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对象和理论依据

1．研究对象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语篇中的言说类话语标记。

这里的言说类话语标记即指含有言说词的话语标记（如“我说”“你说”）。言说类话语标记在言语交际中使用频率较高、运用范围较广，因此它的语义、句法、语用功能及其动态性等更值得我们进行考察和研究。

我们这里所说的“语篇”，采用胡壮麟的说法，指任何不完全受句子语法约束的在一定语境下表示完整语义的自然语言，既包括口语也包括书面语。因此可以说，语篇是语言交际的手段和结果。胡壮麟在《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一书中给语篇的定义是：

本书所谈的语篇是广义的，既包括“话语”（discourse），也包括“篇章”（text）。它可以是一个词，如发生火情时有人呼叫“火！火！”；它可以是一个短语或词组，如上海街头小贩们的吆喝：“五——香——茶叶蛋！”；它可以是一个小句，如在公众场所挂着“禁止吸烟”、“此路不通”那样的告示；它可以是一副对联、一首小诗、一篇散文、一则日记、一部小说（三部曲或其中的章节）……它也可以是一句口号、一支歌曲、一次对话、一场口角、一次长达两三小时的演讲。

因为语篇是“活”的语言，是人们在言语交际中使用的语言，因此，研究活的语篇中的言说类话语标记更具有现实意义。

2．理论依据

2.1 语义语法理论

“语义语法理论”是邵敬敏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法研究理论框架，该理论继承了以吕叔湘、朱德熙等为代表的中国语法研究的优秀传统，遵循从意义到形式的研究思路，主张以语义为语法研究的出发点和重点。该理论认为汉语语法的最终研究目的应该是揭示“语义的决定性、句法的强制性、语用的选择性和认知的解释性”，其中“语义的决定性”是汉语语法研究的出发点和重点。鉴于长期以来，句法结构中的语义研究没有得到充分的足够的重视，现在需要特别强调这一方面的研究；“认知的解释性”则是需要进一步追求的更高目标。

该理论还指出，词与词的组合不是随意的，而是由双方的选择性所决定。句法语义的双向选择性原则至少应该由三个子原则构成：一是语义的一致性原则，即两个词语如果能够组合成为一个语言结构，那么，它们必定具有某个或某些相同的语义特征。否则两者是无法组合起来的。这样也就能够合理解释一些比较难以解释的语言现象。二是语义的自足性原则，即在一个句法结构中，词语的组合必须在语义上得到自足，否则，即使形式上两者是可以组合的，但是实际上却是不合法的。三是语义的决定性原则，即区别一个句法结构属于什么性质，决定性因素是语义，而不是形式。“语义语法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形式和意义、共时和历时、静态和动态、事实和理论、描写和解释”等相结合的双向研究。

言说类话语标记的研究同样离不开语义、句法及语用等层面的立体研究，虽然话语标记的语义虚化，甚至失去真值语义，但是它所表示的态度等语气还是与它的语法意义密不可分的，也同样跟它所在的句法结构有密切的关系。言说类话语标记的研究方法更是注重“形式和意义、静态和动态”等的双向研究方法。

2.2 衔接与连贯理论

衔接和连贯是语篇研究的重要内容。对言说类话语标记的研究离不开衔接和连贯理论的运用。韩礼德（Halliday）首次提出“衔接”的概念。1976年，Halliday和Hasan出版了Cohesion in English 一书，书中他们认为，衔接就是“存在于篇章内部，使之成为语篇的意义关系”（The concept of cohesion is a semantic one; it refers to relations of meaning that exist within the text, and that define it as a text）。也就是说衔接是一种语义上的联系。他们认为，在话语中，一个句子内在的某些词语与上下文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书中还系统描述了各种衔接手段，把语篇的衔接机制由语篇内部扩大到语篇外部，把语篇与语境的衔接，语篇连贯与心理认知因素等联系起来，认为衔接成分是通过深层的语义关系来实现语篇的连贯。Halliday和Hasan把英语中的衔接分为五大类：

①照应（reference）：通过代词、比较结构等实现上下文的衔接；

②替代（substitution）：用替代词（do, one, same）替代上下文中的另一个或几个词项；

③省略（ellipsis）：用省略形式实现上下文的衔接；

④连接词（conjunction）：利用关联词等实现语义上的衔接；

⑤词汇衔接（lexical cohesion）：指通过词的同义、重复、反义、上下文、互补、同现等词汇间的语义关系实现语义上的连贯。

后来黄国文把它分为语法衔接和词汇衔接两类，语法衔接为前四类，最后一类是词汇衔接。语篇中的衔接与句子中的衔接不同，是跨越句子的句际关系，是通过语篇的表层关系形成的。可见，衔接手段是实现语篇连贯的重要条件。

“连贯”这一术语的提出者是威道森（Widdowson），他把衔接看作由句子表达的命题之间的显性关系，把连贯看作言外行为之间的关系。黄国文给连贯下的定义为：“连贯指的是语篇中语义的关联，连贯存在于语篇的底层，通过逻辑推理来达到语义连接；它是语篇的无形网络。”语篇的连贯标准以及如何连贯一直是话语分析的重大课题。Halliday & Hasan认为衔接是产生语篇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Cohesion is a necessary though not a sufficient condition for the creation of a text）。在语篇的生成过程中，交际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适当的衔接手段，来加强语篇的连贯性。关于衔接和连贯的关系问题，语言学家一直存有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衔接在连贯中的作用问题。

言说类话语标记作为语篇的一种重要的衔接与连贯手段，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促进语篇的上下衔接与连贯。“衔接连贯功能”是言说类话语标记的一个基本功能。人们在交际中，交际双方总会设法做出努力，使话语保持连贯，以达到交际的目的。言说类话语标记的作用正是保持后续话语与前述话语之间的语义连贯。

2.3 其他相关理论

2.3.1 语法化理论

法国语言学家A．梅耶（A. Meillet）在《语法形式的演变》中最早提出“grammaticaliation”（语法化）这一术语，来描写一个词汇形式如何演化成一个语法标记。国内系统的语法化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沈家煊的《“语法化”研究综观》和孙朝奋的《〈虚化论〉评介》两篇语法化研究综述文献的发表引起了汉语语法学界的关注。汉语语法化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基于词汇/句子”的历时研究和“基于话语/语用”的共时研究两个方面。国内语言学者结合汉语自身特点对语法化的内涵提出不同的理解，沈家煊认为，语法化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为‘实词虚化’”。但是语法化和实词虚化并不完全相同；“语法化”侧重于表示一种语法范畴或者语法成分是怎样产生和形成的过程，如主语或者宾语等语法范畴，主格或者宾格标记等语法成分是怎样产生怎样形成的；虚化侧重于词义由实到虚的变化，因此语法化应该比实词虚化的范围广。而在汉语中语法化的情况非常复杂，涉及面广，关系到的对象数量大，有实词变为虚词的虚化，有词义较实的实词向较虚的实词转变的虚化，还有虚词向更虚的虚词或词缀成分转变的虚化，是个不断变化的连续统。本书在研究中对语法化和虚化的内涵不作区分。

刘坚等将诱发影响语法化的主要因素归纳为四个方面：句法位置的改变、词义变化、语境影响、重新分析等。沈家煊归纳为隐喻、推理、泛化、和谐、吸收等；石毓智、李讷归纳为类推和重新分析等。

前贤对话语标记已有的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话语标记由语法化而产生, Traugot的论著详细考察了大量英语副词的语法化过程，揭示出“小句内副词→句子副词→话语标记”这样的语法化链。可以说，话语标记的形成与语法化、主观化密切相关。孙利萍考察了答语标记“可不是”语法化历程，指出“可不是”原先是一个具有实在意义的表否定短语，通过一定的语法化过程演变为不再具有实义的表示应答语用功能的话语标记。

2.3.2 词汇化理论

“词汇化”（lexicalization）是Kurylowicz首先提出的，他认为，“词汇化”是跟语法化相反的一种演变过程。吴福祥指出“词汇化”是指虚化程度较高的成分变为虚化程度较低的成分，“词汇化”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词汇化是指一个非词汇的语言成分（如音系成分、语义项、句法成分、形态成分以及语用成分）演变为词汇成分的过程，狭义的词汇化只指语法成分（形态标记、虚词以及结构式）演变为实义词的过程；国内词汇化研究主要指广义词汇化研究；学界把制约词汇化的因素和条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语言接触、语用动因、心理认知动因以及语言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

目前在词汇化研究方面成果较为突出的是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是系统研究词汇化的专著，把词汇化定义为“短语等非词单位逐渐凝固或变得紧凑而形成单词的过程”。董秀芳指出，汉语中一些话语标记是词汇化的结果。据我们观察可知，如答语标记“可不是”、表推测的话语标记“说不定”等的形成就是词汇化的结果。又如“对了、好了、行了、算了、我说”“完了”“我看、你看”“回头”“不是”“你知道”等。

词汇化与语法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在一个语言结构的演变中常常很难把词汇化和语法化二者分得一清二楚，或者是共时角度、历时角度，或者是演变过程、演变结果，或者是形成的动因和机制等方面都很难将语法化和词汇化二者区分开来。董秀芳考察了“谁知道”和“别说”的形成过程及语用功能，并指出在话语标记的形成过程中词汇化和语法化密切相关。二者的这种密切联系表现在，词汇化和语法化二者的演变结果可以完全一样，比如话语标记“据说”最初是两个词“据”和“说”组成，最终成为一个词再形成话语标记是词汇化的结果；话语标记“好”本身是一个有实在意义的词，最终演变为没有实在意义的话语标记，是语法化的结果，可见语法化和词汇化的结果可以是一样的，都是最终演变为话语标记。词汇化和语法化二者也可以是在同一语言形式上相继进行，比如话语标记“说不定”最初是一个短语，然后演变成为一个动词，这是词汇化过程；作为一个词的“说不定”进一步演变最后成为话语标记，这是语法化过程。因此，话语标记“说不定”的形成过程既发生了词汇化也发生了语法化，是属于同一语言形式上语法化和词汇化二者相继进行。

2.3.3 原型理论及非范畴化理论

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是认知语言学提出的重要观点。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认知心理学家Rosch通过对鸟、水果、蔬菜等10个不同范畴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原型理论，这种理论认为，范畴不是通过充分和必要条件建立的“完形”概念；范畴成员之间具有互相重叠的属性组合，形成家族相似性；范畴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范畴内成员的地位是不相同的，有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之分。

言说类话语标记范畴内部的成员同样有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之分，成员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作为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典型特征。

非范畴化这个概念最早由Hopper和Thompson在1984年提出来，主要用来解释词的范畴属性的动态性。刘正光对非范畴化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指出，非范畴化（decategorization）指在一定的条件下范畴成员逐渐失去范畴中典型特征的过程，并在考察名词和动词的非范畴化的基本特征时指出，名词或动词在非范畴化过程中表现出以下四个特征：语义抽象或泛化、丧失形态标记或句法限制条件失效、承担新的功能、范畴身份发生转移。方梅把这种现象称为去范畴化，并指出，从已有的跨语言的研究来看，非范畴化具有下面几个主要特征：（一）语义上，以语义泛化或抽象化为前提；（二）句法形态上，失去范畴的某些典型的分布特征，同时也获得了新范畴的特征；（三）在语篇功能方面发生扩展或者转移。

一些言说类话语标记的形成过程是逐渐失去范畴中原型范畴特征的非范畴化过程，如英语的话语标记“in fact”“I think”等的形成就是非范畴化的结果，汉语的言说类话语标记“顺便说一下”的形成与“一下”的非范畴化有密切的关系。

2.3.4 主观性与主观化理论

主观性（subjectivity）是指语言的这样一种特性，即在话语中多多少少总是含有说话人自我的表现成分；也就是说，说话人在说出一段话的同时表明自己对这段话的立场、态度和感情，从而在话语中留下自我的印记。吴福祥指出，语言不仅能表达主观性，而且还常常表达交互主观性。主观化（subjectivisation）则是指语言为表现这种主观性而采用相应的结构形式或经历相应的演变过程。语言学家对主观化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研究主要侧重历时和侧重共时两种取向，前者以Traugott的“语法化”（grammaticalisation）研究为代表，后者以Langacker的“认知语法”为代表。Traugott认为主观化是语法化的一个重要机制，她从历时的角度看待主观化，认为主观化是一种语义-语用的演变，即“意义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说话人对命题内容的主观信念和态度”。Traugott认为主观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强调说话人的语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e）过程，语用推理的反复运用和最终的凝固化，就形成主观性表达成分。Langacker是“认知语法”的开创者，他从共时的角度看待“主观化”，从认知出发把“主观化”定义为：将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从客观轴调整到主观轴。

言说类话语标记体现的是言者对话语的主观评价、态度、情感等，因此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话语标记的这种主观性通常是主观化的结果。

除了上述理论外，本书用到的理论还有言语行为理论、相似性理论、标记理论、礼貌原则等，篇幅所限，此处不再一一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