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江氏聚落的由来与发展

鹿村地处台湾台南市楠西区鹿田里，是一个典型的单姓聚居聚落。自江姓先祖来台（1721年）至今，江氏族人在此繁衍生息已近300年。鹿村江氏来自福建省漳州市诏安县，在原乡时为客家，被称为“诏安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鹿村江氏与当地闽南人及原住民不断融合，从而逐渐闽南化，成为所谓的“福佬客”。鹿村江氏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逐步成为台南玉井、楠西地区颇为强盛的一支大族，至今仍然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宗族聚落生活形态，成为了解台湾宗族聚落发展的一个可资研究的样本。

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台湾的宗族组织及聚落均始于“原乡”——主要是福建和广东早期先民的移垦与定居。因此，在涉及台湾宗族聚落发展时，无一例外都会与大陆原乡发生联系，并会追溯从得姓始祖到开台祖的历史演化过程。本章的目的，主要在于从江姓始祖来源、江氏先祖的迁徙历程、聚落名称的由来、江姓的繁衍、建制沿革、当下概况等六个方面对鹿村江氏聚落的发展历程加以总体描述，从而勾勒出鹿村江氏的发展脉络。

第一节 江姓的姓氏起源

关于江姓起源，综合现有的族谱等文献资料，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来源。

第一个源流：伯益之后授姓为江。据唐代林宝所著《元和姓纂》记载：“赢姓，颛顼元孙伯益之后，爵封于江，后为楚所灭，以国为氏。”颛顼，为古帝名，乃五帝之一，相传是黄帝之孙。元孙即玄孙，颛顼的元孙伯益，由于辅佐虞舜、夏禹二主功劳显赫，因而授爵封为费侯并且赐姓赢，世代承接侯位。之后，伯益的后代又受夏二世启授姓十四氏，分别为江、黄、徐、郯、莒、奄、菟、裘、费、钟、黎、赵、秦、梁。也就是说，这十四个姓氏都是源于赢姓。当时，夏都设在安邑（今山西省解县东北，俗称夏县），夏二世启非常宠幸伯益三子元仲，因而赐姓江并且任命其为大理，执法朝纲、巩固王威、维持社会治安。元仲公也就成为江姓第一世始祖，江姓由此发端（见图1-1）。自元仲公传至第三十世祖济公，由于济公协助武王伐纣，而被封江国（今河南息县之西），世代沿袭君位。至春秋时期，江国介于楚、宋、齐三国势力之间，经常受到大国操纵，加之淮水泛滥，常常淹没江国的中心地带，所以一直未能强盛起来。楚襄王二十八年（前624年）江国历经十二代国君三百余年的发展之后，最终为楚国所灭。江国灭亡之后，其子民流落各地，并“以国为氏”，陆续迁徙四方，繁衍生息，江姓族人遂不断发展壮大。

第二个源流：翁氏一脉分姓为江。西周初年，昭王饿支庶子孙受封于翁山（今浙江省定海县东，一说为今广东省翁源县东），后以邑名“翁”为氏。宋朝初年，有福建泉州人翁干度生了六个儿子，分别姓洪、江、翁、方、龚、汪，其中次子翁处恭（字伯度）分姓江，其子孙也姓江。据说，六兄弟个个学优、同登进士、共仕宋朝并因此而名噪一时。由于这一脉江姓乃翁氏六姓之一，因而这一脉江姓的堂号就为“六桂堂”。不过，从六桂分姓至今，只有一千多年的时间，历史相对较短，因此人数相对较少。

第三个源流：萧氏避难指江为姓。这一源流也被称为“萧江氏”。萧江氏的始祖，一般被认为是唐末僖宗朝宰相萧遘的儿子萧祯。光启三年（887年），萧遘在“朱温之乱”后被处死于永乐。其子萧祯为了避祸，隐居在徽州（今安徽歙县），指江为姓，萧江氏也由此发端。之后，这一脉江氏后人迁居今江西婺源江湾，子孙繁衍成为当地的大族。

第四个源流：鲁姓一支改姓为江。根据福建连城等地族谱记载，清流县有鲁野一公，唐宣宗时进士，授建州刺史，从原居地江西建昌来闽南就任时，为祈求渡江平安而改姓江，后因有感于宦途险恶，弃官隐居于清流，其三世二十五郎江礼，宋初谥为“忠节”，其后繁衍为闽西江姓大族。

总体上来看，尽管六桂堂、萧江氏以及鲁野一公等族群均有所发展，但毕竟时间较短，人数有限。目前，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江姓后裔均主要遵循伯益后人这一系统。其中，笔者所考察的鹿村江氏也确定为伯益江氏后人。因此，在后文的叙述中，也将以这一个系统为主加以展开和叙述。

第二节 江姓的繁衍与发展

一 早期先祖的迁徙

根据前文所述，江国灭亡之后，族人“以国为氏”，并分迁逃往各地。在此，江姓的迁徙主要源于战乱。而纵览江姓之后历代的发展演变历史，几乎每一次重要的迁徙都与不同朝代的大规模兵灾和动乱密切相关。对此，笔者搜集的《江氏大族谱》曾经做过颇为详细的叙述，对于了解社会变动与宗族迁徙有所裨益。据《江氏大族谱》记述：

 

历史上每次大动乱，与人民生活，社会变迁，均有莫大关系。由春秋战国而秦以至楚汉，江氏因封国被灭，列强兼并，分别散居河南淮阳、陈留，山东滋阳，河北邯郸等处。西汉末年赤符遍地、东汉黄巾之祸，这一时期兵灾，使中原士族流民播迁于苏浙和长江流域一带。迨东晋五胡入侵，唐末五代十国，北宋靖康之乱，这中古三大迁徙，即促成南朝江氏家族之显赫，统公之任官山阴令，江氏先贤分向各地开基播迁，豫鲁宗亲随之南移。隋唐而后五代十国中：闽国。靖康间：东南沿海开发。乃中原士族为避黄巢之乱，大量南下入闽，和追随宋王室由临安（杭州）、江西、福建、广东而落居各地区。吾先贤披荆斩棘，惨淡经营，使子孙衣食于斯者，至今是赖。这期间，亦万里公家族由江西而福建，分迁粤桂和渡台开垦及吾姓其他各派系，繁衍闽省东南，并于明末清初由闽而台盛世也。

 

从上面叙述可以看到，江姓族人的每一次大规模迁徙，几乎都是与时代变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战乱年代，由于区域人口的大规模迁徙和流动，进一步推动了江姓族人的散播和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在江姓族人的迁徙演化过程中，江姓的许多世袭源流都已流失或者模糊，有的世系已难以考证，只有一些有代表性的江姓先祖仍然有迹可循。根据《江氏大族谱》的相关记载，笔者将入闽之前江氏早期先祖的部分重要迁徙过程加以梳理（见表1-1）。在表1-1中，迁徙是否“重要”主要基于该次迁徙对后世江氏族人发展的影响程度，例如该次迁徙后是否在当地聚族而居并发展为大族，或者是否在当地出现了开基始祖等。

从上述梳理中不难发现，除了之前提到的躲避兵灾和战乱的考虑，江姓族人的很多重要迁徙都是基于官员任职需要。而且这种任职迁徙，往往会带来大量江姓族人的聚居并在当地形成大族。由此看来，在古代宗族的繁衍迁徙过程中，族人的政治地位和身份对于宗族的发展也产生了颇为重要的作用。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较高的政治地位能够为宗族发展提供充足的社会经济支持与保障，从而确保宗族的延续和发展。

二 江氏先祖入闽

福建是鹿村江氏的原乡，也是江姓族人繁衍发展的核心区域。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江姓入闽在不同时期均有记载，其中早期的先贤入闽，大多属于任官游幕，比较典型的如吴兴令江淹、建安内史江倩、建阳令江洪等。较具系统的有南齐八十五世道兴公任建安令居泰宁、临淄派二十九世仕荣公迁居莆田等。唐总章二年（669年），开漳圣王陈元光入漳平乱，随行官员中有府兵队正“江延兴”，这可能是文献上江氏出现于福建的第一人。在此之后，陆续有很多江氏族人迁居入闽，如汀州景祥公，清流鲁野公，随军入闽、开基惠安霞里的有杰公等。

在所有江姓入闽的源流中，后世发展最为兴盛、影响最大的当属江万里、江万载、江万顷一派。笔者所调查的鹿村江氏亦源于此。根据《江姓族谱》记载，万里、万载、万顷三人乃始祖伯益公后裔一百零九世祖江晔（原居江西都昌）之子，三人所处的历史时期为宋末元初。当时，蒙古大汗忽必烈下诏向南宋兴师问罪，时任饶州城指挥官的万顷公和长子十八郎公（字国禹）拒绝元军的招降，城破之后父子为国捐躯。德佑元年（1275年）冬季，十八郎公夫人江妈和邱十六郎扶老携幼并带领残军和族人脱离战场，沿武夷山谷经由江西省石城越山进入福建宁化石壁乡暂住休息并整顿队伍。祥兴元年（1278年）六月，族人迁上杭芦丰乡、三坪建基筑寨，立祠祭拜三代亡魂，并拜祖父一百零九世祖考八郎公为上杭开基第一世祖考，万顷公为二世祖考，亡夫十八郎公为三世祖考，此为“上杭三代”的由来。

其实，从饶州迁入上杭的不止万顷公一支，也包括万里公后裔。根据《江姓族谱》记载，二世大房祖考万里公于饶州城破、投池殉国前将次子、三子及孙等托付给二弟万载公以及三弟媳邱十六郎，其后裔繁荣于闽粤沿海各地。与万里和万顷公有所不同的是，当时二世次房万载公并没有进入闽省，而是与张世杰、陈秀夫等扶端宗皇帝及卫王炳逃脱蒙古追兵出海，由海路入福州再沿海岸至泉州、厦门、海澄、潮州分道逃离，万载公一行大部分在泉州附近登陆，前往同安汤板里躲避元兵追击，也有在厦门登陆前往禾山隐匿随后落户务农的。

三 诏安原乡开基

万里公、万载公、万顷公一脉入闽之后分散各地发展，成为江氏的主力。其中，有一支（启昌公）迁往诏安霞葛开基，这也是后来鹿村江氏先祖的原乡所在。关于霞葛江氏的源流，目前有两种流传较广的说法，一种说法认为其远祖为南宋末年的宰相江万里。德佑元年（1275年），元兵南下，曾任宋朝左丞相的江万里因不愿降元举家在江西投水自尽，其子侄南奔避难。由于江万里较高的政治地位加上其世系系统不够清晰，于是很多客家的江氏族谱都将江万里列为先祖。在笔者搜集的《江姓族谱》中，就明确提到台湾鹿村江氏的来台开基祖江如南（清圣祖康熙六十年，1721年）出自万里公派下，只是没有给出明确的世系源流。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始于宁化石壁乡，后来迁往上杭县九磜，再“凭官招募”到永定县金丰里苦竹堡大溪居住，“就佃垦耕，输纳王苗国课”，此后人口日繁，又分出七派外迁，其中移往下割的是“金丰公”第五子江百十二郎，此即江氏到霞葛开基的所谓源流（见图1-2）。这一说法在族谱中有较为明确的世系源流记载，相对来说更为可信一些。

目前，鹿村江氏将井边启昌公作为原乡开基祖。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启昌公分衍霞葛开基与元泰定三年（1326年）的一场江氏劫难有着莫大的关系。当时，整个江氏面临灭族之灾，而只有启昌公叔侄二人幸免于难，并在诏安当地重新开基发展。对于这场劫难，在清代手抄版的《江氏族谱》中有明确记载：

 

自元世祖一统天下，至泰定帝丙寅三年，计四十四年，督粮通判黄委典史官亲临追比，族众受刑不惯，各怀忿怒，集众发暴，径将委官扛殴。典史愤患，顿足糙胸，登时呕血身死。衙役回报县府，申详院司，奏请发兵乘夜剿戮，赤族无遗，所谓一败如灰者也天不欲绝百十二郎之祀，以延金丰公世德之灵有长女嫁下楼梅子潭黄家，适归宁久而回家，有胞弟江三郎，时方六岁随姊往梅子潭黄姊夫家，是夜被剿，三郎由此免祸。又有亲长兄之娃行五郎，别居东坑，已发觉而同躲姑家，叔娃二人得全首领。有江宽垅各处田种并屋地园塘物业，概丈量籍没，止存田种六石，坐址井边，黄姊夫多方掩蔽，扶养二孤长成，各为婚配，产业均分。叔娃同居井边，后来为通户之始祖……嗟乎，灭族之际，子遗三人，江氏几绝而复续者，固祖宗积德之报而黄丈公之功不在婴臼之下，是成我之恩，与生我者等矣。

 

笔者搜集到的《台湾淮阳江氏本源》中也对启昌公开基的情况进行了描述：

 

我祖系汀州宁化县。石壁乡开基，分于潮州，有立祖祠又分于大埔县立祖祠，又分于永定县金丰里苦竹溪居者，宋朝又分于诏安二都霞葛，地名为下涂居者。至元朝泰定年间遇灾，只存叔侄二人开基。我始祖启昌公，在姐夫家中，养成长大，居在霞葛井边楼内，我祖系叔辈，至今立祠于井边而黄姐夫一派之恩人。我祖传下之裔孙，亦特持一祠祀之，其名曰念恩堂。兹将始祖腾记于下。

 

江氏在霞葛的开基地叫林婆畲，后来称江寨，早年应该是畲族居住的地方。元朝灾难以后仅剩江三郎和江五郎两人在井边生活。据族谱记载：江三郎谱名启昌，江五郎谱名永隆，这是江氏以井边为祖居地繁衍出来的两派之始祖。其中永隆公的人口不多，而启昌派下却是人丁兴旺，成为当地江姓大族。启昌公生有一子宗贵，宗贵生五子，分别取名为天生、天福、天禄、天爵、天寿，后来分成五房。长房的后代现在主要居住在霞葛镇的天堂、小元中两村；次房迁往广东饶平；三房迁广东普宁；四房的后代居相邻的太平镇大元中村；五房仍居祖居地井边村。

第三节 江如南登台开基

鹿村江氏聚落地名为“鹿陶洋”。关于“鹿陶洋”这一地名的历史渊源，有不同的说法。《南瀛地名志》作者黄文博认为，鹿陶洋地名由来是因为此地位于“鹿陶”（今玉井乡竹围村）以北，而鹿陶北端为平原地带，“洋”指的就是“平原”，因此称为“鹿陶洋”。在当地流传的另一种说法认为，因为先民曾经多次见到后山有鹿出没，常常会逃到山下平阳之地来觅食，所以称为“鹿逃洋”，之后转译为“鹿陶洋”。

17世纪初期，荷兰人教导台南附近的西拉雅人使用罗马拼音法记载自己的语言，即所谓的“新港文书”开始，台湾才逐步进入有文字历史的时代。因此，台湾的文字历史大约只有400年。根据笔者调查，鹿村江氏来到台湾开基时间为1721年，距今也已近300年，据此来看，江氏宗族的发展史实际与台湾的文字历史相去不远。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在江如南来台（1721年）之前，当地并非无人居住。恰恰相反，当时鹿村附近地区不仅已经有人居住，而且出现族群之间的竞争与更替。

一 当地住民：平埔族群

在历史上，鹿村很早以前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在距离鹿村只有两公里的地方，曾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鹿陶遗址”。鹿陶遗址属于当地的大湖文化类型，距今有2500～2800年历史。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当地的居住者几经变迁，并不断塑造着当地的社会经济形态。

根据现有史料记载，江如南来到鹿村之前，当地就已有人居住，台湾一般称其为“平埔族群”。平埔族群通常以“社”为其活动的基本单位，类似于所谓的“部落”。根据现有的记载，当时在台南地区活动较多的平埔族群主要是西拉雅人萧垅社、麻豆社、目加溜湾社、新港社、亚群大武垅社以及一些小社群。在鹿村附近居住的平埔族群，属西拉雅亚群大武垅社，俗称“四社熟番”或“四社平埔”。其中，大武垄社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比较主要的四个社即头社、宵里社、茄拔社、芒仔芒社。鹿村所在的区域范围属于“茄拔社”的活动范围。直到现在，在鹿村所在的楠西区仍然有“茄拔路”，反映当时平埔族群的历史轨迹。而实际上，西拉雅人也并不是一直定居在此地。据考证，楠西当地更早为邬族群的主要聚居地，后来因为西拉雅人的入侵，才不得不往后山迁徙。

“茄拔社”在郑氏台湾地图上标记为“茄拔仔”，其地域范围相当于现在的台南市楠西区。在早期平埔族群的生活中，各社之间经常对立，常有战事发生。1636年，荷兰人陆续征服了各社，之前相互敌对的族群也因为荷兰的关系而相互友善。1636年2月20日，各平埔族群在新港社举行了第一次村社集会，1641年后此项集会称为地方会议（landing），到了1644年更趋完善。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西拉雅人与郑成功维持了良好的关系。后来汉人逐渐进入台湾，当地平埔族群受到外来移民的影响，逐渐改变了他们的社群生活并开始汉化。

通过对平埔族群的简单考察不难发现，在江氏先祖来台开基之前，鹿村附近地区早已是平埔族群的生活范围。1603年陈第的《东番记》是对平埔族群最早的文献记载，其中可以归纳出平埔族群生活的主要特点：（1）每社人口或千人，或五六百人；（2）部落无酋长；（3）有猎首习俗，且骷髅悬之于门；（4）无日历文字；（5）无水田，以水稻为主；（6）地多竹，住屋以竹、茅草为建材；（7）公廨为议事中心，无祭祀记录；（8）母系社会；（9）人死以火烘干，露置屋内，不棺；（10）农作期间有不言、不杀之禁忌，且由妇女负责耕作；（11）夜不闭户，治安良好；（12）捕猎只限冬天，团体围捕；（13）以鹿脯、皮、角和汉人贸易。从上来看，平埔族群人与汉人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形态，这对于之后汉人宗族聚落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为了理解江氏宗族的发展，对早期平埔族群的生活有所了解是必要的。实际上，在与鹿村江氏族人的交流过程中，许多受访者都认为自己具有平埔族群的血统，是早期汉人与平埔族群人融合的结果。

二 移垦者：闽粤汉人

在鹿村江氏先祖登台之前，鹿村附近不仅有平埔族群居住，而且也已有汉人的移垦。根据史料记载，在郑盛世时（1666年前后），已经有15万到20万移民来到台湾拓垦。不过，当时郑氏为了笼络平埔族群人心，特别颁布法令，不允许来台汉人侵占平埔族群土地，渡海来台的垦民，必须避开这些地区另外开辟。因此，在这一时期，鹿村附近的平埔族群聚居地汉人的数量是较少的。不过，在清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有很多汉人开始进入平埔族群居住的地区拓垦，其中就包括台南东部山区。在台湾，汉人的聚居往往与神明的信仰联系在一起，通过对当地神庙的考察可以了解当地汉人的定居情况。对此，在笔者搜集的《玉井北极殿沿革志》中有以下记载：

 

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有祀奉人夜梦帝爷公示警，谕示此地将有洪水泛滥之灾，人丁与庙物宜速迁离。不久，天灾顷至，庙体流失，于是三十六庄信众共同酬金五千三百二十五元，在大武垄社莲花吉穴观音庵原址（原先为四社番祖庙）重建新殿，择吉奉神安龛入座，并建后殿同祀观音菩萨，正式命名为“北极殿”。

 

这里所谈到的玉井北极殿，距离鹿村仅有五公里。而其祭祀圈范围距离鹿村更是近在咫尺，甚至部分鹿村村民亦会前往北极殿拜神祭祀。从时间上看，康熙五十六年为1717年，与鹿村江氏先祖登台（1721年）相差仅四年，几乎可以说处于同一时期。从表述上看，当时玉井地区的北极殿早已建立，并形成了“三十六庄信众”的庞大祭祀圈。北极殿是台湾普遍存在的庙宇，其祀奉的玄天上帝乃汉人渡台时带来，目的在于保护乡民。从上述的一些表述不难发现，在1717年时，玉井地区不仅已经出现了汉人，而且人数应不在少数。实际上，在当时，鹿村地区应该是平埔族群与汉人都有聚居，并且是相互并存、融合的现状。对此，笔者获得了一份雍正十二年（1734年，即江氏先祖来台后第13年）的契约书，其中记载了平埔族群人与汉人之间的土地交易情况：

 

立补洗契番，猪纳猫劳苛等，有承祖遗下自己分前*一处，坐落土名大武垅茄拔庄内埔仔大圳下，东至番六龟弼田为界，西至毒弓绵劳喉田为界，南至小坑止，北至大圳止，四至明白。于雍正七年，经通世土官乡保公处*田一甲三分，……此系番、汉*愿，两无迫勒，恐口无凭，立洗契一纸，存照。

依口代笔叶定京 土官大扉 甲头大其吉大晋

（大武垅社土官大扉 图记）

六龟弼 南满

（大武垅社土官六龟弼图记）

大里戏大三莫

即日批明其田日后不计年限价足田还，批照。在场土官 斗宁

即日契内银收讫 甲册搭阿

（大武垅教册搭阿记）

现年头家何尔*

（茄拔社头家何尔招图记）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 日立洗契猪纳斗尉

猪纳猫劳苛

 

从上述契约来看，雍正年间当地仍然有不少的平埔族群人居住。而从其他的契约书来看，部分汉人早在乾隆年间就进入茄拔社。而到嘉庆年间，茄拔社已经有相当多的汉人进入，并出现了茄拔街，显示汉人势力增长，四社熟番势力逐渐消退。而到道光年间，茄拔社人经济上已经非常困窘。总体上来看，从乾隆年间到道光年间，鹿村当地都有平埔族群居住，形成汉番混居的模式。这一居住方式势必也会对后期江氏宗族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这一影响过程是长期的，直到19世纪，鹿村附近地区当地少数民族的影响才完全没落下去。

三 江氏江如南来台经历

通过前文，我们对于鹿村早期的居民已经有所了解。那么，鹿村江氏是如何来到台湾，其过程是怎样的呢？根据《江氏祖谱》记载，鹿村江氏开基祖名为江如南，字信笃，生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腊月初五子时，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十一月二十九辰时，享年71岁。江如南原籍福建省诏安县井边乡二都下割社，其渡台时间为1721年，也就是江如南29岁那年。在清代，诏安属于漳州府管辖范围，居民以闽南人为主。不过，诏安二都所在的霞里镇历史上一直都是客家聚居区，因此，江如南应为诏安客家人。长期以来，诏安的客家人都与漳州闽南人交往互动，彼此关系良好，也很少出现闽客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根据笔者访谈，在诏安当地客家人实际上使用“双语”（客家话和闽南话）交流，在本族内部使用客家话，而与闽南人交流则使用闽南话。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台湾的诏安客家人都能够很好地融入闽南人的生活，以至于经过长年的发展逐渐闽南化，从而出现所谓的“福佬客”现象。在笔者调查的鹿村江氏聚落，江氏族人很早就已经实现了完全闽南化，不仅没有一人会讲客家话，甚至连自己原为客家人也并不知晓。

前面已经提到，诏安江氏的开基祖为启昌公。而江如南则是启昌公派下第十二世后裔。其世系源流如图1-3所示：

关于江如南来台之前的家庭情况及其来台原因，《鹿村江氏祖谱》有简要说明：

 

（江如南）娶官氏大娘为妻……早丧，葬在井边祖家，生儿子。长子曰日服，号福兴。次子曰日沟，号曰会川。……江如南幼年时代好赌博致破家资，积欠赌债止存三石种田以奉母亲之壅飨计所屈无奈，离其长子日服避居台湾……

 

根据族谱记载，江如南在来台之前已经娶妻，并生有日服和日沟两个儿子。他来台的时候，妻子已经过世，家中除了他和两个儿子之外，还有自己的母亲。而他之所以来台湾，主要是因为早年赌博成性并欠下赌债，无奈之下只能横渡海峡前往台湾。但有意思的是，在介绍其“好赌”的同时，《鹿村江氏祖谱》又从另一个方面对江如南加以颂扬乃至“神化”，从而凸显江氏先祖的神圣性和神秘性。

 

江如南早前亦有得无字天书，故能借土遁法，亦能作活掠维鸟而来与孩子游戏，本是天师神转世，故能为师之职位，而扶鸭母王者也，自一生是皆执中，而尽忠、无私、无欺压、无奸诈，可谓遵守天良道德心而已矣。

 

这里陈述了江如南来台时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江如南并非凡人，而是具有某种神力，可以“借土遁法……本是天师神转世”。这显然是后人对于先祖的某种神化，事实上并不可能，但是反映了江氏族人对自身宗族历史的某种“建构”过程。二是江如南在渡台的时候，曾经辅佐过鸭母王，并“能为师之职位”（担任过鸭母王的军师）。这里所说的鸭母王，是指台湾早期反清的农民领袖朱一贵。朱一贵在1721年起事反清，是当时台湾最大规模的反清运动之一。从时间上来看，朱一贵事件发生在1721年农历四月至六月，而江如南来台的时间正好也在1721年。因此，从时间上来看，江如南参与朱一贵反清运动是可能的。不过，江如南是否真的参与了朱一贵事件，以及其到底在这一事件中担任了何种角色（是否担任过军师），则已经难以考证了。

此外，根据清朝当时的移民政策，汉人渡台是不允许携带家眷的，因此渡台者无一例外都是男丁。当时，江如南同样无法携带家小，而是与长子日服（当时已成人）二人一起渡台，至于次子日沟，则只能留在原乡并在数年后才渡台相聚。对于当时的情况，《鹿村江氏祖谱》也做了交代：

 

……次子日沟同祖母沈氏仍居井边，祖孙二人性命相依，年方七岁，俯首自思，无父可靠，无母可侍，潜焉出涕，及至九岁随从相邻之人有买卖果子，十一岁窃贩私盐，稍有余利，方偿还负债，不幸祖母患疾之故而别世，独任慎终之礼三年服，至乾隆庚申五年亦迁徙台湾地面寻觅父兄居住半天厝。

 

可见，江如南父子并非一同来台，次子应是先在原乡生活，等祖母去世并服完三年丧期之后，直到乾隆五年（1740年）才只身一人前往台湾寻找父兄相聚的。

四 江如南鹿村开基

江如南来台之后，是如何选定鹿村开基的呢？对此，江氏族人曾经专门编撰了一篇《江姓杂谱记》，并做了相关记载：

 

第十二代祖江如南字信笃公于康熙（清朝圣祖）陆拾岁次辛丑年与长子日服（福星公）自大陆福建省漳州府诏安县井边乡二都下割社迁移到台湾宝岛，当时渡台有带两项物件：（1）上层第十三代祖江万里即东峰大帝香火；（2）竹材相杯一副，无论行到任何地方欲安息时，就用此副相杯在香火前乞示，按照指示可止即休息，不可就披星戴月亦继续进行路程，选择居住地点最初选在茄拔埔尾之所暂居，次迁至槟榔脚之所建筑家屋，中途因被木匠作祟，置之不采用再选定鹿陶洋本地点……

 

这段记述涵盖了很多的内容，其中描述了江如南开基定居的过程。一是江如南来台之后并不是一开始就选定鹿村（即“鹿陶洋”）开基的，而是经过了三次波折。从线路上来看，先是来到了“茄拔埔尾”，然后再迁往“槟榔脚”，最后才来到鹿村。

二是来台的时候，江如南随身还带着“东峰大帝”的香火袋。早期汉人来台，都有携带神灵香火的习俗。原因是从大陆前往台湾，一路上凶险异常，人们带着原乡的信仰，希望能够通过祖先的保佑从而逢凶化吉。江如南来台的时候，也携带了自己的神灵信仰——东峰大帝的香火袋。据《鹿村江氏祖谱》记载，东峰大帝原名江宽山，字东峰，号烈轩，福建永定县高头乡东山房四尚富公长子。江宽山生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十月二十一日辰时，卒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正月十六日辰时，享年55岁。嘉靖四十年（1561年）饶平张连造反，侵扰金丰等地，东峰公率众与之作战，不幸在凹误中埋伏身亡。东峰公由于忠勇，受到当地村民的广泛祭祀，并逐渐成为保卫族人的地方神明。而随着移民前往台湾，东峰公崇拜也由此传入岛内。

三是在选择开基地点的方式上，主要采取“掷茭”的方法。简单地说，就是选定一个认为适宜开基的地点之后，并不马上决定，而是要请示“神明”（即东峰大帝）的意见，而请示的方法就是“掷茭”。“掷茭”需要两个“茭杯”（见图1-4），每块茭杯分平面和凸面，将茭杯抛出，如果两块茭杯同时凸面朝上为“寡杯”，表示神明“不同意”；如果两块茭杯平面朝上，则表示为“笑杯”，意思是再掷一次；如果一个平面，一个凸面，则为“圣杯”，表示神明“同意”。通过“掷茭”的方式，即可以征求神明的意见，并决定当下的行动。直到现在，“掷茭”在江氏族人的神明信仰和日常生活中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是凡人与神明互动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显然，根据上述的记叙，在江如南来台的时候，“掷茭”已经出现并成为人们决定行动的重要方式。根据前面的记叙，在选择定居地点的时候，江如南每到一处歇脚时，都会用茭杯在“东峰大帝”香火前乞示是否可以作为定居的地方。如果茭杯显示神灵不同意，那么他们就会再转换一个地点，如果茭杯显示是神灵同意，那么他们就会定居下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最初选定的地方是“茄拔埔尾”（今楠西村南）暂居，接着迁往“槟榔脚”（今楠西乡东势村），由于“本匠作祟”，最后才选择到楠西乡“鹿陶洋”。

从江如南择址的路线（见图1-5）来看，不论是茄拔埔尾、槟榔脚还是最终定居的鹿村都是比较适应聚居的平阳之地。特别是茄拔埔尾和槟榔脚，在地理位置上都临近溪流，水源丰沛。实际上，这两个地方后来都有聚落形成，但是江如南最终并没有选择这两个地方，而是在“茭杯”的“引导”下，来到了鹿村。综合来看，江如南在选择开基地的时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是否具有较为适应的自然地理条件，这是其选择定居点的首要条件；二是神灵的指示，这一指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决定性，也就是说，即使他们选择的定居地点自然生存环境很好，但只要神灵“否定”，那么他们也会再择他地；三是从之后鹿村聚落的地理方位和建筑形式来看，风水也是江如南选择鹿陶洋开基的重要原因，对此将在后文再做专门说明。总体上看，江如南选择鹿村开基绝非一个草率的决定，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里首先必须是适应开垦居住之地（但很可能不是土地最肥沃或者自然条件最佳的），同时又必须得到神灵的认可并具有良好的风水意向。

五 鹿村江氏的繁衍与发展

江如南来台之前已有日服、日沟二子。不过，长子日服后来因病早逝，未曾娶妻生子，因而江家只有日沟有子孙传世。日沟来台之后娶妻郑氏，并生有五子，依次分别为公取、公弟、公宾、公先、公月。其中，第三子公宾幼年早丧，因此最终分出四房，这也成为后来鹿村江氏四大房的基本格局。之后，四大房又各自生有男丁，从而奠定了鹿村江氏宗族发展的基础。至江如南来台第四世时，鹿村江氏的男丁数量就已经达到10人，对于之后江氏人丁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在后来鹿村江氏的发展过程中，四房江月公（字四美）又生了四个儿子，分别为长子江元记、次子江亨记、三子江利记、四子江贞记，四房这一支后来发展最为兴旺，从而在四大房的格局下又形成了“四小房”的格局（见图1-6）。

江如南来台之后，生活颇为艰辛。《鹿村江氏祖谱》记载有“几谏迁善，务农御车，伸余财利”，也就是说他主要以种田和帮人运输出卖劳力为生。在清代台湾的拓垦过程中，普遍采取“垦户”制度，即土地的拓垦通常先由经济实力较强的“垦首”向官方承租大片土地拓垦，垦首并不自己开发，而是招徕佃户开发，土地开发完成之后，垦首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并向佃户收租，成为“大租户”；拓垦的佃户同时获得土地的佃耕权，可以自己耕作，也可以将土地再转租给其他现耕佃户并收取租金，从而成为“小租户”。这也就形成了台湾土地拓垦中普遍存在的“一田二主”现象。当时，台南当地的开发在康熙年间迅速发展并达到高峰，至雍正年间，台南已经进入以汉人为主体的农垦社会。对此，雍正五年（1727年）时闽浙总督高其倬就认为“台邑地狭人稠”。在此背景下，江如南来台的时候，显然并不存在成为垦首的条件，其应该是从佃耕开始的。不过，从后来江氏的发展来看，其经济积累的速度却很快，并为江氏宗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对此，至少有两处可以佐证。一是根据《鹿村江氏祖谱》记载，第十四世江公月时期其所拥有的土地已经达到了30余甲。在台湾，1甲约为0.97公顷（约14.6亩），能够拥有大约29公顷的土地已经是较为富足的了。二是根据鹿村耆老的陈述，鹿村聚落现有3.5甲的土地，早在江如南时期就已经购入，并成为鹿村江氏建基立业的基础。关于鹿村聚落土地的取得过程，鹿村至今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据说，江如南父子通过“掷茭”方式来到鹿村，但并不是住在山下平阳之地，而是居住在鹿村后山之上。当时，鹿村聚落的地基为一位地主所有。由于经济困顿，江如南父子除了佃耕之外，平时还以养鸭为生。传说江如南的鸭子每天都会跑到地主的田里生蛋，而且每次都生两个。这让江如南喜出望外，认为这块土地必定是人丁兴旺之地。于是，每次江如南的鸭子生了蛋之后，他都会送一只鸭蛋给地主表示感谢，并与地主成为要好的朋友。后来，地主移居他地，江如南也顺理成章地将这块风水宝地购入，从而奠定了未来宗族聚落发展的基础。

此外，还可以从婚龄角度考察鹿村江氏早期从不稳定向稳定转变的过程。根据现有文献统计，江日沟来台时为23岁，但是其结婚时却已是30多岁了。之所以结婚年龄较晚，与当时台湾的人口性别结构有很大的关系。据《诸罗县志》记载：“男多而女少，有村庄数百而无一眷口。”雍正年间，福建总督高其倬在《奏报台湾人民搬眷》奏折中说道：“诸罗、凤山、彰化三县皆新住之民，全无妻子，间有在台湾娶妻者，亦不过千百中之什一，大概皆无室家之人。”由于缺少女眷，很多从大陆来台的汉人都只能成为所谓的“罗汉脚”，即没有房子、没有妻子、没有工作的男性游民。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江日沟的婚龄情况来看，大概可以做出两点判断：一是江如南父子早期在台湾应该经济较为困顿，因此直到30多岁才有能力结婚；二是可能在30多岁的时候，江如南父子通过努力使经济状况得到了改善，因而得以结婚生子。与江日沟类似的还有江公月，同样是结婚时间很晚。不过，从第十五世开始，江氏夫妻的年龄差距就不再明显，表明婚姻状况趋向稳定，也显示江氏宗族开始稳步发展（见表1-2）。

在前文曾经提到，鹿村附近地区原为台湾少数民族居住，这对于后来鹿村江氏的发展同样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区别于大陆宗族形态。例如，笔者在实地调查中发现，对于鹿村这一地名，之前当地村民都习惯称之为“部落”，而非通常习惯的村庄、村落或者聚落。通过访谈了解，部落是当地较为习惯的一种称呼，其来源可能就与早期住民的部落形态有关（据说在日据时期也习惯称呼村庄为部落）。再如，早期的平埔族群为母系社会形态，家族通婚时往往要求招赘入婚。18世纪，记录平埔社会的婚姻生活，大多以男子入赘，女子纳婿为主。而笔者在梳理江氏宗族的源流时发现，江氏亦普遍实行招赘婚，在没有男丁的情况下亦允许女儿作为派下员传承宗支血脉。再如，迟至日据时期，江氏族人还有集体上山围猎的习惯，这与早期平埔族群的围猎生活也有几分相似。

第四节 鹿村的建制变迁

台湾最早的行政区划始于元朝，当时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隶属于福建省同安县。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占据台湾，设置承天府及天兴、万年两县。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也就是江如南登台前38年，清军攻占台湾，把“承天府”（今台南市）改为“台湾府”，隶属于福建，分置诸罗、台湾、凤山等三县，当时台南境内，分别隶属于台南和诸罗两县。光绪十三年（1887年），“台湾府”迁建于现在的台中市，原来在台南的“台湾府”，由于地处新的“台湾府”（台中）的南部，因而改称为“台南府”。日本实行殖民统治之后，1895年将台南府改设为台南县，1901年改为台南厅，1920年改为台南州。

战后，民国35年（1946年）1月重划县市，又将原台南州的台南和嘉义两市设为省辖市，其余则编为台南县，改郡为区，改街、庄为乡、镇，共设10区、15镇、52乡、1166村里，15649邻。1950年，全台行政区域再度调整，将八掌溪以北地区并入嘉义市，同时设置嘉义、云林两县，而八掌溪以南原辖区域设为台南县。重划行政区域后，台南县辖原新营、新化、新丰、北门、曾文等5区，计7镇24乡。在此之后，台南县的行政区划虽然也发生变动，但总体的格局基本保持不变。直到2010年12月25日，台南市和台南县合并成“台南市”，并成为台湾直辖市，原来的“乡、镇、市”改“区”、“村”改“里”，并形成目前37区752里14687邻的行政区划格局。

本文所调查的鹿村，是一个聚落的概念，而非一个行政区划的概念。鹿村所在的“鹿田里”，则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划的范围，也是当地最基本的行政单元。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在此将主要以“鹿田里”作为“建制变迁”的主要论述对象。

鹿田里从地域上看，是一个以鹿村聚落为中心，包括鹿村、油车、大林、东西烟、下烟等五个庄头的地域概念。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鹿田里原来的地名使用的正是“鹿陶洋”，这一庄名首次出现是在清治时期。在此之前，鹿村附近地区在荷兰占领时期属于平埔族群大武垅社的“茄拔社”。茄拔社的范围基本上为目前鹿村所属的楠西区管辖范围。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廷实行“县—保里—庄”制，鹿村的行政区划隶属于台湾府安平县楠梓仙溪西里鹿陶洋庄，“鹿陶洋”这一名称首次出现。当时，还没有“楠西乡”设置，其所属的保里为“楠梓仙溪西里”（前身即茄拔社），此名是因为地处楠梓仙溪以西而得名。由此看来，鹿陶洋的庄名比其所属的楠西乡名有着更加久远的历史。

在日据后的“台南县”时期（1898～1908年），当地实行“办务署—里—庄”制度，鹿村隶属行政区划为番薯寮办务署楠梓仙溪西里鹿陶洋庄。尽管实行日本人的殖民统治，但是楠梓仙溪西里和鹿陶洋庄的设置都延续了清治时期的设置。日据时期是台湾地方行政变化较多的时期。在“台南厅”时期（1909～1919年），台湾实行“支厅—区—保里—街庄”制，鹿村隶属于礁吧哖支厅内礁吧哖区，而其所属的楠梓仙溪西里并没有发生变化。1920年，台南进入“台南州”时期，并实行“郡—街庄—大字”制度，其中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原来的“楠梓仙溪西里”简化为“楠西庄”，并设置了庄役场。台湾光复之后，楠西庄改名为“楠西乡”，鹿陶洋原有的管辖范围改为“鹿田村”，“鹿陶洋”名称转而专指江氏族人聚居的鹿村聚落。此后，这一行政区划的模式长期延续下来。2010年之后，台南县、市合并，原来的“楠西乡”改为“楠西区”，而鹿田村则改为“鹿田里”，鹿村聚落的基本范围保持不变（见表1-3）。

通过对上述行政区划的分析来看，就地理区域的角度而言，鹿村所在的基层行政区域长期保持稳定，其上层行政区划时有变更。而“鹿陶洋”这一地名在清代出现，最初主要涵盖目前鹿田里的范围，并在台湾光复之后特指鹿村江氏聚落。1997年，文建会将鹿村所处的江氏聚落更名为“鹿陶洋江氏古厝”，并标识在当地的地图当中。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村、里是最基本的行政区划单位，但是在村、里以下，台湾当地普遍还有“邻”的机构设置。如表1-4所示，1946年以来，楠西乡邻数的变化较为频繁，其基本趋势是不断增加的，但是村、里的数量大体上保持不变。

第五节 鹿村当下概况

笔者所调查的鹿村，属于目前楠西区鹿田里的五个庄头之一（其他四个庄头分别是大林、东西烟、下烟、油车）。每个庄头都是一个居民的聚居点，但各庄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边界，相应的也就不会有专门基于某一个庄头的数据统计。为此，为了更加全面地认识鹿村的现状，笔者将首先考察其所属的鹿田里的基本概况，再结合鹿村现况加以补充说明。最后，笔者还将重点对当地的人口外流趋势做一个简单分析。

根据楠西区户政事务所的统计，鹿村所在的鹿田里目前共包含13邻，398户，1137人。其中，男性587人，女性550人，男女性别比为1.07。需要注意的是，按照户均人口统计，当地户均人口仅为2.86人，还不到3人，这与当地人口少子化、家庭结构小型化有紧密联系。根据调查来看，当地以核心家庭为主，空巢家庭也占据很大一部分，而扩大家庭数量明显偏少。

从人口变化上看，2016年当地人口出生率为3.51‰，低于死亡率5.27‰，表明当地的人口自然增长趋势不再，人口未来将持续减少。这实际也与当地长期以来的少子化现象紧密相关。实际上，在笔者考察的鹿村江氏聚落，很多家庭都没有后代，有的人则干脆不婚，传统的“传宗接代”等观念已逐渐淡化。在人口流动上，2016年当地的人口迁入率和迁出率分别为3.08%和3.25%，比例较低且差距不大。但从长期的历史趋势来看，当地的人口外流规模极为庞大。对此，必须要从一个更长时段的历史时期来加以考察。

从年龄结构来看，当地显然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在鹿田里，15岁以下的人口比重仅为9.0%，不到总人口的10%，而超过65岁的人口比例则达到了23.2%。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鹿田里仍有平埔族群人口2人，这在已经完全闽南化的台南地区颇为难得。在实地访谈中，有部分受访者也认为，目前的在地居民均为汉人与平埔族群融合的结果，平埔族群对于台湾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当然，从当下来看，台湾少数民族在当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影响已经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了（见表1-5）。

笔者所调查的鹿村，是鹿田里五个庄头之一，人口情况与前述统计资料的基本趋势并无什么差异。根据笔者的实地调查，目前在鹿村居住的村民基本上是两类：一是年纪较大的老人；二是果农。而大多数的年轻人现在都选择到玉井、台南以及台北、高雄等地发展。在笔者得到的一份鹿村江氏派下员的基本情况表上，有63户村民填写地址在鹿村，其余居住地址均在外地。如果依据这份资料，那么目前鹿村江氏族人应该有184户，其中仍然在鹿村居住的只有63户，占比为34.24%；而其他121户江氏族人均已迁往外地居住，外迁率达到65.76%，接近总数的2/3。其中，有7户迁往本里其他聚落（均在油车），占外迁户数的比重为3.8%；外迁到本区其他里的户数有12户，占比为6.52%；外迁到玉井（距离最近的中心城镇）的有14户，占比为7.61%；外迁到台南（距离最近的大型城市）的有44户，占比为23.91%；外迁到高雄（距离最近的特大城市）的有20户，占比为10.87%；外迁到台湾其他县市的有24户，占比为13.04%。总体上看，鹿村江氏族人外迁地以台湾南部城市为主，尤其以台南、高雄两地居多，而到台湾北部的数量明显较少（见表1-6）。

在实地调查期间，并没有关于鹿村江氏聚落的长时段人口统计资料。从访谈来看，一个基本的趋势是鹿村在1971年左右经历了一个人口变迁的重要关口，当地人口从不断增加的趋势转变为日益外流，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对此，笔者找到了鹿村所在楠西区的历年人口统计资料，从中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人口变化趋势（见表1-7）。

从图1-7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1970年之前，楠西当地的人口呈现显著上升的趋势，并在1970年达到最高值。而在此之后，楠西人口则持续外流，大量的年轻人纷纷到台南以及台北、高雄等大城市工作定居，而很少留在楠西当地。从访谈情况来看，鹿村的人口演化趋势与楠西区无异，甚至更为明显。如今，在鹿村实际居住的住户只有不足百余人，与20世纪7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在鹿村居住者大多为老人，随着老人逐渐离去，其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减少。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鹿村的常住居民很少，但是在一些重要的时节，很多外出定居的江氏族人还是会选择返乡。其返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看望老人。尽管大多年轻人在外定居，但是仍有一些老人居住在鹿村，遇到周末或者节假日，年轻人会不定期返乡看望老人。二是返乡“拜拜”。“拜拜”是台湾人祭祀行为的口语化表述。由于大多数人的祖牌都在江氏祠堂的公妈龛中，因此每逢重要节日，年轻人都会返乡祭拜祖先。而根据实地调查来看，在清明、端午、重阳、除夕这些重要的节庆日，由于返乡祭祖的原因，是鹿村最为热闹的时刻，与平时安静、萧条的景象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