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奥巴马政府对亚太的认知
奥巴马政府是在美国处于冷战后最低潮的时刻上台的。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使美国在战略上筋疲力尽,一场金融危机又使美国经济面临空前的困难。奥巴马要结束两场战争以使美国摆脱战略困境,要振兴经济以使美国恢复活力,欣欣向荣的亚太地区因而在奥巴马政府的战略调整和经济振兴日程上占有重要位置。
奥巴马政府首先高度评价亚太的重要性。奥巴马本人出生在夏威夷,童年时在印度尼西亚生活过,对亚太地区有亲切感,自称是“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他强调,“这个地区的未来与我们利害攸关,因为这里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国内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影响”。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称,“越来越清楚的是,在21世纪,世界的战略和经济重心将是亚太地区”。“……21世纪历史的大部分将在亚洲书写。这个地区将见证地球上最具转变性的经济增长。这里的大多数城市将成为全球商业与文化中心。随着本地区更多的人接受教育、获得机会,我们将会看到下一代商业、科技、政治与艺术领域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的领军人物的崛起”。
奥巴马政府认为,对美国而言,亚太在经济上提供了机会,而在安全上则提出了挑战。亚太是世界上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54%,全球贸易额的44%,世界人口的40%,拥有27亿消费者。本地区庞大的新兴经济体不仅通过20国集团等机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而且也在国际贸易、金融和新技术开发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亚太地区快速的经济发展给美国提供了巨大的商业机会。美国出口商品的60%流向亚太地区,美国前15大贸易伙伴中的7个在亚太地区。美国公司每年向本地区出口3000多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从而为美国创造了几百万个高薪工作岗位。美国对亚太的出口增长快于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奥巴马提出的5年内使美国出口翻番计划的实现,主要寄希望于亚太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正如奥巴马所言,“亚太地区对实现我的第一要务至关重要,那就是为美国人民创造工作和机会”。但是在安全上,奥巴马政府更多地看到了挑战。中国和印度的迅速崛起正在前所未有地改变着地区力量的界定和分布。暴力极端主义、核技术和导弹技术的扩散、对稀有资源的争夺以及毁灭性的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挑战在增加。军事现代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一些国家(指中国)有能力挑战美国不受阻碍地进入空中、海上以及外空等全球公共领域。像小布什政府一样,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忧心忡忡,认为中国军力的增强,特别是反进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提高,正在削弱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和美军的行动能力。
奥巴马政府敏感地认识到,很大程度上由于小布什政府在亚洲追求狭隘的政策目标,同时也由于两场战争和一场金融危机的影响,亚洲国家越来越怀疑美国积极参与亚洲地区事务的意愿,怀疑美国是否还能履行对盟友的安全承诺,以及长远而言是否有能力在本地区部署必要的资源以维持地区安全。这些亚洲国家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变化,美国在小布什时期的政策失误所导致的美国与东南亚的疏远,以及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有可能使美国在这一重要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事务中被边缘化。政治上,日本鸠山政府在2009年明确提出“东亚共同体”不包括美国。经济上,在2005~2009年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下降了3%。这些无疑都引起了奥巴马政府的警惕。
基于上述认知,奥巴马政府意识到美国需要加大对亚太的投入,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地参与和领导作用。曾担任奥巴马竞选团队亚洲问题顾问、后又出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杰弗里·贝德(Jeffrey A. Bader)称,奥巴马政府的外交团队从一开始就明确认为,亚太地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应享有更高的优先性。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强调,今后10年美国治国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终结和美军减少在阿富汗的行动,美国可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向亚太地区。另一方面,奥巴马政府相信,亚太地区面临的挑战——从确保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到应对朝鲜的挑衅和扩散活动,再到促进平衡与包容的经济增长,都呼唤美国的领导。“美国的未来与亚太的未来相联系,本地区的未来有赖美国。美国有强烈的兴趣延续其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传统,而亚洲也有强烈的兴趣看到美国继续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伙伴和起稳定作用的军事影响力”。既要加强参与,更要积极领导,这就是奥巴马政府对美国在亚太地区角色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