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诗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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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平凡处开掘黄金

——读赵恺的诗

赵恺的诗追求一种崇高的美,但不是靠单纯渲染自然的巨大和雄伟,也不是靠抽象描写英雄的超人和神奇,而是到平凡的生活中去寻求不平凡的因素,向普通人的心灵开掘黄金。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当推《第五十七个黎明》。诗人选择了一个在中国城市中司空见惯的镜头:“一位母亲加上一辆婴儿车,组成一个前进的家庭。”写了一位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劳动妇女:“一双女工的脚板,一车沉重的纱锭”,这还不算,“还得加上一册《英语学习》、三棵白菜、两瓶炼乳、一袋味精。”这就不只是平凡,而在有些人看来简直是琐屑了。曾有位青年对我说,白菜、炼乳、味精,也值得入诗么?我说怎么不能呢?不用说白菜、炼乳、味精,就是石头、粪蛋、土坷垃,也完全可以嘛,关键在于用得恰当。白菜、味精,看来琐屑,却把一个平凡的女工既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而辛勤工作,又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的处境表现出来了。何况,诗人并没有停留在这里,对女工生活做一个摄影式的展览,而是透过这平凡而琐屑的生活现象,窥探到女工的美好的心灵。她的爱情是纯真的:“但愿爱情能把世界缩小,”“但愿所有的婴儿车都拆掉车轮,纵使再装上,也只是为了在花丛草地间穿行。”她的意志是坚强的:在严峻的生活中她牢记海员的叮咛,“物质使人温饱,精神使人坚定”。她的心灵是圣洁的:她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的价值,在轿车的长龙面前,自豪地推着婴儿车“庄严行进”而毫无愧色。一位平凡的劳动者,有着这样宽阔的胸襟和崇高的心灵,怎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无怪乎在诗的结尾,诗人要情不自禁地唱出:“历史博物馆肃立致敬,英雄纪念碑肃立致敬,人民大会堂肃立致敬:旋转的婴儿车轮,就是中华民族的魂灵!”有的同志对这个结尾颇不以为然,认为“连历史博物馆、英雄纪念碑和人民大会堂都要向这位刚度过五十六天产假的纺织女工以及她的婴儿肃立致敬”,“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吗?”可是,这恰恰是诗人有见识的地方。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历史博物馆、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只能与英雄联系在一起,它们与普通人是无缘的。而在诗人看来,那光辉灿烂的人类历史、彪炳千古的英雄业绩,都是与这位女工一样的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创造的。诗人就通过这带有浪漫色彩的想象,给了这位普通劳动者以很高的评价,使她埋藏在平凡外表下的心灵美得以升华。

在《珍珍》和《镍币》中,诗人侧重开掘了新的一代——普通的少年儿童的美好心灵。在《珍珍》中,一个八岁的女孩子,为了写一篇《我的爸爸》的作文,同要“修长城”(打麻将)的爸爸争桌子,挨了爸爸的巴掌,但没有退却,而是跑到夜市饭店,一边流着泪,一边写下了她生平第一篇作文。在《镍币》中他写了一个七岁孩子乘电车,拿出了仅有的五分钱给一位坐车不买票“叔叔”买票:“缓缓地,缓缓地,人丛中举起一只柔嫩的手臂——中华民族那银色的希望,正高擎在孩子的掌心里……”多么可爱的孩子,多么透明的童心啊!那些愚昧的“爸爸”和昧心的“叔叔”,在这水晶般的心灵面前,能够不心跳脸红吗?

赵恺还有一类作品是以战争时期的苏北为背景的,如《刘老庄》《青铜铸造的历史》《朱家岗》《飘展的大地》等。即使是在这种充满英雄壮烈事迹的战争题材的诗中,诗人也还是把着眼点放在普通的士兵和群众身上,力图表现他们崇高而壮美的心灵。应当说,诗人所写,无论是手持红旗、用身体堵住敌人枪眼的十九岁的战士(《飘展的大地》),还是勇敢地夺回阵地、平均年龄只有十四岁的“小鬼班”(《小鬼班》),无论是身负重伤、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文化教员(《黎明的呼唤》),还是左臂被炸断,还挥动右臂率领战士冲人敌阵的连长(《火红的旗》),他们都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人民英雄。但作者不是神化他们,而是写出他们作为英雄的平凡的一面,从平凡中见崇高。在刘老庄阻击敌人的英雄四连,“昨天还赶着黄牛,为刘老庄的阶级兄弟送粪、犁田,春雨打湿了军装,打湿了笑脸,打湿了号子一片”,“今天,却留给敌人以刺刀、牙齿、铁拳,留给田野以热血,留给我们以春雷般的誓言。”(《烈士倒下了》)诗人还把曾重创敌人的阵地朱家岗拟人化:“不必在名山里查问,不必在奇峰间寻访,朱家岗只像一位平凡的苏北农民,一个俯身向前、拉犁垦荒的形象。”然而就是这平凡的朱家岗,为新四军的战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向祖国献出了“一座拓荒者的雕像”(《朱家岗》)。

赵恺致力于开掘普通人的心灵美,是顺应时代要求,有其特殊价值的。在一个社会中,称得上英雄的总是少数,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都是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然而正是他们,构成了民族的脊梁,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他们朴实无华的外表后面,孕育着崇高的种子;在他们平淡无奇的生活中,有着动人的事迹。当前我们国家已进入了一个安定的时期,虽然生活中也有高云涛式的英雄不断出现,但比起战争和动乱年代,那种叱咤风云的英雄毕竟少了。大量见到的是普通人平凡的生活、辛勤的劳动,共产主义精神的萌芽也正在普通人的生活和劳动中显露出来。这就要求诗人对普通人的生活和业绩予以关注,予以表现。另外,读者对诗坛上大量存在的仰观或俯视式的作品已不再满足。从人们的欣赏心理说,他们希望诗人唱出他们心中的歌。正是基于此点,赵恺在寻觅、把握和表现时代强音的时候,把着眼点放到了我们历史的主人公——普通的人民身上,展现了他们崇高而美好的精神境界。

当然,开掘普通人的心灵美,发现“心灵中的诗”,是不容易的。一般说,自然美和人的外形美还比较容易把握;而心灵美,这样一种精神的、无形的东西该怎样去寻求呢?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恐怕还是基于对生活、对人生的热爱。赵恺所以能开掘出普通人的心灵美,基于他对生活有着浓烈的爱情。在他的风格独具的得奖作品《我爱》中,我们听到了诗人真诚的自白:在过去,他爱柳枝的教鞭、泥垒的桌椅……在今天,他又爱上了公共汽车月票、工作证、报纸……有人说,诗人爱的怎么都是些平凡的东西,我也每天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并不觉得有什么可爱呀!是的,平凡的生活和劳动,由于习以为常,也许觉不出有什么可爱之处。它们就像青春一样,并不是人人都觉得它的宝贵。诗人十七岁当农村小学教师,十九岁便受到了不公正的政治待遇,渴望一个平凡的劳动和生活的机会而不可得。长期的生活逆境的折磨,出于对做人的基本权利的渴望,使他写出了那发自肺腑的诗句;由于长期生活在基层人民群众当中,他才对普通劳动者倾注了那样深的感情。

为了更好地开掘普通人的心灵美,赵恺在诗的艺术表现上也做了一些尝试。比如哲理与形象的交融。赵恺的诗当然不能算哲理诗,但他每每在意境的描绘中溶入哲理的思考,以加强诗的纵深感。他善于在平凡生活场面的勾勒中,巧妙地运用哲理性的语言加以点染:“一个家庭,就像一个大自然的模型:电灯是太阳,桌子是大地的组成部分。有了太阳和大地,思想就可以发芽生根。”(《珍珍》)像这样带有哲理性的诗句,有助于读者思索的深入,从平凡的表面悟出崇高来。又如把对立的现象加以典型化。马克思在谈到莎士比亚的作品时曾指出:“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崇高与卑下、可怕与可笑、英雄与丑角的奇妙的混合。”赵恺的诗中,也有某种“奇妙的混合”。所以他在诗中往往给崇高的东西设置某些对立面:《珍珍》中,要用桌子做作文的女儿与要用桌子打麻将并给了女儿一巴掌的爸爸;《镍币》中高擎着仅有的五分钱给人买票的孩子与那个坐车不买票的“叔叔”。这一反一正、一美一丑放在一起,自然就利钝分明,妍媸判然了。再如化抽象的思想为具体的意象。“我挖出当年那颗珍藏进泥土的泪滴。时间已把它变成琥珀,琥珀里还闪动着温暖的记忆。”(《我爱》)这里,诗人先把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挚的爱凝聚为鲜明的意象——泪滴,接着又让泪滴埋入泥土,变成珍贵的、美丽的、温暖的琥珀。意象的多重转换不着痕迹,新鲜别致而又亲切感人。

当然,赵恺的尝试还不是尽善尽美的。表现普通人心灵的崇高,主要应靠形象本身说话,不宜过分依靠作者的议论。而赵恺的诗还有“特别点出”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内涵力量。有的诗甚至给人“拔高”的感觉,显得不太自然。从总体看,表现领域还不够广阔,表现手法也有待进一步丰富。赵恺是新时期诗坛上极富潜力的诗人,他已找到了适宜自己的道路,就不难克服前进中的不足。愿他坚定地走下去,向普通人的心灵中开掘更多的黄金,参与铸造我们民族精神文明的光芒四射的纪念碑。

1982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