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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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对德最后通牒前后中国的外交努力

为防止日本借对德宣战而侵占胶济铁路及青岛,北京政府从外交上做了最后的努力。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后,北京政府外交部与德国驻华外交人员接洽,希望直接收回青岛。英、美虽然要求日本参战必须保证中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但对于中国接洽德国直接收回青岛之举,则表示反对。

1.日本对德发出最后通牒

8月15日,已经完成各方面准备的日本对德发出最后通牒。日本要求德国立刻从日本及中国的领海上撤出各种军舰及武装船只,不能撤走的船只立刻解除武装;在9月15日前,无条件交出胶州全部租借地,以便将来归还中国。如果德国未能在1914年8月23日正午前接受上述条件,日本将采取应付局势所必要的行动。日本强调此举是为“保护英日同盟协定中所期待的共同利益”。《驻日大使格恩里致国务卿电》(美国大使馆,东京1914年8月15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760页;《日本致德国之最后通牒》,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2页。15日晚上9点,日本加藤外相约见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将对德最后通牒的抄件面交与陆,并希望中国以诚意信任日本并无从中图利之心。《收驻日陆公使(宗舆)电》(1914年8月15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50~51页。

通牒发出后,日本外相向英国驻日大使格林做出解释,“日本目前采取的行动,不是基于任何自私的目的,而是严格履行英日同盟的行动。日本并不追求在中国扩大领土或私利,还将谨慎地尊重中国的一切权利”,以稳住英国。日本同时暗示,中国内乱的可能性虽然存在,但主要原因可能是不能完成欧战爆发时交涉中的借款,如果能借到经费,内乱的危机将大为减轻。《驻日本大使格恩里致国务卿电》(美国大使馆,东京1914年8月15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760页。鉴于日本对德宣战是基于英日同盟而做出,而此前英国已经与美国就维持中国现状有了一致的看法,为解释日本的参战,英国特别向美国提交了一个备忘录,保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不受侵犯”,“日本的行动不会超出中国海以外的太平洋,也不会超出中国海以西的亚细亚水面或任何外国领土”。《英国代办巴克莱致国务卿电(备忘录)》,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761页。

英国向美国所做出的关于日本军事行动范围的许诺,并非日本的真实意愿。虽然英国最终同意日本出兵攻占青岛,但其戒心不减。当两国决定会攻青岛后,日本提出军事行动不能受限于中国的中立声明,并于8月12日首次向英国驻日大使格林进行试探。稍后,格林亦向葛雷提出该问题。葛雷最终同意朱尔典与日本驻华公使之间就此问题共同向中国政府协商,但同时向格林强调:与日本交涉时必须保证英、日联军不损及中国在山东的主权,及战后将胶州湾归还中国。Grey to Greene, Aug.15,1914, FO 39125/23.转引自Madeleine Chi, The Chinese Question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p.49。日本不同意英方意见,认为中国并非比利时,国际法对其并不完全适用,拒绝做出战后归还胶州湾的声明及维护中国中立的提议,甚至举出日俄战争的经验加以说明。Greene to Gery, Aug.18,1914, FO 40579/23.转引自Madeleine Chi, The Chinese Question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pp.49-50。因日本公使拒绝了共同协商的要求,朱尔典于8月19日要求葛雷授权他以英、日两国的名义单独与中国协商。21日,朱尔典与袁世凯达成意向,袁大体同意英国的提议。具体情形参见Madeleine Chi, The Chinese Question 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 pp.50-51。

18日,北京政府外交部致电陆宗舆,要其向日本政府转达中国对日本对德最后通牒的意见。电文引用了日本所提出“并无占领土地之心,且尊重中国中立”的语句,意在要求日本遵守承诺,至于中国内部发生问题,中国政府自己可以解决,不用日本出兵。《发驻日本陆公使(宗舆)电》(1914年8月18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57页。

8月19日,美国回复日本的外相声明,表示自身将对国际纠纷严守中立,对于日本与德国之间分歧的是非曲直,“不表示任何意见”,并提醒日本不应违背英日同盟的目的,即“保证中国的独立与完整及一切国家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如果日本因中国发生内乱而采取行动,必须与美国政府磋商。《国务卿致驻日本大使格恩里电》(国务院,华盛顿1914年8月19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761页。该声明同时传达到美国驻华使馆。22日,夏偕复将美国的态度转达回国内,所述内容与回复日本的声明大致相同,即美国政府知悉日本政府的下列意图:“一、不贪中国土地;二、胶州交还中国;三、如日本国在胶州外另有举动,当先商美国。”在安抚中国的同时,亦在向日本施加压力。《收驻美夏公使(偕复)电》(1914年8月23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72页。

2.直接收回青岛之交涉

此时,通过美国阻止日本出兵青岛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理论上,能够阻止日本出兵青岛的仅有对德宣战及收回青岛二途。对德宣战,非但中国内部反对声音极大,在外交上也难以获得协约国及美国的一致支持,比较可行的途径就只有直接从德国手中收回青岛了。

前文述及,中国内部已经有人提议由德国直接将胶澳归还中国,甚至有人建议即使不归还胶澳,亦应归还胶济铁路,以免事情不可收拾。日本对德发出最后通牒前,北京政府曾就此问题试探日本的态度。8月13日,外交总长孙宝琦会晤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幡酉吉,谈及德国将胶州湾归还中国一事。小幡酉吉说:“传闻德国拟将胶州湾交还中国,中国政府不愿收受,此事确否”,探听中国口风。孙回答,“数日前闻有此语,但系一般德国商人之私谈,并非德国政府之言”,并询问小幡“如果真有此事,贵代理公使以为应否收受”。小幡回答以:“如为无条件之交还,可以接受”,但如果是战争期间交还,战争完后仍取回,“万不可接受”。《总长(孙宝琦)会晤小幡代理公使问答》(1914年8月13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40页。小幡所说的传闻,并非虚言。当时的消息灵通人士似乎多已了解到德国驻北京公使有意交还胶州湾。〔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1912~1920),刘桂梁等译,知识出版社,1986,第377页。

日本对德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日,北京政府派员直接与德国接洽,询问归还青岛的可能性。8月15日,外交部佥事王景岐会见德国驻华使馆参赞夏某,探听德国对于交还青岛的态度。德国参赞询问王景岐;“闻贵部已发两电,从两路行寄与柏林,述交还青岛,有此事否?”王景岐答以“予只知部中发电驻丹意两国使馆,问能否与柏林通电而已”,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但借机询问德皇对于交还青岛一事的态度。夏参赞认为,德皇必加反对,外交部的意见不会被接受。王景岐进一步询问,可否于欧洲君主中寻找到一个能和德皇说上话的人,并提议荷兰女皇,但遭该参赞否定。《王佥事(景岐)接见德馆夏参赞问答纪要》(1914年8月15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47页。

会谈中,王景岐希望德国能切实向日本声明不侵犯英国商务,换取日本不攻击青岛的许诺。“某国以保护英国远东商务之责为己任,德国不可授以口实”,并建议由德国驻华公使和驻日大使联名发电给德国驻青岛总督,由其出面声明保护远东商务。但该参赞并未对此置答。《王佥事(景岐)接见德馆夏参赞问答纪要》(1914年8月15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48页。15日,日本警告中国政府“中国议收回胶湾,此事不向英日咨,直接与德商,必生出日后重大危险。嘱警告政府,速即停止以上之进行”。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1~42页。

北京政府外交部已经清楚,日本参战已经不可避免,所做的一切,只是在尽最后的努力。15日,外交总长在会晤丹麦公使时强调,青岛终将发生战事,而且日本确有加入战事的意图。《总长会晤丹阿使问答》(1914年8月15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49~50页。同日,顾维钧与英国公使朱尔典会谈,要求英国在决定进攻青岛前能将具体日期告诉中国,目的是向各国声明胶州租借地的范围,以保护中国的相应权利。朱尔典告诉顾维钧,“胶州租借地之界线及周边一百华里地之性质,各交战国均已深悉,贵国在彼所有人民财产,是当格外注意而保护之”,但又劝顾维钧不必要划定战区,因为事实上很难做到。《收顾参事(维钧)赴英馆会晤朱使问答》(1914年8月15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51页。在此次谈话中,朱尔典告诉顾维钧,日本加入战团,将难以避免。

上述情况表明,北京政府在日本对德发出最后通牒的同日,一方面尽力希望能直接收回青岛,免去日本开战的借口,另一方面亦在准备应对日本可能的军事行动。中德关于可能交收青岛的谈判,此时已经远非中、德所能决定,英、美等并不欢迎中国此举,这也浇灭了中国最后维持和平的希望。

18日,外交部致电驻德公使颜惠庆,探询德国交还胶州湾的可能性,德国外交部拒绝了中国的提议。8月19日,德国外交次长明告颜惠庆,胶州归还中国系“徒自示怯,与主权友邦中德均无利益,且胶州备战,系奉德皇命令,不能挽回”。《收驻德颜公使电》(1914年8月22日),《胶澳战事档》,转引自张水木《欧战时期中国对德关系之转变》,第31页。就在同一日,德国驻华使馆面临变换了的局势,却表示愿意归还胶州湾。在此问题上,德国外交部与其驻华使馆之间存有分歧。见郭廷以编《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14年8月18、19日)。同日,顾维钧会见英国公使朱尔典,谈及胶州归还中国一事,朱尔典谓:“现闻德代使连日谒见孙总长,提议将青岛各租借地直接交还贵国。”顾维钧答以:“前日德马代使见过孙总长,并未闻其正式提议此事。即使有提议,度以本国政府必以现非其时,不愿与商。”朱尔典亦表示,已经太迟。表明自身态度后,顾维钧并未放弃最后的试探,他提出如果德国遵照日本所开的通牒条件,并将青岛各租借地,不附条件、不索赔偿直接交还中国,日本将采何种态度?朱尔典则直接答以唯有开战一途。《顾参事赴英馆会晤朱使问答》(1914年8月19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60~61页。在此次会谈中,顾维钧希望英国调动军队时人械分离、不穿军服,以便维护中国的中立,而朱尔典建议顾维钧不要再强调中国的中立,因中国实力不济,很难真正实现。

中国政府仍未放弃由德国将胶州直接归还中国的可能。20日,驻荷兰公使唐在复建议外交部直接与德国交涉,收回胶澳租借地。《收驻和唐公使(在复)电》(1914年8月20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65页。外交部收到的各种建议,所指多集中于美国。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被牵扯进胶州问题中,但中国政府并不清楚美国的态度。厦门交涉员陈恩涛仍提出“不如秘密授意美国,使以兹说德国,劝其将胶州直接交还中国”。《收厦门交涉员(陈恩涛)电》(1914年8月20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65页。事实上,北京政府的确进行过此方面的试探。20日,交通总长梁敦彦会见美国代办马克谟,劝说美国促成此事,建议美国“向英、德两国提出这个意图,为了避免战争,德国在胶州的权利可先让与美国,再由美国立刻移转给中国”。《驻华代办马克谟致国务卿电》(美国公使馆,北京1914年8月20日),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2卷,第763页。白莱安对于此事予以正式拒绝,认为该办法只能激起战争,而不能避免战争。

22日,夏偕复传达了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不支持中国向德索回胶澳租借地。美国总统在会见夏偕复时称:“闻德使建议中国,自索胶州湾,窃谓中国宜忍耐。”《收驻美夏公使(偕复)电》(1914年8月22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71页。

日本对德宣战前,唯一能避免日本出兵山东的就是由中、德完成胶澳租借地的归还问题,但迫于各方压力,机会根本就没有出现,唯一可见的线索,只是存在于外交人员非正式的交涉中。由于档案材料的缺乏,目前尚不能确定究竟是德国驻华外交人员提出归还胶澳,还是中国主动要求。可以确定的是,在日本对德宣战前,中国内部已经屡有提议,建议由德国直接归还,并设计出由美代为转交的方法;德国方面亦曾考虑此问题,并与中国外交部有过讨论,但该种意见是德国驻华使馆人员的私下意见,并非德国政府的意见。关于中德之间关于交还胶澳的论述请参见张水木《欧战时期中国对德关系之转变》,第25~33页。

23日,日本对德通牒最后日期已到,德国未做出任何答复,日本天皇正式下诏对德宣战。日本宣战诏书仍然强调“为防护同盟协约所预期之全般利益”,将英日同盟视为出兵的正当理由。《日本天皇对德宣战诏书》(1914年8月23日),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6卷,第44~45页。为了保持中国的中立,并尽可能将日军作战范围限于最小区域,外交部于25日致电陆宗舆,要其向日方提出“行军路线宜限在潍县以东平度一带离华军较远地点。胶济路由中国尽力保全”,日本方面对此不置可否。经数度交涉,北京政府于9月3日照会相关各国:“在龙口莱州及接连胶州湾附近各地方,确实为交战国军队必须行用至少之地点,本政府不负完全中立之责任,此外各处仍悉照业经公布之中立条规完全施行。”《东方杂志》1914年第11卷第4号,“中国大事记”,第12~13页。

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交战双方均要求中国严守中立,却又破坏中国的中立。8月17日,广东将军、巡按使致电大总统,传达德国领事要求中国严守中立的要求,即不可将米粮等物件售予香港,否则,则属帮助德国的敌国。电文同时指出,如果对香港禁运米粮等物,亦应同时对胶州停运,否则必将引起英国的反对。《收广东将军(龙济光)巡按使(李国筠)电》(1914年8月17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53页。8月20日,德国得到消息,日本将从山东沿海登陆进攻青岛,于是照会中国,请中国政府维护中立义务:禁止外国军队经过中国领土。中国政府复照,表示对于任何违反中国中立的行为,无不随时抗议。同时指出,德国本身在胶澳捕获商船,并在青岛港做种种作战准备,是违反条约规定的,亦属侵犯中国的中立;德国在京津地区通过铁路运输军械、军队,自由行动,各国已经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责问。中国对德国的行为不能不提出抗议。《发德马代使照会》(1914年8月23日),《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上),第72页。

在中国中立问题上,交战双方从自身利益出发,抗议中国未能严守中立义务。中国在发表抗议的同时,亦在向各方指明,在各交战国自身已经触犯中国中立条规的情形下,不应指责中国政府未能尽中立义务。其实,各方的指责只是为其自身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做无力的辩护。

 

检视奥塞战事爆发后中国的动向,中立之议早已隐现于外交部的举动之中。随着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国最担心的问题在于日本是否会跟随英国而参战。中国政府判断日本动向的依据、其对外政策的观察点,在于已经存在的英日同盟。

出于外交的角度,北京政府外交部在宣布中立之前希望能尽可能摸清两个国家的态度: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北京政府分别向美、日致电,请其共同提出限制战区的提议。这里有两点考虑:一是希望从美国得到外交支持,借以维护自己中立的权威性不受侵犯;二希望是从日本方面得到其保持中立的态度。而对日本态度的推断,是建立在英国不参战的基础之上的,由于消息的迟滞,8月5日,英国已经对德宣战。

如果上述两点能实现,中国的中立将能得到保证。此两点是中国在宣布中立前的外交考量、希望能尽力达到的目标。然而,北京政府的外交活动并不顺利,一方面,从美国并没有得到想要的外交支持;另一方面,日本在不时暗示将依据英日同盟帮助英国。在外交难有成效之际,国内及国际形势都不容中国推迟宣布中立的时间。内外催促之下,政事堂不再等待外交部的外交努力,决定于8月6日宣布中立。北京政府确实不是在最佳的外交形势下做出宣布中立的决定,但更为现实的考虑是:能不能等来理想中的外交局势?历史表明,局势走向并不利于中国。

宣布中立暂时缓解了广东、湖北、山东等地的催促,但中立前所担忧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英国加入战团,日本必将对德宣战,而美国对中国有限的外交支持,不足以保证日本不侵犯中国的中立。通过外交维持中立已不可能,亦有建议提出对德宣战或直接收回青岛,但宣战的可能性此时尚不存在;收回青岛之议,也不为英、美、日等国所接受。面对远东地区的新形势,英、美在中国问题上达成一致:维持中国现状,力图限制日本扩大在华权利。对北京政府而言,在各种努力无效后,等来了日本对德宣战的消息。中立之议筹议之初最为担心的问题终于发生。回顾中国宣布中立前后的外交动向,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中立主要是为了防日,但显然并未达到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