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自序

历史的告诫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国官僚制度在延续和发展的两千多年里，曾代表着传统政治的精致、典范和成就，与辉煌的盛世景象融为一体。但在这个过程中，腐败始终与历史的发展形影相伴，成为附在执政者身上的痼疾。

中国历史上的腐败形式五花八门，或为权位，或为金钱，或为美色，但都是为满足贪婪者的私欲。回顾历史，尽管每个王朝的覆灭，具体原因各异，但腐败导致速亡，却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基本规律。“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贪腐误国，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大问题，以至于近代学者王亚南曾断言，中国二十四史就是“一部贪污史”。

有腐败，就有反腐败，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标志。

在中国历史上，反腐手腕最狠辣者当属朱元璋。

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朱元璋逆袭成功当上明朝开国皇帝。这位昔日的叫花子威风凛凛地坐在应天府（今南京）高高的龙椅上，无法忘怀当年正是贪官污吏让他流离失所，父母差点死无葬身之地。但他没想到，自己龙椅还没有坐热，四下环顾，发现腐败已瘟疫般在眼皮底下迅速蔓延。

朱元璋的愤怒可想而知，他暗自发誓：“弄死这帮贪官污吏！”

那一年，朱元璋40岁。

荷尔蒙旺盛、精力充沛的朱元璋，其侦查和分析官员异常财务状况犹如云计算。他在中央设立最高反腐机构都察院，将刑、检、法职能集于一身。不久又设置六科给事中，专事纠举弹劾六部中的贪官污吏。在地方上，除了有朝廷派遣的监察御史外，同时又在各省设按察司，掌监察之职；后来又设立“巡抚”制度，由朝廷派亲信重臣到各地出巡，监察地方官吏。

明朝的官场，充分贯彻了“治乱世，用重刑”的基本原则。从《大诰三编》中，不难看到朱元璋亲自惩办的贪污案里，有这样一些赃物：“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圆领衣服一件”，“书四本，纲巾一个，袜一双”。官员犯了别的错误尚可饶恕，唯有贪污，决不饶恕。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在他对贪官污吏实施的刑罚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凌迟，把人绑在柱子上，用刀慢慢割；他发明了剥皮填草，就是将贪污官员处死后，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朱元璋还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株连九族！

朱元璋反腐手段如此酷烈，贪官依然屡打不绝。那时会出现这样一种景象：官员正在庭上道貌岸然地审问犯人时，忽然被一拨牛气冲天的锦衣卫冲进来抓走，弄得下面跪着的犯人莫名其妙。由于官员不够用，只好留用一些犯了事的官吏让其戴枷办公。主审的官员和被审的犯人一样戴着枷锁，官员后面站着监视他的锦衣卫，一俟审毕，再把官员收监。此等景象，煞是奇葩。

有学者估算，在朱元璋当政的31年中，有10万到15万贪官人头落地。当时，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很少能够做到满任，大部分都被杀掉了。按今天的说法，朱元璋反腐可谓“零容忍”。但是，“重典治吏”虽然可取得一时的成效，但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其起初的威慑力也大为削弱，而且随着既得利益阶层的增多，反对者或明或暗地予以抵制，最后只好不了了之。正如朱元璋哀叹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却奈何朝杀而暮犯。”

中国的官场史，犹如一部按了循环播放键的反腐剧。

如今，明朝那样的反腐怪圈还在延续。比如，上午在报纸上看到市委的李书记严厉批评官风不正，下午就在微博得知书记已被纪委带走了；刚刚看到纪委的曾书记抓了贪官，不一会儿就因涉黑被“双规”……2014年8月23日午时，短短2分钟内，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接连公布，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落马。至此，山西此轮反腐风暴，已一举拿下4位省委常委。一届省委常委会超过三成成员被查，力度空前。

2015年7月22日，因涉嫌严重违纪，三门峡市原市委书记杨树平落马。同年8月27日，赵海燕任三门峡市委书记。2016年7月17日下午，中央纪委发布消息，经河南省委批准，三门峡市委书记赵海燕涉嫌严重违纪被查。就表面而言，这不过就是又一起官员落马的消息，但赵海燕的落马却有两大看点。一是她是一个“短命”的市委书记，上任还不到一年就落马。二是她没有吸取前任的“前车之鉴”，让自己成了一个“前腐后继”的典型。

此前，太原市就曾出现过三任书记先后落马的情况；在2002年10月中旬，河南省交通厅长石发亮因涉嫌重大违法违纪被查。这是河南省继曾锦城、张昆桐被判刑之后，第三任交通厅长落马。而公众也普遍认为“事不过三”，但董永安耻辱地接过了第四棒，又在2010年落马；此后2014年7月至2015年4月，张田欣、仇和、高劲松，昆明市连续三任市委书记落马……

不可否认，今天中国权力结构的基盘，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历史惯性。

纵观中国历代监察之得失，有两大问题是历代都没能解决的困境。其一，“监察悖论”，即“谁来监督监督者”。其二，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这两个难题伴随中国两千多年集权体制始终。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正是由于这两大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才创造出了一个个王朝“兴也勃，亡也忽”的历史循环。

再以明朝为例。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明朝只是其中一个。那时，“绝对权力”便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皇权，朱元璋所追求的仅是一种“一把手说了算”的制衡结果，而并非“程序正义”。这种皇权的绝对权威性，导致法外施刑的泛滥，使得合理有效的监察机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于是，政坛上各种派系的斗争与博弈，往往会利用吏治作为幌子打压对手。所以，期望依靠皇权体制的内部监督遏制腐败，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象。

明朝反腐呈现出明显的扩大化和不确定性，而反腐一旦牵涉了利益集团的博弈，难免会出现扩大化的趋势。由此，每个人虽然有可能成为一场上层社会博弈的受益者，也同样可能被稀里糊涂地牵连进去，成为受害人。那些反腐败的“战果”，常常只是权谋斗争之下的副产品而已。

朱元璋没有想到的是，造成腐败的根本原因不是他的惩贪措施不严厉，而是中国的贪腐文化过于根深蒂固。在中国传统社会，因为政治权力笼罩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对权力的制约乏力，腐败机会遍地皆是。而朱元璋的低薪制又加剧了腐败的蔓延。史称明朝“官俸最薄”。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斗。合成银两，一个县令月收入不过五两，折换成现在币值，一千元左右。若不贪污，明朝的官员，会生活得很窝囊。

比如作为正二品的大官，海瑞身后留下多少遗产呢？同乡苏民怀清点其遗物，结果只有竹笼一只，内有俸银八两、旧衣数件而已。连出丧的费用都不够，还是靠同僚募捐才得以下葬。在明朝做一个彻底的清官是如此艰难，海瑞一生唯一奖赏就是再三被皇帝罢黜，老无所养，病无所医，以至于生前母亲难得吃上一回肉，死后连自己的尸骨也差点不能下葬。这种变态的官场文化，把百分之九十九的好人都逼成了贪官，朱元璋又如何能不遭遇愈反愈贪的尴尬呢？

可见，明朝的高压反腐，一直治标不治本。朱元璋仅从道德高度出发，认为官员应该不计报酬，敬业奉献，相信暴力恫吓可以取代一切其他努力。然而，面对强大的腐败惯性、官员糊口的生存权利，坚持对惩贪工作的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就变得不切实际起来，变得没有制约力。

早在30多年前，邓小平就曾说过：“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历史也一再验证了阿克顿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掌权者的惯性是拼命行使权力，直到遇到障碍为止。要打破反腐的灾难性循环，唯有把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

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下定了反腐的决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2014年1月，在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明确了反腐的目标——“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2015年1月，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明了由赢得时间到赢得空间的方向，做出了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的战略规划——“制度治党”“重构政治生态”。

从中国现实出发，有必要从以下五方面对权力加以管制和约束。其一，由人民定期地、自由而公正地选举各级行政长官，或罢免他们；其二，实行权力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相互制衡；其三，实行司法独立，使司法机关成为捍卫正义的堡垒；其四，实行新闻舆论自由，让那无孔不入、如水银泻地般的传媒时刻盯着掌权者的一举一动，随时予以揭露；其五，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这项制度起源于230年前的瑞典，有“阳光法案”、“终端反腐”之称。建立财产公开申报公示制度，以及建立完善的与之配套的法规体系，既是国际反腐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反腐的“众望所归”。

在通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解决公务人员以权力参与分配、牟取不当利益问题的同时，更有必要建立健全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使其收入随着经济发展不断提高，保障他们有合理的待遇和应有的尊严。

本人撰写本书，力求笔锋穿越中国浩渺的历史时空，深度挖掘历史上一系列腐败问题久禁不绝的深层次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治理对策。本书力求观点鲜明，论述深刻，语言诙谐，集较强的权威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多角度展示中国反腐的艰难历程。

本书在阐述中国历代廉政文化的同时，还梳理了许多重要政史知识，以期读来轻松而具有实用价值，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提供一部好的学习辅导读物，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律己修身、践行党规党矩的手册，成为一本广大读者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参考读物。

是为序。

李松

2017年4月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