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文化基因”解码(全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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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缘人”自我认知的群体特征

上述学者的努力旨在探讨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的特点。应当指出,无论是日本还是西方的研究者在说到日本人的自我以及人格特点的时候,多是在相对于西方“个人”意义上立论。在这个含义上关于日本人自我认知模式特点的讨论似可扩大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甚或整个非西方社会。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都是以强调人的相互性为特点。上文提到的“阿阇世情节”、“娇宠”理论以及“间人”理论,虽然旨在描述日本人的文化心理特点,但在其体现的强调人的相互性、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界定自我这个意义上,与中国人的自我认知模式有相同之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不是以生物体个体为中心界定人而是在一个人际圈子中界定人的,自我认知模式都是“伽利略式”而非“托勒密式”这是许烺光对两种自我认知的比喻。西方人的自我认知模式类似托勒密的“地心说”,即“自我”是世界的中心,周围世界围绕自我转动。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类似伽利略的“日心说”,即自我不是世界的中心,自我与周围世界都处在运动之中。详见A.马塞勒等著《文化与自我》,第36~37页。,故而这些描述有许多也适用于中国人学者对中国人的自我认知所概括的特点,例如,界限模糊不清,伸缩性较大,个体对自我的独特性、方向感、目标和意愿均没有很强的自觉,以及“关系性自我”或关系取向的自我,等等。参见何友晖、陈淑娟、赵志裕《关系取向:为中国社会心理方法论求答案》,载杨国枢、黄光国主编《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桂冠图书公司,1989,第49~66页。

从与西方“个人”相对应的含义上认识日本人的文化心理固然很重要,但仅如此还不够,还需要认识日本人不仅有区别于西方“个人”也有区别于其他非西方社会(如中国)的人的文化心理特点,遗憾的是目前此种讨论还比较少。前述日本文化心理学派揭示的日本人文化心理的特点没有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日本人自我认知的参照群体的特点是什么,与同样是在关系中界定自我的中国人的区别在哪里;第二,日本人的自我认知遵循着怎样的独特的文化机理。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才可以称为对日本人独特文化心理的真正把握。笔者认为作为以强调相互性为特点的基本人际状态的一个亚类型,“缘人”这种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四个维度不仅与西方的“个人”不同,也与同样强调相互性的中国人相异,而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

先来讨论“缘人”的自我认知参照群体的特点问题。这个问题可归结为心理社会均衡模型中第3层(“亲密的社会关系与文化”层)的构成问题。亲属成员也是日本人PSH模型第3层的重要内容,但并非处于绝对优先地位;亲属集团不那么恒定和持久,但也不是像西方“个人”的第3层那样总是由陌生者组成。“缘人”的第3层与第2层的界限较模糊,即第3层中常有本属第2层的成员。“缘人”用来界定自我的人际关系圈子也依关系的远近由内向外依次分为“身内”、“仲间”和“他人”,这与中国人由亲人、熟人和生人构成的人际关系圈子相类似,但与中国人的区别在于它是由并非完全基于血缘关系而是基于某种机缘(血缘、地缘、业缘或者其他因素)走到一起的个体组成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可转换性和不确定性。中国人的亲人与熟人之间是不可转换的,而在日本人的“身内”与“仲间”之间则存在一定的可转换性,即亲属集团包括一些出于某种机缘而共同生活在一起的非血缘关系者,或者有血缘关系者也可能会加入别的亲属集团。例如,传统日本人的“家”也包括非血缘关系者如仆人、雇工、弟子等。日本人所属的关系密切的小集团都具有这样的性质。

“缘人”状态下的个体处在一个可以转换的、较不确定的人际关系圈子中,这与“伦人”状态下的中国人以明显的“自己”为中心的同心圆式人际圈子(费孝通所称的“差序格局”)形成对照。个体的行为所依据的既不是基于自我利益、自我感受、欲望等“个人”的“自我意识”,也不是某种固定的基于伦理规范的“角色意识”,而是主要依据个体与他者互动时的情境以及基于他者的反应和感受的“他者意识”。个体的存在通过他者的存在而界定,甚至看不出这个交往圈子的中心在哪里。自我确定的相对困难性给个体带来的一般影响就是南博所说的“日本人自我的不确实感”。这个特点与之前分析的“缘人”的自我和他者的关系具有更大的相对性有关。佛教中关于“缘”的思想中有“无我”之说,这虽然是佛教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但似乎也可以用来概括日本人自我认知中“自己”的不确定、不明确这一特点。在笔者看来这是“缘人”状态下的个体在行为上更趋于与他人协调的文化心理原因。

日语的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或许可以很好地说明“缘人”在自我认知上的这一特点。日语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省略主语甚至可以不出现人称,讲话者与对方的关系、身份地位等完全可根据动词的变化清楚地判断出来。在中文(可能还有其他语言)中,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也可省略作为主语的人称,但日语中这种情况似乎更普遍。日语中词尾变化的特点使得许多情况下若出现作为主语、宾语的人称反而显得不够洗练,交流双方完全可以根据动词(特别是日语中独特的授受动词如“给予”(与える)、“被给予”(与えられる)等。)词尾的变化理解句子所指的主语与宾语。不仅如此,句子中出现的人称还可以根据讲话者与对方的关系而变化,这也是非常独特的。例如,如果是对孩子讲话,“我”可称作“papa”, “你”可称作“omae”,但若是对友人,则是另外的表现方式(见图3-1)。

图3-1 日本中“我”与“你”在不同关系中的变化

这说明日本人对“我”与“你”的界定因关系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这与英语中不变的“我”(任何时候都是大写的I)与“你”(you)完全不同。汉语中对“我”的称呼也有多种如己、吾、余、俺、自己,古代还有朕、寡人、臣、不才等。,也表现了从与他人的关系中界定自我的特点,但中国语言中对“我”的不同称呼似乎更具有重视道德、重视自谦的特点,在实际生活中无论是对于孩子、朋友、地位高的人、兄弟等都可以你、我相称(有时候对于地位高的人称“您”,但这种称呼主要流行于北方)。这种情况与英语类似而与日语有很大不同。这可视为日本人的自我具有更大不确定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