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数字经济研究大军：一杆大旗，多路人马

从我们关注数字经济开始，就发现已经有很多的研究机构对此展开了广泛的和不同角度的研究，如图1-3所示。其中著名的参与者既包括了马克卢普、波拉特、范里安等一批学者，也包括了美国商务部等官方机构，还有G20、OECD等国际组织，同时也有麦肯锡（McKinsey）、埃森哲（Accenture）等国际咨询机构的身影，更不乏高德纳（Gartner）之类的信息技术研究机构的参与。近年来，国内的阿里、腾讯等大型信息技术企业也开始跻身这一队伍。

国内主要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对数字经济的研究，既有专家学者，也有研究机构参与。2010年以来，我国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取得了重要进展，“数字经济”的概念内涵再次演进和丰富，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其研究的热潮。

要对一个概念进行全面的理解，就不能忘记这个领域的拓荒者和继任者。我们将在众多研究的巨人肩膀上，形成对数字经济的界定。赛迪智库（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作为国内信息产业领域的重要智库，近年来在“数字经济”领域开展了一系列跟踪研究，参与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信息经济”课题研究，并获得国家发展改革研究成果奖；参与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数字经济”相关课题研究，参与了中国信息化百人会的国内首份“信息经济”报告撰写，并在所承担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有关“互联网+”行动工作中一直跟踪我国数字经济最新实践，在数字经济研究中积累了广泛经验，相信本书对数字经济的定义将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

1.2.1 国际机构和组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囊括了欧美主要经济体，同时也吸收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亚洲、大洋洲国家，是全球经济组织中最具代表性的组织之一，常年关注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问题，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广泛影响力。OECD持续跟踪数字经济的最新进展，将其设置为常态化议题。2011年，OECD对数字经济进行测算[15]，从互联网普及率、宽带（移动宽带）、（移动）应用活跃度、云计算、大数据价值、电子商务、信息产业贡献率和创新性、创业企业、风险投资、就业、隐私、数据安全等方面进行调研和数据统计，以此评判OECD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2015年，OECD对数字经济进行了最新展望[16]，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相当大的潜力，明确指出其在固定和移动网络基础设施、移动通信的无线频谱资源、企业的信息技术和网络应用、基于合作的新商业模式、数字经济在消费者中的普及等5个方面存在发展空间。

G20作为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关注对全球经济合作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议题，十分关注数字经济的最新进展。2016年召开的G20杭州峰会对数字经济进行了新的界定，认为数字经济是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联合国（UN, United Nations）高度关注数字经济的发展，从2005年开始连续发布“信息经济系列”（Information Economy Series）报告，每期分别以不同的主题开展数字经济/信息经济最新发展的讨论，其主题涵盖电子商务、科技发展、ICT企业与贫困、ICT与私人部门发展、国家软件系统和云计算等领域，探讨了数字经济的形态及其所带来的广泛的经济社会影响。联合国“信息经济系列”报告内容梳理见表1-1。

以上重要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行为实践代表了全球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关注度。实际上，各个国家对数字经济也是高度关注，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纷纷做出了表率，第3章将从国别层面详细分析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

1.2.2 美国商务部

美国商务部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因此，本书将对其进行单独的描述。这是基于美国商务部对数字经济理论和实践的推动层面，将独立于第3章中对于国别的数字经济研究。早在20世纪中叶，美国商务部就开始关注数字经济（或信息经济）的发展，资助了波拉特等学者的研究，并从一开始就关注数字经济理论的政策含义，这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实际上，不论数字经济在理论上是否已经获得真知，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它确实已经让全人类感受到了它的存在，并对经济社会决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总统府听从波拉特的建议，新设了电气通信政策局，后虽撤销，但仍然在美国商务部设置了相应机构，与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等共同形成早期的数字经济政策决策机构。

20世纪90年代末期，商务部逐渐将研究主题从“信息经济”转移到“数字经济”。美国商务部在1998~2003年连续5年发布“数字经济”报告，2010年起发布3期“数字国家”报告，2012年发布“数字政府”报告。1998年美国首次将数字经济概念从学术层面带入政策领域。美国商务部自1998年开始连续3年，公布了3份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报告(1998年的《浮现中的数字经济》、1999年的《新兴的数字经济》、2000年的《数字经济2000》)，对信息技术产业的经济表现进行说明，就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及劳动市场的影响进行分析，对正在浮现中的电子商务进行专门的描述。

1.2.3 知名咨询机构

（1）麦肯锡

麦肯锡为数字经济构建了衡量指标体系，建立了行业数字化指数，即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产业化数字指数，包括数字资产、用法和劳动力3个方面。该指数反映企业的不同部门在数字能力方面的投资或开支情况、对数字技术的部署、内部流程的自动化、建设数字技术的劳动队伍以及工作自身的数字化，为数字欧洲提供衡量标准。麦肯锡对中国的6个重要行业的数字化进行了分析[17]，认为消费电子、汽车、化工、金融服务、房地产、医疗卫生这6个行业中互联网的经济贡献率将于2025年分别达到14%~38%、10%~29%、3%~21%、10%~25%、-3%~6%、2%~13%，如图1-4所示。总的来说，互联网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将从2013年的7%上升至22%，提升GDP增长率0.3~1.0个百分点。

（2）埃森哲

埃森哲认为，数字经济是指各类数字化投入带来的全部经济产出，即涉及数字技能和数字化资本的经济活动。根据埃森哲自创的数据统计模型，数字经济在世界经济的占比将达到22.5%，成熟经济体的数字技术将贡献28%。其中，美国比例为33%，位居第一，随后是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荷兰、巴西、西班牙、日本、意大利。据埃森哲统计及预测，2015年，数字经济在中国GDP的占比为10.5%，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将会达到13.3%。在11个样本国中，中国排名最后。

（3）高德纳（Gartner）

高德纳作为IT领域的全球知名咨询机构，对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进行着持续深入的研究。Gartner提出了新信息经济学（Infonomics）理论[18]，认为信息是企业的资产，具有可量化的潜在价值和实现价值，应当作为资产计入到企业账目中，因此，企业的目标应当将信息价值最大化，使用信息安排IT预算和业务计划，而信息本身也应当遵循资产的管理办法。简言之，Infonomics关注于信息的资产属性，提出对信息的核算和管理所应当遵循和其他企业资产相同的规章制度。

1.2.4 大型信息技术企业

我国针对数字经济的研究机构起步较晚，因为我国的信息技术发展本就晚于欧美几十年。从20世纪50~60年代欧美日处于“二战”后的“黄金时代”起，直至20世纪70~80年代电子计算机的爆发式发展带动半导体的崛起，硅谷等信息技术创新地应势兴起，而中国彼时仍然经历着传统的计划经济，未曾建立技术驱动型的半导体行业，发展较为缓慢。然而，近年来我国互联网的加速发展，促使我国大型IT企业也跻身到对“数字经济”这一新兴形态的研究课题中，以下以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企业作为代表分析。

（1）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作为我国和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巨头，自从开始业务转型以来，高度关注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带来的经济形态变化，其研究机构阿里研究院对数字经济、信息经济、新经济、“互联网+”[19~21]等新概念都有过系统的研究，并佐以阿里巴巴掌握的中国“新零售”和互联网金融等数据进行分析，有助于提升对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的认识和理解。

（2）腾讯

从2015年开始，腾讯紧抓“互联网+”行动的概念和理念，加强对数字经济的关注和研究。马化腾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近年来也多次提出相关议案[22]，呼吁对数字经济发展引起重视。相较于阿里巴巴，腾讯对数字经济的关注更偏重于社交媒体和社会变革。2016年，腾讯[23]通过结合自身以及京东、滴滴、携程、新美大的数据，对我国351个城市的“互联网+”进行了指标分析，针对互联网在技术和市场基础、产业、创新创业、智慧城市等领域的融合发展进行了量化分析，绘制了当前我国区域（城市）级数字经济发展的图谱。

以阿里和腾讯为代表的战略研究的优势在于充分结合企业的数字资源。这些数字的所有权虽然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可以为收集和处理这些数字的企业所用。此外，这些研究反映了较为真实和鲜活的现实，并且持续更新，为研究中国数字经济积累了重要资料。但作为国际化的“数字经济”议题，不仅需要站在超越企业的立场上，甚至需要客观的第三方立场，作为“运动员”的企业们在这些问题上往往具有敏感度。由于企业研究必须首先要服务于企业的战略要求，研究成果往往会受到企业中期或短期战略的影响，不论是在技术趋势研判、业务类型或数字经济的社会影响评估等方面，都会不自觉地体现出一定的倾向性。

1.2.5 未来学家

数字经济是如此新鲜和生动，引起了背景各异的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由于数字经济的未知性和跨界性，这些学者中不仅有数字技术或信息产业的从业者和研究者，还包括了范里安（Hal Varian）、夏皮罗（Carl Shapiro）[24][25]等知名经济学家，也有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26]之类的社会学家，但最为突出的是一批被称为“数字未来学家”（Digital Futurist）的研究者，在这个信息数字化和信息爆炸的时代，他们以其快速的信息获取、信息整合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创造力著称。

数字未来学家具有敏锐的嗅觉，对数字经济所带来的变化进行描述和总结，深信数字经济对当前经济社会乃至人类心理、生物等方面具有革命性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未来学者就开始预测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未来世界，未来学者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凯文·凯利[27~29]，其《失控》一书将科幻和现实连接起来，将演化生物学、计算机、经济学、组织理论、文学和艺术等不同学科不可思议地结合了起来，旁征博引地描绘未来世界的迹象，并对未来的人类生物形态、经济形态、组织形态等进行了大胆预测。这本书虽然在内涵和范围上远超过数字经济的范围，但是构建了至今最广泛和科幻的数字世界，它与凯文·凯利其他思想一起，突出了信息技术等科技对人类经济和社会的改造，并且这种改造是不可控和必然的。

另一个广受赞誉的未来学家是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几乎与凯文·凯利同一时期，泰普斯科特开始关注数字经济，并发表了一系列著作[30~33]，创立了“新范式”（New Paradigm）智库，诠释了数字经济对商业、企业、政府带来的变革性影响，特别是对数字经济的新特性进行了概括，它们是知识（性）、数字化、虚拟化、分子化、一体化、去中间化、聚合（性）、创新（性）、产销合一、即时性、全球化、非协调性，这在20多年前无疑十分具有创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