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前史回顾

在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的研究历程中，诸神的祭祀问题已介入当代诸多研究领域，但对其中的分支“农业祭祀文化”这一命题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研究的论著却并不多见，从“商周秦汉神祇的农业神性”的角度进行全面梳理和探讨的研究成果并未得见，本书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旨在对商周秦汉时期农业生产者所崇拜和祭祀的农业神祇进行较为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农业社会的古代中国，农业祭祀作为潜藏在国家祀典中的重要祭祀内容，涉及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状况，而本书主要探讨的商周秦汉时期，正是古代诸神农业神性形成的初始和定型阶段，虽然少有文章专门论及诸神的农业神性，但学界对上古神话、宗教、祭祀等问题从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神话学等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阐释，在论及诸神的祭祀与崇拜等问题中，涉及诸神与农业的问题，也可作为重要的参考，现做简要回顾。

（一）总论宗教与祭祀方面

从宗教与祭祀角度对商周秦汉时期进行的综合研究有几部代表性论著。丁山先生的名著《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一书对史前祭祀与神话等多项个案问题做了精辟的考证，对研究中国上古神祇有极大的参考价值，特别是丁先生提出的研究神祇“必先自宗教祭典中剖析他们各个的神格”这一观点，为诸神神性研究指明了正确的方向。詹鄞鑫先生的《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通论》一书分传统诸神、宗教制度和宗教礼俗三个方面，对传统宗教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特别是下编第三章专论农业礼俗中的祈年、雩、大蜡等几个与农事相关的问题，全面而且独到。何星亮先生的《中国自然崇拜》一书对自然神形象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汇总，并对自然崇拜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论述，论及各种自然神，多按照观念、形象、祭所和仪式几方面进行探索。马新、贾艳红、李浩先生所著《中国古代民间信仰》（远古—隋唐五代）一书从民间信仰角度，对远古至隋唐五代时期的至上神、自然神、祖先神等神祇信仰与崇拜进行了一定梳理，并认识到农业思维对民间信仰存在着注入的情况，以及神祇崇拜演进的结果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产物，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结论。邹昌林先生的《中国古代国家宗教研究》一书结合《周礼》对天神、地祇、人鬼、祖先神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关注到农耕文明对天神、地祇系统形成影响的三个因素，即农耕地域观念、准确的季节观念和固定中心观念，邹先生的观点对我们探讨农业文明与诸神神性的影响问题有着较大启发。陈戍国先生《中国礼制史》（先秦卷）（秦汉卷）从虞、夏、商、周、秦、汉时期礼制演进的角度，对此时期天神、地祇及祖先祭祀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特别是祭天礼、籍田礼、禘祭、祭祖礼等方面的研究细致深入。牟钟鉴、张践先生的《中国宗教通史》一书从宗教学的角度，对商周秦汉时期的信仰系统进行了研究，并认识到在祖先崇拜和农业祭祀的基础上，形成郊社、宗庙等宗法性宗教制度，这种认识对我们探索从自然宗教到国家宗教过程中，祭天、祭祖制度下神祇的农业神性的特点有着极大启发。杨志刚先生的《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一书中对商周秦汉时期礼制沿革及历代典礼情况进行了梳理，并专门针对吉礼中的神祇进行了探研，同时关注到郊祀、雩祭等祭祀活动中祈谷、祈丰年、祈甘雨等期许，杨先生扎实的梳理和探索为我们归纳神祇农业神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申先生《中国儒教史》一书的儒教前史、西汉儒教和东汉儒教三章中，对商周至东汉的宗教状况进行了考察，并认为统治者所主持的祭祀活动是儒教的外在表现形式，这对于祭祀活动的深层挖掘有着积极的意义。结合出土简帛文献探讨宗教文化的著作，晏昌贵先生的《巫鬼与淫祀——楚简所见方术宗教考》是一部力作，该书第二章对楚简中的天神、地祇、人鬼祭祀与传世文献进行了对比研究，这种在新材料方面的拓展之功，为我们了解神祇系统、神性等问题打下了良好基础。

对史前时期及夏代宗教与祭祀问题的研究，在诸多通史、断代史研究著作中都有一定体现。而从农业角度专论此问题，游修龄先生主编的《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第二、第九章对中国农业起源的神话和传说、原始农业与原始信仰进行了一定汇总。尹荣方先生的《刑天神话与上古农业祭礼》一文提出一个很新颖的观点，即刑天神话讲述的是违反天时规律，误期耕种而受到惩罚的故事，具有深刻的农业社会的背景，与农业祭仪关系密切，这一观点将上古神话与农业祭礼勾连起来，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前人传统的观点，有很大启发作用。此外还有张荣明先生的《中国的国教——从上古到东汉》、张树国先生的《宗教伦理与中国上古祭歌形态研究》、孟慧英先生的《中国原始信仰研究》、陈文华先生的《新石器时代的农事崇拜、祭祀和宗教萌芽》、李锦山先生的《史前农神及农事崇拜》刘兴林先生的《先秦农业宗教初探》和黄永堂先生的《试论先秦农业祭祀》等。

对商代祭祀文化进行研究，最直接、最有效的文献是甲骨卜辞，所以诸多古文字学家、商史研究专家均在研究中涉及殷商时期的祭祀，此方面研究最为系统和有代表性的成果为陈梦家先生的《殷虚卜辞综述》和常玉芝先生的《商代宗教祭祀》。《殷虚卜辞综述》一书第十七章以大量的卜辞作依据，探讨了卜辞中的上帝、帝廷及其臣正、风雨诸神、土地诸祇、山川诸示等与宗教相关的问题，材料翔实，有理有据。《商代宗教祭祀》一书虽非专门探讨诸神农业神性的成果，但其对商代祭祀问题整体框架的建构、商代神灵群体的关照、商代祭祀仪式的考察以及对殷商诸神所具有的农业元素的分析，无疑为商代宗教祭祀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隆会先生的《甲骨文与殷商时代神灵崇拜研究》与赵容俊先生的《殷商甲骨卜辞所见之巫术》两部著作在此问题的研究上也有一定价值。朱凤瀚先生的《商人诸神之权能与其类型》一文对商代诸神的权能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认为帝有对风雨雷等自然天象的控制权，而方、土与夔等先公高祖的主要权能是影响风雨、天象和年成，上甲等先王具有保佑农业收成的权能，受尊崇的王室旧臣伊尹等能影响降雨和年成。彭明瀚先生的《商代宗教与农事祭祀略论》一文对天神等十个方面的农事祭祀进行简要汇总，并归纳商代农神崇拜的三个特点，即泛神阶段的神谱混乱、自然力的歪曲体现和求风调雨顺的功利心理。张经先生的《殷商时期诸神与农业关系分析》一文在朱凤瀚先生《商人诸神之权能与其类型》文章基础上，分帝组、自然神灵组、先公组、先王旧臣组四组，结合相关卜辞分析殷商时期诸神与农业的关系，以及诸神对农业生产影响的差异性。朱凤瀚、彭明瀚、张经三位先生的论文对殷商诸神农业神性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彭邦炯先生的《甲骨文农业资料选集考辨》从农业作物、农田治理、作物种植、田间管理、收获与收藏、求禾与受年等部分，择取甲骨拓片、摹写文字，并加以释文和考辨，在资料收集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郭旭东先生的《卜辞与殷礼研究》第六、七章对卜辞所见的祭帝与祭方礼进行了汇总和研究，认为“帝”确实是商人心中的最高神，“方帝”为商人祭祀上帝的记录，商人多种方式祭祀的目的是求年、攘凶、祈福。冯时先生的《殷代农季与殷历历年》则重点探讨了商代的祈年祭。

关于周代宗教与祭祀的研究，张鹤泉先生的《周代祭祀研究》对周代祭祀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观点独到，论证细腻。杨宽先生在其《西周史》《战国史》两部力作中也对重要祭礼有所涉猎，特别是《“籍礼”新探》一文对籍田礼等问题有着独到深入的研究。陈筱芳先生的《春秋宗教习俗》第一、三章对春秋时期的神祇祭祀、自然崇拜两个问题进行了一定追本溯源的梳理。宋镇豪先生《中国风俗通史》（夏商卷）一书第九章论及夏商时期的宗教信仰，对夏商日神、气象诸神的神性做了一定探讨。傅亚庶先生的《中国上古祭祀文化》一书对上古时期的祀典与祭祀礼仪进行了汇总和梳理，但其偏重于民俗学材料的运用及文化学的阐释。史志龙先生的《西周、春秋时期的农神研究》择取神农、后稷以及蜡祭中的农神进行了一些探讨。陈文华先生的《中国农业通史》（夏商西周春秋卷）也对夏商西周春秋时期的农神进行了一定介绍。

对周秦两汉祭礼研究的论著，首推杨英先生的力作《祈望和谐——周秦两汉王朝祭礼的演进及其规律》，该书以周代至汉代的国家祭祀礼仪为研究对象，在对周代郊天和祭祖礼、战国秦汉国家祭祀的研究中，重点考察王朝祭礼的渊源、格局、形制及其演进的规律，并对上帝、社稷、祖先神等神祇的神性、祭祀仪式等问题进行了极为深入的研究，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对王朝祭礼的演变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摸索，在此基础上归纳出祭礼的发展脉络及宗教观念的变革源起，这种研究理念对商周秦汉时期神祇祭祀的考察及农业神性的归纳有着极大的启发。业师恩林先生《〈史记·天官书〉与传统儒教》一文认为《史记·天官书》是一部系统地叙述传统星象学从而为中国传统国教——儒教奠定了神学理论基础的著作，文章中还考察了原始巫祝创造组织严密的天神体系的过程，即日神、月神到天帝太一、太一臣子以至地祇的神灵体系的建构过程，这对厘清国家祭祀中天地、祖先崇拜的特征有着极大的启发。王柏中先生的《两汉国家祭祀制度研究》对两汉时期的郊祀和宗庙祭祀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张影先生的《汉代祭祀文化与祭祀文学》一文虽然主要着眼汉代祭祀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但在论述过程中，对汉代祭祀现象及神祇的神性也有一定考察。张波、樊志民先生主编的《中国农业通史》（战国秦汉卷）、彭卫、杨振红先生的《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也对战国秦汉时期的宗教和祭祀情况进行了介绍。

（二）天神祭祀问题的研究

关于至上天神问题，朱凤瀚先生的《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一文综合探讨了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并提出三个观点，即商代的“上帝”与祖先神以及自然神并没有明确的上下关系、周代的“上帝”属于至上神及王朝保护神、西周时期作为神灵的“天”与“上帝”有着一定神性及人格化区别。晁福林先生的《论殷代神权》一文则认为殷代神权基本上呈现着三足鼎立之势，帝只是殷代诸神之一，而不是诸神之长。邢莉先生的《天神之谜》一书从民俗学角度对天神、日神、月神、星神进行了介绍，并简要探讨了其文化内涵。邹昌林先生的《中国古代至上神——天帝的起源》一文探索天神起源问题，并指出《山海经》中的帝俊等帝就是后世上帝的前身，而这些神主要都是山居时代的山神，此观点在天神探源性研究上有一定价值。

关于日月星辰诸神问题，高福进先生的《太阳崇拜与太阳神话——一种原始文化的世界性透视》一书对中西文化中的太阳崇拜进行了对比研究。何新先生的《诸神的起源》一书运用人类学、符号学等多种方法论证了中国古代存在系统的太阳崇拜，对郭沫若先生提出的中国古代无系统的太阳崇拜提出挑战，该书引起学界广泛的讨论甚至批评。张树国先生的《太阳崇拜的历史演变及在郊祀仪式中的文学再现》一文认为上古五帝是郊祀仪式中五方上帝的原型，商代太阳崇拜与祖先崇拜联系最为紧密，突出体现为扶桑神话、十日神话与祖先祭祀的关联，《九歌·东君》则是上古时代日食禳救仪式的戏剧性再现。美国学者吉德炜先生的《论太阳在殷代的宗教意义》一文认为甲骨文的“丁”字应释读为“日”，表现的是商代祭祀者对太阳的关注。赵逵夫先生的《我国古代一个以农业生产为题材的大型舞蹈——汉代〈灵星舞〉考述》一文对汉画像砖所刻画《灵星舞》的价值给予了极大的肯定，认为此舞以农业劳动为题材，且产生于东汉章帝以前。王健先生的《祠灵星与两汉农事祀典的几个问题》一文探讨汉代祠灵星的祭祀对象、仪式主体内容、举行时间和制度渊源等仪式建构问题，考辨祠灵星与雩祀之间的复杂关系，并论述灵星祀典的信仰背景及其制度变迁。

关于风雨雷云诸神问题，李锦山先生的《考古资料反映的农业气象及雷雨诸神崇拜——兼论古代的析雨巫术》对商周秦汉的气象列神进行了简要的汇总和探研。对风神的研究方面，胡厚宣先生的《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是此方面研究的经典之作，该文阐释了卜辞所载四方风的祭祀意在求年、求雨，卜辞所载四方风又可以与《山海经》《尚书·尧典》等文献印证。冯时先生的《殷卜辞四方风研究》一文提出一个新观点，即“殷代四方风反映了殷代分至四节及其时的物候现象，从而构成了殷人独立的标准时体系，这一体系是殷人制定历法的一项重要依据”。于省吾先生的《释四方和四方风的两个问题》一文对西和北两方风神进行了阐释。江林昌先生的《太阳循环与甲骨文四方风及一些哲学术语新探》一文提出“甲骨文四方神名和风名的得名，与古人关于太阳循环而有四方四时观念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还有李立先生的《从箕星、风师到风伯神——论汉代风神崇拜模式的建立》、张应斌先生的《上古的风神崇拜与风神文化》和牛天伟先生的《汉画风伯形象及其功能探析》等。

樊恭炬先生的《祀龙祈雨考》一文较为清晰地梳理了历代祀龙祈雨的情况。胡新生《中国古代巫术》一书中论及古代民间用巫术祈雨或控制雨水。对水崇拜的祈雨求年意义问题进行探讨的论文，有龚维英先生的《试论上古神话旱、雨神祇的演变》、李锦山先生的《史前龙形堆塑反映的远古雩祭及原始天文》、向柏松先生的《中国水崇拜祈雨求丰年意义的演变》10、陶思炎先生的《祈雨扫晴摭谈》和国光红先生的《关于古代的祈雨——兼释有关的几个古文字》等。对雷神进行论述的文章，有张正明先生的《云中君为雷神说》龚维英先生的《古神话雷神考论》、《试论雷神性别的演变——汉壮族雷神神话比较研究》和王明丽、牛天伟先生的《从汉画看古代雷神形象的演变》等。

（三）地衹祭祀问题的研究

杜正乾先生的《中国古代土地神信仰研究》较为系统地探讨了土地神信仰问题，文中梳理了地母观念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并将土地神祭祀分为官社和民社两个系统进行论述，同时对土地神的类型、形象和祭仪进行了总结，该论文较好完成了对土地神信仰意识形态的文化学研究任务。王永谦先生的《土地与城隍信仰》对土地神的起源、后土与社稷五祀、民社与官社的斗争等问题进行了研究。龚维英先生的《土地神的性别衍变及其神格的沉沦》一文认为土地神性别经历了由女性到男性的转变，同时提出原系女性的女娲、黄帝均有土地神性。

对于社稷之神的研究，首推业师书杰先生的《后稷传说与稷祀文化》以及魏建震先生的《先秦社祀研究》两部力作。《后稷传说与稷祀文化》一书的第六、七、八章针对稷祀文化综论、周人稷祀的形态和稷祀形态的流变三个问题，进行了极为深入细致的研究，特别是对后稷的祖先神、农业神、国家保护神三重神性的归纳，角度极高，归纳极准。《先秦社祀研究》一书以先秦时期的社崇拜与社祭祀作为研究对象，从社祀的起源、形态、在祭祀谱系中的位置、制度与仪式、社会功能五个方面对社祀这一社会宗教与文化现象进行了全面的考察，特别是第四章对社祀与天神、稷祀、祖先祭祀、四方神、山川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席涵静先生的《先秦社祀之研究》也对社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研。杨琳先生的《社之功用考述》一文将社的功用归结为祈求年成、祈求晴雨、祈求子嗣、报丧送魂、裁决事宜、娱乐睦族和宣政教化七个方面。普学旺先生的《论社祭的起源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一文利用少数民族的社祭“活材料”，结合考古及文献材料，提出古代的社祭与石头崇拜有关的论点，认为石头崇拜是母系社会末、父系社会初期兴起的一种男性生殖崇拜的祭祀活动。张鹤泉先生《周代祭社问题初探》一文认为社不单是土地自然神，而是人格化的地域保护神，文中归纳了社的种类及设置的特点，并从三个方面论证周代的祭社不单纯是宗教活动，已成为国家进行统治的工具。尹荣方先生的《社与中国上古神话》一书从“社”的角度，对上古神话与传说做了探源性研究。

关于籍田礼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杨宽先生的《西周史》、杨向奎先生的《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韩高年先生的《周初藉田礼仪乐歌考》、吕亚虎先生的《试论秦汉时期的祠先农信仰》、田天先生的《先农与灵星：秦汉地方农神祭祀丛考》、张春龙先生的《里耶秦简祠先农、祠和祠堤校券》注1、魏永康先生的《报本开新：战国秦汉时期的先农信仰研究》和王健先生的《汉代祈农与籍田仪式及其重农精神》等。

注1：张春龙：《里耶秦简祠先农、祠和祠堤校券》：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主编《简帛》第2辑，2007年。

蚕神崇拜和祭祀的问题，章楷先生的《蚕桑史话》对蚕桑问题进行了一定梳理。张文、卢渝宁先生的《蚕神小考》一文对卜辞中的“蚕示”及后世的蚕神传说进行了讨论。刘守华先生的《蚕神信仰与嫘祖传说》一文对嫘祖传说的形成演变和历史价值进行了研究。黄维华先生的《先蚕考》一文指出随着文明理性思维机制的深入，蚕祖概念中的神性意义逐渐淡化，而人格精神逐渐得到强化。

山川之神崇拜与祭祀的问题，徐华龙、王有钧先生的《山与山神》一书对山的象征、命名、山神的起源及形象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王晖先生的《论周代天神性质与山岳崇拜》经过考证，得出周代天神崇拜的天就是山岳崇拜的结论。张怀通先生的《先秦时期的山川崇拜》一文指出山岳崇拜源于远古时代的原始巫术，最初的山神来自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首领。张先生另一篇文章《周代山川祭祀的民本精神与政治功能》则论述了周代的山川祭祀，提出周代的山川祭祀呈现政治思想和政治功能相结合的状态。何平立先生的《巡狩与封禅》一书第二章介绍了周代山岳崇拜的秩序化和政治化，并指出山岳信仰是神权与政权的合一。何先生另一部专著《崇山理念与中国文化》则从文化学角度揭示了山岳崇拜观念在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发展轨迹。王孝廉先生的《水与水神》对中原及西南族群的水神进行了介绍。林志强先生的《卜辞所见河岳神之地位》《论卜辞河岳之神格》《殷代河岳崇拜的衰落及其原因》系列论文论述了河岳神在地祇系统中的地位，并将河岳神与帝神、祖先神进行比较，得出河岳神的地位不比帝神低，但比不上祖先神的结论。同时认为河神为水神的统帅，岳神为山神的统帅，它们是地祇的代表。

（四）祖先神祭祀问题的研究

对于祖先神祭祀的问题，学界的研究多在探讨祖先神在祖先神作祟与福佑方面，如刘源先生的《商周祭祖礼研究》、晁福林先生的《试论春秋时期的祖先崇拜》⑩、秦照芬先生的《商周时期的祖先崇拜》和何飞燕先生的《出土文字资料所见先秦秦汉祖先神崇拜的演变》等，作为祈福求佑的对象，诸多论著中偶尔论及祖先神在农业方面的神性。神农作为传统的农业神，其农业神性自然无需探讨，但神农与祖先神联系到一起，源于炎帝神农氏一说，在此方面有所关注的论文有刘毓庆先生的《上党神农氏传说与华夏文明起源》王玉德先生的《试析炎帝神农文化的史源》、赵世超先生的《炎帝与炎帝传说的南迁》和李根蟠先生的《农稷别考——关于神农、后稷传说的新探索》等。

关于殷商时期的祖先神“宾帝”问题，胡厚宣先生的《殷商史》一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证。萧兵先生的《楚辞的文化破译》一书中认为夏代祖先神启配祀“帝”目的是祈求雨水，这是很有启发的见地。殷商时期祖先神在祭祀中展现出农业神性，日本学者伊藤道治先生的《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王晖先生的《商周文化比较研究》、陈梦家先生的《殷虚卜辞综述》、胡厚宣先生的《殷商史》和常玉芝先生的《商代宗教祭祀》等论著中都有论及。

对周代始祖神后稷的研究方面，业师书杰先生的《后稷传说与稷祀文化》一书对后稷传说及稷祀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对稷祀文化的发展历程、周人稷祀的形态、稷祀形态的流变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对于郊祀中的祖先神配享问题，张树国先生的《汉唐国家祭祀形态与郊庙歌辞研究》一书无疑是一部力作，书中对汉唐时期的郊祀制度沿革、祭祀歌辞以及宗庙祭礼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有诸多创见。1张先生在《后稷神话与西周郊祀的起源》等文章中又对其说进行了有益的补充。12张鹤泉先生的《周代郊天之祭初探》对周代郊天之祭中礼仪特点、社会作用等问题进行了研究。13杨天宇先生的《关于周代郊天的地点、时间与用牲》一文对张鹤泉先生的说法提出商榷，并在《西周郊天礼考辨二题》一文中加以申说15，又在《周人祭天以祖配天考》一文中对周代郊天以祖配天而祭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李向平先生的《配天享祭的姬姓始祖与周朝政治模式的形成》一文则从伦理型政治权力模式的角度探讨了周代以祖配天的祭祀活动，认为这种祭祀模式最终造就王权政治成为伦理政治。杨华先生的《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将新出土简帛材料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进行对比考察，在此基础上对秦汉时期宗教信仰方面所进行的统一神权整合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徐迎花先生的《汉魏至南北朝时期郊祀制度研究》一书对汉魏至南北朝时期郊祀制度进行了探研。

前文所举的论著都从不同角度对商周秦汉时期的宗教信仰与祭祀活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许多观点也相当坚实，这使得我们可以充分借鉴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以之作为本书立论的依据。现有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但从商周秦汉时期神祇农业神性的角度来审视，成果略显零散，不成系统。以“农神”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往往集中于神农、后稷、社稷之神等具有典范农业神性的神祇，或仅就至上神、风雨雷云等神祇在农业方面的司职和影响进行简单述论，这便使得一些神祇，如祖先神、日月星辰、山川之神等的农业神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述。另外，学界对于商周秦汉时期在国家祭祀中潜藏的农业神系也缺乏整体关注，这使得农业神仅以个体的形式成为关注对象，而没有作为农业神系的整体得到关注，这不利于关照农业神祇之间的联系及其共同特征。基于此，本书试图系统考察商周秦汉神祇的农业神性，特别是注重神祇的农业神性以及所处的农业神系这一祭祀系统，论证神祇所拥有的农业神性，并揭示蕴含在崇拜与祭祀中的文化意蕴，从而实现经由商周秦汉时期天神、地祇、祖先神的崇拜与祭祀，挖掘该时期宗教文化特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