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研究发现的共识
2000年,各国媒体大肆鼓吹人类基因组计划(随后被称为HGP)的最初发现。报道称,人类拥有约35000个基因。然而研究结果最终确定,真正的数字为23000,仅比普通的果蝇多几千个而已。而我们最初预计的数字至少有10万。
随后,克莱格·文特尔(Craig Venter,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两位带头专家之一)推测人类基因数量如此之少,可能意味着没有足够多的基因来解释人类个体间的心理差异。他认为基因数量可能仅仅能够保证我们拥有人类的基本特征,例如人类的鼻子、眼睛和四肢等,而不会长出猴子或奶牛的鼻子、眼睛和四肢。文特尔称,这一事实可以证明:“丰富多样的人类心理并非先天基因带来的固有产物。我们生存的环境才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文特尔的预言最终被证明是非常准确的,然而在当时却不被同行接受。早在几十年前,这些专家就预测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方法能够识别影响人类智商、精神疾病以及性格的基因,他们开始试图寻找这些基因的存在。
但不论是哪种心理特征,对其造成影响的单个“基因”都不存在,在短短4年间,几乎所有科学家都接受了这一观点。尽管一些存在于人类体内的特定的基因异常会造成特定的症状,例如亨廷顿舞蹈症(Huntingdon's Chorea)或唐氏综合征(Down's Syndrome),但所有人都已经确信,不存在会对一般心理特征造成影响的特定基因。
那些认为基因会对抑郁症、智商或同性恋倾向造成影响的预测只存在了相当短的一段时间就被放弃了,几乎像从来没有存在过。然而媒体仍旧没有对公众公布这一事实。但基因科学家(被称为分子基因学家)却没有因此气馁。如同过去对单一基因理论的极度肯定一样,他们现在声称,基因特征是由数十种甚至成百上千种基因的微小变异(或者DNA,即遗传密码)造成的。基于这种观点,人们只需要在大量研究样本中开发出更加迅速的基因排序技术。而人们已为这项工程投入了大量资源,迄今为止,已耗费了约80亿美元的资金。在大量样本中,DNA的可能位置已经得到检测。
随着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接近尾声,历经多次空欢喜后,这些研究逐渐发现DNA中的一些差异可能与特定的心理特征相关。然而,其中大多数心理特征都是针对极罕见的精神疾病的,比如精神分裂症等。这时,一个问题逐渐显现,让研究者产生了极大的担忧。
这个问题就是,DNA中的变异几乎无法解释任何问题。当我们将所有变异产生的影响相互叠加,最终得到的遗传性(基因对心理特征的产生所起到的作用)却过于微小,甚至少于5%,几乎不值一提。
事实上,没有哪项研究对复制的DNA变异能够解释心理特征的显著遗传性这一点进行支持,自闭症可能是唯一特例。这听来或许难以置信,却是不争的事实。2010年,一些顶尖分子基因学家写道:“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对复杂心理特征(例如,智商、精神分裂或抑郁症)产生影响的基因,很可能大多数都无法被发现。”
研究者并没有下结论说,基因无法对很多问题做出解释。基于同卵双胞胎的研究结果,他们将这种发现的缺失称作“遗传性缺失”或是“DNA短缺”。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实施之前,双胞胎研究(以及领养研究)构成了基因在心理特征形成起到极大影响这种推断的科学基础。双胞胎研究推测,对于一些特征——例如智商、重度抑郁症及精神分裂症来说,遗传的作用达到50%及以上。因为这些推测被大众广为接受,科学家才得以用“遗传性缺失”来填平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双胞胎研究推测的缺口。
然而,一些科学家很快就开始质疑遗传性缺失这一说法的正确性。他们认为遗传的心理特质根本就不存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证明了后天培养未被预见的重要性,以及双胞胎研究根本就是错误的。这就是于2010年发表在一本重要科学杂志中的一篇名为《傻瓜,都是环境惹的“祸”》的社论所表达的含义。
时至今日,由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后续研究,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怀疑会对心理特征造成影响的基因可能根本不存在,而非缺失。以其中一个研究为例,2014年,研究者对15万人的基因进行了检测,这其中有36989名被确诊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患者。最终结果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的DNA序列中有108个基因的位置与没有患病的人不同。总体来说,DNA中序列的差异仅仅能对总体遗传性的3.4%做出解释。也就是说:如果这项研究可信,那么精神分裂症成因的96.6%就并非基因。
而针对重度抑郁症的研究甚至完全没有得出类似的发现——研究者没有在患者和非患者的染色体中发现任何不同的基因变异。
我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该领域中,几乎所有研究人员都认为遗传性缺失这一说法存在问题。我能够引用几百篇科学论文,它们全都认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研究结果基本上无法解释心理特征的遗传性。但这种方法太过冗长,未免使读者厌倦,所以我只引用英国顶尖基因心理学家罗伯特·普罗明(Robert Plomin)教授在2014年2月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的说法。
普罗明是这一领域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在电视纪录片录制时,我曾对他进行采访,此外我还有幸同他就“先天遗传—后天培养”的话题进行过数次长谈。他对科学和真理的向往和热爱,我是可以拍着胸脯担保的。当我问他当前在基因对于心理特征的影响的研究方面有何证据和发现时,他说:“我花了15年时间寻找这样的基因,却没有任何发现。”在英国,普罗明是这一领域最受人尊敬的权威人士。我重申一次,他的说法是:“我花了15年时间寻找这样的基因,却没有任何发现。”(我突出强调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