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主题相关研究

保险在管控风险、保障民生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在改革攻坚阶段，社会性的、制度性的、系统性的风险将进一步积淀，公共风险如何有效治理是社会发展面对的重要问题。保险业作为风险分险和风险救济市场化、专业化的市场力量，能否参与到公共风险治理过程中来？能否成为公共风险治理格局中的协同力量？这两个问题，既是政府治理公共风险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也是保险业把握当前挑战和机遇的现实需要。

对风险管控研究，在域外，阿罗博士（Kenneth J. Arrow）（1972）分析了商业保险和政府保险二者风险管理的边界，认为商业保险以经营效益为核心诉求的，商业保险不提供风险管理的，都应该由政府保险来提供。具体的，政府风险管理的政策性工具，国外诸多实证研究多集中在保险补贴、责任保险等问题上。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保险补贴的行为，会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效应。政府的直接参与会对商业保险公司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不利于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商业保险。Wenner和Arias（2003）认为政府政策性保险的特点是提高实际损失和进行保险费补贴，这会使商业保险公司产品创新的积极性大打折扣，甚至产生负面的效应。关于财政补贴积极效应的研究者有Ahsan, Ali and Kurian（1982）、Nelson and Loehman（1987）和Chambers（1989）。他们的研究表明，保险人为了避免投保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尽可能精确划分风险单位、进行费率分区、细分费率档次，这会大幅度增加商业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政府提供保险补贴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在国内，就保险业协同社会管理方面的研究，理论界和实务界都有不少。魏华林、李金辉（2003）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提出保险可以被运用于社会管理。对此，学界进行了学理辩论。“否定论”学者林宝清（2004）、李诗源（2005）从社会管理属性角度主张保险不具有社会管理功能，不能被运用于政府治理。“肯定论”学者则从风险多元管理的角度廓清保险具有管理风险的能力（施建祥，2006；潘国臣，2006；郑伟，2009）；论证了政府创新运用保险具有创新价值，有研究者从风险治理的当代诉求角度探索保险创新，主张保险产品创新研究（金涛，2006）、再保险制度创新研究（刘宽亮，2009）、保险投资的创新研究（梅雪松，2007）。

实证研究方面，国内近十多年呈现出不少支持、深化“肯定论”的实证成果。首先集中体现在传统的农业风险方面：谢家智、蒲林昌（2003）提出，治理农业风险，我国应推行政府诱导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避免政府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引导农业保险市场化。刘芙、吕东韬（2003）等学者认为，政策性农业保险能为我国农业生产提供相应的风险保障；在保险模式上，应实行强制保险与自愿保险相结合的经营模式。刘京生（2000）、李勇杰（2004）等主张建构以合作为主，多层次的农业风险治理体系，政府应创新运用保险。王和、皮立波（2004）提出，我国农业保险的发展应分阶段、分步骤发展，分为商业代理、国家政策扶持、商业化经营三个阶段。

随着社会的变迁，环境风险、责任风险和养老、失业等新型风险产生，政府能否创新运用保险也逐渐为研究者所关注。国内也涌现不少以社会风险管理为视角的保险创新实证研究。蒲莉（2004）主张：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有助于治理环境风险。刘冬娇、阎石（2005）主张：责任保险具有较强的管理功能。而谷明淑（2005）的研究表明：我国责任保险的有效需求和供给不足，政府运用保险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鞠珍艳（2009）、唐金成（2012）主张，政府应重视食品安全责任保险的创新运用。

从宏观来看，在保险与公共风险的关系上，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围绕着两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研究。一是围绕着保险是否具有公共风险治理的功能来展开。二是探索保险如何介入公共风险治理。在肯定保险具有公共风险治理功能的前提下，从保险产品、保险资金运用、保险制度等角度进行切入研究。整体来看，研究者注意到了现代保险发展的变迁，意识到现代风险治理需要保险力量的介入，构建了相应的保险产品和保险制度，实证保险具有社会治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