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从这里出发

第一节 现实的召唤

城市与文化，可以说从起源阶段起，它们就像一对孪生姐妹。它们互相促进和规定、限制着彼此的发展与变化。美国城市人本主义者刘易斯•芒福德甚至认为城市的文化功能要比城市本身的形成更早。不管怎样，在人类考古的文化堆积层中，每一代人在城市里留下遗迹的同时，也创造着属于自己特定的时代和地域特征的城市文化。自古以来，人类一直憧憬着理想家园，无论是神圣的“新耶路撒冷”、“上帝之城”、“基督城”，还是世俗的“理想国”、“乌托邦”、“太阳城”，它们都与城市生活、城市文化理想有着紧密的联系。而都市作为人类最高级的生存和活动空间形态，它所创造的文化更对人类文明发展起着引导性的作用。如汉代都城长安一首歌谣《城中谣》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又如王士性曾记明代大商业都市苏州的情形说：“姑苏人聪慧好古，亦善仿古法为之，书画之临摹，鼎彝之冶淬，能令真赝不辨。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这表明都市文化对社会文化心理、消费时尚，乃至于社会经济形态等各个方面都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20世纪的大都市结构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单体都市向多中心、多层次、横跨巨大空间的“都市群网络”发展。都市群已成为今天都市空间发展的典型模式。按照法国著名地理学家简•戈特曼的划分，至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就已有了6个大都市群，而以“成对”分布的大都市带区域在今天的美国也出现了。在城市化发展越来越快的当今中国，一些比较成熟且颇具规模的都市群也初步形成，如环渤海都市群、江南都市群（又称长江三角洲都市群）、珠江三角洲都市群等。都市群在中国的兴起说明了一个问题，即都市对人们的生活越来越重要，已经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而都市群出现的意义是：一方面改变了人们生存活动空间的形态，另一方面它还对人类文明形态的发展模式产生了新的推动作用。它所带来的绝不只有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飞速增长与经济的日益活跃，它更导致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情感方式乃至文明系统的产生与盛行。这种新变化需要都市人从个体行为模式到主体精神做出相应的应激反应。个体对都市的感知、理解、想象都与已往熟知的传统经验和现实基础有了不同，无论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应对、处理社会刺激的经验与方式都与传统大不一样。新情景下的一切已无法简单地按照以往的陈旧经验来认识和处理。因而其在人们的文化心理和社会文化模式上所引起的深刻变迁就尤其值得关注。这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都市人的行为心理和文化创造活动具有积极意义。

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开放努力，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都市群在中国江南地区已经初具规模，成为我国第一个相对成熟稳定的都市群体，并向国际化大都市群迈进。当代江南都市群的高度发展，为江南城市文化、教育、艺术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深厚的精神财富。其形成的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体系与鲜明区域文化传统，特别是近20年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形成的联系更加密切的都市共同体，都要远远高出中国其他区域城市文化发展的现状。这可以为中国其他地区的城市建设提供重要的本土经验与示范性意义。然而江南都市群在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例如环境的严重污染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人口与都市空间的过度拥挤，文化生产与消费的粗俗化、平面化与过度商业化，等等。这些问题也是当前我国其他区域都市群建设需要认真对待和引以为鉴的历史教训。

社会的发展总是需要我们不断去总结与研究它的历史经验与现实教训，以便为当下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当代江南都市群的高度发展为江南都市文化研究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和实践，同时也急需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研究来为江南都市群的进一步健康和谐发展提供智力和精神资源的支持。只有系统深入地研究江南都市的文化精神资源，从历史渊源和文化精神现状上找出江南都市发展的有机模式，才能更好地为当下江南都市群的建设发展提供最有力的支持。但根据目前江南都市群研究的现状来看，其成果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城市规划这两块，而对江南区域特有的人文地理、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等文化发展问题重视不够，对涉及江南都市文化发展层面的研究，也主要偏重于消费文化、都市流行时尚文化的研究。关于江南都市群内部文化的多元形态、历史生成以及区域文化统一性对江南都市群发展的深刻影响，这样的研究少有人涉及，即使有也是零星而不够系统深入，缺乏应有的理论解释框架。从而我们有必要拓展其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把对江南都市的文化研究真正转向对江南都市文化内在结构和精神资源系统的内部研究上。在解释理论上，传统的做法也主要是借鉴西方理论资源，而缺乏符合江南都市文化传统本质特征的系统理论解释框架，因而有必要尝试建立一种相对符合江南都市本身运作机制和文化特质的理论框架，这是非常有意义和必要的。当代社会是高度全球化和强调本土特色的时代，无论是面临全球化竞争还是发展本土地域文化，都离不开对本土精神文化资源的发掘和阐释，因此，江南都市只有发展出真正具有其地域特色的都市文化，才能在世界文化的大舞台上独树一帜，才能形成具有深远内涵的地域文化特色。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以诗性文化的理论方法和视角考察和阐释江南都市文化，是近年才逐渐新辟的一种研究方法，而对江南都市文化这一对象的研究也较少有人专门涉及。尽管如此，与这一研究领域接近或交叉的研究，已为许多学者所广泛而深入地展开，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前人的研究成果是我们展开新研究的知识与理论的基础，也是我们拓展新视野的必要借鉴和鞭策。而前辈研究者的丰硕成果，难以一一详尽阐述，不免挂一漏万，在这里仅作简要叙述。

一、都市群研究

对都市群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并于20世纪中期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受都市发展现状的制约，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才开始对都市群（都市带）进行研究，并逐步取得了一些成果。由于我们在第一章将就都市群概念作详细分析，关于国内外都市群研究概况部分的学术综述将放在下文叙述，此处略而不述。下面我们只对江南都市群的研究概况作一概述。

2000年后，随着长三角地区城市化快速发展，江南都市群的形成与不断完善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广泛而深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也逐步展开。其中关于中国都市群发展的一系列报告也相继出台，如万斌的《2005：中国长三角区域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孙海鸣、赵晓雷的《2005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及统筹发展》（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和景体华的《2005—2006：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等。张兆安的《大都市圈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兼论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则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启迪入手，论证了大都市圈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模式，并且对全球都市圈兴起与发展的条件、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剖析与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这些研究展开了对中国都市圈兴起与发展的基本评价，并且对中国大都市圈的发展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

在对长三角都市群一体化研究的同时，对其内部大都市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也在深入进行。如张灏瀚的《上海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构筑中国经济战略主干线》（《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增刊），徐伟荣的《长江三角洲与环太湖城市圈》（《江南论坛》2003年第7期），刘中起、张伊娜的《长三角地区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基于经济的空间扩散与交通轴的分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6年第1期）和陆立军、朱海就的《关于上海大都市圈建设的几个问题》（《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7期）等。晓琳的《长三角打造世界第六大都市圈》（《华东科技》2003年第7期）和孙逊的《我们离世界第六大都市群有多远》（《南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4期）两篇论文，则对长三角都市群的国际化发展做出了大胆的探索性研究。但总体上说，将江南都市群国际化问题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研究目前还比较少，许多研究者只是在相关课题中附带地涉及。

古代江南城市因其数量多、规模大、类型全、联系紧密等特点而构成明清时期全国特有的庞大城市群体，长期以来备受史学界的关注。尤其是20世纪最后25年以来，论著更是源源不断地推出，探讨涉及了江南城市问题的诸多方面。但研究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区的市场形成和市镇布局上，而对江南都市群的历史源流的关注不够。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施坚雅等人对中国近古时代的城市发展状况的研究所提出的大城市区域中心发展概念，印证了江南地区城市区域共同体形成的过程和发展特征。陈国灿等在对南宋浙江城市做出系统研究之后，首先在国内提出了江南城市群为一个完整城市体系的概念。如陈国灿的《宋代江南城市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陈国灿、奚建华的《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是这方面较为典型的研究著作。

关于江南市镇的分布向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傅衣凌、樊树志、陈学文、斯波义信、李伯重、龙登高、周生春等人对江南区域经济和市镇研究的成果，都鲜明地将江南城市发展的模式和经济特色勾画出来。对江南城市城区经济功能的分布研究，则以王卫平和李伯重等人的研究成果为代表。如王氏对苏州进行研究后认为，苏州城市东北部是丝织专业区，西北部是工商业中心区，西南部是政治中心区，东南部则自清中叶以后逐渐成为新兴商业区（《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总的来说，这些研究都只是就某一时期江南城市分布的特征做出探讨，而对其形成的历史源流则没有涉及。关于江南地区城市化、城市人口的探讨，取得的成果也比较丰硕。如李济贤的《明代苏、松、常地区户籍人口消长述略》（《明史研究论丛》（第4辑）1991年），考察了明清时期苏、松、常三府的人口消长状况。又如范金民的《明代南京经济探析》（《江海学刊》1986年第3期）、《清前期南京经济略论》（《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第4期）对明清南京人口与城市化予以了深入探讨。城市人口的比重是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指标，不少有关人口的研究，是为了探讨明清江南城市化的程度。王卫平的《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就辟有专章探讨明清江南的城市化水平。

此外，以刘士林为主将提出的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进程论近年来逐渐为国内学者所接受，成为国内都市化研究的新动向。刘士林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都市化进程的影响并不限于数量有限的都市人口或几个国际化大都市与城市群；在现代化的交通与信息技术条件下，都市不仅成为一般中小城市乃至乡村竞相模仿的中心，而且其自身在发展中所有的优点与存在的问题，也都超越了都市空间乃至于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以及需要认真思考的世界性问题。都市化进程使人类个体与社会在整体上出现了“都市化”倾向，从主体角度讲，是人自身被再生产为“都市人”。在当代，一个人可能并不直接生活在大都市中，也可以对城市生活方式持激烈的批判与否定态度，但无论是现实中的衣食住行，还是在更高层的文化消费与精神享受上，他不仅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相反，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并充满着严峻的现实意味。从对象角度看，都市社会环境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与个体存在的最新空间形态。刘士林先生在这方面的理论成果主要有《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界定及其人文研究路向》（《新华文摘》2007年第9期）、《都市化进程论》（《学术月刊》2006年第12期）、《暮色中的工厂：都市化进程中的审美景观生产》（《人文杂志》2007年第2期）、《契合都市化进程》（《社会科学报》2007年5月10日）、《都市化进程与现代科学的人文价值生产》（《浙江学刊》2007年第3期）和《人口的都市化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等。

二、都市文化研究

在都市文化的研究方面，西方社会进行得比较早和深入。西方社会学对城市研究及城市文化的关注，从滕尼斯的《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和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关于城乡文化的比较，到马克斯•韦伯的《城市》对城市文化的关注，再到西美尔的《城市的精神生活》对都市文化的研究，西方很早就由城市与乡村的文化模式研究转向都市人的精神心理研究。而从帕克的《建议对城市环境中的人类行为进行调查》和路易斯•沃斯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到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文化》，西方都市文化研究则由都市生态、都市人群的生活方式的研究发展到都市文化模式的研究。又从瓦特•本雅明的《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到珍妮•雅各布森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再从大卫•哈维的《都市经验》到爱德华特•库鲁帕特的《城市人》和沙朗•佐金的《城市文化》等，则形成了以大都市为对象的特殊研究。这些著作使得西方对于都市与都市文化的研究，从理论建构到经验分析都取得了显著而系统的成果。

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开始得比较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起步，其研究主要体现在“文化研究”中出现的大众文化、审美文化、影视文化、文化产业等方向。而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当代都市文化的最典型的表现形式。近年来中国都市和都市群迅猛发展，这使都市文化研究的研究领域得以拓展、成果凸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文学批评方向，如蒋述卓、李凤亮等发表了《城市的想象与呈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文学：涌向都市的潮声》（《粤海风》1998年第1—2期）等著作与论文，对“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审美意识培养”、“城市公民文化素质与现代人格培养”进行了探讨，认为城市文学应该成为都市人诗意栖居的精神方式，并提出建立“城市诗学”，从积极的角度肯定都市文学、都市艺术的生产对都市人审美意识、精神人格的塑造作用。其次是在文艺学、美学方向上，如高小康、刘士林等从1999年开始，将“文化研究”进一步凝聚在“文艺与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研究”上。高小康发表了《论文艺活动的都市化》（《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游戏与崇高——文艺的城市化与价值诉求的演变》（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文化市场与文学的发展》（《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3期）等著作与论文，开辟了从城市生活方式角度阐释文学与文化的新思路。刘士林发表了《阐释与批判——当代文化消费中的异化与危机》（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90年代的娱乐文化研究》（《新华文摘》2000年第8期）、《当代文化趣味的粗俗化》（《天涯》2000年第5期）、《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生态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等专著与论文，其研究涉及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比较、文学批评被文化批评取代、文化消费与城市精神再生产、城市文化研究的中国语境、都市文化与审美生态等方面。再次是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城市与都市文化研究。如孙逊、潘建国等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城市文化、近代小说与晚清上海书局等角度入手，发表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双城”意象及其文化蕴涵》（《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东京故事”》（《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清末上海地区的书局与晚清小说》（《文学遗产》2004年第2期）等论文，在城市生活背景与文化语境中阐释中国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与文学的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最后，涉及与国外都市文化比较，有尹继佐主编的《世界城市与创新城市——西方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和陈立旭的《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中外城市文化比较》（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著作，尝试着为中国都市经验寻找一种国际化的对比视野。

最新发展则是孙逊的《都市文化研究：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光明日报》2005年9月13日），首次对都市文化研究的性质、对象与意义进行学科定位。而刘士林的《艺术与长三角都市群文明》（《南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4期）和《艺术与城市文明》（《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高小康的《“双三角”图像与都市的非典型发展》（《南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4期），则将艺术与都市发展、都市发展的文化类型研究初步开展开来。这些研究成果，可以作为江南都市文化研究从研究领域到研究方法的借鉴。吴福辉的《关于都市、都市文化和都市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一次对都市文化研究的三大对象都市、都市文化、都市文学做了系统而简要的界定，明确了都市文化与都市文学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杨剑龙的《海派文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一文，对海派文学研究的研究状况作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而钱文亮的《都市文学：都市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变革》、耿波的《都市生活方式与都市审美文化》、曾军的《都市文化生产的主体阐释》（《求是学刊》2007年第3期），则探讨了都市社会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审美的关系，以及文化生产与都市主体的互动关系。

此外，以上海为中心的都市文化研究也颇有成就，成果丰硕。如李欧梵的《都市漫游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以杂文的形式对上海在内的一些世界大都市进行了文化观察，其《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一书，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了一种新都市文化与上海都市的生成关系。陈立旭的《都市文化与都市精神》（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则分析了现代中外文化生产与消费中心的文化模式的结构特征。其他如王唯铭的《叫喊的城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欲望的城市》（文汇出版社1996年版）和《上海七情六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从后现代的视野对上海都市文化进行了观察和思考。张琦编著的《北京人与上海人》（金城出版社2000年版）与杨东平的《城市季风》，则从性格、心理、生活行为方式等方面比较了北京与上海两大都市的文化精神与城市人的人格冲突嬗变。

文化城市与文化都市研究也是城市都市文化研究的新课题。文化城市是一种不同于“政治城市”、“经济城市”的新城市发展模式，它在更高层次上阐释了城市文明与社会的本质，使之超越了城市原始的防卫、商业等实用功能，突破了古代以“政治”为中心，现代以“经济”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模式。其核心是一种以文化资源为客观生产对象，以审美机能为主体劳动条件，以文化创意、艺术设计、景观创造等为中介与过程，以适合人的审美生存与全面发展的社会空间为目标的城市理念与形态。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是刘士林在研究中所取得的，如《建设文化城市急需解决三大问题》（《中国文化报》2007年7月17日）、《文化城市需要一个“操作系统”》（《社会科学报》2007年8月9日）、《从当代视野看文化都市》（《文汇报》2007年9月3日）和《文化都市的历史源流与当代阐释》（《学术月刊》2007年第12期）等论文。

三、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

近30多年来江南研究一直为显学，国内外有很多人已经对它的历史、文化、经济、宗教等方面做过专题性的研究。尤其在区域经济史、社会史与市镇研究方面的成果多如牛毛，难以枚举。这些著作对于了解历史上江南生产力状况和生产方式，江南人的生活习惯，风俗的形成、转换有积极的作用。如李伯重的《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严耀中的《江南佛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和江庆柏的《江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对江南的经济、历史、宗教、文化和家族等的研究。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及刘吉石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对江南市镇及其文化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江南市镇因交通方便、经济发达、信息灵通，吸引着邻近地区的士大夫知识阶层向其聚集，具备了知识相对密集、文化凝聚力强的特殊优势，从而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中心。其他从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化学和人类学等角度进行研究的著作，也可以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可行参考。如王家范的《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明清江南消费经济探测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从消费风气、消费结构的翔实描述入手，进而对明清江南的消费性质、消费效果、消费观念、消费政策等作了详细评估与深入的个案考察。罗仑主编的《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论述了明清苏州的社会风俗和社会生活，考察了诸如饮食业、副食品业、生活服务业、文化娱乐业等。王卫平在其《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中也考察了苏州市民的日常生活。

关于江南城市文化研究的成就更丰富的介绍，可以参阅范金民先生撰写的《明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举要（1976—2000年）》（《人文论丛》2003年卷）这篇长文。从城市布局、城市文化、城市经济、城市市场、城市商业与商人活动、城市功能与地位、城市人口与城市化、城市社会结构、城市社会组织、城市社会生活等10个方面，范先生以其深厚的学识与对江南文化研究的全盘把握，总结了25年内江南城市文化研究的显著成果，并做了清晰简要而充实的评述。可惜写作时间较早，近10多年来的成就无法进入该文视野。

四、江南都市文化研究的诗性文化阐释与理论建构

诗性文化的视角是江南文化研究的新视点，在研究方法、理论建设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江南都市文化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它确定了江南诗性文化语境和建立以诗性为本体的文化理论和阐释框架，极大深化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这一点在以往的江南研究中是不大被注意的。如刘士林的《江南文化的诗性阐释》（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西洲在何处》（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江南都市文化的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江南都市文化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江南城市与诗性文化》（《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等几篇论著，从学理层面上建构江南都市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为我们分析江南文化的审美—诗性本质与北方政治—伦理诗性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划分界限，使我们可以很好地对江南诗性文化内涵作出把握。他指出传统江南研究有两大显学：一是文献整理与研究，重在对各种江南传统文献作整理、汇编与诠释，而很少考虑用什么观念、方法与工具去从事整理与研究；二是历史学研究，其中又以经济社会史、区域文化研究为重点，如上文综述中我们列举的部分江南研究成果。与前者不同，尽管他们比较热切地关注与运用源自西方的新的观念、理论与方法，但由于中西城市在传统、形态与内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特别是在应用那些从西方城市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原理、方法与工具时，由于缺乏对其合法性与普适性的“先验批判”过程，因而它们在对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经验的阐释与研究中是否适合，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观念、理论与方法上存在的问题，会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学术研究的价值。由此可知，江南城市社会与文化研究能否顺利进行，关键在于能否建构合法性的“文化理论”与“解释框架”。

此外，刘士林还对什么是江南都市文化作了一个明确的界定。一是从历史传统上讲，它是以古代江南地区特有的城市空间为地理—人文背景而创造出的一种高度发达、独具个性的都市文化模式，与古代中国其他区域的城市文化在内在结构、表现形态、精神生产与消费方式等方面判然有别。二是在当代都市化进程影响下，以上海为首位城市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初步形成“世界第六大都市群”的同时，也使本地区固有的文化传统逐渐演化、发育出其当代形态。当代江南都市文化，既赓续着自身特有的文化传统，也深刻地融入当代世界之中，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单元，为江南都市文化的历史研究与现代阐释提供了对象与范围。这一理论确定的意义为：在学理上确定了江南都市文化研究的“微型叙事”与“地方经验”的双重特点，使中国民族特有的都市文化经验真实地呈现出来。这不仅有助于弥补西方相关城市文化理论在阐释中国时的不足与缺陷，也可为中国当代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一种具有“地方性知识”意义的参照框架。在实践上，将理论的着眼点直接与江南都市群发展的现实状况对接起来，与江南文化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这不仅可以解释江南地区特有的人文地理、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等直接参与江南都市文化的历史建构作用，也可以进一步关注其在更深的层次上对今天的江南都市及其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的影响。从学理上对中国诗性文化、江南诗性文化、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空间叙事作了分层，指出诗性文化在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的空间差异，主要是由南北不同的城市类型造成，而在江南城乡之间客观存在的“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则是江南诗性文化产生“城市”与“乡镇”两种形态的根本原因。把江南城市与北方城市、江南乡镇区别开，是我们正确阐释或建构江南城市诗性文化的最重要的前提。

以诗性文化为方法和视角的研究成果主要还有，李正爱的《鱼稻文化对江南城市生活的影响》，朱逸宁的《江南都市文化的源流及发生》，姜晓云的《研寻江南都市文化的美丽精神》等几篇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上的论文。以江南都市个体为研究对象的，有严明的《苏州城市文化心态的传承与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耿波的《金陵怀古诗中都市空间的产生》（《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以及严明的《苏州城市文化发展启示录》，李正爱、罗文红的《徽州盐商与扬州城市文化艺术》，查清华的《晚明苏州城市的人文形态——袁宏道诗歌文献的文化学考察》和朱逸宁的《花间词人与晚唐五代江南的城市文化》这几篇发表在《河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上的论文，以及林达•约翰逊主编的《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和朱逸宁的《南唐词人与江南都市文化的审美气质》（《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等论著。

总的来看，以诗性文化为切入点，从不同层面展示了江南都市生活与文化的独特存在与意义，对于解释当代江南都市文化发展的历史源流与精神实质具有积极的意义。而在阐释理论的建构上也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可行的理论解释框架与研究模式。这对于当代江南都市文化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