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堂”：中国国都的雏形

属希（Soothill, 1951）对早期中国帝王之术的研究，显示它和奠定中国人世界观的天象学有密切关系。它同时和被称为“明堂”的一组建筑有关。明堂者，使事物得以明晰之所也。事实上明堂是先圣王与上帝沟通的场所，在那里他们仰观星象，并对上天、鬼神、祖先等进行祭祀。通过这些观察、分析和领会，圣王在那里订定重要的国策和推行措施，并且向外发布命令。因此明堂实际是初期政府施政的地方：

这个皇家观天象设施，似乎由早期观星者的简陋茅屋，逐渐成为吸引不同部落，并将它们融汇成为一个帝国的媒介。由该小屋揭示的有关上天、太阳、月亮和星星的讯息，使它拥有无上的权威，成为成长中国家的宗教与行政中心（Soothill, 1951: 8～9）。

中国的北方是先民较早形成国家雏形的地方，它的地理背景，使天象学对早期圣王的出现显得重要。与赤道地区不一样，中国北方并没有浓密的原始森林或乌云密布的惯常现象。在中国北方，千百年来人们都可以不时看到广阔清朗的夜空。北方亦长期饱受黄河河谷泛滥与干旱的威胁。地面上的困厄，使人的眼界自然而然地移向星空，向天象找寻预示以估计未来的变化。明堂是圣王发迹之所，他的预言和有效的政策指示，印证了他是人民的真正领袖。它标志着宇宙中存在既定的规律，而人类的最重要行为是理解这些规律及跟从它们的时空变化，以达到与这些规律和谐共处。圣王之所以成为圣王乃他有能力把这些自然规律具体表现在个人行为与具体行政指令之中，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联系，并因此受拥戴而成为人民的统治者及导师。

早期的明堂地处僻静的位置，而且相信只是间小茅房，在那里圣王可以不受干扰地仰观星象及与上天沟通。然而它当时的具体规划与背后的原则已经不大明确。17世纪时完成的《明堂大道录》及《图书集成》，为我们提供一些简单的指引。它们说明堂最初由神农氏（公元前2736～公元前2705年），即一位远古圣王，依据第一位圣王伏羲（终于公元前2852年）的《八卦》而建成。这个最早的有具体规划的明堂作八角形，状似《易经》的八卦。其后的圣王如黄帝、尧、舜以至夏、商、周各朝的帝王都建有明堂（Soothill, 1951: 70）。传说，在黄帝以前，明堂是建在空旷的郊野，但非常接近圣王的居所。它以茅草为顶，四面没有墙，但风雨不侵，寒暑亦不能加害之。它在郊区的位置可能是便于清晰地观看天象。茅屋的四周有一泓静水围绕，以反映星月的光辉。在周代，据说明堂位于皇宫南面三至七里之遥，大约与现今北京紫禁城南之天坛及先农坛的位置差不多。

早期的明堂大概只是部落中智者的茅屋，但其后变成圣王观天象、定四时以及奉行礼节、求雨、宣告战争或和平之处。后代明堂的结构有一定的演变，但其中间部分仍保持当时的茅草顶盖。最初的明堂相信是一个单房间的结构，中间部分用作观星象的天文台，其余按不同季节和方位分为八个部分，以供祭祀之用。在黄帝时代，明堂的模样改变了，由五个房间或小屋组成，中间是个中央大堂，旁为四个偏殿。黄帝并指派专人观星象和天气，以厘定历法。周朝的明堂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五间屋变成了九间屋，分别代表指南针的八个主方位及中央共九个方位，为每月的祭礼提供了场所以及更准确的方位。《汉书》记录了最详尽的明堂图则，它记录了汉武帝的大臣奉高发现了据说是黄帝时代的明堂真实图则。在此基础上武帝建成了他的明堂：

中间是个没有墙的大殿，用茅草盖成。大殿有水道与围墙外的圜水连在一起，水上是条双引道。明堂有第二层，由西南门进入，上层名曰昆仑，天子进入上层以崇拜和祭祀上帝。围墙上有四门，圜水在门之外。水是圆形的，像块大型的璧，因此这水沟，或叫雍、璧雍，或称玉带沟。上层亦名观宇台或昆仑，以祭祀上帝（Soothill, 1951: 85。有关它的布局和外貌见图1-1及图1-2）。

上述的描述大概反映出明堂在周朝的发展高峰。当时它因为种种的不同功能而被赋予不同的别名。在《颍容春秋释例》中有如下的记载：

大庙（明堂）有八种不同的名字，但结构相同。因为它地处偏僻而幽静，名为清庙；因为各季节的祭礼以及各先祖的排位，它又称为大神殿；因为对新月的公布及政令的颁布，它又称为明堂；因为举行射箭比赛以及对贵族长者的赡养，它又称为辟雍；因为对气象的观察以及卜吉，它又称为灵台；因为其四门楼上有四所学校，又称为太学。它的中央建筑称为大寺。总的来说，它被称作宫（Soothill, 1951: 82）。

从以上引述我们可以得出两点：首先，明堂是施政、国家宗教、教育和科学的所在地。相类的功能可以从《明堂大道录》得到印证。

明堂，天子的大庙，或称太庙，用以褅祭皇室的祖宗，其中又摆放一些给先人的祭品，称为宗祠；其他如春秋两次接见外使，或称朝觐；天子恭耕圣田；对老人及退伍兵士官员的赡养；功勋的颁给；箭艺比赛；接受战俘；厘定历法；观察云雨气象；宣告新月的出现及颁布政令等。所有这些事情都会在这结构之内进行。因此它是最高指示的大殿，或皇宫（Soothill, 1951: 69～70）。

其次，以上两段所引最后都总结明堂为“皇宫”或“宫”，这促使我们认为明堂是后世天子所居及日常施政的皇宫的起源。清初顾炎武（1613～1682）的作品曾广引其他古书以证明这一论点：

《大戴礼》曰：明堂以茅盖屋，上圆下方。外水曰辟雍，赤缀户也，白缀牖也。堂高三尺，东西九筵，南北七筵。九室十二堂。室四户，户二牖。其宫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或以明堂者文王之庙也。

《白虎通》曰：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闼。布政之宫，在国之阳。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风，四闼法四时，九室法九州岛，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风。

《孝经》曰：宗祀文明于明堂，以配上帝。

《孝经注》曰：明堂，天子布政之宫也。

明堂的多功能特征，以及它的外形和组成部分的象征主义，是后代历朝皇宫设计的先河。图1-2显示出汉武帝所建明堂的样貌，这是1950年代考古发掘成果的复原图。它印证了古籍中不少的详细记载。作为一个特殊的建筑群组，明堂在周朝后已经趋于没落。天子布政之所已移至离它一段距离，用以安放皇座的大殿。对星象和天气的观察已由专人负责，并且把它迁至天文台内。它也不再是祭祀先祖的太庙。天子权力与领土的扩大，使他享乐、安暇、巡狩的欲望相应增加。最后他的懒慵导致施政中心集中在他的居所——皇宫内。明堂逐渐丧失它往日真正权力中心的地位。其中一些权力已经世俗化并由一些专门机构取代了，而这些机构在以后的朝代仍沿用了明堂的一些别名，如灵台（天文台）、太学（大学）等。甚至，作为国教的中心，明堂亦被其他机构如社稷坛、先农坛及大庙（太庙）所替代。周朝末年，有记载谓明堂虽然仍被保留，但有关的礼节已经不再执行了。在孔子时代，礼在周的首都及其他各国首都都已经败坏不行，而明堂亦残缺不修。其后历史上有数次重建明堂的记载，最明显的是汉武帝及唐代武则天的重建。但这些后期的建筑只有极少的象征意义，而且它在行政与宗教上的功能也很少。它们也在不久之后就不为天子及其他人所重视了。到明代，当北京被定为全国的首都时，属希（Soothill, 1951）觉得明堂已全然湮灭了：

明代见证了它的最终湮灭。它最原始的天文与气象功能，用以厘定历法，很早就被一个专门的官署所取代了。天子在新月出现时的月祭亦早已停止。大学另有专门的所在。宗教的范围扩阔了，并包括其他宗教，如佛教。天子不再如周朝时一样，自称是五帝之后。对上天、日、月、其他神祇的祭祀，现已有专门的祭坛，再不用全在同一所在了。

政治上而言，封建制度的崩溃是明堂湮没的主因，亦由此引致它对国家礼祀及其他功能的衰落及分散。没有诸侯的觐见，天子在诸侯簇拥下的礼祀自然失去了光辉与意义。没有诸侯，天子向谁颁布历法，以及履行其他古老的职权？（1951: 76～77）

明堂作为一组建筑物的衰落，其实可以用与属希不同的观点去解释。我们觉得明堂在长远的历史过程中，逐步演变成为天子的皇城，以配合他扩大了的领土和越来越集中的权力。明堂的主要职能可以清楚地由后来的皇城及其中的某些结构体现出来。它们集中在皇城之内，以体现神农时代的单一房子结构的同样功能。国家需要与宇宙或自然定律和谐联系的原则仍是治国的必要，而天子就是这接连的关键纽带。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的所有作为，仍然依赖天子在天、地、人三者间的协调。这些概念至清朝为止，一直影响了国都内皇城的详细规划。因此我们并不认为明堂已经湮没，相反，它已成为中国国都规划的基本原则，而且更是中国城市概念的始源。那波利贞在研究古代都市时，曾作出如下的观察：

各古代首都，其形成的中心要素，是居民的族长，即帝王。首都的中心地域有宫殿，住民都是族长的臣属和奴隶，所以古代首都的住民，都是以帝王为中心的一个大家族，除此之外，还有少数供给粮食的庶民。这时的交易，不能视为有商业性的。

上古各首都，由住民的性质和内容说，即是以王宫为中心的大家族群集地（何健民，1937: 112～113）。

劳贞一（1942）在研究中国古都时说：国都的营建，最初似乎只以宫殿为基本，市政的计划并非必需的事。他并说：宫殿临河而建，似乎和后来明堂辟雍周围环水之说有关。1970年代的中国考古发掘给予我们更多的印证，例如，龙盘城是三面环水，而其宫殿以茅草为盖（叶骁军，1986，卷一：81～83）。1976年发掘出的一个商代宫殿，主建筑四边没墙，一如明堂：首层近乎方正而上层是圆的，并以茅草为盖（叶骁军，1986: 98）。

由茅屋发展为一殿，再至五殿、九殿，而后更趋复杂，体现出明堂演变成为中国城市的精神及其具体形象的模式的过程。它是中国人世界观的具体表现。这个世界观相信天子是人类世界及自然界的中间人，而城市——他的工作或布政和执礼之所，是按这个需要而构筑的。其后的各级城市，亦如天子之宫，或国都一样，奉承天命与王命，而执行教化、统治与天人合一的权责。因此中国城市并不如西方的“自然”城市一样，由于经济主义或贸易而发展起来。它是施政之所在，以及保持社会稳定生产的基础。而实施这些功能的关键在于一些祭祀的风俗及在规划上的象征意义。所有这些都与中国人的世界观密切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