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现代拉丁美洲文化的特点
内容提要:现今的拉丁美洲文化是在美洲大陆的印第安土著文化原体与伴随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而来的欧洲天主教文化以及非洲黑人文化等异质文化之间经过“挑战—回答”运动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它表现出边缘性和从属性、运动性、混合性和外源性等显著特性。拉美文化上述特性正是该地区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的根源之所在。
关键词:拉丁美洲 文化 现代化
中外学界大多认为,现代拉丁美洲文化是西方天主教文化的一个分支,是隶属于天主教文化的一支“亚文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强调天主教因素在拉丁美洲文化中的压倒性优势地位,在这种意义上说,它正确地概括了拉丁美洲文化的核心特点;然而,这种观点又是不全面的,因为它忽视了其他文化因素在拉丁美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实际上就是忽视了拉美文化的特点。那么,现代拉丁美洲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它又有哪些基本的特点呢?本文拟从文化的概念着手,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笔者的一些思考。
一 现代拉丁美洲文化的形成
有关“文化”概念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并无统一说法。英文中的“文化”(culture)一词在15世纪初还是指“农业”“耕耘”“栽种”等,直到1871年爱德华·泰勒在其名著《原始文化》一书中,才首次系统地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他写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而言,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也就是说,所谓文化,是一个民族共同具有的,并使之与其他民族区别开来的观念和标准。事实上,就文化所涵盖的范围而言,包括人文化、族文化和个体文化。人文化是指宏观意义上的人类文化;而个体文化是一种文化模式下个人的行为观念等内容。泰勒的定义则是一种族文化范畴下的定义。这种意义上的文化是由两个基本的核心组成的:一是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二是与之有关的价值。这样,一旦某种文化形成,那么它便表现为这种文化下的民族所共同具有的、模式化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即他们的生存方式。
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J.汤因比则从“挑战—回答”运动的角度,阐述了文化或文明形成的机制。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为回答某种挑战而出现的,在回答挑战的运动中,由于该文化本身的特性和挑战的类型、来源、剧烈程度等因素的作用,逐步形成有别于本身文化原体,也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文化模式。根据这一机制的逻辑,今天的拉丁美洲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美洲大陆原存的印第安土著文化和伴随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而来的欧洲天主教文化及非洲黑人文化等各种异质文化的相互碰撞,不断经过所谓“挑战—回答”的运动而由冲突走向融合,最终偏离单个的文化原型而形成的一种使拉丁美洲具有某种程度的统一性,并使之有别于其他文化类型的、独特的文化模式。
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以前,美洲大陆最早的主人——印第安土著已在那里生存、繁衍了数万年,为了回答由人口增长和基本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所构成的“环境挑战”,他们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例如,在墨西哥和中美洲地区,先后形成了奥尔梅克文化、玛雅文化、托尔特克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在南美安第斯山地区,相继发育出查文文化、莫奇卡文化、蒂亚瓦纳科文化、印加文化。在美洲其他地区还遍布着各种不同发展水平的印第安人文化,诸如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的奇布查人;亚马孙河流域的阿拉瓦克人、图皮人;巴拉圭、阿根廷和巴西南部的瓜拉尼人;智利的阿劳乌干人;加勒比海地区的加勒比人等文化。其中,玛雅文化、印加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均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这些印第安土著文化就是现代拉丁美洲文化的原体,它在随后的岁月中遭遇到不同异质文化的挑战。
伴随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而来的西方天主教文化是印第安土著文化首先面临的严峻挑战。数百年殖民统治的结果是印第安土著文化原体被打破了——种族结构、政治体制、司法制度、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人民的生活习惯、道德规范等,都突破了旧文化原体的束缚,并经过“挑战—回答”的运动,使拉丁美洲的原体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样,在拉丁美洲的土地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原体,即天主教文化与印第安土著文化相互融合而成的混合文化原体。这种文化是文化“涵化现象”的结果,也就是说,当相对弱势的印第安土著文化与在经济和文化上都较强大的天主教文化碰撞时,由于两种文化强弱的差异,印第安土著文化被迫接受了许多天主教文化的要素,从而产生了广泛的文化借替过程。所以,这种新的文化原体表现出与天主教文化极为密切的继承性,天主教因素在其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也是众多学者将拉美文化视为天主教文化分支的根源之所在。
另外,印第安土著文化原体的许多要素则同样地保留在新的混合文化原体内,并对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欧亨尼奥·陈-罗德里格斯对此评论说,虽然“西班牙人用剑和十字架统治了美洲”,但是“新大陆也征服了自己的征服者,给予他们一种新的美学观点、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行动方式,从而具备了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这种拉丁美洲人所共同具有的、由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决定的“新的生存方式”便是一种新的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原体既不同于印第安土著文化,也与天主教文化相异。
然而,新的文化原体随后又遭遇到一系列新的“挑战”——伴随奴隶贸易传入的非洲黑人文化,与这种文化原体发生碰撞,并使后者吸收了一些前者的文化因素而呈现出新的特性;19世纪英国对拉美的经济渗透,又给拉美带来了基督教新教文化的一些因素;而20世纪美国文化对拉丁美洲文化的全面“挑战”,使后者发生了更加剧烈的变化。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印第安土著文化的混合文化原体对这一系列“挑战”的回答,便造就了今天的拉丁美洲文化。这种文化“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就是建立在三重文化,确切地说,多重文化的混合之上。它把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等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和来自非洲沿岸的黑人民族的文化,以及许多来自欧洲的不同文化,不仅仅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还有法国、德国、荷兰和英国的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融为一体。在拉美文明史上,这种混合持续不断并不停地被创新,不仅仅是在人种或者生物领域,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文化、饮食、技术、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明所涵盖的所有领域”。因此,“这种文化已不是西方的、印第安人的和非洲人的文化,而是因地区和发展程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程度调和上述几种文化的独特的混合体”。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现代拉丁美洲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
二 现代拉丁美洲文化的特点
可见,今天的拉丁美洲文化并不能单纯地归类为隶属于天主教文化的一支“亚文化”;相反,它是在印第安土著文化原体的基础上,经过一系列“挑战—回答”的文化碰撞运动而形成的一种独特文化模式。由于在拉美文化形成的历史进程中,伴随殖民统治而来的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拥有“不对称的”强势地位,“文化涵化”的结果,使天主教因素在其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一点同样是不容否认的。除此之外,拉丁美洲文化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拉丁美洲文化的边缘性与从属性。当今拉丁美洲文化从其逐渐形成的起点和进程上看,主要体现为对外部强势力量的不断屈服。在地理大发现后,印第安文化原体逐渐屈服于外来的强势文化——西班牙、葡萄牙的天主教文化,并沦落为新的“天主教—印第安文化”的边缘;在工业革命和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几经混合的拉丁美洲文化又逐渐屈服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先是英国,后是美国,并进一步沦落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如今,笔者认为,“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仍然是当今世界格局的基本特征,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地区依然是世界体系的“边缘”,它们在经济上依附于发达的“中心”、政治上缺乏基本的独立人格、在文化上也是被动的角色。在这种意义上说,拉丁美洲文化“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一种边缘的、被奴役的文明,它为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荷兰或者美国而生存,根据这些强国和宗主国的要求发展经济,构造社会,而从未取得过属于自己的,围绕自己目标的或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最基本内需的发展。……所以,忽视在长时段范围内拉美处于边缘地区和被统治的事实以及相应的历史结构,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今天的拉丁美洲”。
第二,拉丁美洲文化的混合性。如前文所述,就整体而言,文化包括宏观的人文化和族文化。就以研究人类文化为对象的人文化而言,它当然是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各种文化碰撞、融合的结果,必然是一种混合文化。而就族文化而言,虽然它也是一些文化冲突融合的结果,但是这些文化混合过程一旦结束,它便表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和单一性。例如西方天主教文化和东亚的儒家文化,尽管也是文化融合的产物,但在文化的基本核心内容上却是相对单一的。
拉丁美洲文化则不然。由于各种异质文化对它的“挑战”仍处在不停的运动之中,因而这种文化的混合过程亦一直没有停息下来。同时,就拉丁美洲文化形成的历史进程而言,它的混合性亦是十分突出的,欧亨尼奥·陈-罗德里格斯的形象比喻便是明证。他说:“印第安美洲的文化有如一条彩虹,在这条彩虹中可以分辨出在这个印第安—非洲—拉丁美洲大陆国内同时并存着七种文化的颜色,即西班牙文化、葡萄牙文化、印第安人文化、黑人文化、印第安伊比利亚文化、美洲黑人文化和全面混血人的文化。”
第三,拉丁美洲文化具有剧烈的运动性。阿诺德·J.汤因比说:“文明(或文化)是一种运动,而不是一种状态,是航行而不是停泊。”文化之运动性是指一种文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是固定模式化的,但是作为这种文化主体的人以及由这些人构成的社会,不断地面临来自其文化本身的各种主观和客观的“挑战”以及来自其他异质文化的“挑战”,为了回答这些“挑战”,这种文化的原体便不停地调整自己的“生存方式”,从而表现出一些不同文化原体的更替运动。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曙光初现的当今世界,大量先进媒体的出现,使各种文化间的碰撞比过去任何时期更为激烈。这种文化冲突更多地表现为西方文化不断向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后进文化”提出的“挑战”,它迫使后者在这种“挑战—回答”的运动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生存方式”,从而使它们的文化表现出更为明显的运动性。
今天的拉丁美洲文化是西方天主教文化与其他异质文化在美洲大地上碰撞、融合的产物。这种碰撞至今仍未结束,反而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得愈发突出,而且西方文化的挑战则由过去那种露骨的殖民统治或半殖民渗透,转变成通过各种先进媒体的全面影响。同时,拉丁美洲文化现在不仅仍面临西方文化的“挑战”,而且更得面临东亚儒家文化的“挑战”——从战后拉美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全面向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转变,我们能看到这种挑战的紧迫性。对于这些“挑战”的回答,已然使拉丁美洲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即发生文化模式的变迁。在这种意义上说,拉丁美洲文化至今仍表现出剧烈的运动性。
第四,拉丁美洲文化的外源性和模仿性。如前文所述,今天的拉丁美洲文化是在基督教-印第安土著文化的原体基础上,经过不断的“挑战—回答”运动,吸收一系列外来文化要素而形成的。这种文化原体本身便是混合而成的文化,在不断地面临外来文化,尤其是在各方面更为强大的西方文化的“挑战”下,便很难表现出对自己的文化结构的独创精神。相反,它是在一系列的“挑战”下,为适应和回答这些挑战所产生的新形势,而吸收了由这些挑战而传来的一些外来文化因素而形成的。这样,由这种文化的运动性和混合性所决定,拉丁美洲文化同样也表现出明显的外源性。这种外源性的文化结构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则由于它是一种开放型的文化结构,信息流量大,对外来事物反应快,易于接受外来文化要素的影响。19世纪拉丁美洲新独立国家很快接受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的做法,便是由这一文化特性决定的(或者说至少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这种文化结构的第二个特点是,由于它主要由外来成分组成,基础脆弱,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这实际上是使拉丁美洲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的一个深层次的文化因素,也是该地区普遍接受外源性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一个深层次的文化根源。
三 结论和思考
通过对现代拉丁美洲文化的形成和特性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述结论:拉丁美洲文化并不能简单地归纳为西方天主教文化的一个“亚文化”分支;相反,它是多种文化在美洲大地上冲突、融合的结果。它具有许多与天主教文化不同的特性,即边缘性和从属性、剧烈的运动性、混合性和外源性。另外,由于在拉美文化形成的历史进程中,伴随殖民统治而来的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拥有“不对称的”强势地位,“文化涵化”的结果,使天主教因素在其中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一点同样是不容否认的。
在当今的发展中世界中,拉丁美洲独立最早,现代化进程的起步也最早。在19世纪初期,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就获得了政治独立,比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要早一个多世纪,也比部分发达国家还要早。然而,经过两个世纪的努力,拉丁美洲国家仍然处在不发达世界之中,其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许多现代化进程起步更晚的国家和地区,如东亚四小龙、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对于这一问题,一些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从不同角度分析拉美现代化进程缓慢的原因。其中,文化因素亦广受关注。笔者认为,应当从两个层面来解读文化因素对拉美现代化进程发展迟缓的影响。
一方面,拉丁美洲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天主教文化本身,不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现代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对此,中国学者王晓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拉美地区难以走出不发达状态,显然并不在于这一地区缺乏如资源、劳动力、资金等物质上的必需保证,而在于从独立以来很长时期没有形成一种与现代社会相一致的文化精神。拉美国家可以拥有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外在形式,但西班牙留给这块土地上的文化遗产却很难产生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美国学者戴维·兰德斯也强调说:“当局千方百计阻止外来者染指西班牙在新大陆的财富。这种排外行径使西班牙在新大陆建立的帝国失去了最迫切需要的技术和知识,更不要说失去了文化多元性的优势……在这种模拟伊比利亚社会的环境中,完全没有北美式的技术、好奇心、首创精神以及公民利益。西班牙本身在这些方面就落后,原因在于其精神上的同质性与顺从性,其财富和虚荣心。”
另一方面,拉丁美洲文化所具有的一些基本特点,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孕育了一些不利于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因素。在政治领域,拉美文化的基本特点滋生了考迪罗主义本质与欧美民主主义外衣相结合的独特政治制度,笔者将之称作“以极权主义的精神来追求的民主制度”,它是一种一元主义民主,强调的是权力的相对集中、政治精英的突出作用和政府的职团性质,即一种以各种团体为基本组成部分,按照等级和功能进行安排的政府体制。这种制度正是拉丁美洲文化混合性的一种延伸,是其文化模仿性的一种结果;在经济领域,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国家刻意模仿英国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延续着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大地产制度和单一经济结构,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专门从事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外围国家”,经济具有严重的对外依附性,其现代化进程步履维艰也就难以避免了。这种局面既是拉丁美洲文化模仿性、混合性的一种结果,也是其文化从属性和边缘性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