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开始由以衣食为主向以住行为主过渡，汽车消费在家庭中迅速普及，中国开始进入机动化社会。机动化增速远快于经济总量增速，1985～2005年全国GDP增加了约6倍，而民用汽车保有量则从321万辆猛增到了3160万辆，增加了近9倍。

这一机动化进程以个人机动性（Mobility）的提高为特点，即私人汽车是快速机动化的主要部分，其增速之快达到了惊人的地步。1985～2005年，私人汽车保有量增长了约65倍，占汽车保有总量的比例从8.9%提高到了58.5%，其中私人载客汽车增长更达到了717倍。

汽车的快速普及扩大了城市居民生活和工作的时空尺度，但也带来了新的城市问题。由于城市建设和管理相对滞后于快速的机动化，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降低了城市整体的运行效率，且有继续恶化的趋势。同时，交通部门消耗的能源和土地也越来越多，污染越来越严重，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城市交通问题是为数不多的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而逐步恶化的发展考核指标。

从城市的角度看，城市是国民经济增长主要的空间依托，中国的城市化能否健康持续地进行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是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主题之一。然而，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受到了世界的关注和赞赏，但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一些矛盾已经开始逐步浮现，有的问题已经开始威胁到增长本身的可持续性，比如能源、土地等资源硬约束，以及公平、制度改革等软约束。现代城市理论把交通运输和通信看做是城市最有用的部分，但中国城市交通部门却在快速机动化的冲击下开始遭遇交通拥堵，这一问题值得城市研究者给予高度重视。而且这种影响不仅限于城市居民在拥堵中的时间损失，它将进一步影响城市生活的区位选择和出行模式，进而改变城市的空间组织模式和城市空间结构，影响到城市真正的价值所在，因为“城市真正的财富和效率隐藏在城市空间结构布局之中”（仇保兴，2003）。

现代城市的空间结构很大程度上是交通和通信技术进步塑造的结果。以汽车逐步广泛使用为标志的机动化进程对人类社会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历史上其他城市交通工具所不能比拟的。汽车在几代人的时间内就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重塑了美国以及世界许多地区的城市空间，不但影响了城市物质空间可达性的重构，还促成了城市社会和文化的改变，比如众所周知的城市蔓延（Urban sprawl）和汽车文化。尽管汽车生产中出现的“福特式”工业生产方式革新是人类生产力的一次重大提高，但随之出现的城市小汽车依赖性及其对应的城市蔓延形态却是以土地和能源的高消费为代价的，反过来又威胁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以能源为例，美国等发达国家汽车的能源消耗占到国民经济总消费的20%～40%（黄成，2005），这种以私人汽车为主的城市交通系统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及其产生的环境污染，直接影响着发展的效率和可持续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机动化进程先后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实力、提高了个人的收入水平，也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政府大规模建设的财政实力和运营手段，导致了粗放城市化问题。这一问题涉及国民宏观经济的发展，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中国城市正在努力改变城市化发展的粗放倾向。而另一方面，个人收入提高推动了家庭进入小汽车化阶段，提高了个人机动能力并改变了人们的空间观念，个人行为对城市的集体影响正在逐步增强。近年来，中国机动化进程出现越来越快的趋势，其速度为历史上所少有，对城市的影响也急剧地增强，并开始威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但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多。机动化进程是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既有框架下对城市发生作用的，借鉴国外经验深入研究中国快速机动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是城市规划和对策制定的基础。机动化进程及其外部性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以及中国对快速机动化的应对策略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问题。不但具有学术价值，更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