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性视阈中理解马克思的劳动解放思想

周丹

【内容提要】 现代性作为对现时代的理论反思，必须直面“当代的普遍问题”。在现代社会，“资本—劳动”的二元框架构成最深层的社会结构决定力量，资产阶级国家的全部职能就在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实现资本增值，在于处理“劳动与资本的斗争”。如果说以资产阶级国家为外在表现形式的政治解放的实质不过是实现了资本解放，那么马克思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所要实现的人的解放的真实内涵就是劳动解放。如何在现代性视阈中理解马克思的劳动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当代的普遍问题”的时代性课题。

【关键词】 现代性“资本—劳动”社会解放 劳动解放

任何现代性反省，毫无疑问，首先都必须敢于面对“当代的普遍问题”。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在现代社会，关于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成为“当代的普遍问题”，因此作为政治解放成果的资产阶级国家首当其冲地成为现代性批判的对象。资产阶级国家的全部职能都在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和实现资本增值，在于处理“劳动与资本的斗争”。在“资本—劳动”二元框架内，如果说以资产阶级国家为外在表现形式的政治解放的实质不过是实现了资本解放，那么马克思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理想所要实现的人的解放的真实内涵就是劳动解放。如何在现代性视阈中理解马克思的劳动解放？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当代的普遍问题”的时代性课题。

一 劳动解放的真实涵义

显而易见，“劳动”作为生产性活动并不仅仅发端于现代社会，它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并且伴随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而发展。特别是“劳动”发展到现代社会阶段，它具备了更加丰富的理论内涵，所以马克思说：“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劳动是“现代的范畴”，现代即资本的时代，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内涵的丰富性只有在资本的时代才能真正展示出来，“现代”的劳动就是异化劳动。“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现代经济学的起点”就是“劳动”，它是“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作为“异化劳动”的“劳动”才是“实际上真实的东西”。在“资本—劳动”二元框架内，异化劳动才是现实的劳动，才是现代的“劳动一般”。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了现代社会异化劳动的形成机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因此，他首先是作为工人，其次是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自己作为肉体的主体，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一方面，工人只有劳动（工作），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另一方面，工人只有成为肉体的主人（维持自己的生存），才能自由地出卖自己成为工人。资本主义条件下披着公平交易外衣的雇佣劳动制度，其实质不过是资本玩弄的鬼把戏。异化劳动是工人维持肉体生存的唯一途径，资本家只支付工人不至于活活死掉的工资。消除异化劳动是马克思“劳动解放”的起码要求。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却从根源上抹杀“异化劳动”与“劳动”的差异性和对立性。在亚当·斯密看来，劳动是痛苦的，“‘安逸’是适当的状态，是与‘自由’和‘幸福’等同的东西。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求，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劳动”的反义词是“安逸”，这实际上是把安逸与享乐主义等同起来，这是对劳动的最大歪曲，对人性的最大扭曲。亚当·斯密的“劳动”概念直接消解对“异化劳动”的可批判性，资本增值天经地义，异化劳动天经地义，深刻维护着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劳动”二元格局。所以马克思反驳道，“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料想不到的”。

因此，马克思认为劳动的真相应该是：“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任何物种的本质追根究底是其生命的本质，是其生命的活动。人的本质是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的双重活动，“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人的劳动就是生产生命的活动。一方面，人同动物一样，需要维持自身的生命，人的劳动是人保持物种的自由的生命表现，是人的真正的财产；另一方面，人区别于动物，他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人的劳动是生活的乐趣，因此，它不应该把肉体出卖给资本家，把劳动出卖给资本，它不应该成为工人保存性命的手段。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指出：“在私有制的前提下，我的个性同我自己疏远到这种程度，以致这种活动为我所痛恨，它对我来说是一种痛苦，更正确地说，只是活动的假象。因此，劳动在这里也仅仅是一种被迫的活动，它加在我身上仅仅是由于外在的、偶然的需要，而不是由于内在的必然的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典型的私有制形式）条件下，“我的个性”的劳动竟然成为我所“痛恨”的对象，“我”同“我”的劳动成果相异化、“我”同“我”的劳动过程相异化、“我”同类本质相异化、“我”同他者相异化，总而言之，“我”同“我”的世界的一切相异化，都不是内在的、必然的需要，都不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反过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实现人的自由个性是劳动解放的应有之义。

劳动是自由生命的表现，是生活的乐趣，那么在“资本—劳动”二元框架中如何实现劳动解放？首先马克思并没有回避资本问题，并且十分肯定资本唤起的巨大现实力量。“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虽然资本必然导致劳动的异化，但是有一点无论如何都抹杀不掉，那就是它唤醒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解决“资本—劳动”的二元对立，不是简单地阉割资本，不是人为地终止资本的运动，正如马克思现代唯物主义同样对边沁功利主义“利益”观念进行继承一样，资本为现时代和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只有以此为基础，人的解放和劳动解放才不至于沦为空谈，共产主义理想才具有现实性。另外，除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以外，被资本解放的生产力及其后续发展还为人们创造出“闲暇”。这一重要条件曾被亚里士多德“理论、实践、创制”三分法所用，理论活动是人的最高层次的活动，接近神性，它的主体是有闲阶级。物质财富和闲暇时间共同构成劳动解放的空间时间维度。并且，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但是，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马克思从现实出发，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对劳动解放进行合理展望。劳动的解放和对资本的超越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只有在资本控制下所催生出的生产力大发展、大变革才能真正为劳动解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创造必要的闲暇时间，进而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个性。

二 作为中间环节的社会解放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实现劳动解放不可能一蹴而就。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不是国家的一张标签。发展生产力、废除私有制、建立真正民主制度，为共产主义打下基础、肃清障碍，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任务。在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之间，围绕着劳动和资本的二元对立，马克思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社会解放”。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社会解放”概念，它的现实载体是“公社”。公社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形式，不同于封建的君主制、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它不是为资产阶级意志服务的国家机器。“公社公开宣布‘社会解放’是共和国的伟大目标，从而以公社的组织来保证这种社会改造。”公社的前身或者原型是巴黎公社，它把社会解放当作共和国的伟大目标，这里的共和国是社会共和国，用以区别资产阶级共和国。“另外那种共和国只能是一切保皇派——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联合起来进行的隐名恐怖统治，其最终目标是跨入某种形式的帝国”，“工人必须打碎的不是旧社会政府权力的一个不太完备的形式，而是具有最后的、最完备的形式的政府权力本身，就是帝国。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无产阶级专政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过渡环节；另一方面，公社是帝国的对立物，帝国是国家政权的最后形式。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得出：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

“这就是公社——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把劳动从垄断着劳动者自己所创造的或是自然所赐予的劳动资料的那批人僭取的权力（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因为公社并不代表一种特殊利益；它代表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是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自然的条件，唯有靠僭权、欺骗、权术才能被少数人从自己身上转嫁到多数人身上），但是，公社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实现劳动的解放——它的伟大目标——是这样开始的：一方面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从根源上杜绝把巨量国民产品浪费于供养国家这个魔怪，另一方面，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实际的行政管理职务，不论是地方的还是全国的，只领取工人的工资。由此可见，公社一开始就不仅进行政治改造，而且还厉行节约，实行经济改革。”这段话的含义十分丰富，它主要向我们澄清和展示了四方面内容：其一，公社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其二，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的关系；其三，公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其四，公社的具体管理措施。

第一，公社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马克思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在现代社会为挣脱封建制度的束缚和结束封建君主专制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它最终却变成了资本奴役劳动的手段和工具。“公社——这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这是人民群众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他们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压迫他们的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众的敌人用来压迫他们的假托的社会力量（即被人民群众的压迫者所篡夺的力量）（原为人民群众自己的力量，但被组织起来反对和打击他们）。”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公社要将国家政权收回，变成人民群众自己的政治权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社会共和国”。“巴黎无产阶级在宣布二月革命时所呼喊的‘社会共和国’口号，的确是但也仅仅是表现出这样一种模糊的意向，即要求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可见，公社所要求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它取代了阶级统治本身，这便是公社所实现的社会解放以及人的解放的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并且，“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取民主”。只有在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无产阶级专政中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

第二，社会解放和劳动解放的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对这两个概念进行内涵的根本性区分。“公社实现劳动的解放——它的伟大目标——是这样开始的”，转换表述方式，这句话等于“公社的伟大目标是实现劳动解放，公社实现劳动解放是这样开始的”。一方面，公社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它把劳动从占有者对生产者的压迫和剥削中解放出来，公社所实现的社会解放运动和劳动解放具有同样的理论旨趣；另一方面，劳动解放是公社的“伟大目标”，公社为最终实现劳动解放和人的全面解放提供合理的环境，根据社会发展的经济结构及其文化现状合理地推进阶级斗争。“他们知道，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正如过去‘奴隶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和‘农奴制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之被代替一样。”想要实现劳动解放，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这其中可能需要经历多个发展阶段，作为社会解放政治形式的公社就是其必经的现实之路，在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解放过程中逐步实现劳动解放。“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劳动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必然环节。

第三，如何理解公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问题。公社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显著区别是：有无阶级和阶级斗争。“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正是通过阶级斗争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一切阶级统治”，“公社要成为铲除阶级赖以存在、因而也是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劳动一解放，每个人都变成工人，于是生产劳动就不再是一种阶级属性了”。首先，在公社，也就是社会解放的过程中，存在广泛的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前提是有阶级存在，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后的阶级斗争。其次，公社是铲除阶级和阶级统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的杠杆，在公社，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统治地位将资产阶级手中的全部资本为我所用，增加社会财富，为实现劳动解放和人的解放创造有利条件。马克思曾总结道：“（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因为公社是同帝国直接对立的，所以作为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的公社一开始必然是存在阶级的社会，并且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正是在阶级斗争中逐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并且只有无产阶级获得统治地位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劳动解放和人的解放。

第四，在公社具体措施方面，马克思也进行了详细论述。一方面，公社将取缔国家机构的非生产性活动，“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另一方面，公社的工作人员执行社会管理职能，也就是说，以前的官吏变成了勤务员，以前的军队现在由国民自卫军来代替，他们领取的都只是普通工人的工资。“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为个人的财产。”公社作为不同于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共和国，在具体措施方面必然要求铲除不劳而获，铲除“僭权、欺骗、权术”所得，剥夺资产阶级手中的国家机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另外，由于生产力发展的局限、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按劳分配原则尽管和资本支配下的雇佣劳动制度相比获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它和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还有巨大差距，还不能真正实现劳动解放和人的解放。

三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根本旨趣

作为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历史是人类文明的积淀与结晶，一方面我们受历史的支配，另一方面我们创造历史。对一切问题的考察和研究，都必须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坚持“历史”的解释原则，才能直达问题的根本。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毕生的思想成就这样概括：“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两大主题，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也就是彻底弄清资本和劳动的二元矛盾关系。孙正聿教授曾撰文指出：“‘对现实的描述’即揭露资本运动的逻辑，构成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构成作为存在论的《资本论》；但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动机和目的，却并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是揭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并称之为“《资本论》的解放论”。解放的目的：人的解放；解放的内容：劳动解放。

马克思在总结以往的一切革命时说：“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并且在页下注有这样的说明，“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消灭在……统治下活动的形式’”。可见，“消灭劳动”消灭的不是什么别的劳动，而是在现代社会由资本控制的异化劳动。并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还指出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两种不同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和现实的劳动，也就是资本和劳动，这构成一切人存在的前提和根据。所以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指出，“从异化劳动对私有财产（笔者注：资本）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笔者注：资本）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扬弃资本、解放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现实道路。

现在，我们再回头审视“当代的普遍问题”，马克思反驳鲍威尔说，它就是“政治解放”本身。身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鲍威尔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鲍威尔的这种勇气的秘密就在于黑格尔的‘现象学’。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纷繁复杂的人类现实在这里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定的形式，只是自我意识的规定性”。无论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还是资产阶级共和国，都粉饰不了政治国家的本质，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政治国家的建立，在黑格尔和鲍威尔那里，代表着政治理想的完全实现，标志着人类的彻底解放，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对此，马克思可谓釜底抽薪，任何形式的解放都只能是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对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批判、对资本的批判才刚刚开始。任何形式的解放都必须付诸现实的历史活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思想领域的玄思，并且所谓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只不过是完成了的资本解放，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就是对资本解放的反思。因此，对资产阶级政治国家的批判必须付诸资本批判。与之同时，马克思还进一步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使命。“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作为人类社会史前时期最后形式的资产阶级社会，也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对抗形式，这种对抗的背后推手就是资本。资本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生产力，它同样必须服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一方面资本推动和创造生产力的更新和发展，另一方面资本支配下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也终将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也佐证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即使资本支配着人，但是只要资本之于人是种外在的力量，那么，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包含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资本在实现自身的同时也消解着最后的对抗形式，从而步入真正的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基于人类发展的价值形态考察，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人生活在神性之下，没有认识到和释放出理性的足够光芒，因此，我们确实应该承认资产阶级政治国家完成宗教批判和实现宗教解放的伟大功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实现了资本的解放。同时，它也赋予我们新的任务和挑战，那就是如何把人从“物的依赖性”和资本的支配中解放出来，把对“物”的依赖性真正变成“人”的独立性，实现人的解放。马克思描绘出共产主义图景：“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至此，劳动从自在状态，经异化状态，达到自由状态，这就是真正的劳动解放。人的解放等于劳动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及其所有无产阶级共同的社会理想和人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