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自觉
【内容提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觉。这一文化自觉，突出了文化之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肯认了中华文化生命的连续性与超越性；也体现了文化选择与文化发展的自主与自觉，澄明了文化传承发展的观念，确证了中国道路的正当性以及中国现代性得以展开的文化基础；还顺着当今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结构，依着我们民族自己的历史与思维来表达自己的存在经验，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结构做出内在的反思。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表达了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文化主体意识与文化自我意识。
【关键词】 文化自觉 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理论表现
形式，体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中国话语。无论是在语言表述上，还是在理论内涵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这一话语既不是对现代西方价值观念的模仿照搬，也不是对传统中国价值体系的简单再现，而是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非常重视文化之于社会发展、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变革与创新文化传承发展的观念，追求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实践状况切己性的理解，形成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生命本身的连续性与超越性、自主性与主体性的自觉。
一 文化生命的连续性
文化自觉的第一要义就是要肯认文化生命的连续性，传承民族文化基因，激发民族文化生命的活力。正如贺麟先生所说的，“文化或历史虽然不免经外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分崩瓦解，但也总必有或应有其连续性”。文化生命的连续性，意在强调尊重和弘扬传统，并将自己当下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关联于传统，从中获得滋养和力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含着文化自觉这一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文化饱含深情、充满自信。引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名句表达自己的思想，已成为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鲜明风格。据统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使用古诗文的篇章有33篇，篇幅比例占全书的41.8%。而且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在一次回答外国元首提出的问题时，习近平总书记把“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不能搞丢了”作为自己始终放在心上的几件事之一，足见他的文化情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在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的概念，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自信的力量，首先源于文化传统的存在、文化身份的认同。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不可能在摆脱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实现真正的自我认同。文化与民族、国家是内在关联的，不能把文化与民族、国家完全割裂开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之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就此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其传统文化渊源，而且体现了中华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的内在贯通。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和实践中，“八个全面”和“十四个坚持”等论断与表述蕴含着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传统的态度，以及文化基因的传承。比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吸收借鉴传统民本思想。传统中国民本思想强调“民惟邦本”“民贵君轻”“利民富民”“济世安民”。习近平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习近平在其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这实际上就是对中华民族的重民思想、爱民思想、惠民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四个全面”、五大发展理念等论断，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小康思想、变法革新思想，体现了礼法合治的治理思想，以及选贤任能、严格吏治的思想，贯穿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尚和合”等文明传统。党的建设工作充分汲取中国古代选贤任能、为政以德、从严治吏的经验和智慧。中国古代政治家提出了“治国先治吏”的治国方略，官吏的执行力就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的效果。汉唐盛世的突出特征就是吏治“清明”。习近平总书记深得其中要领，把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融入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中，并提出了“三严三实”的具体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这正是继承了中国古代从政重德、修身正己的传统。郭齐勇认为，“‘三严三实’里面包含了深厚的传统文化因素，是对传统内圣外王之道、仁政德治思想和民本主义政治传统的创新性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在对外交往中，习近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和”的思想，提出“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一带一路”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命运共同体”观念，既充分彰显了中华礼乐文明的独特魅力，又超越了西方文明，为人类发展贡献一种新的思考和努力方向。
从“修身为本”的德性修养，到“严以修身”的党性修养；从“民惟邦本”的政治伦理，到“群众路线”“人民中心”的治国理念；从“为政以德”“选贤任能”的为政思想，到“协商民主”的政治实践；从“儒法并用”“德刑相辅”的治理方式，到“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治理思想；从“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到“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承发展了中华民族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修身观念、崇尚和合、向往大同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也凸显了传统文化整体关联、动态平衡的思维方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体贯通的思考方式与崇礼明伦的价值观念一脉相承、内在关联。
二 文化观念的自主性
文化自觉不仅体现在文化生命的连续性上，还体现为文化选择与文化发展的自主与自觉，即文化生命的自作主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表达了中华民族对待传统文化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自我意识。这一自我意识，是关于民族文化生命的自我意识，强调把文化生命的延续与发展置于整个民族文化生命的脉络中，主张从传统文化中寻找中国崛起的思想资源，从中华民族内在的文化资源中确证中国道路的正当性。进一步来说，中国文化的发展道路，不应简单照着“西方”，而应接着“中国”走自己的新路。这一文化主张，既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继承革命文化，还要吸收外来文化，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特别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蔓延，中国更需要保有自己的思想独立性与文化自主性，而不是跟着西方亦步亦趋。
众所周知，晚清以来，人们围绕“中国向何处去”提出了诸多文化思路、文化观念，如洋务派的“体用论”、自由主义者的“全盘西化论”，现代新儒家的“内圣开‘新外王’”等。其中比较流行的文化主张还是向西方学习。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思想界的理论论争也多表现为西方传统中不同思想资源、理论主张之间的冲突与较量，这些思想理论大多属于西方现代性话语。这些思路和观念表达了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期许，迫切希望从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但许多提法没有完全突破“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文化思维逻辑，没有超出“文化相对论”“文化进化论”的解释模式，也没有超出借重西方思想资源阐释中国文化的路向。今天，伴随着中国逐渐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人的精神状态从被动转为主动，这一文化主张亦不断被检视和省思。其实早百年前，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曾批评过这一思想文化现象：“近世人士，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掊击旧物，惟恐不力，曰将以革前谬而图富强也。”西方之理、西方之术成了当时人们评判中国的尺度、标准，然而西方文化所提供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等并不是绝对有效的普遍模式，更何况许多人“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
百年来，中国人对中华传统文化存在诸多误解，主要的倾向是激进的全盘性反传统，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上强调向西方学习，输入西方学理，甚至以西方为是，走西方自由民主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自力更生，反对“在文化观念上照抄照搬，在发展模式上简单模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这一表述揭示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自我主张，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反思以往的文化态度与文化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摒弃了近代以来激进反传统的文化心态，逐渐超越“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逻辑，从单纯的批判传统文化，走向文化观念的变革与创新，确立自信自觉的文化理念。具体来说，这一文化理念蕴含如下内容。
一是确立文化传承发展的“自主性”理念，强调不要外在地、武断地以某种普遍性原则对待传统文化、外来文化，而应深入文化的内部予以鉴别和扬弃，强调文明的多样性与交流互鉴，真正落实“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的文化原则。
二是树立文化传承发展的“创造性”观念，强调传统文化的继承不能停留在典籍文本的训诂层次，不能一味复述古代中国存留下来的历史记忆和价值憧憬，而应创造性地诠释扎根在民众文化-心理结构中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人自己的生存体验中不断赋予既有的话语以新的时代内涵，生成当代中国的价值与精神。
三是提倡文化传承发展的会通观念，超越“复古”与“西化”、“普遍”与“特殊”二元对立思维，处理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西方文化的关系，既不固步自封，亦不食洋不化，把中华文化、中国哲学的发展放到全球文化中来思考，超越“民族国家观念”“文明等级论”“大国兴衰论”，生成新文明观。
四是坚持文化传承发展的个性化观念，尊重文化自身的连续性及其变化发展的内在节律，强调文化的个性、超越性。中国要想走向现代化，不能视“现代性”而不顾，不可能完全抛开现代性话语，但是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不能也不应当完全依傍西方思想资源，须超越西方现代性的话语系统，重建我们讨论中华文化的理论框架的连续性，在深层次上实现存在经验的自我理解，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衔接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和理论奠定文明自信。
就此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透显出的文化自我意识，实际上就是强调依靠自己的头脑和智慧，不要外在地、武断地以西方的话语和价值系统思考中国问题，主张借助传统文化的资源，按照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思考方式对中国经验给予深刻的体认和解释，在文化选择上能够自作主宰，走出属于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三 思想自我的挺立
文化自觉不能仅仅在理论前提、文化观念上有所反思和调整，还要超越本本、词句，顺着人的存在经验去体会文化转化的逻辑，指点出一个方向和原则，确立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之于中国崛起、民族复兴具有本根性意义。高清海先生指出：“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当然经济上的实力是必要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中华民族不仅要拥有属于本民族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更要顺着我们民族自己的历史与思维来表达自己的存在经验，创造和挺立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思想自我的挺立，一方面要立足于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还要切中现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最新成果。
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自觉，并不是简单陈述其文化渊源，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而是顺着中华文化自身的传承发展逻辑，在文化转化与文明转型之中挺立“自我”，彰显当代中国人的文化意识与文明憧憬，从中引申出塑造和引领人性的思想力量和文化智慧。探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自觉，就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面对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外来文化，如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不是简单地复古、西化，使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与现代中国社会相衔接、相适应。
传统文化并不能自动地与现代治国理政相衔接，而是有赖于当代人之自我觉解。传统只能在当代人的自我理解、自我确证中得到传承发展，我们应该在自己时代的理解方式中重新表达和激活我们的传统。近代以来，人们所提出的那些转化传统文化的理论主张和实践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但也有其内在限制。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强调从中汲取治理智慧，生成当代中国的治理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这一理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走出自己的道路和模式，需要有一整套文化信念、价值观念的支撑；而这一支撑须内在于中华民族崇道尚德的文化生命，沿着文化自身的逻辑生发出现代性的价值观念。尤其是面对当今社会的“商品拜物教”，以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德性精神能够成为建构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思想资源，赋予当今中国的政治社会秩序以鲜明的“道德政治”特色，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基础。
从根本上来说，思想自我的创造和挺立，唯有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才不至于沦为口号和意见。吴晓明教授认为，“中国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的理论自觉，最终取决于其理论上的建构与运用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揭示和把握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的建构，关键在于揭示和切中现实。当今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逐渐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应该拥有与之相匹配的思想世界、价值体系，中国实践需要有与之相应的理论自觉。中国道路、中国实践作为自在的现实存在，需要人们对此做出思维着的把握。就此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实践的理论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外部反思”的方式，没有凭依一些所谓普遍的价值体系、概念框架来考察中国人的实践状况，而是顺着我们民族自己的历史与思维来表达自己的存在经验，对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结构做出内在的反思。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他敏锐地洞察到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实践状况，并按照我们自己的历史与思维去表达新时代的理论主张，指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属于当代中华民族自己的价值论述，表达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主体意识，但并不只是中华民族的自我理解，也有其普遍性意义和人类性诉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倡导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当代体现，也是供人类共享的精神理念、意义结构。更重要的是，这一理念超越“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对立，在有力回应“历史终结论”“中国威胁论”，在澄明中国人的价值世界的同时，还为世界秩序的建构提供另一种文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