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诗人研究 中国当代诗人论
跨越精神死亡的峡谷
——论食指的诗
历史是无情的，多少曾经是显赫一时的人物随着时间的逝水而被人淡忘。历史又是公正的，多少湮没无闻的才俊之士最终被重新发现，在史家的记载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食指便是属于这后一种人。作为一个诗人，他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背景下开始诗歌创作，并在知识青年中造成重大影响。然而，由于他的诗得不到公开发表的机会，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位“地下”诗人，更多的读者，包括研究文学的人不知道有这样一位诗人。甚至到了“朦胧诗”人崛起之后，食指依然默默无闻，以至被人纳入“被埋葬的中国诗人”之列。然而，是金子最终要发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诗人与评论家对新时期诗歌创作的回顾与反思的深化，食指终于从埋没状态中被发掘出来——1993年《食指黑大春现代抒情诗合集》出版。同年5月北京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为此书出版及食指作品召开研讨会。1994年《诗探索》第2辑开辟专栏“关于食指”，发表诗人林莽的专论《并未被埋葬的诗人——食指》以及食指谈自己诗的文章。1996年《中华读书报》发表该报记者祝晓风对食指的专访。1997年《华人文化世界》第4期在《一代诗魂郭路生》的总题下，发表了林莽、戈小丽、何京颉、李恒久、彭希曦等五人的评论与回忆文章。同年，食指被批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8年，作家出版社又推出了《诗探索金库·食指卷》，精选了食指不同时期的有代表性的作品81首，并附诗人林莽的《食指论》及《食指生平年表》，为喜爱食指诗歌的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版本。至此，食指已不再隔绝于国内诗坛，了解食指的，也不限于他的知青朋友了。
食指，本名郭路生，父母从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他是1948年11月21日在行军的路上出生的，所以起名路生。1965年开始诗歌创作。1967年，食指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他不愿卷入混乱的派性斗争，便潜心诗歌创作，这年冬天，写出他早期的重要作品《鱼儿三部曲》。此诗以象征的手法抒写了红卫兵运动退潮后一代青年的心灵历程。这些“鱼儿”，在与波浪的搏击中受到剧烈的创伤，躯体麻木了、眼睛迷惘失神了，可依然在寻找命运的神谕，在追求自由与光明。1968年，食指因写出了与“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主旋律迥异的诗歌作品而受到当时有关部门的审查。一些参与过诗歌沙龙活动的年轻人也受到迫害。一位朋友在逃离北京时曾写下四个字的留言：相信未来。这四个字深深地触动了食指，他以之为题，写出了名篇《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里，正义遭蹂躏，真理被扭曲，许多年轻人编织的彩虹色的梦想彻底破灭了。食指的《相信未来》却像穿透阴霾天空的一道阳光，给这些迷惘的年轻人的心灵投射了些许温暖。《相信未来》最打动人的是那种孩子般的纯洁，在整个社会陷入混乱，道德沦丧，兽欲横流的情况下，这首诗就像从污泥中绽放的雪白的莲花，体现了这一时代年轻人的美好而又茫然的期待。固然在时代的错乱与政治的强暴面前，诗人的普希金式的浪漫呼唤显得有些微弱，但它对当时年轻人的心灵安慰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一位当年与食指一同到山西插队的朋友回忆道：“当时在农村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到前途茫茫，《相信未来》是我们全心热爱的一首诗，是我们的强心剂。我们确实像郭路生描写的那样，以孩子般的执著相信未来。”
1968年12月20日，食指乘当天四点零八分的火车离开北京到山西汾阳杏花村去插队，《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便是面对送别的场面有所感触而写成的：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
……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手中
……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亲热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首诗的时间空间均是十分确定的，但它所描述的人在不能把握自己命运情况下的生离死别，所深蕴的时代悲剧性内含，却超越了具体的时空，产生巨大的情绪冲击力。当年无数插队的知识青年被这首诗激动得热泪盈眶：“郭路生是唯一念诗能把我们念哭的人。一次他朗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当时的两个女生还没有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凡是经历过1968年冬北京火车站四点零八分场面的人没有不为此诗掉泪的。那时每天下午四点零八分都有一班火车把北京知青送走。……有的人当时就哭昏了，被抬到站东大铁栅栏门前临时设立的急救台抢救。随着汽笛的拉响，哭声顿时变大，知青们冲向窗口，每个人都像郭路生诗中所描写的——哭喊着想抓住自己亲人的手，可是太挤了，已分不清哪只手是自己亲人的，只能任意抓住一只手，因为这是他们‘最后的北京’。多少年过去，每当读这首诗，我仍有像诗中描写的‘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的感觉”。
在食指写出《相信未来》等诗篇的时候，全国的绝大多数文学刊物都已停刊。食指的作品不可能得到公开发表的机会。但是它们却在各地的知识青年中悄然流行开了。到内蒙古插队的知青诗人齐简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食指诗歌在知识青年中引起的强烈反响：“郭路生的出现极大地震撼了诗友们。他对个人真实心态的表达唤醒了我，使我第一次了解到可以用诗的语言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出来。记得那晚停电，屋里又没蜡烛，情急中把煤油炉的罩子取下来，点着油捻权当火把。第二天天亮一照镜子，满脸的油烟和泪痕。当时读到的诗大致有：《相信未来》《烟》《酒》《命运》《还是干脆忘掉她吧》《鱼儿三部曲》等。郭路生的诗在更大范围内的知青中不胫而走，用不同字体不同纸张被传抄着。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诗人数不清自己诗集的版本，郭路生独领这一风骚。”他的诗不仅在山西、陕西、内蒙的知青中广为传抄，还传到遥远的黑龙江和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有的知青甚至把他的诗谱成歌曲。可以确定无疑地说，食指是“文化大革命”中在知识青年中影响最大的一位诗人。有人说他是“70年代以来为新诗歌运动伏在地下的第一人”，也有人说他是“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的第一人”，应当说这些说法并无过分的张扬与夸大之处，而是对食指其人其诗较为客观的一种评价。
在食指开始诗歌创作的时候，一条“左”的文艺路线统治着诗坛。阶级性、党性取代了诗人的个性成为诗歌的主体内容。直到“文革”开始，随着所有的文学刊物的消失，诗也消失了，只不过在当时的报纸上和红卫兵小报上能见到一些揭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嘶哑的叫喊，这些东西虽然采取了分行排列的形式，但决不是诗。正是在真正的诗缺席的时候，食指出现了。他以迥异于流行思潮的姿态，写出了纯粹是发自个人心田的诗。他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鱼儿三部曲》等代表作，抒发的是他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感受，但却喊出了一个时代的年轻人的苦闷的心声，得到了无数年轻读者的共鸣。一些喝着“四人帮”的狼奶长大的年轻人，终于在食指的诗中找到了一片新的天地，找到了一种在黑暗郁闷的时代抒发情怀的手段，也在食指的诗中发现了自己。
当然，比起后来的朦胧诗人和新生代诗人，食指走得并不算远，但重要的是他是第一人，在没有诗的时代，在诗被逼进了一条绝路的时候，他使诗开始了回归，他摒弃了把诗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做法，把以阶级的共性为主体的诗歌开始转变为以诗人个性为主体的诗歌，在诗中出现了个体生命的呼唤，对人的尊严的呼唤。元好问《论诗绝句》中曾高度称道一扫六朝绮靡纤弱之习，开有唐一代诗风的初唐诗人陈子昂：“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食指在“文革”期间诗坛位置与陈子昂在初唐诗坛的位置庶几近之。
“文革”当中，食指因何其芳的孩子的关系，结识了被打成“走资派”、“黑帮”的诗人何其芳。这种极特殊状态下的两代诗人的交往，深刻地影响了食指的诗歌美学观。我们不难看出食指的个人化的抒情方式与绵长而富于韵律的句式，与20世纪30年代何其芳诗作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何其芳当年对他说过，诗是“窗含西岭千秋雪”，是说诗人必须透过一定的形式去抒写自己的内心感受，诗要有形式，要受形式的约束。食指在表达出一个时代年轻人的全新的感受的同时，并没有刻意去创造一种全新的形式，像后来的某些新生代诗人一样，他基本上是在“五四”后新诗自身的传统上结合自己的气质与个性，寻觅出适宜自己的抒情方式。他身上有浓重的浪漫派的气质，他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理想。“文革”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的灾难，食指自己也感同身受，但是他不曾绝望，在最黑暗的日子里他相信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食指摒弃了五六十年代诗坛流行的大量的政治性议论与说教，而是用意象说话，他在意象的确立与选择上是下了大工夫的。《相信未来》对“文革”的极“左”政治是有强烈的批判意识的，但是诗人并未采取一般政治抒情语汇，而是精心选择了“查封炉台的蜘蛛网”、“灰烬的余烟”、“深秋的露水”、“凝霜的枯藤”、“凄凉的大地”等意象，暗示出时代的黑暗和人们肉体与心灵受到的戕残。后边诗人又用“涌向天边的排浪”、“托起太阳的大海”、“温暖漂亮的笔杆”等壮阔明亮的意象暗示了理想的光辉的未来。一般读者最喜欢的正是《相信未来》的前三节，这与食指的高超的意象艺术不无关系。
以今天的青年读者的眼光看来，食指的诗在形式上还是比较传统的。前边提到，食指受何其芳的影响很深。何其芳重视诗歌形式，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建立现代格律诗的主张：“我们说的现代格律诗在格律上就只有这样一点要求：按照现代的口语写得每行的顿数有规律，每顿所占时间大致相等，而且有规律地押韵。”而这一主张的核心要求就是顿数整齐和押韵这两点，何其芳提出了现代格律诗的主张，但是未能推出有影响有说服力的作品。而食指的《相信未来》、《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等名篇，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实践了何其芳的现代格律诗的主张。他的诗每行四顿、五顿、六顿不等，在每一首诗或每一小节内却是整齐的，四句一小节，双行押韵。读起来有鲜明的节奏，宜于朗诵，这样食指的作品常通过知青的聚会被广泛传播，就十分自然了。
食指1971年入伍，1973年退役，被诊断患精神分裂症。疾病严重地破坏了食指的正常工作与生活，也损伤了他的诗歌创作。但是，食指的一颗诗心并未被疾病压倒，在患病的间歇期，食指依然写出许多有影响的诗篇。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写于1978年的《疯狗》，此诗可视作诗人对“文革”时期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概括：“受够无情的戏弄之后，/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人看，/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漫无目的地游荡人间。”诗人以“疯狗”自况，这样尖刻的自嘲与自谑，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是罕见的。此时的食指已没有了盲目相信未来的勇气。“疯狗”的意象不过是诗人经历残酷的生存环境的折磨后，对个人身份的一种无奈的确认。而他希望成为一条疯狗的目的，则是为了“更深刻地体验生存的艰难”。但是“仿佛成了”或“希望成条”疯狗，毕竟表明诗人还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还是人，因而诗慨叹道：“我还不如一条疯狗！/狗急它能跳出墙院，/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这痛苦的呻吟令人心灵震颤，这种人不如狗的境地，正是对那人妖颠倒的年代中，人的悖谬荒诞的命运的真实写照，字里行间流露着对人的尊严的呼唤，全诗沿着“仿佛我成了一条疯狗”、“我还不是一条疯狗”、“我还不如一条疯狗”、“假如我真的成条疯狗”这一思路展开，充满一种激愤和无奈。全诗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就是“疯狗”这一奇特的意象，它很自然地让我们想到卡夫卡《变形记》中人变甲虫的荒诞情节。一般说来，食指的诗在形式与手法上不很“现代”，但在对世界的体认与情绪的反叛上，却与西方现代派有某些暗合之处，从这个角度看，称食指“为现代主义诗歌开拓了道路”是有相当道理的。
1990年以来，诗人住进了北京第三福利院。生活是稳定的，也是寂寞的。但诗人诗心不死。只要他的精神状态好转，他就坚持写作。他的《我这样写歌》生动地描写了他此时的写作状态：“没人能理解你此时的心境/没有人倾听你真诚的述说……/清茶一杯，自斟自酌/生活清苦算不得什么/最怕感情的大起大落后/独自一个人承受寂寞/年年如此，日月如梭/远离名利也远离污浊/就这样在荒凉僻静的一角/我写我心中想唱的歌”。就这样，他先后写出了《在精神病院》、《归宿》、《人生舞台》等作品，这些作品已消退了青年时期的浪漫，却增添了中年的智慧与沉静。诗是食指终生的追求，凝聚着他全部的痛苦与欢乐，正如他在《归宿》一诗中所写：
终于我诗行方阵的大军
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
是诗给了食指生存的勇气，是诗成了食指生命的归宿，是诗使他跨越了精神死亡的峡谷。在高雅文学受到商业大潮的冲击，诗人文人纷纷下海的时候，食指却始终恪守着自己的人生准则，他的生命已和诗融合在一起。这样一位开一代诗风的先驱，当年的知青战友不会忘记他，读者不会忘记他，历史也不会忘记他。
200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