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流动性背景中的青少年社会适应

引言

在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干预的框架内，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干预对象的界定和选取问题，传统的学校干预对象以居住在城市的普通在校学生为主，而对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处在相对边缘位置的青少年则关注的不太多，由于这些群体在对自己生活空间施加影响所必需的资源和能力方面存在缺失，这种缺失使得青少年更多地体验到“无权”或“弱权”的社会感知，进而对其心理和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这就提醒我们要充分考虑这一类青少年特有的现实处境和社会适应状况。

本章将以广东珠三角A市的流动儿童群体为例，探讨弱权处境下的社会适应问题。通过考察流动儿童的基本生活现状及其进入城市前后的比较，以及流动儿童基于环境的改变所表现出的心理适应特征，旨在了解流动儿童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生活现状，探讨流动给儿童带来的影响，为开展有针对性的行为干预以及心理健康教育辅导提供参考。

一 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

（一）儿童社会适应的理论模型

社会适应（social adjustment）反映了个体在发展社会功能和实现社会化目标的过程中能够被其所处文化规范与接受的程度，社会适应既涉及个体和环境动态交互的过程，也涉及自我与外界达成和谐与平衡的结果（邹泓等，2012）。儿童的社会适应涵盖了个体自我发展、同伴人际交往以及群体社会化等方面的内容，研究者基于不同角度来区分这些内容，并据此建立相应的社会适应理论。比如同时考虑良好适应和不良适应的八因素社会适应模型，包括独立生活、自我定向、社会生活、学习适应、经济活动、社交适应、社会认知以及性知识等内容（聂衍刚等，2008）；再比如基于儿童所处的嵌套式心理生态系统，建立由内而外的社会适应体系，主要涉及自我适应、行为适应、人际适应和环境适应等领域（邹泓等，2012）；此外还有根据流动或留守的特殊处境，借助与此相关的重要心理学变量来建立儿童的社会适应行为指标，这些变量包括自尊、生活满意度、孤独感、抑郁、社交焦虑和问题行为（范兴华等，2009）。而基于这些行为指标所进行的聚类分析又可以将儿童的社会适应状况分为和谐、低人际 - 高孤独和低自尊这三种类型（李晓巍等，2008）。

当前的社会适应研究既关注城市的本地儿童，也关注农村留守儿童以及随父母到城市务工的流动儿童。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务工人员进入城市，其子女的发展和教育诉求也日益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重视，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问题也就成为发展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热点。尽管流动儿童的家庭结构没有发生本质改变，但频繁迁徙带来的高流动性使其成长环境表现出多变且不稳定的特点。发生在这种环境下的社会心理事件（比如流动造成原有社会支持系统被削弱、全新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群体适应过程中出现的危机或创伤事件等）会导致流动儿童社会适应不良，并出现问题行为。流动过程中的迁移/搬家所引发的环境改变加剧了一系列危险性因素的形成（金灿灿等，2011），进而制约了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影响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危险因素源包括个体（自我认知、情绪、人格以及心理与行为症状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家庭流动的时间、亲子关系与教养方式等）、学校（学业成绩的波动、师生关系与互动、同伴数量减少、转学次数增加以及辍学风险增加等）（张文娟等，2011；张菁宸等，2015；曾守锤，2010；张翔、杜建政，2015）。

（二）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

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因素对流动儿童所产生的影响力权重和影响模式都是不尽相同的。对于随父母迁入城市的流动儿童来说，变动中的家庭因素对其社会适应产生的影响相比学校或社会因素更为强烈，因此家庭是儿童社会化和社会适应的重要影响源（李艳红，2012）。对于家庭因素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父母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特征，包括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苏志强等，2015）、教养方式和亲子沟通（卓然、葛鲁嘉，2015；方晓义等，2006）、父母社会支持、父母情绪表达以及父母元情绪理念等（金灿灿等，2011；梁宗保等，2016）。以往研究从物质支持、教育教养和亲子互动等不同的角度验证了家庭因素对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第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以决定父母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的能力，进而在子女学业成绩中发挥积极作用。张云运等人的研究发现，家庭收入和父母受教育水平通过父母教育期望和家庭学习资源投入的中介作用而对流动儿童的学业成就产生影响（张云运等，2015）。第二，父母在物质投入以外的“心理投资”也与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存在关联。例如传统的“慈父慈母”或“慈母严父”教养方式有利于流动儿童的健康发展（刘朔等，2015）。父母教养行为中的规则引导、支持陪伴、自主准予、知晓度等维度与社会适应的自我肯定、亲社会倾向、行事效率和积极应对等维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强加干涉、消极控制等专制型教养行为则与积极社会适应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刘文婧等，2012）。第三，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还受到亲子互动和由此形成的关系的影响。例如，亲子依恋通过社会认同的中介作用而对流动儿童的城市适应产生影响，其中，老家认同中介了亲子依恋对城市适应的正向预测作用，而城市认同则中介了亲子依恋对城市适应的负向预测作用（王中会，2016）。在探讨影响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家庭因素时，以往研究主要关注父母在物质或精神层面上对子女的投入，以及亲子双方的互动模式和关系特征，也就是在相对较低的抽象或整合水平上考察具体因素的作用过程，但对于系统性视角下的家庭性质、功能与影响机制则鲜有关注。作为一个独立且可确认的分析单元，家庭的单元属性并非来自成员间个体特征的简单累加，而是稳定的文化气氛、事件反应风格以及作用边界等整体特征的总和（Minuchin,2002; Reiss,1989）。系统的家庭单元是儿童社会化的助推器，它在流动性处境下所呈现出来的静态特征和动态变化模式会对儿童社会适应的质量与走向产生影响。因此，基于系统视角下的家庭因素研究可以为探讨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并对原有的微观研究做出必要的补充。

（三）流动儿童综合适应性调查的背景

广东珠三角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产业结构特点决定了这里的劳动力群体具有明显的流动性特征。A市作为广东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城市之一，外来务工人员占全市人口的比例很高，以西区为例，非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40%。这些务工人员来自广东周边的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甚至更远的四川、河南和山东等地。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正逐渐成为助力该地区实现经济腾飞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为地区经济乃至整个珠三角产业带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随着务工时间的延长和流动性的增长，在享受人口红利所带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的同时，城市还必须面对一系列社会治理困局和挑战，并需要基于科学的理念和合理的方法来摆脱困局、回应挑战。首先，随着务工时间的不断增加，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的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以及户籍身份等基本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合理需求越来越强烈，同时在城市社区融入、居民交往以及在城市阶层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等反映城市治理品质方面的软性诉求也越来越多。其次，除了希望自身及所在群体能够适应城市的要求、被城市居民认同和接纳，务工人员在子女的成长和受教育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诉求也越来越多。其中，子女受教育的问题尤其受到重视。对于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来说，下一代的受教育水平和预期未来的职业类型以及由此引发的生活质量能否提高、阶层上升通道是否畅通清晰，是他们背井离乡来城市打工最初的、最重要的原动力，因此其子女入托、入学问题能否得到很好的解决或保障是决定他们能否在一个城市长期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因素。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以下统称流动儿童）能否在城市基础教育体系中被接纳、能否和城市儿童一样系统而稳定地完成学业，这两点是衡量一个城市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方面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和依据，因而自然也就成为针对外来务工人员所开展的一系列社会服务工作中的重点内容。

在这个背景下，“流动儿童”一词不仅描述了某个群体，还反映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它和其他的社会议题及其背后的群体一样，阐释了一个急速发展的大国不可或缺的柔性治理逻辑，蕴含了政府在经济和社会转型与变迁的历史发展阶段中所承担的特定使命。这个使命包括针对这一类具有流动性和发展性特征的群体的接纳、扶助、教育等要素，并能够体现社会治理在“数目字管理模式”之外的人文底色。基于这一视角的社会治理在向上的路径上可以与社会整体转型和文化变迁的宏观议题对话，向下则可以体现社会服务的人本价值，实现社群的整合，提升基层治理的效率。在上述背景下的流动儿童教育和管理是一项需要多层级综合协调的系统工程，这个多层级系统包括教育一线单位（学校）、基层单位（家庭所在的社区和其他社区）、行政职能（教育管理部门）和行政主管（各级政府）以及它们之间的协同合作。尽管学校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学校无法完成系统工程的所有工作。首先，学校有必要和流动儿童家庭建立稳定的互动机制，家、校双方可以针对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城市适应、学业适应、心理适应等议题与家庭寻找和建立共识，并以此作为合作的基础。学校还有必要和家庭建立畅通的反馈机制，针对流动儿童在学校和家庭遇到的困难和潜在或已经发生的问题及时沟通，以此作为商讨应对策略的基础。其次，整合教育功能之后的“家校共同体”还需要合理对接并利用社区的资源，借助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力量，通过在社区组织相似背景和经历的流动儿童小组、家长小组，围绕社区融入、城市适应、同伴交往、心理健康、学业能力等议题开展活动，促进小组互动和小组合作。在社区背景下实现社群的凝聚，提高问题解决效率，从而形成一个更大的教育共同体。

在这个系统性工程的背景下，无论是学校、学生所在的家庭还是可提供相关资源或服务的社区，都需要对流动儿童在城市的基本适应现状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针对现状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机制分析和策略探讨，是所有教育和干预的基础，并可以为基于家庭、学校和社区的教育共同体提供数据支撑和技术依据，使其更有针对性地设计并实施教育和干预方案。鉴于此，本章将根据A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结合该区流动儿童及其家庭的实际情况展开调查研究，主要目的是（1）在现实层面上了解流动儿童在A市的基本生活现状，为学校、家庭和社会开展相关的教育干预工作提供所需的参考和依据；（2）在社会层面上了解流动儿童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进入A市前后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他们带来的潜在影响，从而探讨流动性给儿童带来的影响；（3）在心理层面上了解流动儿童在适应环境变化、适应自我成长、适应人际交往、适应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而可以基于上述调查开展更为深层次的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

（四）流动儿童综合适应性调查的内容结构

根据上述调查目的，本章进一步设计了相应的调查提纲，调查按照三个步骤的计划渐次完成，这三个步骤的调查可以在一个多层次路径上得到流动儿童在A市的总体适应情况。第一步，了解流动儿童在A市的基本生活现状，包括居住条件、社区环境、语言环境等细节，目的是考察流动儿童在学校以外的环境中可能存在的与其心理发展和社会化发展有关的促进因素或阻碍因素。这个步骤的调查工作主要是在宏观的文化和环境层面进行总体状况的摸查和了解，重点关注流动儿童学习和生活的物理环境和文化环境。

第二步，了解流动儿童在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和社区生活这三个层面上的适应情况，通过调查流动儿童所在家庭的亲子关系在进入A市前后的变化、流动儿童的学校生活在进入A市前后的变化以及流动儿童所接触的社区和社会生活在进入A市前后的变化，从而勾勒出流动儿童在A市的总体社会适应状况。这个步骤的调查工作主要是在中观的社会生活层面上进行考察，并针对社会和学校生活的一组同样的话题，分别了解流动儿童进入A市之前（在老家或在其他城市跟随父母务工）和进入A市之后的情况，重点关注流动儿童在文化和社会适应过程中的变化，并将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动态地呈现出来，从而揭示流动儿童在随父母搬迁和进入新城市前后的适应过程。

第三步，了解流动儿童在面对环境变化或挫折时的反应（积极适应或消极退缩）、了解流动儿童对自我成长的反应（积极态度或绝望、抑郁）、了解流动儿童与他人的交往和互动（与他人建立和保持温暖友爱的关系或与他人保持疏离、回避、维持孤独感）、了解流动儿童在社会情境中对待社会规则的态度（有效地遵守规则、高效做事并能取得相应成就或者违反规则、懒散）。这个步骤主要在微观的心理层面上展开调查，重点关注流动儿童在宏观的搬迁和流动背景下，自身的心理发展、成熟以及社会化的过程中出现的适应性表现或障碍性表现。其中涉及流动儿童针对自我的认知和情感、人际交往和关系、社会规范和行动参照这几个方面的不同反应。重点关注流动儿童对自我的理解，以及在处理自我和周围环境的关系、自我和周围环境的互动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优势和局限。

本次调查的内容结构如图1-1所示。

二 调查概况

我们在A市的一所以流动儿童为主的小学抽取749名小学生作为调查对象。以下针对调查样本的描述与分析以及调查过程的操作与控制进行简要介绍。

（一）样本描述

由于该校在分班时尽可能平衡了学生之间的差异，班级之间的异质性较低，因此采取整班抽样的方法。调查样本总数为n=749，其中男生433人，女生316人（占样本总量的42.2%）；样本所在年级为三年级到六年级，其中在三年级抽取204人，四年级194人，五年级151人，六年级200人。调查对象年龄最小的是7岁，最大的13岁，平均年龄10.20岁，标准差1.30。被调查者来A市的平均时间是73个月（即6年多），来到目前所在学校的平均时间是44个月（即3年多）。结合样本的平均年龄可知，被调查者普遍出生在外地，然后在4岁左右随父母来到A市，这个年龄已具备基本的回忆、再认等认知能力，因此能够保证其报告最初的流动和搬迁经历的可靠性。而其父母来A市的平均时间是126个月，即超过10年，这表明被调查者普遍在老家有过留守儿童的经历。

18.9%的被调查者在迁入A市以后没有再搬过家，搬过一次家的比例是29.2%，搬过两次家的比例是26.1%，搬过三次家的比例是15.5%，搬过四次家及以上的比例是10.3%。

被调查者父母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介于初中和高中之间。被调查者父母常见的职业是工人、公司或企业职员、自由职业者。图1-2、图1-3呈现了关于被调查者父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类型和分布情况。

（二）调查过程

采用现场调查的方式，在小学教室发放调查问卷，为保证调查过程的可控性和规范，并最终保证调查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调查过程按如下流程进行：

（1）由研究者与学校商定集体调查时间，利用学生课后活动时间发放问卷，提前对调查时间长度进行估算，最终确定完成问卷的时间段，避免学生在完成学业任务和完成调查问卷之间互相产生干扰；

（2）调查员到达现场之后，首先请各个班级的班主任集中在一起，介绍自己班级学生的基本情况，将空白问卷分发给班主任，请他们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特点，对问卷中可能出现的误解、歧义以及生字、生词进行确认，并请班主任提出适合本班实际情况的建议；

（3）根据现场讨论，制订有针对性的施测计划，包括①需要重点说明的问卷要求（如选项的含义、勾选的符号等）, ②需要解释的字、词、短语或句子，③鉴于三年级小学生对问卷中的职业类型、文化程度的理解存在难度，根据三年级班主任的建议，由教师在施测现场逐一引导学生完成问卷，④问卷填选过程中的其他注意事项；

（4）每个教室由一位调查员和一位本班教师负责，开始施测之前，调查员向小学生告知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包括问卷用途、匿名保护等权益保障，以及问卷的填答方式等，问卷施测过程中保证安静有序，避免突发情况对学生造成影响；完成现场问卷施测之后，调查员清点问卷，抽查漏答、误选的情况。

三 调查结果

根据调查设计的三个步骤及其对应的主要内容依次分析调查结果。

（一）流动儿童的基本现状调查

这部分的调查主要是为了了解流动儿童在A市的基本生活现状，包括语言环境、社区环境、居住条件、家庭经济情况和闲暇时间的活动等细节。

1．环境感知

第一是总体环境感知。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在家乡以外的城市长期生活，会对这些地方产生积极或消极的评价，比如是喜欢这座城市还是讨厌这座城市；同时也会对本地人针对他们的态度和反应做出反应，比如是好客的或者是排外的。尽管这样的评价和反应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但它们反映了流动儿童对自身所处生活环境的总体感知，这种感知会影响他们在这个环境中选择什么样的策略与他人相处。调查中与此相关的是两个问题，分别是“我很喜欢A市这座城市”和“A市本地人对我有偏见”。（1）关于“我很喜欢A市这座城市”，被调查者的评价依据是1-5点的评价标尺，1表示非常不符合（对应“非常不喜欢A市”）, 2表示不符合（对应“不喜欢A市”）, 3表示有点符合（对应“有点喜欢A市”）, 4表示符合（对应“喜欢A市”）, 5表示非常符合（对应“非常喜欢A市”）。结果显示，上述1-5对应的人数比例分别是2.9%、2.1%、8.1%、15.3%、71.6%; 95%的被调查者对A市的态度在“有点喜欢”及以上。（2）关于“A市本地人对我有偏见”，被调查者的评价依据是1-5点的评价标尺，1表示非常不符合（对应“A市本地人对我完全没有偏见”）, 2表示不符合（对应“A市本地人对我没有偏见”）, 3表示有点符合（对应“A市本地人对我有点偏见”）, 4表示符合（对应“A市本地人对我有偏见”）, 5表示非常符合（对应“A市本地人对我非常有偏见”）。结果显示，样本中半数以上（51.9%）的流动儿童认为“本地人对我完全没有偏见”，另有10.5%的流动儿童认为“本地人对我没有偏见”；从“有点偏见（11.1%）”“有偏见（11.4%）”到“非常有偏见（15.1）”的总比例是37.6%。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本次调查所抽取的样本中的流动儿童对A市的总体印象是比较好的，喜欢A市的占很高的比例；但是流动儿童自身感知到来自本地人的偏见依然存在，这种感觉可能来自一个个普通的本地人，以及在不同的场合下发生在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和本地人之间的互动（人际互动、事务性互动和商业互动等），也可能来自这个城市在自然风貌、地域文化、综合治理、社会服务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来的层次和水准，进而促使外地人针对城市所产生的整体印象。

第二是语言环境感知。语言是沟通的基础，也是基于沟通建立人际关系的重要载体。流动儿童在对新环境、新文化的适应过程中，对语言的适应是尤为关键的第一步。迁徙目的地和家乡语言的差异越大，流动儿童在社会适应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就可能越多。因此，我们首先考察流动儿童对A市语言环境的感知，调查题目是“你的家乡话和A市的话差别大吗？”回答包括三个选项，分别是“1．没差别，2．有点差别，3．差别很大”。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结果显示，11.4%的被调查者认为家乡话和A市话“没差别”, 45.3%的被调查者认为“有点差别”, 43.3%的被调查者认为“差别很大”。这表明调查样本中的大多数流动儿童是从距离较远的地方随父母来到A市，对于两地的语言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差异性感知。这种感知可能会减少流动儿童主动使用A市语言进行交流的概率，进而延缓其在新环境下的适应进度。

2．生活现状

第一是了解流动儿童的生活稳定性。主要考察其所在家庭在进入A市以后搬家的频率、目前的住房情况以及社区的基本活动环境。

首先是搬家频率，来A市以后没有搬过家的比例是18.9%, 29.2%的被调查者来A市以后搬过一次家，26.1%的被调查者搬过两次家，15.5%的被调查者搬过三次家，7.2%的被调查者搬过四次家，2%的被调查者搬过五次家。搬家次数在六次以上的被调查者比例是1.1%。从上述调查数据来看，A市的流动儿童所在的家庭没有频繁的搬家，在生活环境方面普遍比较稳定。

其次是目前的住房情况，主要了解流动儿童目前居住的房屋类型，结果显示，63.4%的家庭租房住，29.4%的家庭住在自己买的房子里，1.9%的家庭住在亲戚家（不付房费）, 3.4%的家庭住在单位或公司分配的宿舍（不付房费），另有1.5%的家庭属于“其他”。从住房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家庭有稳定的住房，超过六成的家庭租房住，这表明样本中的流动儿童所在家庭在住房方面是比较稳定的。

最后是社区的基本活动环境，主要了解其所在的社区有没有免费的“健身器材、公园或绿地”, 81.7%的被调查者回答“有”，代表八成以上的被调查者在其生活环境中至少能找到可供活动的“绿地”；另外18.3%的被调查者回答“没有”。调查没有进一步考察健身器材、公园和绿地的具体情况，因此基于上述比例只能对流动儿童的社区活动环境有一个笼统的了解。但可能更有价值的是将近1/5的被调查者关于“健身器材”、“公园”和“绿地”的具体分布情况。

第二是了解流动儿童的当前生活现状。主要考察对目前住房的满意度、对家庭经济情况的知晓程度，以及在休闲时间的活动情况等。

首先调查的是流动儿童对目前住房的满意度，问题表述为“你对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满意吗？”对应的选项及相应选择该项的比例是：（1）非常满意（53.3%）;（2）比较满意（23.4%）;（3）一般（18.8%）;（4）比较不满意（3.2%）;（5）非常不满意（1.4%）。从调查结果来看，对目前的住房不满意的比例是4.6%，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对目前住房的满意度在“一般”及以上。这表示样本中的流动儿童除了拥有比较稳定的住房条件，在住房质量以及由此反映的生活质量方面的评价也是相对积极的。

其次调查流动儿童针对家庭经济情况的知晓程度，问题表述为“你觉得你家的经济情况怎么样？”（针对三年级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班主任对“经济情况”的含义做了形象化和具体化的解释）对应的选项及选择该项的比例是：（1）非常好（25.6%）;（2）比较好（31.7%）;（3）一般（36.0%）;（4）比较不好（4.6%）;（5）非常不好（1.9%）。超过半数（57.3%）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家庭的经济情况在“比较好”及以上，该结果表明流动儿童对自身所在家庭的经济情况普遍持有较为积极的预期和判断。

最后是考察流动儿童在闲暇时间的活动情况。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周围有免费的健身器材、公园或绿地，你是否经常去那里活动？”，对应的选项及选择该项的比例是：（1）经常去（42.0%）;（2）偶尔去（50.7%）;（3）从没去过（7.4%）。调查样本中超过四成的流动儿童有条件，且在闲暇时间经常参加社区周边的户外活动，另外有超过五成的流动儿童只是“偶尔去”。结合之前关于社区基本活动环境的调查可知，尽管81.7%被调查者回答自己生活的社区周边“有免费健身器材、公园或绿地”，但真正去这些地方活动、休闲的时间并不多。这表明流动儿童对社区生活环境的感知是良性的，但参与和融入这个环境的意愿和行动却还是比较低的。第二个问题是“你去A市的景点玩过吗？”，对应的选项及选择该项的比例是：（1）去过很多（31.8%）;（2）去过一些（61.4%）;（3）不太多（6.8%）;（4）一个都没有去过（0%）。调查样本中所有的流动儿童去过A市附近的景点游玩，这表明相比身边的社区，他们更倾向于以游客的身份接触和了解A市。

（二）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情况

这部分的调查主要是通过对流动儿童过去（主要是指在老家的时候）和现在（主要是指随父母迁徙到A市之后）的比较，借助前后比较中所出现的变化来了解流动儿童在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这三个层面上的适应情况。如果流动儿童在这两个时间段针对某些内容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则可以推断其在跨地域或跨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体验到较大的环境或人文差异，这也会成为需要其进行改变、调整和适应的依据或参考。如果流动儿童在这些内容或议题上并未出现较大的差异，则可能有两种解释，第一是因为生活场景的变化在这些议题上没有给流动儿童带来太大的挑战或困难，即无须改变；第二是因为流动儿童还没有真正理解环境的变化的意义以及给他们所带来的影响，或者暂时还没有能力去做出改变来适应这种影响，消除消极作用或使其转化为积极作用。

1．家庭层面

首先了解流动儿童进入A市前后在家庭内部关系方面的变化。主要考察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我和父母的关系相处得很好”，这个问题涉及流动儿童感知到的亲子关系；第二，“父母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这个问题涉及流动儿童感知到的父母教养风格。被调查者分别在“过去”和“现在”两个方面做出判断，评分标尺是（1）完全不符合、（2）不太符合、（3）有点符合、（4）比较符合、（5）非常符合。比较结果显示，亲子关系在过去（M=4.32, SD=0.99）和现在（M=4.37, SD=0.92）没有出现显著差异，t（714）=-1.06；体现父母教养风格变化的“父母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在过去（M=3.65, SD=1.24）和现在（M=3.87, SD=1.18）出现了非常显著的差异，t（687）= -5.41, p=0.000，被调查者认为自己的父母当前对自己的要求显著高于以前（见图1-4）。这个结果既反映了流动儿童对父母进入城市之后的教养风格方面发生变化的感知，也反映了父母面对环境变化（这里主要涉及与总体的受教育氛围、学校的要求、同伴群体等方面有关的环境）所做出的调整和改变。

2．学校层面

接下来要了解的是流动儿童进入A市前后在学校生活方面发生的变化。主要涉及来自教师的关心、师生互动、对学校的兴趣、学校的人际环境、学业难度、学业负担、同伴群体融入和同伴关系等八个方面，第一，在教师关心方面所考察的问题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都很关心我”，评分标尺是（1）完全不符合、（2）不太符合、（3）有点符合、（4）比较符合、（5）非常符合。“过去（在老家时）”（M=4.21, SD=1.11）和“现在（在A市时）”（M=4.26, SD=1.14）在这个问题上未出现显著差异，t（675）= -1.09。这意味着流动儿童在进入城市前后的不同学校环境下感知到来自教师的关心并没有表现出本质的差异。第二，在师生互动方面所考察的问题是“和老师对视时会让我感到紧张与不安”, “过去（在老家时）”（M=3.12, SD=1.44）和“现在（在A市时）”（M=3.16, SD=1.51）在这个问题上未出现显著差异，t（675）= -0.94。这意味着流动儿童在两地分别面对不同的老师时，其互动模式并未出现本质的差异。第三，在针对学校的兴趣方面考察的问题是“我喜欢待在学校”，现在（M=3.94, SD=1.37）比过去（M=3.82, SD=1.39）的兴趣明显提升，t（684）= -2.54, p＜0.05．这意味着新环境下的学校对流动儿童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城市的学校在知识深度和广度、课外活动、同伴群体、家长资源等方面的相对优势。第四，在学校人际环境方面考察的问题是“在学校遇到困难的时候，没有人能帮到我”（反向计分，即实际情况与题目描述情况的符合程度越高代表学校人际环境越差，符合程度越低代表学校人际环境越好）。这个题目可以反映被调查者所感知到学校人际环境中的亲社会性，迁徙前后的对比结果显示，过去（M =2.24, SD=1.51）和现在（M=2.24, SD=1.55）所在学校的人际环境并没有显著差异，t（682）=0.027。平均数2.24介于“不太符合”和“有点符合”之间，这表明就学校总体的人际环境而言，无论是在老家还是在A市，流动儿童都能够在遇到困难时得到必要的帮助。第五，在学业难度方面考察的问题是“我能顺利完成老师指定的作业”，前后的对比结果显示，现在（M =4.35, SD=1.11）和过去（M=4.28, SD=1.07）相比，学业难度有所提高，但并没有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t（692）=1.60, p=0.109。第六，在学业负担方面考察的问题是“我感到学习负担很大”，前后的对比结果显示，现在（M=2.64, SD=1.54）和过去（M=2.64, SD=1.52）相比，流动儿童感知到的学业负担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差异，t（688）=0.027。综合“第五”和“第六”的情况来看，在迁徙的过程中，流动儿童在学业难度和学业负担方面并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差异。第七，在同伴群体融入方面考察的问题是“我很容易参加到本地同学的游戏当中去”，结果显示，与过去（M =3.64, SD =1.50）相比，他们在现在的学校中更容易融入同伴群体中（M=3.93, SD=1.36）, t（695）=5.96, p=0.000。这表明他们对新环境的适应情况良好。第八，在同伴关系方面考察的问题是“我和同学发生矛盾后很容易和解”，前后的对比结果显示，与过去（M=4.03, SD=1.28）相比，现在（M=4.25, SD=1.12）能够更好地处理在同伴交往中出现的冲突，t（690）=5.81, p=0.000。总之，在学校适应方面，在进入A市前后，流动儿童在感知教师关心、师生互动情况、学校人际环境的亲社会性（在学校遇到困难时会不会有人帮忙）、学业难度和学业负担这几点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而在对学校的兴趣、同伴群体融入和同伴关系调解这三点上出现了明显的提升。群体适应和同伴交往这两方面表现出的正向变化可能与其自身的心理和社会能力的发展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学校重视对流动儿童在学习和社会交往方面的帮助和引导，使其能够很好地适应同伴群体的社交生活（见图1-5）。

3．社会层面

这一部分主要从社区生活观感（即社区环境质量）、社区治安情况以及社区人际氛围这三方面入手，比较流动儿童在进入A市前后在这三方面感受到的差异。

第一，在社区生活观感方面，主要考察的题目是“我所生活的社区环境很好”，评分标尺是（1）完全不符合、（2）不太符合、（3）有点符合、（4）比较符合、（5）非常符合。“过去（在老家时）”和“现在（在A市时）”感知到的社区环境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即现在（M=4.21, SD=1.05）明显好于过去（M=4.05, SD=1.18）, t（695）=4.40, p=0.000。这反映了流动儿童在A市家庭和学校以外的社区环境得到改善，同时也能够折射出外来务工人员从农村来到城市的行为背后关于改善子女成长环境的原动力。

第二，在社区治安情况方面，主要考察的题目是“我所生活的地方社会治安很好”，现在感知到的社区治安情况（M=4.15, SD=1.14）明显好于过去（M=3.97, SD=1.25）, t（687）=4.83, p=0.000。这表明流动儿童生活环境的安全性较之过去也有所提升。

第三，在社区人际氛围方面，主要考察的题目是“我在自己生活的社区里面有很多好朋友”，现在感知到的社区人际氛围（M=4.20, SD=1.24）明显好于过去（M=4.07, SD=1.30）, t（678）=2.74, p=0.006。这表明流动儿童在社区人际交往中也能够得到较好的适应。

以上分析了流动儿童进入A市前后在社区和社会生活方面发生的变化：调查结果显示，流动儿童从农村或其他城市进入A市之后，在社区生活观感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相比先前的生活环境，他们认为当前的社区环境、社区治安和社区人际氛围都有显著的、正向的提升（见图1-6）。

（三）流动儿童的心理适应

关于流动儿童的心理适应情况，本调查借用了杨颖和邹泓等人编制的“青少年社会（心理）适应问卷”，该问卷在周晖等人编制的基础上，经过修订而成（周晖等，2008），共50个题目。被调查者在五点评价标尺上判断题目表述与自己实际情况的符合程度：（1）完全不符合、（2）不太符合、（3）有点符合、（4）比较符合、（5）非常符合。这50个题目涵盖了自我肯定、自我烦扰、亲社会倾向、人际疏离、行事效率、违规行为、积极应对、退缩挫败等八个维度。以下是对这八个维度的简要介绍。

（1）自我肯定：反映了个体对于自我满足、自尊、自我价值等积极的自我知觉。

（2）自我烦扰：反映了个体对于自我的消极评价和情感体验。

（3）亲社会倾向：反映了个体与他人相处过程中的信任、帮助、分享、支持、共情等亲社会的行为倾向。

（4）人际疏离：反映了个体人际关系上的疏离、回避、孤独等人际关系不良的状况。

（5）行事效率：反映了个体在日常生活及学校情境中，有计划地工作、积极地时间管理、高效率地工作和学习等状况。

（6）违规行为：反映了个体在学校情境中常见的、不符合学校规范的行为。

（7）积极应对：反映了个体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挫折和失败的积极认知、情感及行为方式。

（8）退缩挫败：反映了个体在遇到日常生活中的困难、压力和挫折时的消极认知和处理方式。

接下来将基于这八个维度，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对A市流动儿童的社会心理适应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第一是功能角度，旨在考察社会心理适应的积极面和消极面；第二是内容角度，旨在从不同的内容领域分别考察流动儿童的社会心理适应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教育对策。

1．心理适应的功能（积极和消极）

从功能的角度来看，上述八个维度可以归结为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两大功能类别，所谓积极适应，是指个体为了满足生存、发展或社会规范的需要，必须达到的或具备的与其年龄相符合，与个体的幸福、力量和成长相关联的行为。包括自我肯定、亲社会倾向、行事效率、积极应对这四个维度；消极适应指的是与个体自我满足和社会责任不相符合，不利于个体生存、发展和成长的行为表现，包括自我烦扰、人际疏离、违规行为、退缩挫败这四个维度。

首先，在积极的适应功能方面，被调查的流动儿童判断相关内容与自身的符合程度在“4（比较符合）”的分值附近。性别比较结果显示，女生的亲社会倾向（M =4.30, SD =0.66）显著高于男生（M =4.03, SD =0.76）, t（747）=5.08, p=0.000；女生的行事效率（M=4.05, SD=0.74）显著高于男生（M =3.94, SD =0.80）, t（747）=1.82, p =0.070（边缘显著）。上述结果表明，总体上被调查者在心理适应的积极功能方面表现良好，他们在自我意识、人际交往、行为规范和耐挫折等方面都能达到基本的适应性要求；此外，相比男生，女生在反映社交技能的亲社会倾向上表现得更好。在一个弱的统计检验（边缘显著）基础上，女生在完成学业任务和日常生活计划等行事效率方面也略微高于男生（见图1-7）。

年级比较的结果显示，在积极适应功能的四个维度上，“自我肯定”从三年级到四年级出现明显下降，尽管到五年级略有回升（但依然低于三年级），到六年级时则继续下降；“积极应对”的情况与之类似，三年级到四年级之间出现明显下降趋势，四、五年级相对平稳，五、六年级之间出现明显下降趋势；“亲社会倾向”从三年级到四年级出现明显下降，五年级相比四年级显著提升，但到六年级时又出现了显著下降的趋势；同样地，四年级的“行事效率”显著低于三年级，四、五年级保持平稳之后，六年级继续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上述变化趋势表明，在三到六年级的年龄跨度上，四年级是一个较为明显的转折点，其积极适应功能相比三年级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尽管五年级之后趋势相对平稳，但总体趋势到六年级时依然是下降的（见图1-8）。

其次，在消极的适应功能方面，被调查的流动儿童判断相关内容与自身的符合程度在“2（不太符合）”的分值附近。性别比较结果显示，男生的“自我烦扰”（M=2.28, SD=1.08）显著高于女生（M=2.12, SD=1.04）, t（747）=2.01, p=0.045；男生的“违规行为”（M=1.74, SD=1.00）显著高于女生（M =1.48, SD =0.90）, t（747）=3.66, p =0.000；男生的“退缩挫败”（M=2.72, SD=1.16）显著高于女生（M=2.57, SD=1.09）, t（747）=1.85, p=0.064（边缘显著）。上述结果表明，总体上被调查者在消极适应功能的四个方面表现的强度都不明显，其均分值显著低于积极适应功能，说明他们能够较好地避免关于自我的消极评价和低自尊、人际交往障碍、违规行为以及面对挫折的消极应对方式。但是性别比较的结果发现，相比女生，男生在自我烦扰、违规行为和退缩挫败这三方面表现得较差。

年级比较的结果显示，在消极适应功能的四个维度上，“退缩挫败”从三年级到四年级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而在四年级到五年级又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五年级到六年级趋于稳定；“自我烦扰”的变化趋势与之类似，即三年级到四年级显著提高，四年级到五年级显著下降，五、六年级之间不再出现明显的变化；四年级比三年级的“人际疏离”显著提升，一直到六年级时才开始回落；“违规行为”随年级的变化趋势与上述三个维度略有不同，三年级和四年级的违规行为保持相对平稳，到五年级时明显下降，到六年级时继续下降。总体上来看，四年级的儿童在消极适应功能方面会出现反弹性增长的现象，但在五、六年级之后会逐渐下降并趋于平稳（见图1-9）。

2．心理适应的领域（环境适应、自我适应、人际适应、行为适应）

从心理适应具体的内容领域来看，上述八个维度可以整合到四个领域中。这四个领域反映了流动儿童心理适应的基本内容，第一是“环境适应”（“积极应对”维度得分减去“退缩挫败”维度得分），指的是个体如何应对环境变化或挫折的方式、方法，如积极的环境认知、问题解决、主动应对等，与之相反的是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或挫折时表现出消极退缩，包括消极的认知和处理方式。本调查中的流动儿童在“环境适应”方面的表现是最差的。第二是“自我适应”（“自我肯定”维度得分减去“自我烦扰”维度得分），指的是个体对自我保持积极的态度、满足和自主控制，而不是绝望、抑郁或依赖。本调查中的流动儿童在这方面的表现略好于“环境适应”，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这表明相对于自我满足、自尊、自我价值等方面的积极的自我知觉，他们更多地表现出一些消极的自我评价和情感体验。第三是“人际适应”（“亲社会倾向”维度得分减去“人际疏离”维度得分），指的是个体与他人建立和保持温暖友爱的关系，彼此给予善意和支持的状态。与之对应的是人际疏离，即在人际交往中疏离、回避、保持孤独等人际关系不良的状态。本调查中的流动儿童在这方面的表现较好。第四是“行为适应”，指的是个体在社会情境中能否有效地遵守社会规则，高效率地行为处事并取得相应的成就，与之对应的是懒散和违规的校园行为。本调查中的流动儿童在这方面的表现是最好的，这表明他们至少在行为层面上能够认可并遵守学校的相关规则和制度（见图1-10）。

四 分析与建议

（一）社区服务视角：打破沟通壁垒，促进社区融入

这部分调查主要包括在社区生活的背景下，了解流动儿童的环境感知、生活稳定性和当前生活现状这几个方面。基于这几方面的调查结果，可以梳理出针对这一群体的社区服务方法和路径。

首先，在环境感知方面，调查样本中的流动儿童对A市的总体印象是比较好的，喜欢A市的占很高的比例；但是流动儿童自身感知到来自本地人的偏见依然存在。这种感觉可能来自一个一个普通的本地人，以及在不同的场合下发生在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和本地人之间的互动（人际互动、事务性互动和商业互动等），也可能来自这个城市在自然风貌、地域文化、综合治理、社会服务等诸多方面表现出来的层次和水准，进而促使外地人针对城市所产生的整体印象。因此，无论是从学校工作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服务和社区服务的角度，都应重视流动儿童的环境感知，一方面，相关的城市软实力策略中应加强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所开展的宣传，即全方位地宣传城市，帮助移民群体更准确、客观、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自己所处的城市；另一方面还要增加流动儿童和本地人接触的机会，使他们更多地进行交流和互动，在地位平等的前提下鼓励不同群体之间的接触，可以逐步消除彼此之间互相形成的刻板印象。此外，调查样本中的大多数流动儿童是从距离较远的地方随父母来到A市，对于A市的语言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差异性感知。这种感知可能会减少流动儿童主动使用A市本地语言的概率，进而延缓其在新环境下的适应进度。因此，学校情境下应坚持推广使用普通话，增加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交流的机会。

其次，在生活稳定性方面，A市的大部分流动儿童所在的家庭没有频繁的搬家，在生活环境方面普遍比较稳定（住房条件以租房为主）。在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及其所在家庭的社会服务体系中，租房管理始终是一个重点内容，A市的情况也不例外。学校应配合社区进行租房和安全教育，同时也可以借助发生在身边的生活情景引导儿童了解与租房有关的法律、法规，树立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

将近1/5的被调查者认为其所在的社区不完全具备“健身器材”、“公园”和“绿地”的功能。在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议题下，生活和工作环境是影响其在一个新的城市环境下的适应速度和适应质量的重要因素。对于流动儿童而言，学校和家庭以外的社会（社区）环境如果太单调、缺乏深入进行社会互动的基础，那么他们就会自然地将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放在相对熟悉和安全的家庭或学校活动中。这样就失去了很多了解社区及人群互动、探索城市及其背后文化的机会。因此，对于普通社区而言，看似简单的“健身器材”或“公园”、“绿地”，其背后则蕴含着更多的文化融合、社区融入、社会接纳的因素。

最后，在当前生活现状方面，调查样本中的流动儿童除了拥有比较稳定的住房条件外，在住房质量以及由此反映的生活质量方面的评价也是相对积极的；流动儿童对自身所在家庭的经济情况普遍持有较为积极的预期和判断；流动儿童对社区生活环境的感知是良性的，但参与和融入这个环境的意愿和行动却还是比较低的；相比身边的社区，他们更倾向于以游客的身份接触和了解A市。这一组关于社区活动和城市游览相对照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流动儿童在城市融入之初的“客居心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流动人口在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之初受到这里古已有之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底蕴的吸引而逐渐对新城市的过去和现在产生兴趣，尽管还是以“客居心态”来审视这一切，但城市管理者可以利用这种心态，将其作为实现流动人口适应新环境、融入本地社区的切入点，在“新A市人”群体中打“文化牌”和“历史牌”，利用纵向维度上的文化资源来促进当下的群体融合，提高当代语境下的文化凝聚力，使外来务工人员逐步建立对新环境的认可和信任，最终实现真正的融入。从这个角度来看，像A市这种具有较强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相比其他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包容和接纳，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在这里的适应和融入都有一些独特的优势。

（二）“家庭、学校、社区”三点联动，提升社会适应力

这部分的调查主要是通过对流动儿童过去（主要是指在老家的时候）和现在（主要是指随父母迁徙到A市以后）的比较，借助前后比较中所出现的变化来了解流动儿童在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这三个层面上的适应情况。第一，在家庭生活层面，被调查者报告自己的父母当前对自己的要求显著高于先前。这个结果一方面反映了流动儿童对父母进入城市之后的教养风格方面发生变化的感知，也反映了父母面对环境变化（这里主要涉及与总体的受教育氛围、学校的要求、同伴群体等方面有关的环境）所做出的调整和改变。就家庭生活层面而言，流动儿童跟随父母进入城市之后，和父母的关系并未发生变化，但父母会根据环境的变化对他们会提出新的且更高的要求。学校可通过与家长沟通的机会（如家访或家长会）向其传递这方面的信息，鼓励家长积极学习城市对儿童学习和成长提出的新要求，积极更新家庭教育理念，使得家庭教养方式、亲子互动模式等不断与学校教育理念进行匹配和协调，在“家校一体化”的层面上帮助流动儿童更好更快地融入新的学习环境中去。

第二，在学校生活层面，流动儿童对当前所在学校的兴趣比过去（进入A市之前）明显提升了，在现在的学校中更容易融入同伴群体中，能够更好地处理与同伴交往中出现的问题，即在对学校的兴趣、同伴群体融入和同伴关系调解这三点上出现了明显的提升。另外，流动儿童进入A市前后在感知教师关心、师生互动、学校人际环境的亲社会性、学业难度和学业负担这几点上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学校生活的适应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和教师的互动以及随之建立的关系；二是学业方面的适应情况；三是和同龄同学的社会交往的群体适应情况。此次调查结果表明，流动儿童在第三方面的适应情况较好，流动性给儿童带来了新奇的生活体验（表现在对新学校具有较强的兴趣），扩展了群体交往的广度和深度，在不同区域的生活经历提高了他们应对人际挑战的能力；另外，相比同伴交往，流动儿童和教师的交往则未出现明显的改善。这会给学校带来如下启示：第一是自上而下的思路，教师应加强对这一部分学生的关心，这种关心不限于学习情况，还应包括校园生活诸多方面的细节，比如对学校管理和相关制度的想法和建议等；第二是自下而上的思路，学校应鼓励流动儿童和本地儿童进行充分而深入的交往，通过适当的活动设计，加强群体融合，通过良好的群体适应带动学习适应，并促进学生和教师、学校之间形成良性的关系。

第三，在社会生活层面，流动儿童从农村或其他城市进入A市之后，在社区生活观感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相比先前的生活环境，他们认为当前的社区环境、社区治安和社区人际氛围都有显著的、正向的提升。流动儿童在家庭和学校之外最重要的生活环境就是社区，社区所能提供的基本生活和休闲设施、卫生和环保设施（硬环境）以及基于社区居民长期生活互动所形成的人际交往环境和治安保障（软环境）可以为迁入其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子女参与社区生活，甚至参与社区自治奠定基础。本次调查发现流动儿童所处的社区生活环境较之进入A市之前的环境有明显的改善，这反映了A市在城市环境治理和社区治理等方面的工作成效，另外也为学校在针对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方面开展工作提供了参考。第一，从学校的立场上来看，良好的社区硬环境和软环境可以协助学校完成流动儿童的帮扶工作。在“学校-社区”的互动过程中，双方可在对等地位的前提下形成合作关系。由于优质的社区资源可以在流动儿童的家庭生活和学校生活之外发挥积极作用，即帮助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新的环境、适应新的环境，因此可以在传统的“家校一体”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社区资源（社区工作者或专业社会工作者），借助社区稳定的人际环境，通过有主题的小组活动（小组成员可以是邻里子女、小区玩伴等）帮助流动儿童学会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察觉和识别他人的情绪和需要、如何处理同伴交往中的冲突和矛盾等，基于社区内的互动而使其社交能力和社会适应力得到提升，这些能力会进一步迁移到学校生活中，使其在学校的群体互动中发展出更好的社会能力。这样就会使社区治理的成效为学校教育助力，形成“家庭、学校和社区”三位一体的新型教育格局；第二，从家庭的立场上来看，良好的社区环境使家庭进入社区成为可能，而社区适应则是走向社会适应，乃至融入整个城市的第一步。因此，流动儿童及其所在的家庭积极而主动地融入其所在的社区，首先参与由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的休闲娱乐、兴趣爱好等活动，进而深度参与到社区居民自组织和社区居民自治的相关活动中，在社区融入的过程中逐渐参与到社区管理和社区建设的相关事务中，提升社区责任意识和作为社区成员的主体意识。通过这种实际的参与和互动，他们可以在社区生活中获得良好的适应，以此来推动流动儿童对社区和城市的认同感，使其在学校生活中更好地建立自信，进而更好地适应学校生活。

（三）加强自我建设和环境建设，促进心理和谐

根据“青少年社会（心理）适应问卷”中的八个维度，首先将这些维度归到积极适应功能和消极适应功能两大类中，考察社会心理适应的积极面和消极面，分别在性别之间和年级之间做出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教育对策和建议。以下是具体的分析。其次将这些维度归到不同的内容领域，分别考察流动儿童的社会适应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教育对策和建议。

1．基于“积极适应和消极适应”的群体内比较

在性别差异方面，流动儿童具备一般儿童在这个年龄阶段的普遍特点：与男性相比，女性在情绪识别和控制能力、同伴交往技能、人际关系的建立和维护等方面发展得相对较早、较快、较好，但同时在问题行为方面表现得更为“内隐”，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言语攻击行为；而这个年龄段的男性在社交能力方面的发展相对较慢，在问题行为方面表现得相对比较“外显”，比如明显的违规行为、肢体攻击行为等。本次调查进一步发现，除了明显的违规行为，男生在自我认同方面的评价更低，在遇到挫折时更容易采用消极退缩的策略。因此，针对流动儿童的心理健康辅导和社会适应训练的过程应该区分不同性别，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干预，对于女生应将其情绪发展水平和社交能力向正面、积极的方向引导，对于男生则要加强其社交能力的训练，并重点关注男生的自我认同和困难面前的抗逆能力的培养。

在年级差异方面，第一，四年级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时间点，“积极适应功能”在四年级会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而“消极适应功能”在四年级则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第二，六年级儿童在“积极适应功能”方面的下降和“消极适应功能”的上升反映了其心理发展过程的动态性和多变性。六年级即将告别儿童期，同时也是青春期的开端，所谓疾风暴雨式的成长阶段即将到来，这个阶段的变化比较迅速，且具有过渡性，即由儿童期的状态向青年期的过渡，这其中还会出现一系列的矛盾和冲突，比如寻求独立和无法完全脱离家庭依赖之间的矛盾、家庭规则和同伴群体亚文化所形成的规范之间的矛盾以及个体成长和社会化需求之间的矛盾等。这个阶段的儿童在外显行为上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规则和框架的反叛以及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背后所隐含的是儿童主要依赖的社会支持系统从家庭向同伴群体的转移，以及由此引发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体系的变化。这种独特表现就要求教育者重视青少年本身的心理发展规律，要充分考虑这个阶段的心理和行为发展特点。

2．基于心理适应内容领域的群体内比较

从心理适应的四个内容来看，本调查中的流动儿童在“环境适应”方面的表现是最差的。这提示学校要加强针对这一群体儿童的耐挫折能力方面的教育和引导，帮助他们学会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更为主动和理性的应对方式，同时要学会控制消极退缩和随之出现的消极情绪。可以基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上述教育和引导目标的实现路径，第一是改善学校环境，减少或消除环境中可能会给流动儿童带来挫折和使其退缩的线索，增加校园环境的人性化设置，强化校园环境对个体耐挫能力的正向作用。比如修改校园宣传栏、墙报、标语等内容中局限于A市地方文化的措辞和表达方式等，扩展校园语言的包容度和开放度，使其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儿童具有更强的亲和力，减少由语言和文化适应压力所引发的消极退缩机会；第二是增加校园活动的探索性和创造性，鼓励学生在活动中学会协商与合作，通过同伴之间的相互比较和相互促进，体验积极应对和消极退缩之间的差异，进而使其在同龄群体生活中不断积累经验和自信，并在校园生活中总结出适合自己的应对模式，同时将其迁移到家庭生活和社区生活中去。

本调查中的流动儿童在“自我适应”方面的表现略好于“环境适应”，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这表明相对于自我满足、自尊、自我价值等方面的积极的自我知觉，他们更多地表现出一些消极的自我评价和情感体验。流动儿童较低的自我适应与他们生活环境、同伴群体等因素的频繁变化有关，相比在学业成绩方面的努力，积极稳定的自信心系统所起到的作用更为重要和长远，因此学校在教育引导中应注意对流动儿童进行自我效能、自信心的培养。这方面的工作应从两个角度着手，第一是流动儿童本身的角度，学校和教师应鼓励流动儿童在不同场合展示自己、表达自己、发现自己，最终实现提升自己的目标。在儿童时期，重要他人（家长和教师等）所组成的社会支持系统是促使他们逐步形成独立而强大自我的重要支撑；第二是人文环境的角度，针对流动儿童特有的生活经历，学校应尽可能地营造一种稳定的、可信赖的人文环境，这种环境有助于流动儿童尽快找到可靠的群体归属，并以此为基础来完成自我认知的同一性进程（即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下对自我保持稳定统一的理解和认识），同时，这种做法本身也有助于学校形成符合自身特色、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校园文化。总之，健康的学校支持体系更容易使流动儿童从容有序地探索和实现自我价值，并不断减少针对自我的消极评价和消极情感体验。

本调查中的流动儿童在“人际适应”方面表现较好，学校应进一步优化校园人际环境，建立一个充满人情味的学校环境，促进他们更好地适应和成长。

本调查中的流动儿童在“行为适应”方面的表现是最好的，这表明他们至少在行为层面上能够认可并遵守学校的相关规则和制度。这与我们在其他样本中所得到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对于儿童来说，在面对新环境所进行的社会适应的过程中，最先适应的是外显的、具有强制性奖惩意义的内容，即这里所谓的规则和制度，可称之为“硬的适应”，这种策略对当事人具有保护性作用，能够保证儿童在最初的适应过程中得到基本的安全感；接下来就要面对相对比较内隐的适应任务，比如人际环境、自我认识和如何应对失败和挫折等方面，可将其称为“软的适应”，这个阶段能够帮助儿童达到真正的适应状态，并获得理解和应对环境变化的自主性能力和资源。这就启发学校在引导过程中要注意流动儿童社会适应的特点和节奏，避免简单化处理。

五 结论

本次调查在A市西区选取一所流动儿童小学，主要围绕流动儿童的学校和社会生活现状展开调查，旨在了解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了解流动儿童在A市的基本生活现状，为学校、家庭和社区开展相关的教育干预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第二是了解流动儿童的家庭生活、学校生活和社会生活在进入A市前后所发生的变化，并据此分析这种变化给他们带来的潜在影响，探讨流动儿童父母的职业和居住地的流动性给儿童带来的影响；第三是了解流动儿童基于环境的改变所出现的心理适应状况，为开展更为深层次的心理健康教育和辅导提供参考。以下是将调查结果和分析建议整合以后的基本结论。

第一，尽管可以感知到来自一部分本地人的偏见，但流动儿童对A市的总体印象较好，他们在A市的总体生活环境比较稳定。我们建议重视流动儿童的环境感知，通过全方位的城市宣传来帮助移民群体更准确、客观、全面地了解A市，建议加强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属生活环境的优化和社区品质的提升，利用城市文化资源提高城市凝聚力，促进群体间的融合。

第二，被调查的流动儿童感知到父母现在对自己的要求显著高于过去（在老家时）；他们对当前所在的学校的兴趣比过去（在老家时）也有明显提升；相比在老家时的情况，他们对当前所生活的社区环境、社区治安和社区人际氛围都给予了更高的评价。我们建议在家校一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学校和社区的互动，促进优质的社区资源在流动儿童的家庭和学校生活之外发挥积极作用，同时鼓励与促进家庭和社区的融合，通过社区感的建立与培育来帮助流动儿童树立城市公民的主体性身份意识，提高适应水平。

第三，在心理适应方面，被调查者在心理适应的积极功能方面总体表现良好，他们在自我意识、人际交往、行为规范和耐挫折等方面都能达到基本的适应性要求，女生在社交方面相比男生表现得更为出色。四年级是“积极适应功能”随年级变化趋势中的一个转折点，被调查者在“消极适应功能”方面表现的强度都不明显，总体上能够避免这些消极因素带来的影响，但相比女生，男生在自我烦扰、违规行为、退缩挫败这三方面的表现更为突出，从年级趋势上来看，四年级的儿童在消极适应功能方面出现了反弹性增长的现象。我们建议注重基于不同性别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干预，并结合儿童的心理发展特点加强对四年级儿童的关注和引导。被调查者在心理适应内容领域中的“行为适应”方面表现最好，在“环境适应”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差，我们建议学校加强学生耐挫能力的教育和引导，同时注重改善学校环境，强化校园环境的人性化、亲和力、包容度和开放度，增加校园活动的探索性和创造性，并鼓励流动儿童主动参与校园建设。

附录1-1 流动儿童综合适应状况调查问卷（节选）

您好，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调查。本次调查主要想了解大家在城市生活的一些基本情况，请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相应的空白处填答或者在相应的选项上打“○”。问卷是不记名的。问卷中的有关问题只用于科学研究，我们承诺为您的个人信息保密。

A部分（基本情况）

[A1] 你的性别是：_____1．男2．女

[A2] 年龄：_____岁

[A3] 年级：_____年级

[A4] 你的老家是_____省_____县（市）

[A5] 你到A市大约多长时间了？_____年零_____个月

你到现在的学校多长时间了？_____年零_____个月

[A6] 你的户口是？

1．农村户口；2．城市户口；3．不清楚

[A7] 你的户口是否在广东？

1．在广东；2．不在广东

[A8] 你的家乡话和A市的话有差别吗？

1．没差别；2．有点差别；3．差别很大

[A9] 在过去一年里，你回过几次老家？

1．两次以上；2．一次；3．没有

[A10] 你家来A市以后搬过几次家？_____次

[A11] 你家现在住的房子是_____

1．租的；2．买的；3．亲戚家，不用付钱；4．住在父母工作单位的房子，不用付钱

5．其他，请写出

你对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满意吗？

1．非常满意；2．比较满意；3．一般；4．比较不满意；5．非常不满意

[A12] 你家周围有免费的健身器材、公园或绿地吗？

1．有（请继续回答A11-1题）

[A12-1] 若有，你经常去吗？

1．经常去；2．偶尔去；3．从没去过

[A13] 你去A市的景点玩过吗？

1．去过很多；2．去过一些；3．不太多；4．一个都没有去过

[A14] 父亲的年龄：_____；母亲的年龄：_____。

[A15] 父母来A市的时间是 年 个月。

[A16] 父亲的文化程度是：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含中专、职业学校）; 4．大专；5．大学及以上

[A17] 母亲的文化程度是：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含中专、职业学校）; 4．大专；5．大学及以上

[A18] 父亲的职业是：

1．党政机关干部；2．专业技术人员；3．公司或企业职员；4．工人；5．个体经营者；6．军人；7．私营企业主；8．农民；9．退休人员；10．自由职业者；11．实业下岗职工；12．农民工；13．全职妈妈（或爸爸）

[A19] 母亲的职业是：

1．党政机关干部；2．专业技术人员；3．公司或企业职员；4．工人；5．个体经营者；6．军人；7．私营企业主；8．农民；9．退休人员；10．自由职业者；11．实业下岗职工；12．农民工；13．全职妈妈（或爸爸）

[A20] 你觉得你家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1．非常好；2．比较好；3．一般；4．比较不好；5．非常不好

B部分（社会生活适应）

请你仔细阅读下面的每一道题目，并与自己过去（在老家）和现在（在A市）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在对应的选项上打“○”。请大家注意，这些题目的答案没有对错好坏之分，你只需要按照你平时所想的和自己的实际情况回答即可，真诚感谢你的合作！

C部分（社会心理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