恰是同步的。
赵恺的前期诗作，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取材于革命战争年代苏北地区军民的英雄事迹，如《朱家岗》、《飘展的大地》等，属于英雄的颂歌。这当然与他曾一度参加革命回忆录编写组，走了大半个中国搜集整理有关淮阴的史料有关。另一类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如《我爱》《第五十七个黎明》《珍珍》《镍币》等，侧重于普通人的心灵美的开掘。比较起来，前一类作品所写的英雄事迹虽也令人感喟不已，不过由于所写的题材毕竟不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而是来自采访的史料，本身已届“第二义”，所以影响不算太大。真正代表诗人早期最高成就的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作品，特别是那用二十二年的血泪凝成的《我爱》，以及为一个普通女工塑像的《第五十七个黎明》，发表后立刻引起强烈反响，为赵恺带来巨大声誉，并奠定了他在新时期诗坛的位置。但同时也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如何不断地超越自己？从《赵恺诗选》所收的近作可以看出，赵恺没有躺在前期创作的成果上无休止地重复自己，而是不断地蜕变与更新，不断地否定自己，不断地重塑自己。赵恺的近作尽管在“轰动效应”上不及前期作品，但是就向未知领域的开拓、思想哲理的深邃与表现手法的丰富而言，近期作品又远远超过了前期，标志着一个立体的、辉煌的、真正属于赵恺的艺术殿堂已经形成。
赵恺在他的诗选《后记》中说了一句话：“回眸十年，如有所悟，那就是：走向人类，走向哲学，走向未知，是文学之必然。”这话不仅简洁地道出了诗人的诗歌观念与艺术追求，同时亦是探讨并理解赵恺近期诗作的一把钥匙。在我看来，赵恺的三个“走向”是个有联系的整体：对人类自身的思索与探求历来是哲学最为关注的命题；而哲学的探求从来就是向未知领域的探求。由此可见在这三个“走向”中，核心是走向哲学。
赵恺在近作中曾描写过一只“神话中的太阳鸟”：“这只鸟，西方把它叫做‘哲学’，东方把它叫做‘诗’。”这太阳鸟的神奇比喻，显示了赵恺对诗与哲学关系的深刻理解。
诗不仅是情感的抒发，而且也是灵魂的冒险。在探讨人生奥秘的途程中。诗与哲学是一对要好的朋友。诗人与哲学家似乎是由两端对同一条隧道进行探险，他们锲而不舍的精诚劳动，使他们最终能相会在一起。特别是，现代诗歌已不纯粹是宣泄与自娱的手段，而是对人在宇宙中所处地位的深思以及对与人相关的客观存在的宇宙秘密的发现。德国哲学家狄尔泰说得好：“每一种抒情诗、叙事诗或戏剧诗都把一种特殊的体验突进到对其意义的反思的高度。”（《哲学与诗人的人生观》）20世纪以来，哲学对诗的渗透愈益明显。宗白华1920年给郭沫若的信中说：“我恐怕要从哲学渐渐的结束在文学了。因我已从哲学中觉得宇宙的真相最好是用艺术表现，不是纯粹的名言所能写出的，所以我认为将来最正确的哲学就是一首‘宇宙诗’，我将来的事业也就是尽力加入做这首诗的一部分罢了。”（《三叶集》）宗白华的这种对诗化的哲理境界的追求在现当代诗人中有相当的代表性。近年的赵恺深深地感受到了鼓荡在20世纪诗歌中的这种哲理化的潮头。他已不满足于做一名书记员，忠实地记录生活；也不满足于做一名歌手，尽情地歌唱生活；他还要当一名哲学家，去严肃地思考生活，去探询人生与宇宙的真谛。
在赵恺的近期作品中，可以看到诗人在观察世界、思考人生、进行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引入了一个哲学的参照系。具体说来，他充分运用了黑格尔在《美学》中提到过的那种“哲学思维”。这种“哲学思维”既贯穿到由感性直观到构思完形的每首诗的具体创作过程中，又作为一种创作背景弥散在他的心理定势中，对创作的全局产生影响。因此，赵恺近期诗作与哲学的关系就不再局限于写出几首通常意义上的哲理诗，而是从整体上呈现了向哲学靠拢的倾向。这集中体现在如下的几个创作环节上。
其一是哲理化的发现，即诗人用哲学家的眼光去观察，在一般人习见的事物上发现某种哲理。
两颗浸在水中的寻常石子，摆在案头，本不足为奇，诗人从哲学家的角度去审视，便有了新的领悟：
与其陌生地朝夕相守
比如贝壳和泥沙
毋宁思念着终生远离
比如我和你
没进水中同听一支歌
并在案头组成一个诗句
（《石子》）
心灵的远近不等于形体的远近，寥寥数行道出一种人生哲理，一种远与近的辩证法。
再如面对黄山人字瀑，诗人既没有去细腻地描写山川形胜，也没有动情地发出对山河的咏叹，而是在“人字瀑”的名称上做起了文章：
雷电砍杀你，飞雪冻结你，
因为你是一个大写的“人”。
阳光抚慰你，苍松召唤你，
也因为你是一个大写的“人”
落墨在高山之巅，
顶天立地，
你本身就是人的雕塑。
（《人字瀑》）
这是对大写的“人”的礼赞，同时也说了做一个大写的“人”的艰难。一首小诗凝结了多少关于“人”的思索，人的苦难、人的幸福、人的理想、人的追求，似乎已尽在其中了。
其二是哲理化的运思，即诗人在表象的复现与改造的过程中渗透着自觉的理性活动，其艺术思维染上了鲜明的哲学色彩。
赵恺出访菲律宾时，来到马尼拉郊外为纪念“二战”期间在太平洋地区阵亡的美军而修的公墓，映入眼帘的是那数万尊排列在绿坡上的密密麻麻的大理石十字架，这景象极易触发人们悲天悯人的浩叹。当年台湾蓝星诗社诗人罗门曾面对这一情景，写出了名篇《麦坚利堡》。赵恺写《美军公墓》时却显得异乎寻常的冷静：
六万尊十字架，
组成一支无枪的军旅。
仿佛抽象派雕塑，
抽掉国籍、军籍，
抽掉呐喊、哭泣，
抽掉应该和不应该抽掉的一切，
留下一架骨骼去负载记忆。
从这几行诗我们似乎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哲学抽象的过程。如果说罗门的《麦坚利堡》是通过裂人心魄的呐喊而令人震颤，那么赵恺的《美军公墓》则以宁静而深邃的哲学意味而引人深思。
类似这样的体现在形象思维某一环节上的哲学思辨，在赵恺近作中比比皆是：“波音机伸出两只翅膀，/一只拍打着冬天，/一只拍打着夏天。”（《航线》）——这是乘飞机时唤起的对时间的联想。“‘暗’使‘光’懂得节制，/‘光’使‘暗’变得辉煌。/对于眼睛，/‘充满阳光’和‘充满黑暗’/都只能是一片空洞的迷茫。”（《江魂》）——这是对三原色进行剖析时引发出的光明与黑暗的辩证法。“黑色的空间/黑色的时间/黑色的欢乐与忧患/生活课本也是黑色的/一页一页一页/地层是一部根系社会史/打开绿色封面/我阅读一个埋在地下的大千世界”（《诗化石》）——这是乘罐笼车下矿井时，由眼前的漆黑触发的对地球的运动与生命的生成规律的探询。
其三是哲理化的创作背景。渗透在创作背景中的哲学思维不一定直接进入创作过程，但是这种思维习惯的养成，却可以使诗人获得博大的胸襟和居高临下的睿智。这样诗人面对人类社会的诸生相，面对宏观宇宙和微观宇宙便不仅仅是发出浩叹，而且有勇气去进行整体性的哲学思考。
《后羿》取材于古代神话，但诗人却以当代人的哲学观念对这一远古神话进行了重新建构。后羿射日，为人们解除痛苦，却不能受到同时代人的理解：
人群仿佛猛然恢复了感觉和意志
山崩一般拥向后羿
地裂一般拥向后羿
海啸一般拥向后羿
神箭手
顿成人之的
不仅如此，他最终还遭到自己学生逢蒙的暗算：“逢蒙把第十支箭/射进了后羿的背脊”。这深沉地表明：从物质环境的改造上解救人类固已不易，而从精神上解救人类则更为艰难。这一看法并非对人的自身价值的否定，而是对人自身认识的一种深化。在人类的天性中天使的一面与魔鬼的一面是并存的，正如歌德借用浮士德之口所说的：“有两个灵魂住在我的胸中，/它们总想互相分道扬镳”。《后羿》充分展示了人类灵魂深处天使与魔鬼的矛盾与冲撞，这样我们才能体会到诗人在诗前小序中所说的：“人类用被自己双手扼住的喉管痛苦地呼唤：‘拯救人类！'”其思辨是何等精辟！
再如《囚笼》一诗的写作。诗人从饭店中被囚在笼中供人作肴馔的猴子身上受到启发，长期养成的哲学思维的习惯，使他的思绪没有仅仅停留在猴子身上，而是在形而上的领域里遨游：
在囚笼里面，
树上的太阳遥远；
走出囚笼，
天上的太阳更加遥远。
在有形的囚笼之上．
莫非还有一个无形的囚笼？
在诗人看来，凡生命，必受其存在的客观条件的制约。生命的自由意志越强烈，则越能感受到这种制约与束缚的痛苦。“囚笼”则正是这种束缚与制约的象征。囚笼是个小世界，世界是个大囚笼。在“有形的囚笼”之上那个“无形的囚笼”，实际上正是横亘在人们面前的那一未知世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没有止境的，于是诗歌中的主人公也就“陷入打破囚笼的永恒沉思”。
赵恺是个善于体察时代脉搏并感应文学价值新取向的诗人。他近期向哲学靠拢的诗作尽管未臻尽善尽美，但却呼应着新时期文学的大潮流，并预示了未来诗歌创作的一种倾向。因为诗与哲学毕竟都是对自然、社会与人在最高层次上的求解。《赵恺诗选》给人的启示，也许主要就在这里。
1991年2月13日北京芳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