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误区一：农业规模经营可以使农民增收

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农业规模经营应该是适度规模经营。无论是从世界农业发展的规律来讲，还是从我国农业发展的实践来看，农业规模经营都是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这部分学者认为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符合现代我国农业发展让农民实现致富的目标，因此持支持的态度。他们从小农户分散经营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出发，立足我国农业的国情特点，认为农业生产规模化是破解这个矛盾最为有效的途径，也是家庭分散经营走向现代化、社会化生产的必由之路。这些学者在表明态度之后也积极地对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途径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如有学者认为，在传统农区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过程中，首先要“建立土地流转机制”，这样才能为推行农业规模经营铺平道路；其次是“推行股份制合作，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再次要“实施农业产业化，大力推进单项农产品的规模经营”。他是从土地和农业产业化的角度来探究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途径的。从土地这个生产要素的角度，一些学者认为土地经营规模小的根源主要是现行土地制度的约束，因此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出路主要应该是推进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其突破口则是加大政府推动和引导的力度。有学者在指出农业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之后，明确指出“农业经营大户是农业规模经营的主要方式，应采取积极的措施促进农业经营大户的发展”，这对于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具有重大的意义。总体来讲，学者在探究实现农业规模化具体措施方面都把土地的规模经营放在了首位，因为土地作为农业生产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经验判断：农民难以致富是因为每个人的土地太少。

“一人不到一亩地，除非种金子才能增收啊！”

“如果每个人有一百亩地，一亩地收入一千元，就是十万元，农民不就富了吗？”

这些判断，很符合人们的经验和常识，再经过经济学家的理论论证，往往就被认为是真理。其实这些判断中蕴含了这样的农业与农民关系的假设，即“农民穷是因为土地少，农民的土地多了自然就富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农民与农业的关系远不是这么简单。

2008年7月29日，新农村商网转载过新华社一篇题为《一个城里人下乡种地致富经验谈》的报道，摘录如下：

在许多人看来，当农民很难赚钱，所以越来越多的农民背井离乡，到城市打工来养家糊口。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打工，农村里很难见到60岁以下男性劳力。“虽说我做事主要与兴趣有关，但是我当农民第一年就赚钱了。”说起今年的农作，他充满激情和期待，“今年承包的土地将扩大到700亩，将种更多的经济作物，灵芝、木耳等；田里将建一个露天的小温泉，请朋友们泡着温泉，欣赏田园风光；这里还将挖鱼塘，建果园。”

下面就是张炎夏口述的亲历种地的感受。

种地有趣，赚钱不难

我种地起因于新西兰一家制造海洋有机肥料的公司，为了做好他们在中国的代理商，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走访了十多个省市的农村。在与县、乡、镇、村四级领导和专业户、种植户的交流中，我逐渐发现，只要是机械化种粮、规模化销售，不但肯定挣钱，而且不需要大投资就可以得到不低的回报。

此时，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萌生，何不自己租地试验呢？可以亲身体验一下种地的方法。

说干就干，我以每年250元/亩的价格向位于金山廊下镇的市级农业园区租借了将近500亩水田种稻子。我把这500亩地一分为二，一半用化肥，一半用有机肥，做对比试验。初期投入40万元，还聘请了一位刚刚退休的农场技术员担任顾问和当地的一位农民做助手，买了台拖拉机，就这样种起了水稻，当起了农民。

数月下来，稻子成熟时，使用了海洋有机肥的稻子不但增产，而且不倒伏。更重要的是，加工出来的大米口感明显比不用海洋有机肥的好。因此我加工的几十万斤大米一个多月就卖完了。卖米得的钱加上国家每亩80元的种粮大户补贴，10元每亩的优质大米补贴，1元每亩的农业保险补贴，我在短短五个月里就挣了十多万，半年回报率差不多就超过50%，着实让我惊喜一阵。

耕地种植，方法最重要

当农民我是地地道道的门外汉，在种地的过程中就遇到了许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选种，由于我首次租地时已经过了最佳播种期，而播种期每耽误一日，粮食亩产就可能减少100斤，急得我团团转。更大的问题是，当时金山已经没有了种子，邻居奉贤的种子价格已经暴涨到2.2元/斤。幸好，在专利局的一位领导的帮助下，崇明警备区农场给了我大力支援，以1.4元/斤的价格卖给我9000斤“冬繁13号”种子，解了我的燃眉之急。

紧接着，我又面临播种的两个选择：是直播还是插秧。直播就是将种子直接撒到田里不育秧。美国人种地都是直播，不仅节约人工，而且产量还高。插秧是先将稻种密集播在一小块田里育秧，待长到几寸高以后再移栽到大田里。这一传统做法的优点是能够缩短在大田里的生长期。

于是我买来许多农业方面的书，请教了不少专家，但是没有一个能说清楚道理的。于是我只得自己分析，理清头绪。通过再三比较，我发现，与插秧相比，如果计算全部生长期，反倒是直播的生长时间短。因为插秧节约的只是稻子在大田里的生长期，如果加上在秧田里育秧的那段时间，生长时间起码比直播长2～5天。一般农民在计算稻子生长期时，因为秧田占用的土地很小而忽略了稻子在秧田里的育秧时间，所以会得出插秧时间短的结论。弄清楚这一点后，我的心思豁然开朗。

另外，插秧每人每天只能干0.5亩，加上育秧的人工，500亩地需要100个熟练农民干10天。可是现在，我几乎不可能找到一个60岁以下的劳动力。所以，综合考虑这些方面的因素，我断然决定选择直播。

开始直播后，当地农民讥笑我：你这叫穿着皮鞋种地。言下之意是我不会种地。多亏警备区农场的施场长，他在给了我便宜种子的同时，还派自己的技术员专门给我带去的农民上课，教授他们如何缩短稻子在大田里的生长期：在播种前先将种子堆起来洒上水，种子就会发热，控制种子发热的温度使其始终维持在36度3到5天。因为，稻子是一种温性植物，最适宜生长的温度是36度左右，在此温度下4个月就可以收获。高于或低于这个温度都会对稻子的生长期产生影响，甚至导致更严重后果。

施肥也是一门大学问。什么时候施、施什么肥、施多少，都很有讲究。我种的地旁边有户农民种了2亩地，竟然施了300斤化肥，可是亩产量还不如我只施26斤的高。显然，施肥不是越多越好，多施不但无益，还可能造成对稻子的损害，甚至可能导致疯长引起倒伏。

对于施肥来说，时机最重要。去年夏天特别热，太阳把水稻田里的水晒得发烫。由于水温超过36度稻子不但会停止生长，叶子还会发黄，会让人误以为是缺肥。于是普通农民不惜血本地在地里施了几百斤化肥。可他们不知道，这样拼命地施肥，对稻子的生长不但无济于事，收获的时候还会因为稻子的疯长导致倒伏、减产。而我这里，老陈已经早早让农机站把我们田里的水抽干了。老陈的经验和技术，又一次帮助我化险为夷。

其实，农村中懂得施肥的真的不多。去年我在安徽，当地一个小伙子告诉我，他父亲种了一辈子地都没明白应该什么时候施肥。我正在和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父亲过来告诉他：人家都在施肥了，你也快去。我一看，是天快下雨了。因为化肥都是颗粒状，赶在下雨的时候施肥会使肥效提高。农民们真正知道个中道理的实在不多。

而在上海更是这样，农村中有文化的几乎没有在种地的。好在上海每个镇都有农业科技部门，他们会通过广播提醒农民施肥、打药。可是，因为我种的稻子与当地的品种不同，播期也不同，所以我就不能享受这样的服务。

收割可以说是机械化种地中最省事的环节了，我以每亩45元的价格雇联合收割机收割，不但能自动收割稻子，还能将割下的稻穗自动脱粒并装袋，还会将稻秸秆粉碎还田作肥料。三个拖拉机手轮流操作，最多的一天割了80亩稻子。望着金黄色的滚滚稻浪，沉甸甸的稻穗弯弯的腰，我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丰收的喜悦。

然而，还没有从喜悦中回过神来，下一个困难已经在不远处等着我了。

因为割下的这四十几万斤稻谷要一袋一袋地从地里扛到公路上才能用车装走，而连续下雨，地里十分泥泞，拖拉机开不进，只能依靠人力往外背。要知道500亩地产出的稻谷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差不多总共有7万包，每包重六七十斤，许多田离公路有一里路远，就算每人5分钟能走一个来回，7万包也需要350000分钟，就是5000小时，600多天。而时间不等人，稻子不及时收割会引起“倒灌浆”，导致颗粒无收。

我从一家工厂调来50多名工人支援。没想到这些工人干了一天就不行了。竟有人背着麻袋摔倒在田地里，躺在地上不起来，吓得我赶紧跑过去。原来是他累得趴在麻袋上睡着了，一场虚惊。

正在我发愁之时，南京军区某空军驻上海部队向我伸出了援手，慷慨派出几十名官兵支援，最终挽救了丰收的果实。不过这些战士也都一个个累得不行，其中还有不少是干部。

问题还没有结束，刚割下的稻谷含水量超过20%，而收购稻谷的要求是含水量要低于16%，加工大米要低于17%，也就是说，这些稻谷必须晒3个大太阳才能进库。粮管所借给我的仓库一次也只能晒几万斤而已。于是我们每天割50亩地，又雇了5个人翻仓，希望谷子快点干燥。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把我们堆在场地上快要晒干的稻谷浇了个透。

面对这场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我不得不狠下心，把所有的稻子拉到马路上晒，差不多摊了好几公里长。晚上，我也不睡觉，亲自开着车巡逻，总算解决了晒谷问题。

收完稻子，我松了一口气，想当然地播下麦子后，才发现自己又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事先根本没有考虑种二熟会不会有钱赚。现在种了麦子，又遇到多雨水的天气。实在是划不来。

在过去的年代，我国农村长年追求产量，农村推广的是三熟制。三熟可能产量略高，但品种差，人辛苦，加速土地贫瘠；后来流行种两熟，也能保证产量，品种也有提高。但是，现在如果有人问我，种几熟好，我以一年当农民的经历，会肯定地回答，种一熟最好。种一熟单季稻，我可以提前到5月份播稻子，不用等收了麦子再播稻子，稻子的产量起码可以增加300斤，这300斤是不需要成本的净收入，单季稻的亩产可达1300斤。如种麦子、稻子两熟，虽然亩产可以增加五六百斤，但上海的麦子品质比不上北方，种麦子的成本却每亩也要300多元，扣除稻子减产和种麦子成本，得不偿失。远远高出种一熟麦子的效益。此外，种一熟，可以间种一些豆类等，对提高土地肥效有好处，可少用化肥，改善土质，对来年的生产也有益。

这一路磕磕绊绊地走来，虽然困难重重，但总算保住了稻子，实现了丰收。其中真是甘苦自知啊！

……

请到我们的“乡下”来

在农村当农民，使我更感到农村的“广阔天地”确实“大有可为”。今年，我承包的土地要扩大到700亩。我打算在田间建一个露天的小温泉，夏天麦子熟了，我要请朋友一起，欣赏着真正的田园风光侃大山。我还要在土地的周围挖一条“护城河”，河边植上密集的竹子，还要挖一个大鱼塘，中间堆一个小岛，养鸡养鸭。

我还想在农村建一个小小农庄，10亩地为一个小单元，配一个温室，一亩果园，几亩蔬菜地，一个小鱼塘，一幢小木屋，种瓜果，养鸡鸭。小木屋配卫星电视、电脑、网络，地里配上自动喷灌和电视监控摄像头。这样，远在市区就能通过计算机网络遥控喷灌，躺在床上就可以看见地里瓜果生长情况。等到瓜果成熟的时候就带朋友一起来品尝真正不用化肥农药的有机产品。如果沪郊有了这样的小小个人农庄，既可以度假，又可以发展现代化农业，当地农民的生活会非常滋润。

这是一个很感人的故事，记者要表达的可能有几层含义：规模经营可以赚钱、现代科技可以赚钱、新型的经营方式可以致富……但我们从这个正面的报道中还是可以发现许多与农业本质有关的问题：

第一，张炎夏赚的钱，不是由纯粹种地而得，而是因为他将稻谷加工成了大米，里面含了加工利润。

第二，利润里面包含了50%的国家补贴。

第三，他靠关系能买到9000多斤价格便宜的种子，为他节省了7200元，一般农民难以做到。

第四，把脱粒的稻谷运到地边，需要花费600多个工，一家工厂调来50多工人“支援”，还有部队慷慨派出几十名官兵“支援”，这些没有计入成本，因为计入成本的话就没有收益可言了。

第五，为了晒稻谷，他把所有的稻子拉到马路上晒，差不多摊了好几公里长。看来长期在马路上晒粮食不可行，还要投资建晾晒场地，或配备烘干设备，这些都需进一步投入。

第六，他总结出经验，不能搞三熟制，种一熟最好。这是从工商资本经营者的角度，普通农民也清楚这个道理，但是政府需要的是粮食安全，不挣钱也必须种两茬或三茬，这应该说是工商资本与农民经营农业的一个重要区别。

第七，对未来农业的美好设想：露天的小温泉，人工池塘，中间“还要堆一个小岛”，每十亩地建一幢小木屋，小木屋配卫星电视、电脑、网络，地里配上自动喷灌和电视监控摄像头。这样，远在市区就能通过计算机网络遥控喷灌，躺在床上就可以看见地里瓜果生长情况。不知道这个理想现在是否实现了，因为改变基本农田的用途还需要政府批准。

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它反映了许多真实的信息：其一，种地没有想象的那么有趣，它很累人，以至于累得“躺在地上不起来”。看来，种地不好玩。其二，农业不是“不需要大投资就可以得到不低的回报”的产业，相反，它是需要大量投资，收益又很不确定的产业。其三，规模越大风险也越大。其四，种麦子的成本高，得不偿失。以上这些其实足以反映出即使是一个新型农民简单地靠规模种地也要面临许多问题。

我们关注的是仅仅靠规模经营模式是否能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实惠和利益。有些学者在调研实践中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如项继权就发现，从农民增收的角度来讲，规模经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农民收入的增加不仅仅受其经营规模的影响，也受国家的农业政策、工农业比较利益差距及农产品结构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果工农业比较利益差别过大，即使规模扩大，农业也是无利可图或收益微薄的。如果农产品品种单一，品质较低，缺乏竞争力，规模越大，产量越高，损失也越大”。张锦洪等人考察了美国规模农场的收益后得出结论：农场发展不能增加农民个人收入，农场经营净剩余的实际值逐年降低，90%以上的农场不能获得家庭平均收入水平，需要政府对其进行补贴。可见，农业的规模经营不能增加农民收入，也不能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实施农业支持政策。

有学者从农业的规模经营与土地利用率的关系角度对规模经营提出质疑，认为“在农业部门，生产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加工过程，而是一个劳动过程与生物过程相结合的复杂过程，因此，在农业生产中，劳动集约化往往重于资本集约化。一旦实行规模经营，用资本取代劳动，这固然可以降低单位农产品成本、增加农民收入，但同时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粗放经营，降低土地生产率”。

其实，规模经营不能增加农民收入的理由很简单。一是简单的规模经营不能抵抗自然风险，并不会因为规模经营了，就可以躲避旱灾、涝灾、雹灾、低温、高温以及病虫等灾害，而农业的自然风险又是随时存在的。二是规模经营不能降低劳动成本，规模经营需要雇用大量劳动力，不仅不会降低劳动力成本，还会降低农业劳动质量。农业机械被认为是替代劳动力的理想方式，但是许多农业操作是机械替代不了的。三是规模经营不能抵御市场风险。农产品价格是影响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并不随着经营土地规模的增加而有所提高。人们之所以形成规模经营可以增加农民收入的观念，主要是把工业经济学一般原理套用在了农业上。实际上，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有着本质的不同，农业的规模经营不能产生人们想象的规模效益。

农民们经常会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种一亩小麦要赔50元（还不算自己的人工），请问我种多大规模的地可以赚钱呢？”这往往让主张“规模经营可以使农民增收”的专家难以回答。因此，我们认为，农业的规模经营不能取代政府支持农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