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江南都市群与江南都市文化研究

第一章 都市群研究概述

都市群与都市化进程是两个紧密关联的概念，在提出都市群概念之前，有必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都市化”。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是城市化（Urbanization）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即“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中心的城市化进程，即都市化进程。按照一般的分类原则，城市化可划分为城镇化、中小城市化与都市化三类，但与传统的城市化发展道路不同，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为标志的‘都市化’模式在当代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当代都市化已经构成了推动城市化进程的核心机制与主要力量。

第一节 都市化与都市群概念

都市化发展趋势是为人类城市发展史所证明了的，也是不可逆转和回避的。城市从出现后，虽不断有兴起与衰落，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近现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快速都市化的数据尤其证明了这一点。如西方发达国家“1800年，拥有10万人或更多居民的城市不多于50个。这个数字比今日百万人口级的城市数目还少，比目前在很多独立国家找到的超10万人口的城市数目还低。到1950年为止，有接近900座10万或更多人口的城市，这比1800年5000或更多人口的城镇和城市的数目还多”。发展中国家亦如此，“这在埃及、印度、墨西哥和希腊已经是事实；在埃及，发展速度1920年以后比以前更高；在印度，最快时期是从1941年就发生了；在墨西哥，加速度开始于1921年；在希腊，最快时期是从1900年到1930年。例如亚洲的城市人口在1900年仅仅是世界城市人口的22%，但在1950年就达到了34%；而非洲在1900年有1.5%，但在较晚期达到了2.3%”。

都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例如当今世界上人口逾千万的特大城市就有20座，分别为东京、墨西哥城、纽约、孟买、圣保罗、新德里、加尔各答、布宜诺斯艾利斯、雅加达、上海、达卡、洛杉矶、卡拉奇、里约热内卢、大阪、开罗、拉各斯、北京、马尼拉和莫斯科。还有报道称预计到2015年全球超千万人口特大城市将达到27个。这些大都市的功能和制度越来越健全与完善，辐射的区域越来越广泛。

都市化不仅从形式上超越了以往的城市发展模式，也代表了一种社会生活方式的革命，从本质和内涵上与传统的城市化区别开来。美国学者金斯利•戴维斯曾指出：“都市主义代表着整个社会生活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基础经济和技术发展的产品本身一旦出现，就会反过来试图影响社会存在的每一个方面。它不仅仅在受到严格限定的都市环境内，还在农村内地实施渗透性的影响……而且，重要的不仅仅是几个城镇或城市的出现，还包括它们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而它们恰恰是整个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以印度为例，由于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机遇，2003年其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达到8%，并在代表未来工业发展方向的计算机软件产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所以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在竞选中雄心勃勃地提出2020年把印度变成世界超级经济大国，还提出“宝石”计划，即把几个大城市建成国际化大都市。因此，我们可以判定：“今日一个拥有百万居民的城市并不是这样一个类型的城市，即拥有相同数量人口的1900年或1850年的城市。而且，随着拥有500万到1500万人口的巨大城市的出现，某些新东西已经加入了其中。这些城市是20世纪的创造物。它们绝对量的不同也意味着质的变化。”因而，与传统城市化相比，都市化所带来的绝不只有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的飞速增长与经济的日益活跃，它更导致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情感方式乃至文明系统的产生与盛行，可以说都市化展现的是人类“文明与自然、城市与乡村以及城市本身全方位的沧桑巨变”。

“都市群”是当代都市化的更高级发展模式。“都市群”在英语中我们用“Megalopolis”来表述，而非“Urban”。“Urban”在英语中既指一般性的中小城市，也可指称都市，而“Megalopolis”则根源于古希腊语词汇，特指“巨大城市”，即我们所指的都市，两者在概念和本质上有明显的区别。

追溯都市群的研究历史，可以上溯到19世纪末英国城市学家和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驱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霍华德主张城市与乡村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主张把城市周边地域的城镇纳入城市规划的统一范畴，由此最早提出当代都市群的最早雏形——城镇群。另一位英国城市规划思想家格迪斯在《进化的城市》一书中，认为城市发展出现了明显的以铁路、公路、运河和矿厂等为纽带联系起来的空间集中的现象，从而提出集合城市的概念或城市群的概念。这是西方最早明确使用城市群的概念。关于都市群的最初概念雏形是由美国在1910年提出，即大都市地区（Metropolitan Didtrict）的概念。1949年定义了具体的统计标准用于国情普查，称作标准的都市区（简称MSA），1959年改称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MSA），一直用到1980年。这以后开始实行新标准，并改称大都市统计区（MSA）。大都市区一般是指一个大的人口核心地区以及与这个核心地区具有高度的社会经济一体化的邻接社区的组合，通常以县作为构造单元。一个MSA由中心县（central county）和外围县（outlying county）组成，中心县可以由邻接的几个县组成。类似的概念在加拿大称“国情调查大都市区”（CMA），在英国叫“标准大都市劳动市场区”（SMLA），澳大利亚叫“国情调查扩展城市区”（CEUD），瑞典则称“劳动—市场区”，等等。尽管如此，都市群概念成熟的用法源自于法国著名地理学家戈特曼（J.Gottman）。1957年，他首先用大都市带来描述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由5个大城市构成一体的、人口超过3000万的、交通高度发达的大城市连绵区域。1961年他又发表《都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正式提出“都市群”（Megalopolis）概念，并全面系统地证明了美国东北部海岸高度发达的都市群体通过经济、交通和通信等连结为一个整体。20世纪美国城市化率也证明了这一点。从1920年到1940年，美国大都市区的规模和数量由58个增长到140个，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也上升至47.6%。大都市区成为“全国所有地区的主要发展模式”和社会生活的主体，这是美国学术界称1940年以后为大都市区时代的原因。今天美国的大都市区又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连接的方式，形成了更大规模的“大都市连绵区”（“Megalopolis”）。因此有学者指出：“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一直呈优先发展局面，尤其是在20世纪，大城市在完成竖向发展后，进入横向发展阶段，形成了大都市区和大城市连绵区或大城市带。这种大都市区化，是人口在一个更广范围内或是更高层次上的集中。”

受戈特曼的影响，西方城市研究纷纷对都市群理论产生了兴趣。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行政管理厅根据日本沿太平洋海岸以东京为中心的都市发展现状，提出都市圈这一概念，1960年又进一步提出了“大都市圈”的概念。1970年，美国地理学家杜克西亚迪斯（C.A.Doxiadis）以戈特曼的理论为基础，认为由于城市动力场的不断扩大和延伸，相对独立的各类城市群体会逐渐合并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最终联结成具有巨大空间和人口的世界性都市带（Ecumenopolis），各个大陆的都市带联合体形成一个全球性的世界都市。西方都市群研究成果证明了杜克西亚迪斯理论的正确性。如美国弗吉尼亚工学院于2001年成立了弗吉尼亚工学院大都市学会。作为弗吉尼亚工学院建筑和城市研究学院的一部分，该学会与其他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致力于国内和国际发展模式的基础和应用研究，特别关注那些形成大都市增长的关键力量，诸如人口、环境、技术、设计、交通和治理。该学会还发布“大都市学会调查报告系列”，提供及时的户口普查资料统计分析。其现任主任罗伯特•E.郎格（Robert E.Lang）及其同事唐•达维尔（Dawn Dhavale）于2005年7月发布了一份调查报告，题为《超越大都市带：美国新“大都市带”地理扫描》，提出了10个5对大都市带区域（Megapolitan area）理论。他们采用综合定义的方法，推动了目前大都市带区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受我国都市发展现状的制约，国内对都市带（都市群）的关注和研究比较迟。虽然最早在1964年严重敏就把克利斯泰勒在1962年国际地理联合会城市地理会议论文集中提出的“Die Hierarchi der stadte”翻译成“城市系统”，与今日广泛使用的城市群或都市群概念接近，但却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据顾朝林研究，国内最早使用“城市群”这一术语的是宋家泰，他在《地理学报》1980年第4期上发表的《城市—区域与城市区域调查研究——城市发展的区域经济基础调查研究》论文中把非行政区的城市经济区域中多中心的城市区域称为“城市群”。从20世纪80年代起，城市群或都市群才开始为学术界所关注，对其研究也真正开展开来。1983年，于洪俊、宁越敏在《城市地理概念》中用“巨大城市带”介绍了戈特曼的思想。而“Megalopolis”在20世纪80年代传播到中国后，一般被译为“都市群”、“都市圈”、“大都市带”等等。如1988年周一星借鉴西方空间单元体系提出都市连绵区的概念，1993年复旦发展研究院课题组提出“大都市经济圈”定义，1995年孙一飞的城镇密集区概念，1997年史育龙、周一星的都市圈或大都市带概念，1999年李耀星的都市圈定义，2000年以后姚士谋、周牧之、朱英明等人的关于城市群的概念和研究等。“尽管这个术语在目前尚无法统一，但其所指称的现实对象十分明确，即作为人类城市发展更高空间形态的‘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都市群’。”2003年王何、白庆华、何添锦、宋迎昌等对我国三大都市群发展的状况做了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如何添锦的《我国城市群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经济论坛》2005年第21期）和宋迎昌的《都市圈：从实践到理论的思考》（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从实践和理论上都对中国目前都市群的研究重新予以反思。

若干都市或城市结合为一个紧密联系的群体，首先要涉及的是特定的地域概念和空间范围；其次要涉及一定数量，若干城市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聚集到一定的数量才能形成一个群体，即城市布局达到较高的密度；再次，一般具有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内经济活动的集聚中心和扩散源核心，并在整个地域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活动中处于核心和支配地位，才能对其区域内城市和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起着组织和主导作用；最后，城市之间的联系紧密，这包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城市在地理、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紧密联系与互动。例如发达国家都市群（圈、带）一般都具有以下特征：“（1）中心性。由一个或两三个200万以上人口的高能级特大、超大城市构成都市圈域的中心，中心城市的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可占到圈域的1/3到一半以上，成为整个圈域经济的中心与枢纽。中心城市高密度的经济集聚产生高能量的经济磁场，从而形成对周边地区巨大的经济吸引力和辐射力，成为都市圈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2）趋圆性。都市圈域内有较高的城镇密集度，各类城镇环绕中心城市基本形成呈圈层状结构布局，城镇等级规模体系相对合理。趋圆性是都市圈重要的空间形态特征，因而平原地区更具备形成都市经济圈的自然地理条件。（3）一体化。一体化是都市圈的经济特征，也是都市圈的实质。所谓一体化是指都市圈域内中心城市与各类城镇之间分工与合作密切，在经济和社会文化活动上相互融合和互补，形成经济上的一体化关系。都市圈域的一体化包括要素市场的一体化（资金、劳动力、生产技术等要素在都市圈内的城市之间、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产业发展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环境资源开发和保护一体化和城市化发展一体化。（4）通勤性。都市圈内具有密集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且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向外延伸，将中心城市与都市圈周边地区紧密联系起来，形成密集的物流、人流、经济流、信息流，圈域内中心城市到各个城镇保持较高的通勤率。”当代科技进步、集聚经济效益促使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以及交通运输和信息化的高度发展作为主要动力，更刺激与加速了都市群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演化。由此可见，都市群作为人类城市向更高形态发展、演化的产物，必然会取代一般的城镇化与城市化发展，成为未来城市化的前进方向。

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可将“都市群”定义为：在当代都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人类城市发展的最高级空间形态，即以一个或多个国际性或区域性大都市为核心，与若干不同类型、功能和规模的大都市所构成的都市群体。其主要特征有：（1）至少有一个国际性或区域性大都市为群体核心，并对群体内其他都市与城市有强大的经济、文化辐射和向心作用；（2）群体内具有高度发达的交通条件和信息网络；（3）各成员之间在自然条件、历史发展、经济结构、社会文化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4）群体内达到高度发达的都市化水平。

第二节 国内外都市群概况

20世纪的大都市结构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即由单一中心的大都市（monocentric metropolis）向多中心、多层次、横跨巨大空间的“都市群网络”发展。按照戈特曼的划分标准，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已有了6个大都市群，“它们是：①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美国简称波士华（Boswash）；②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到匹兹堡的大湖沿岸都市带，简称芝匹兹（Chippits）；③从东京、横滨经名古屋、大阪到神户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④从伦敦经伯明翰到曼彻斯特、利物浦的英格兰大都市带；⑤从阿姆斯特丹到鲁尔和法国北部工业聚集体的西北欧大都市带；⑥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地区。”另外戈特曼还认为有三个地区极有可能形成都市群，它们是“①以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两大核心组成的复合体；②以米兰—都灵—热那亚三角区为中心沿地中海岸向南延伸到比萨和佛罗伦萨，向西延伸到马赛和阿维尼翁的地区；③以洛杉矶为中心，向北到旧金山湾，向南到美国—墨西哥边界的太平洋沿岸地区”。而据2005年7月发表的《超越大都市带：美国新“大都市带”地理扫描》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今天都市化的新趋势是以“成对”分布的10个5对大都市带区域（Megapolitan area）。它们是：规模和人口最大的一对是东北部和中西部，称为美国“第一对大都市带”，其成对的大都市为纽约与芝加哥；皮德蒙特高原大都市带区域和佛罗里达半岛大都市带区域组成“新南方”对子，其成对大都市为亚特兰大和迈阿密；“大得克萨斯”对子由墨西哥湾沿岸大都市带和Ⅰ-35走廊组成，其成对大都市为休斯敦和达拉斯；西部的两对大都市带分别是“大峡谷”和埃科透匹亚（Ecotopia），前者由南部陆地大都市带和阳光峡谷都市带组成，成对大都市为洛杉矶和菲尼克斯，后者由北加州大都市带和卡斯卡特大都市带组成，成对大都市为旧金山和西雅图。这种成对状分布的新趋势表明大都市群在内在机制上更加完善了，也表明大都市群将是人类城市化发展的新出路。

国内都市群发展虽然起步较迟，从20世纪80年代起才逐步显露出来，但步伐迅速。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速度明显加快，大城市日益成为这个进程中的主角。“据建设部最近发布的有关数据，1978年至2003年，中国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从13个增加到49个，50万至100万人的大城市从27个增加到78个。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对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人口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2005年浙江省城市化水平达到56%，高于世界47%的平均水平9个百分点，高于全国43%的平均水平13个百分点。另有消息表明，福建厦门在201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5%，而广东珠海在201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93%，后一个数据与世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英国已不相上下。与此同时，大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正在成为主角。以浙江为例，其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在‘十五’期间就由2个上升到6个。而据2006年《中国城市发展问题观察》的预测，到201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将达到125个左右，其中2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将达到50个左右。如此大规模人口在中国地理空间的迁移与变动，其对中国社会的重要影响是自不待言的。”近年随着大城市数量与规模的不断扩展，中国“都市群”也逐步显露和成熟起来。

目前我国比较成熟且较具规模的都市群，有以北京、天津、大连为中心的环渤海都市群，以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为中心的江南都市群，以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城市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都市群。三大都市群城市化水平较高，经济发达，城市配套设施齐全，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动力源。三者国土面积19万km2，仅占全国的1.98%，第五次人口普查常住人口为1.5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5%；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6万亿元，占全国的37.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占全国的30.1%和31.5%；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占全国的72.4%和68.4%。有预测表明，2020年前后，三大都市群的人口将占全国的1/6，GDP将占全国的50%。

另据有关专家的研究，中国目前已形成的城市群达到11个，其国土面积占全国6.3%，而人口与GDP在2002年分别占全国的30%和60%。而2006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4》则列有15个之多，按排名顺序依次是：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海峡西岸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徐州城市群、武汉城市群、成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哈尔滨城市群、关中城市群、长春城市群、合肥城市群。同时也有研究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将出现18个城市群，其中包括西部的兰州城市群和西安城市群等。18个城市群全人口占全国总量的37.7%，土地面积占11.9%，GDP占77.2%，人均GDP是全国的2.05倍。到2011年，中国城市群发展最成熟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区域面积仅27.37万km2，占全国的2.85%，却集聚了全国18%的人口，创造了36%的国内生产总值。城市群的形成，使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大大提高，而且使中国城镇化的空间结构呈现出新的特征。

由于城市群具有的巨大规模效应与带动作用，其影响也波及西部城市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如广西已制定并启动了“南北钦防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划，其目标是在中国沿海地区最后一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北部湾地区，以城市群建设为中心，形成一种大开发、大建设、大工业、大发展的格局。此外，《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为中国都市群的发展从国家宏观政策的层面提供了重大支持。《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要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以及在“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集聚能力强、人口合理分布的新城市群”。这表明，正是在都市化进程中，一般的城镇化与城市化发展模式开始淡出，而各种区域性中心城市、国际化大都市甚至是世界级城市群，迅速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