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历史学家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曾经提出过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他想知道，如果我们不透过重要的公共事件或如食物、土地和财富等资源的原始竞争这些棱镜，而是通过情感如爱、恐惧、失望或厌烦来讲述历史，人类历史看起来会有怎样的不同？这些情感又是如何让人们行动的？“处理这种历史的一个方式也许是写一部害羞的历史，”他沉思道，“国家之间也许不可能避免彼此间的争战，因为神话和偏执让它们彼此分离：害羞就是这些壁垒在个人层面上的一种对应物。”

按照泽尔丁自己的说法，他是一个害羞的、用功的男孩，他的“生命在静默中开始”。他转而开辟了一个历史学的子学科，他将其称为“亲密史”，撰写普通人的担忧与欲望，他们的恐惧、欢乐或孤独等情感。他立足于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St Antony's College）——他的大本营，将交谈艺术作为打破人们彼此间疏远的方法加以推广。他主办宴会，把成群的陌生人召集到一起，人们在一张特别设计的“谈话菜单”的帮助之下，放下拘束，分享他们的观念和情感。他的“牛津沉思计划”鼓励人们写下详细的自我描述，以帮助别人更深入、更快地了解他们。

泽尔丁一生的成就在于成功地战胜了自己的害羞，并富于公德心地激励别人这么做。但是，他的害羞史却依然付之阙如，这并不奇怪。害羞是一种低强度的、平常的、慢性的、朦胧的和很难界定的状况。它不像发狂或忧郁症那样的饱受痛苦折磨，也没有如爱情、失落感和悲伤等重要人生经验那样的戏剧性。它只在档案中留下了很少的证据，可供历史学家去查阅，害羞者不愿意说出或写出它，而是倾向于无言地、一带而过地传达出害羞对他们的影响。考虑到在真实生活中害羞者数目巨大，书中和电影中所出现的害羞者就显得相当罕见，或许是因为他们并不是可以推进叙述的天生主角。一部关于害羞的历史只能是相当初步的，从碎片和片段中收集材料，就像一位研究远古世界的学者，把纸莎草的碎片拼凑起来，尽管意识到了记录中的脱漏，但其中的词语和情感并无历史痕迹可寻。

“沉默寡言的厄运笼罩着我们害羞协会的每一个人，我们很少有信心，甚至彼此之间相处时也是如此，”W．康普顿·利思（W. Compton Leith）在其短著《羞怯辩解书》（1908）中写道，这本书是我们所拥有的最接近于害羞史的著作了。W.康普顿·利思是奥蒙德·马多克·道尔顿（Ormonde Maddock Dalton）的笔名，他曾是大英博物馆的一位馆长。作为一名杰出的学者，他为早期基督教文物所编写的目录及巨著《拜占庭艺术与考古学》（1911）被公认为优秀之作。但是他却很少为人所知，除了他终生未娶，与人在一起时常常沉默之外，据他的一位同事说，道尔顿满口是笨拙的插话，比如“这片草地真的是最令人愉快的阴凉地吗？”他的唯一一张为人所知的照片，是沃尔特·斯通曼（Walter Stoneman）1925年为英国国家肖像馆所拍摄的溴化物照片，当时道尔顿59岁，已经退休两年了，照片上的道尔顿薄嘴唇，鹰钩鼻，但面孔仍然不失温和，眼睛微眯着，向画面外看着。道尔顿穿着深色的职业三件套西装，搭配着整洁的方角巾，并没有完全消除他给人的无助和文弱的印象。

“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是纤弱、丰茂的海草和染着落日霞光的贝壳，”道尔顿这样描写他所身在其中的害羞者群体，“但要看清他们，你必须俯下身来，靠近海面，最轻微的呼吸也一定会让它泛起涟漪，景象就会随之消逝。”这种行文缜密的散文具有一种味道，过去常常被称为油灯的味道，源于午夜燃烧的灯油，读起来感觉似乎它的作者永远都处于落泪的边缘。“人类不是作为伊甸园中的虫子而被造出来的，在暗无天日的尘土中爬行，而是其中最高贵的生物。”他宣称，“他的头上顶着光环，风拂起了他的头发。”

可是，如果你能够略过其阴郁的无韵诗的节奏，就会发现道尔顿有一个有趣的论点：害羞是一项现代的发明。在古希腊，身体和思想“融合在同一性的优雅动作之中”，没有什么地方可供害羞茁壮成长。在古罗马，事情开始缓慢地变化。此时，紧闭的大门和法院制造了一种神秘感，财富和等级的渐变给公共生活带来了不安定。道尔顿宣称，这仍然未创造出我们所了解的害羞，因为意大利这块阳光普照、空气清新的土地，培养出了强健的大脑，它们不会迫于“外部迷雾和黑暗的攻击，而黯淡了内心之光”。

不管道尔顿是怎么想的，古代世界的人们并不知道类似于害羞这种东西。“一个腼腆的人将会是一个可怜的乞丐，”正如荷马《奥德赛》中的佩内洛普（Penelope）对一个拒绝去见她的流浪者所说的。佩内洛普认为，一个饥饿的人害不起羞。言下之意是解决了温饱的人才有资格害羞。或许害羞并不是作为我们动物性的畏惧和直觉的结果而出现的，而是人类文明的自然结果，它出现于我们对于寻找下一餐食物或者成为他人盘中餐的原始恐惧消失之时。这才让我们有时间和空间去操心别人怎么看我们的问题。在罗伯特·伯顿（Robert Burton）的《忧郁的解剖》（1621）中，他翻译了一篇仿希波克拉底（Pseudo-Hippocratic）的文章，描绘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一位病人，“从外表看不出害羞、怀疑、胆怯，‘爱黑暗如生命，不能忍受光亮’……他不敢与别人待在一起，因为他害怕会被虐待、被羞辱，害怕手势或语言上的夸大其辞，或害怕因此而生病。”

历史上首次被称为害羞者的人中，哲学家基提翁的芝诺（Zeno of Citium，大约公元前335—前263年）是其中之一。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杰出哲学家的生活与观点》中的说法，芝诺不喜欢接近别人，于是总是坐在长沙发椅的边上，“至少因此省去了一半这种麻烦”。他教学时总是让身边围满乞丐，以便阻挡人群。他自己的老师克拉特斯（Crates），想要通过早期形式的厌恶疗法治愈芝诺的害羞，让芝诺提着一罐扁豆汤穿过雅典的制陶区凯拉米克斯（Kerameikos）。当芝诺试图把罐子藏到他的斗篷里，克拉特斯用棒子把它打碎；当芝诺把汤放在腿下匆忙离开时，克拉特斯大喊道：“跑什么，我的腓尼基人？没有什么可怕的事情降临到你头上！”

芝诺建立了斯多葛学派，这是一种自我依赖、疏离世界的哲学，平静面对公众所追求的浮华如地位、名声等。“斯多葛主义拥有某些看上去是预先注定的品质，支撑了其羞涩的灵魂，仿佛其苦行原则的建立者预知了我们的弱点，”道尔顿在《羞怯辩解书》中这样写道，“它是一种依靠自身的个人哲学，因为害羞者必须一直站在整个世界的对立面，他不喜欢这个世界，但也许不会全盘地回避。”古人完全了解害羞的无意义，知道它消退和流动的特定方式，使得为害羞所困的人有时候也是自信甚至是勇敢的。在古代剧院和法庭最雄辩的演说者中，有一些人也为怯场所困扰。伟大的雅典雄辩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在公元前346年，他第一次与马其顿王菲利普（Philip of Macedon）在佩拉（Pella）会面前，紧张得战栗，至少根据他的对手辩论家埃斯基涅斯（Aeschines）的部分记述是如此，“他从头到尾都听得如此专心，这个家伙用一种吓得要死的声音来了个猥琐的开场白，在简短叙述了早先的事情后，就突然陷入了沉默，茫然不知该说什么，并最终放弃了演讲的打算”。古罗马最伟大的雄辩家西塞罗（Cicero）写信给政治家卢修斯·鲁克乌斯（Lucius Lucceius）——他因为太害羞而不敢与其交谈，好在“书信不会脸红”。按照西塞罗的散文《论雄辩家》中的说法，他的良师益友-执政官卢修斯·李锡尼乌斯·克拉苏（Lucius Licinius Crassus）承认在演讲前“心烦意乱，因恐惧而昏厥”。公元一世纪时，罗马的斯多葛派的塞涅卡（Seneca）写道：“某个甚至很坚定的人，当置身于众目睽睽之下时，也会突然流汗……我听说有些人牙齿咔嗒咔嗒响，说话结结巴巴，嘴唇打颤。”

图1-4 基提翁的芝诺，古希腊大哲学家。他生性害羞，不喜欢接近别人，总是坐在长沙发椅的边上；当教学时总是让身边围满乞丐，以便阻挡人群。芝诺创立了斯多葛学派，这是一种自我依赖、疏离世界的哲学，平静面对公众所追求的浮华如名誉、地位等等，成为其后影响最为久远的哲学流派之一。

“脸颊”被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称作“羞愧的座位”，这个说法对罗马人来说非常熟悉，以至于发音相似的词“耻辱”（pudor）和“红色”（rubor）常常被富有诗意地并列使用。奥维德（Ovid）在他的《阿莫雷斯》中写到一位新娘被她的丈夫凝视，“紫色的羞愧呈现在她内疚的脸上”。脸红的出现是没有预兆的——“耻辱”（pudor）的意思是“打击”，它对罗马人颇为重视的“自我克制”是一种冒犯。但是，由于它的出现是不知不觉的，不可能像道歉那样做假，脸红也是社会在脸上留下的记号，意味着它的主人知道羞耻，因此也是值得信任的和正常的。

古代哲学家，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都相信羞愧是极好的节制方式，因为一个真正无耻的人会做出令人憎恶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总有陷入过度羞愧的危险。公元一世纪时的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写过一篇随笔，通常被译作《论害羞》，尽管他事实上使用的是他自己新造的词“丢脸”（dusôpia），意思是“丢脸的状态”——当我们需要摆出一副与我们的私人欲望不相符合的社会面孔时，我们所感受到的一种丢脸感。普鲁塔克同意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认为少许的害羞是好的，但是如果不加检点的话，它会导致一种不健康的自我迷恋，丢弃“高贵的冒险精神”。因此，他写道：“正是腼腆这一命运，让我们从恶名的烟雾中逃脱，却把它扔进了自身的火焰之中。”

对于一个古典学者说来有点奇怪的是，道尔顿忽略了古代世界所有这些关于害羞的复杂思考的证据。他推测，是在阿尔卑斯山脉北部，恪守礼仪的罗马人遭遇了野蛮的粗俗，“所有害羞者的最初祖先，这个羞怯的亚当，诞生了”。随着基督教的到来，随着基督教对谦逊的珍视和修道院静修的出现，害羞开始生根。随着现代礼貌体系的到来，比如普罗旺斯语的“客套话”（courtoisie），它催生了具有主宰性的社会期望，压倒了羞怯行为，害羞的概念便成熟了。道尔顿写道，害羞气质“被这种永恒的典雅要求弄得无处藏身……这终结了依靠科学的幻想”。导致害羞的首要原因此时变成了现代社交生活的复杂技巧，其主要的“罪人”是显而易见的：“女人，以对外交往风范的风俗限制控制了残暴的男人，使得人类交往顺畅、得体，却在人类身上强加了不自然的面具。”

道尔顿对于害羞的进化有一个最终的、很英国式的解释：天气。他在思考了动物学家称之为的“物种的区域分布”之后，得出了结论：整个南欧、东方和“野蛮世界”很少有害羞的观念，主要是在北欧，人们才会发现“害羞者常常出现”。在这些地方，寒冷潮湿的天气使得人们在室内活动，这创造了一种雅致的文化，意味着只有通过努力才会达到从容的风度，就像那里的葡萄只有在温室里才能生长一样。最无助的案例是他在自己国家的人们中发现的。他注意到，英国人“以一种冷淡超然的态度隐藏了他的仁慈，或阻碍他们轻率地脱口说出自己的友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