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精神性进路:荣格的宗教心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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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世界悬于一线,那根线就是人的心灵。

——荣格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从属于一个涵盖一切的单一心灵、从属于一个单一的“总体人”。

——荣格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分析心理学派的创始人。荣格曾经受到弗洛伊德的赏识并一度被指定为精神分析学派的“继承人”和“王储”,由于后来与弗洛伊德意见相左而与其分道扬镳,创立了自己的分析心理学派。他提出心理结构整体论的方法,尤其是引入集体潜意识和原型等概念,对心理学、宗教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心理学界较多关注的是他的分析心理学以及内-外向人格类型论等,而对他的宗教心理学却几乎没有涉及。中国宗教学界也很少关注这样一个古怪而非正统的宗教思想家。然而,无论是在心理学界还是在宗教学界,荣格都称得上是一位大师级的人物。

笔者接触荣格是从普通心理学的学习开始的,在“人格”一章的“类型理论”中提到荣格依据“心理倾向”来划分人格类型,并最先提出了内-外向人格类型学说。荣格认为,当一个人的兴趣和关注点指向外部客体时,就是外向型;当一个人的兴趣和关注点指向主体时,就是内向型。任何人都具有外向和内向这两种特征,但其中一种可能占优势,由此可以确定一个人是内向型还是外向型。同时,他根据人的心理活动的思维、感情、感觉和直觉四种基本功能,并结合两种心理倾向,而划分出了八种人格类型。彭聃龄:《普通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434~435页。笔者对荣格的初步认识仅此而已,非常浅显。作为此学科上的“生手”,笔者还做不到去深究荣格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理论。荣格虽然是精神分析学派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在此领域他的贡献被弗洛伊德盖过,因而在精神分析学派的论述中对荣格着墨不多。

翻开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一书,他对“情结”的解释非常引人关注。他通过词语联想测验发现人有种种“情结”,这一发现让他在国际心理学界享有盛誉。在测验中,他把预先准备好的词汇表上的单词一个个地读给测试者听,并要求测试者对其中首先打动自己的那个单词做出反应。有人格障碍的受试者,在联想时便会出现一些带有情绪联系的回忆或意念,因而造成其反应与众不同,不是反应时间过长就等于没有反应。这种情形表明,这个单词的有关方面触到了受试者所谓的“情结”的要处。荣格认为,情结是个人潜意识中一组组心理内容的聚集,是从完整人格中彼此分离且独立自主的一个个小人格;它有自己的驱力,并可以强有力地控制与支配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精神症状植根于情结之中,而词语联想测验既然能发现隐藏于患者身上的情结,治疗者便可以通过分解消融这些情结,使患者重新恢复身心健康。这一发现为心理治疗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测量方法和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的方法。

真正引起笔者对荣格的注意,还是在了解到“集体潜意识”这一概念的时候。“集体潜意识”的发现,是荣格的卓越成就,是心理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弗洛伊德所发现的潜意识,实际上只是“个人潜意识”,是潜意识中的一部分,而荣格提出的“集体潜意识”却是一个涵盖内容更广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扩展了人们对人的精神和心理现象的了解。荣格提出的“集体潜意识”的各种“原型”,对认识人的人格和行为特别重要,它阐释了人的心理中的各种冲突和对抗。推而广之,它对于揭示人类文化的相异性和融通性都大有裨益。

为了进一步认识这位在心理学课本中着墨不多,但又引人入胜的心理学家,笔者走进了图书馆,看到了他的著作全集——《荣格全集》C. G. Jung,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 translated by R. F. C. Hull, Bollingen Series XX,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着实吃了一惊。书架上摆着的是20几本厚厚的“大书”,这让笔者第一次认识到了大师和著作等身的含义。作为一位知名的精神病学家,他对歇斯底里症、躁狂情绪失调症、癔病性麻木症、伪装精神错乱等均有理论和例证分析,并重点对精神病的心理发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在分析心理学领域,他通过词语联想、用记忆所做的实验性观察来对心理现象、精神病症等进行一定的实验研究;在精神分析领域,与弗洛伊德的交往、对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析、对梦的研究、与弗洛伊德的对比等方面,他都写有大量的文章。在对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中,他提出了与之不同的理论,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分析心理学体系。他提出了原型和集体潜意识理论,这在宗教心理学领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对心理能量、情结、灵魂、梦、死亡等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并且他还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阐释。他对身处的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有深刻的认识,从上帝形象、基督象征到三位一体,他从集体潜意识理论出发,对基督教进行了深入的心理学分析。他对不同文明都有探究的兴趣和勇气;他在非洲、印度和美洲生活及体验,进行相关田野调查;他通过对古今历史跨度的探讨,尝试进行东西方的比较研究;在古代人、现代人、瑜伽、禅宗、炼金术、曼荼罗、星相学、飞碟、神秘主义等方面他均有涉猎;在东西方文化融通方面他亦有诸多论述,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艺术和文学也情有独钟,并且从分析心理学角度进行了探讨;尤为可贵的是,他非常重视经验和实践,对于心理治疗的普遍问题和具体问题都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本人还亲自受理心理治疗的个案,对来访者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用这些实践来丰富自己的理论研究;他对人格和发展心理学也有研究,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心理和宗教发展阶段理论……所有这些都带给笔者心灵上的触动,由此也激发了笔者研究上的浓厚兴趣。

在图书馆的书架上,中文方面有关荣格的图书大部分是译著,其中一些是关于荣格的生平、自传和回忆录的图书,如刘国彬、杨德友翻译的《荣格自传》〔瑞士〕荣格:《荣格自传》,刘国彬、杨德友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5。。该书全面介绍了荣格童年、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的经历,精神病治疗活动,与弗洛伊德的关系,他的思想形成过程,论死后的生活,还有荣格的通信集等,让我们全面认识了荣格这位孤独探寻思想的学者。另一些是对他著作的零星翻译,如冯川、苏克翻译的《荣格文集》〔瑞士〕荣格:《荣格文集》,冯川、苏克译,改革出版社,1997。。该书所收录的文章在时间跨度上前后相距40年,其内容涉及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学、神话等不同领域,大体上能够借一斑以窥全豹,使我们对荣格的思想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还有一些是翻译外国学者对荣格的研究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荣格心理学与西藏佛教——东西方精神的对话》〔美〕拉·莫阿卡宁:《荣格心理学与西藏佛教——东西方精神的对话》,江亦丽、罗照辉译,商务印书馆,1994。。该书作者试图做一些比较性研究,探讨藏传佛教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之间的相似与差异,目的在于找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以便架起沟通东西方哲学与精神传统、心理学与伦理学体系之间的桥梁。概而观之,中国学者大多关注的只是荣格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且大多停留在译介和泛泛而论的层面,真正专门研究荣格的著作较鲜见,让人眼前一亮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

可能是图书挑选方面的原因,图书馆里有关荣格的英文著作似乎不多,仅从所见的英文书籍来看,国外学者所做的研究相较于我们国内的学者要深入一些。例如,前面提到的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荣格全集》,为我们全面系统地认识荣格及其思想搭建了桥梁,这是非常卓越的贡献。有不少学者把荣格与时代精神问题联系起来,阐述他的思想与那个时代以及现代人的精神追求的关系。在《荣格和新时代》David Tracy, Jung and the New Age, Bunner-Routledge,2001.一书中,特雷西(David Tracy)提到荣格曾一度被看作是与西方宗教敌对、反教会、喜欢个人神秘主义的新时代运动的倡导者,但事实并非如此。一方面,荣格是以宗教激进者的面目出现,他利用心理学和文化的基本原理来说明为什么西方宗教以及旧有的一神论一定会被现代出现的新兴力量所推翻。在这先知般的预言中,荣格认为基督教要么改变要么灭亡,只有这样,新的观点和主张才能出现;如果西方宗教不能拓展视野来适应将要出现的合一景象(vision of wholeness),那么建立在狭隘的伦理、至高无上的超越灵性之上的西方宗教将会遭到反对。另一方面,荣格的宗教观点又是非常保守的,尤其是在对宗教介入人性和神圣关系过程的理解上。在挑战基督教的架构和内容时,荣格的宗教心理学并没有改变基督教信仰的要求。对荣格来说,基督的受难和惩罚是真实的,是我们的经验和人类受难的象征;人类还必须“背着十字架”,将生命从属于另一个更伟大的生命。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在经验上帝光明一面的同时,还要经验其黑暗的一面,而这与新时代运动的主张有很大冲突。因此,特雷西认为,事实上荣格确实对新时代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他本人在其中并没有扮演重要角色,而是人们运用他的一些观点,打着他的理论旗号,利用他的声望推动着这个运动。郝克(Christopher Hauke)在《荣格和后现代》Christopher Hauke, Jung and the Postmodern: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alities, Routledge, London, 2000.一书中把后荣格学派和后现代联系起来,分析了弗洛伊德和荣格的个体潜意识与集体潜意识,比较了两者概念上的不同,审视了在后现代背景下荣格的个性化思想,阐述了后现代的根源、后现代的精神和物质以及后现代的影响。还有不少学者以对话的方式,把荣格的思想与其他人的思想进行比较。如帕尔默(Michael Palmer)在他的《弗洛伊德和荣格论宗教》Michael Palmer, Freud and Jung on Religio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1997.一书中,分别介绍了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和宗教、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宗教,并且对两者进行了评价和比较。克拉克(J. J. Clarke)在《荣格和东方思想》J. J. Clarke, Jung and Eastern Thought: A Dialogue with the Orient,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1994.一书中,通过对话的方式将荣格的思想与东方宗教思想进行了比较。在该书序言中,作者介绍了荣格对东方宗教思想的兴趣、对东方主义的倾向,并把荣格与东方思想对话的方法称为阐释学。然后作者又分别从道教、瑜伽和佛教三个方面论述了荣格与东方宗教思想,并从正反两方面评价了荣格的这种与东方宗教思想对话、学习和借鉴的进路。此类研究还有很多,不一而足。从这些英文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学者对荣格的研究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涉及荣格的思想与现实的关联,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荣格及其思想。但是,与荣格的大师地位相比,西方学术界对荣格的研究似乎还是不够深入和丰富。

带着对荣格的这些基本认识和关切,加之年轻人的无知无畏,笔者选择了荣格作为自己宗教心理学研究的起点。面对这样一位在西方文化环境中出现的大师,其深邃的思想、厚重的文化底蕴,起初经常使笔者一筹莫展,感觉无从着手,有时候甚至质疑自己是否选错了研究方向。在导师的不断鼓励下,笔者从荣格的自传中文版开始看起,反复阅读,不断地思考。的确,要认识他的思想,先要了解他的人生,大师的思想往往是在其人生经验之上的感悟。几遍看下来,对荣格本人有了一个整体上的初步印象,而后再去看相关的中文译著和学者的相关论述,思考之前研究的不足,由此进一步找到自己研究的方向。

首先,传记作家虽然会不惜笔墨去讲述荣格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但宗教主题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重点,因而会缺乏有的放矢的分析;宗教学领域的研究者往往比较擅长从神学和宗教学的角度去考评荣格的宗教心理学思想;心理学领域的学者又往往只关注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及其相关的心理学思想。其次,国内学者对荣格的基督教思想关注不够,缺乏了解。不同的人对荣格有截然相反的看法,有的人把他看作异端,有的人把他当作救世主。其实,荣格是在基督教的氛围中成长的,应该说他是在深刻理解基督教的基础上,发现了基督教的不足,才开始批判传统基督教,进而转向对东方宗教思想、神秘主义等方面地研究。再次,对荣格宗教心理学思想的研究成果缺乏有效的整合。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往往对宗教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视而不见,仅仅满足于用心理学领域最先进的研究方法和同级工具去验证荣格宗教思想在心理学上的真伪。他们很少从宗教学的角度来探究荣格的思想,事实上,心理学者由于自身专业特点使然,往往只满足于对其心理学思想进行描述和诠释,而根本不作任何判断。宗教学领域的学者们倾向于从神学和宗教学的角度出发,批判荣格对基督教及其他方面的理解,但往往无视荣格的心理学视角,从未结合他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比如他通过对梦的分析以及双重人格理论等来探讨对宗教的认识。事实上,对于荣格而言,宗教是一个研究对象,分析心理学方法则是研究工具,只有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进行有效地融合,才能更为准确、更为全面地理解荣格的宗教心理学思想。

此外,在阅读过程中,笔者也思考了一些自己关注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文化环境中长大的荣格,其思想在西方文化中曾被视为“异端”?他如何看待基督教,他与这一西方主流宗教又有何渊源?荣格所认为的“宗教”是什么,这与他的心理学思想有何关联,其思想的理论基础何在?荣格对东方文化,尤其对中国文化的涉猎,是否影响到他对基督教的认识,对他的宗教心理学思想又有何启示?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笔者进一步研究的动力和方向。因为可用的中文文献较少,笔者开始有重点地阅读荣格的英文版全集,试图从其思想资源库里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结合国内外对荣格思想的研究,笔者选择了“荣格与基督教”这一主题,但讨论又不囿于此,而是尝试从心理学角度进行阐释并找到荣格的思想进路,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和展望。

就这样,在对荣格与基督教的追根溯源中,笔者逐渐找到了他思想的立足点,慢慢厘清了他的思想脉络,对上述问题也有了自己的答案。本书首先以荣格的生平和个人经验为基础,以他提出的集体潜意识、原型等概念和思想为基点,概括了荣格的宗教心理观;其次以伴随其生长的基督教为例,集中论述了他的基督教心理观,继而在阐释精神性概念的基础上归纳了荣格信仰的精神性进路;再次论述了荣格对宗教心理学的贡献。本书观点可能浅显或有失偏颇,但这是笔者对荣格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笔者深知,对于荣格这样的大师和思想家的研究可能需要一生的时间,现在只是刚刚起步,未来的研究之路还很长,笔者将努力坚持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