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课题研究的说明
一 相关研究状况概述
最近30年,主流经济学家开始重视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研究。他们之所以重新蒙发对新奥地利学派的研究兴趣,除了这一学派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所谓“经典解释”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目的,那就是:面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日益遭受到的怀疑和批评,力图从新奥地利经济学中寻找到弥补主流经济学缺陷的启示和智慧。
1.对国内研究状况的评述
近十几年,国内学者开始重视对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研究,有关文献大量增加。这种重视主要是出于对自由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种反映,而奥地利学派对古典自由主义的贡献是公认的;少数研究倒是基于对新奥地利学派复兴的学术兴趣(刘志铭,2003;王军,2004;王廷惠,2005)。
但是,所有的这些研究似乎都没有意识到国外经济学界力图沟通这两种理论的那些努力。当然,在对新奥地利经济学的有关研究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关研究者为了说明这一学派的理论特性而进行的与其他学派的比较分析,而且,这类比较和分析也必然涉及新奥地利学派对市场制度的某些独特理解。但总的说来,即使是对市场制度理解的差异比较,这些研究也是比较粗糙的,缺乏细致的比较。要充分理解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奥地利经济学对自由市场制度的观点和竞争性政策建议的重大差异,最为重要的就是对其理论细节的比较。
与我们关注的主题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朱海就的一项研究成果(《市场的本质:人类行为的视角与方法》,2009)。在这项研究中,他对奥地利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价格机制、企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大量的出色比较。但是,与我们的主题和基点不同,他的立足点仅仅是想挖掘出奥地利经济学中有助于更贴近现实的理解市场经济的部分。
我们的研究力图说明的是:存在着对自由市场的两种解读,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其中的一种解读以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为代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虽然也属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支,但它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就所掌握的国内有关文献而言,我们还没有看到直接针对两种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全面比较研究。
2.对国外研究状况的评述
自20世纪7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复兴”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就开始重视对这一学派的思想的比较研究,力图从其中寻求到能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缺陷的启示和理论要素。进行这类比较研究的学者多数是新奥地利学派内部的经济学家和同情者,其中,又存在着两种明显的倾向。
一类比较研究强调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奥地利经济学之间的差异的不可调和性,以此突出新奥地利经济学的独特性格。这类研究的典型代表是韦尔塔·德索托(J. Huerta de Soto)的《奥地利学派:市场秩序与企业家创造性》(2010)。他在此书的第一章中较为系统地总结和分析了“奥地利学派和新古典范式之间的根本区别”,主要观点包括: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是行为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一种决策理论;奥地利学派坚持主观主义,与之相对的是新古典的客观主义;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的行为主体是企业家,与之相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奥地利学派认为企业家犯错是正常的,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的决策都具有事后的理性;奥地利学派强调企业家竞争过程的协调,而新古典经济学运用的却是均衡模型;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强调成本的主观性,而新古典经济学强调成本的客观性;奥地利学派倡导文字形式主义,而新古典经济学倡导数学形式主义。但正如其书名所示,德索托的主题并不是要对这两种经济学进行比较研究。因此,此书的其余部分都用于分别挖掘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
另一类比较研究虽然也强调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差异,但更多地却是强调二者的相通之处。鉴于长期以来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抗的结果,奥地利经济学被边缘化(Vedder and Gallaway, 2000),现在,多数学者力图沟通二者的理论,实现相互补充。这就使一部分学者进一步思考这两种经济学的差异程度、彼此的不足和进行融合的可能性等问题(Rosen, Sherwin, 1997)。如何把新奥地利经济学中包含的真理成分融入对市场理解的共同知识之中,还有待经济学家们的进一步研究。
就所掌握的文献来说,与我们的论题直接相关的文献是马克·史库森的《朋友还是对手:奥地利学派与芝加哥学派之争》(2006)。他对倡导自由市场的这两大阵营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指出,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区别主要有四点。其一是方法论。芝加哥学派主张定量分析和均衡方法,而奥地利学派主张定性分析和过程方法。其二是政府作用观。奥地利学派比芝加哥学派更加“反政府”(有些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如罗斯巴德甚至主张无政府)。其三是健全通货观。芝加哥学派主张信用货币体系,而奥地利学派主张金本位或非国家化货币(如哈耶克)。其四是资本理论与经济周期。芝加哥学派反对奥地利学派用“资本异质性”与“生产的时间结构”解释大萧条的观点以及用自由主义方案解决大危机的建议,而主张用货币紧缩性崩溃(相对于奥地利学派的通货膨胀型繁荣)解释大萧条以及用通胀性货币供给和财政赤字政策去对付大危机。但总的来说,史库森还是突出两派的共识而淡化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且列出了它们之间的13条共识。在他看来,这两个阵营的共识多于分歧。
二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
如前所述,在倡导自由市场制度的经济学家中,对这种制度的某些本质特征的理解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在理论和分析技术上主要源于视角的不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运用的是静态的“均衡逻辑”,而新奥地利经济学却运用的是“动态过程”(见第二章)。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看来,市场最典型的一般特征是均衡,可以通过假设个人偏好稳定,并借助于最大化的个人行为假设,就可以很好地分析其运行;即便其中存在不确定性,也可以把它视为风险的形式而在理论上处理之。但在新奥地利经济学看来,自由市场之中最重要的是个人有目的的行动,而市场本质特征是交换过程,从而包括非均衡现象;这种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个人的有限理性根本不足以把握市场世界中充满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和个人的无知会撕裂新古典的那种一般均衡模型的市场秩序,均衡至多也就是一种“最终结果”,不应成为分析的起点。
视角和分析技术的不同使他们对自由市场的一系列本质特征做出不同的解读,具体地说,主要比较他们对下述问题的观点和证明: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是一般均衡还是动态过程?在其中,价格传递的究竟是什么类型的信息(第三、四章)?新古典经济学赋予市场秩序以一般均衡的特性,认为一般均衡模型已经很好地把斯密的天才猜想转化为具有坚实的逻辑证明的严格理论,甚至把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命名为“无形之手定理”。新奥地利经济学否定一般均衡模型,认为这种模型已经放弃斯密的立场。新奥地利经济学认为,在理论上,一个建立在复杂的劳动分工基础上的市场社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才能生产、利用和协调总是零星地分散在无数参与者之间的“默会知识”。价格体系可以看作是一种演化出来的、“沟通交换过程”的信息传递工具,使人们能够克服他们对于将决定其行动之成败的绝大多数事实(即整个社会经济的具体条件、环境等)的无知,并进而把所有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整合成为具有某种内在联系的秩序。
价格传递的信息与其他制度机制传递的信息有什么不同的性质?它们与效率的内在关系是什么?市场,或者自由市场制度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指价格制度本身,还是必须包括一系列其他制度体系(第五章)?在奥地利经济学家中,哈耶克一直强调,市场制度是由一系列社会经济关系、制度和惯例构成的;使市场之所以呈现出具有效率的特征,不仅是价格机制,还包括一系列的非价格的市场制度和非市场的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因此,透过法律所确立的竞争性市场中的各种社会制度(包括私人产权、价格、利润、契约、交换商品和服务的能力等)传递零散的信息,就成为他所研究的中心问题。虽然仍属于新古典阵营的部分经济学家在分析产权、不对称信息、内生增长等问题时也重视非市场的制度因素(特别是政府)的重要性,但他们对制度的机制和政府行为的合理性的看法与哈耶克有着重大的差异。例如,哈耶克认为,“国家到底是否应该采取行动进行干预”,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每一个政府当然必须有所行动,而政府的每一行动都要干涉到这样或那样的事。但这并非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问题是个人能否预见到政府的行动,并在制订自己的计划时,利用这种了解作为依据;其结果是政府不能控制公众对于政府机构的利用,而个人精确地了解他将被保护到什么程度以免于来自别人的干涉,或者政府是否能够阻碍个人的努力。”在他看来,规则创造社会;政府应当改造社会规则,以使之能创造出更广泛的竞争和自由;问题仅仅在于要坚持法治,即政府的所有活动都要受到事先确定并公布的规则的约束。
最后,按照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理念来看,什么样的市场结构和遵循什么样规则的政策才符合竞争性市场的效率要求(第五、六章)?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最有效率的市场当然是“完全竞争”。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思路,要获得效率,要么改变市场结构,使之成为一种完全竞争;要么事先为那些行为主体规定特定的行为,例如,要求他们必须把价格定于等于边际成本之处。而按照奥地利学派的思路,垄断不是本来就有问题的。任何带着一个新产品进入市场的创新企业,就其定义来说,都是某一时间内的垄断者。因此,垄断甚至是一个动态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效率(甚至于是帕累托最优)而言,带有合理垄断性质的竞争性市场形式是理想的市场形态。
三 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亲市场”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主流倾向。不同程度地支持“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分布极广。也就是说,“自由市场”倡导者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而且,他们之间也存在观点的争论。要理解“自由市场”倡导者之间的分歧,最好的方式是比较。如何比较呢?我们的方法就是:从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中,选取芝加哥学派作为其典型代表;另一方则选择长期以来一直与新古典主义对立且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虽然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在学术上处于非主流的地位,但它对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并且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起了经济学界的更大关注。
麻烦在于,每一个学派的经济学家并非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其内部还存在争论;而且,这种意见分歧还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时代的芝加哥经济学家似乎对纯数学的论证不怎么感兴趣,他们坚持使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而不是一般均衡方法,强调理论必须通过经验事实的检验。正是这种观念的差异,导致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与考尔斯委员会的冲突,使后者离开芝加哥大学。当时的考尔斯委员会是研究一般均衡模型的大本营。但是,到了“后弗里德曼时代”,卢卡斯及其追随者所热衷的正是考尔斯委员会倡导的方法。他们力图以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通过引入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使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之中。
再如,新奥地利学派本身就可以分出两个支流:以柯兹纳为首的一部分学者,力图把新奥地利经济学改造成为对主流经济学的重要修正和补充;而以拉赫曼(Ludwig Lachmann)为首的另一部分学者则力图证明,新奥地利经济学是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种真正的经济学。
处理这一麻烦的方式是:为了集中讨论和比较两大阵营的基本观点,我们对两大阵营的观点,将以其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为主,提炼出各具代表性,同时也具有可比较性的理论要素,避免过度陷入学派内部的争论。这里所谓的“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我们主要是选择那些观点不走极端且有助于理解市场制度的学者。换言之,我们主要注重的是有助于思考市场经济运行的理论观点部分的比较。
我们这项研究的核心并不在于对芝加哥学派和新奥地利学派的纯粹比较。我们的主要意图是:想借此表明,对自由市场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对各种理解的研究,将会有助于更深入地解读市场运行的复杂性。事实上,作为一个学派的芝加哥学派已经淡出经济学界的视野,因为它提出的理论基本上已经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芝加哥经济学家在论证自由市场时,也已经普遍求助于一般均衡模型等理论。至于新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还有不少观点没有被正式纳入主流经济学。这类观点也许有利于丰富市场经济知识,而且,也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对这些观点表示认同。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有些经济学家虽然不属于芝加哥学派或奥地利学派,但只要他们的基本思想与这些学派是一致的,那么,在某些具体的研究中,我们会适当纳入这部分学者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