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正当性根基和适恰性准则

张凤阳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王海洲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话语体系建设 国际舆论 “最低纲领” 公共说理

一、引言

考察世界文明进程尤其是近五百年以来的现代文明进程，可以发现，凡是具有强烈自主意识和世界抱负的大国，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构建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这套话语体系内蕴并表达特定的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构成。当今国际舆论场域的基本态势，一方面是多重话语体系的并存；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国家霸据了世界性的话语支配权或主导权。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来说，这样一种话语支配权或主导权，是按照自己的集团私利和霸道主张来形塑国际秩序、遏制后继竞争对手崛起的有效文化工具。

近30多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国家的快速成长，西方国家长期主导的“中心—边缘”的全球治理结构越来越显得不公正、不合理。对已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而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打造共生共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两个相互依傍、彼此支援的基本关切。背负着中华民族植根于五千年悠久历史的自强不息精神和天下大同理想，又在现代化道路上迅速崛起并不可逆转地融入全球化大潮的当代中国，理应基于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构建一套兼具民族自主性和世界包容性的话语体系，让世人既读懂中国自身的制度与道路选择，也认同和接受中国志在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现实地看，当今中国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之间的巨大落差，高度凸显了加快推进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习近平在近期系列讲话中向宣传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反复强调这一历史与时代赋予的重任，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话语体系所要达成的目标：“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有鉴于此，如何在全球治理背景下加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就行动纲领来说，建设中国话语体系，彰显中国风度与气派，是习近平治国理政宏阔思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这一点已是全党共识。基于这个大前提，我们认为，研究重心之一应落脚在深入说明“如何”建设，即要通过严谨的科学分析，准确把握全球治理视域下中国话语建设所面对的一系列现实理论和实践问题，并提出恰当应对和有效化解的思路与办法。为完成这一任务，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回答以下问题：理性审视当今世界话语竞争的基本态势，中国的话语建设应该且能够达成什么目标，以及何种定位才是可欲的和可行的？这一问题可以被分解成三个子问题：其一，怎样在竞争性诠释中开辟和拓展中国话语的空间？其二，怎样在现代条件下为中国话语的正当性提供价值支撑？其三，怎样在国际舆论场域为中国声音的表达厘定适恰性准则？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索如何打破西方国家话语支配的局面，为中国“有资格说”提供学理根据、为“说什么”提供价值支撑、为“如何说”提供恰当准则，从而通过提升自己的正当性论辩能力进一步增强在国际话语竞争中的自信。

二、竞争性诠释与中国话语空间的开拓

在多元化的当今世界，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制度安排和道路选择的差异，对全球资源的分配也有不同的诉求，因此，国家间的竞争在所难免。如何实施良好的国内治理？怎样达成良好的全球治理？在这些问题上，不同的民族国家，尤其是那些存有利益摩擦和冲撞的大国，往往会给出不同的方案，并在相互间展开对话或交锋。我们认为，治理逻辑的正当性论辩，乃是国际话语竞争的核心要义之所在。

历史和现实均表明，那些实力强劲且怀有世界抱负的大国，都会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编织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认为，如果把这种话语体系看作是对本国制度安排和国际秩序建构的规范证明与合理诠释，那么，在若干竞争性的话语体系之间，一种话语体系的比较优势将取决于：其一，正当性辩护在价值上的感召力如何？即能否为治理实践提供一个更可欲的发展目标和未来愿景；其二，话语体系在逻辑上的完备性如何？即能否对治理实践的结构要素及其动态变化作出通盘考虑；其三，表达方式在传播策略上的效度如何？即能否为足够广泛的公众或国家所理解与认可。

在现代文明进程中，西方国家占得经济政治军事诸方面的发展先机，其话语体系历经几百年的编织与修补，也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理论融贯性和实践影响力。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基于理性的处境分析和形势判断，本文拟尝试性地提出了一个“最低纲领”的概念。我们认为，在复调式的当今国际舆论场域中，中国话语实践的定位不宜寻求“唯一性”解释，而应寻求“竞争性”解释，这样的目标定位是完全可欲的。其道理是，不管西方国家的政治修辞术看起来多么“高明”，它们的国际秩序观终究隐含着挥之不去的西方中心主义情结，而其对当代中国的认知与评价，更是附带了明显的臆想、偏见乃至刻意诬陷的妖魔化成分，由此就会在话语表达中露出软肋。这当然也意味着，在高度开放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人关于自身和世界的话语体系建构，应立足于提供在道义上更有感召力、在关切上更具包容性、在理论上更能说服人、在情感上更能打动人的表达和诠释。

三、共识性价值与中国话语的正当性根基

发生于国际政治舞台的话语竞争，主要在相关的民族国家之间展开，有时也采取联盟的形式，表现为一对一、多对多、多对一或一对多等。不少论者从国家利益之争的角度对话语竞争进行研究，强调福柯的“话语即权力”观。这种判断当然抓住了问题的一个实质方面，但我们认为，与赤裸裸的武力对抗不同，话语竞争的要义终究不是“亮肌肉、比拳头”，而是讲道理、争民心。连发动战争都得“师出有名”，因此，无论在非常状态下还是在常态治理中，若不能对国家利益给出合乎某种或某些公认价值的正当性辩护，就会在道德制高点的争夺中失手，甚至陷入不义的尴尬境地。因此，很多国家在设计其话语策略时，极为关注其合法性或正当性问题。为避免在话语体系建设中出现损伤到正当性的状况，需要深入剖析“利益诉求与道义立场”“事实依据与论辩技巧”“理性说服与情绪感染”以及“自我陈述与社会传播”之间的张力平衡，由此才能更好地把握话语竞争的实践逻辑。

在直接形式上，话语是一种观点或诉求的表达，而其深层的正当性理据，则是一种规范意义的价值观。所谓“公理自在人心”，说明存在着一些得到广泛认同的文明价值，而拥有理性的公众，能够对某种行为是否合乎这些价值作出判断。如果不接受这样的前提预设，便有可能把话语竞争降格为嘴炮式的话语暴力对抗，从而也抽空其争民心的本然意义。必须看到，在人类历史上，一代复一代的仁者和智者一直设法对某些文明价值进行提炼与证明，经反复的社会化与再社会化，至现时代，已在公共领域达成了若干方面的底线共识。断然拒斥这些底线共识，就意味着自动放弃了参与话语竞争的基本资格。因此，在现代条件下，共识性的文明价值构成了话语体系建构的正当性根基和话语竞争实践的约束性边界。

很多学者都曾强调指出，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坚定地立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对此高度认同，但也注意到，在某些学者的具体论述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内容，事实上没有得到完全贯彻，甚至还有被遗忘之嫌。我们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所做的这24字概括，一方面继承人类文明史上的优秀遗产，同时又结合新时代的世情国情予以自觉地理论反思，是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现代文明价值之核心要素的凝练表达，完全可以对中国话语体系的建构提供正当性支撑。在国际话语竞争中，我们必须始终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善于运用这24个字与他者展开对话、交流和争鸣，例如，绝不能把“民主”“自由”“法治”等重要的观念简单地推给西方。

四、国际舆论场域与中国话语表达的适恰性准则

话语竞争在逻辑上预设了多元平等的参与主体。主体之为“多元”，意味着话语竞争不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而主体间的“平等”，则意味着话语竞争不能直接诉诸暴力胁迫和强力弹压。我们认为，嵌入交互性情境的话语表达，目的在于通过交流而求得理解，或是通过论辩而实现说服，因此，不论其借助语言、文字、声音、图像还是具有综合意味的政治仪式来进行，都应该是相关范围内的所有行动者在理性上可领会的。这里的行动者，既包括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争论方，也包括围观和旁听的第三方。

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建设有对内和对外两个基本面向，尽管这两个面向不能断然分开，但其间终究是有区别的。比如，国内情境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府与版图疆域内的公民之间的互动，但在国际舆论场域，一个主权国家所面对的则是作为竞争方的另一个主权国家以及作为第三方旁观者的众多主权国家。一些针对话语权争夺问题所作的研究，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内宣与外宣在约束条件上的差异，直接把内宣策略移到了外宣情境。其中最糟糕的结果是，国际话语表达变成了与竞争对手“互撕”的情绪化宣泄。

引入“第三方”概念来分析和评估国际话语竞争的观点理应引起重视。经验观察告诉我们，在对立双方都秉持各自的原则立场且不愿松动的情况下，彼此间的说服十分困难。因为，自己人无须说服，而敌对方则不愿被说服。所以，如果不使有意义的交流中断，那么，参与话语竞争的对立双方就不仅要“提出自己的逻各斯”，还应把相对中立的“第三方”设定为倾听者、评价者和仲裁者。在现实的国际舆论场域，作为第三方的群体或个体散布于地球的各个角落，既包括政府官员、知识精英，也包括具有一定的理性分析与判断能力的普通公众。由于高度发达的现代传媒可以使相关信息在瞬时实现大范围扩散，因此，第三方的围观和旁听就成了影响话语竞争的一个关键变量。我们认为，这个变量的特别意义在于，面对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参与国际话语竞争的任何一方，仅仅提出自己觉得有说服力的理由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找出其他人也能够共享的理由。这便是所谓的“公共说理”。所以，国际话语竞争的要津，即在于设法求得第三方的同情、理解和支持。

总之，中国的话语表达，应该善于通过“公共说理”的方式来阐明利益交汇点、意愿共同点和情感共鸣点。在现实生活中，国际对话会有可能演化为国际交锋。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一个霸道或无赖对手的言行会让我们感到愤怒。民众的情绪冲动也许在所难免，但是，政府的表态应充分考虑围观、倾听、判断和评价的第三方，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阐释自己的立场，最大限度地争取第三方的同情、理解和支持。任由非理性情绪无节制地宣泄，即便不把第三方推向对手，也会使他们失却倾听的兴趣。因此，我们认为，在国际舆论环境的条件约束下，寓情于理、以理服人的“公共说理”，乃中国话语表达的适恰性准则，应被看作是实现习近平所提外宣任务目标的最基本的话语实践遵循。

五、结语

在多重话语体系并存的国际态势中，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目标定位之一是提供一种具有“竞争性”的解释。遵守这条“最低纲领”，有利于我国在国际舆论场域中获得更多的支持，充分表达和发挥出国家软实力的效力。在这条“最低纲领”中，一个核心的概念是“公共说理”，即尽力提出可以为那些充当着围观者、旁听者、评价者与仲裁者的第三方主权国家所共享的理由。当然，要充分完成对“最低纲领”和“公共说理”的系统性理论证明和阐释，是一项极为复杂和庞大的课题，还需要作出大量的研究工作。不过值得强调的是，突破和化解三重紧张是其肯綮所在。

一是批判与建构的紧张。在话语研究的相关议题上，揭露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同时反思一些照搬西方概念和理论的食洋不化现象，无疑是正确的。梳理既有的学术成果，给人的印象是批判有余而建构不足。迄今为止我们究竟提出了多少本土概念和解释框架？其中又有多少得到了知识界的认可与接受？评估结果可能很不乐观。就学人的责任担当来说，仅仅用大批判的方式重复讲一些大道理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地开展一些累进性和建设性研究工作。

二是共性与个性的紧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一般寓于个别之中；个别也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就前一个方面来说，每个国家的发展道路都不能照搬他人，而应立足本国具体实际；就后一个方面来说，每个国家创造和累积的优秀文明成果，都不仅属于自己，同时也贡献给了全人类。我们不仅要对西方国家借普世价值名义营销自己国家私利进行批判，还应进一步追问：西方国家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特殊诉求包裹在普世价值之下？这样的政治修辞手法怎样帮助它们在国际话语竞争中有效挤压和排斥对手的生存空间？公开拒绝共识性文明价值在国际话语竞争中是不是一种可取的策略选择？植根于中国土地的中华优秀文化是否也蕴含着可以跟其他国家和民族共享的基因？如果仅仅拘泥于自身特色，而忘了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何以向世界说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诸如此类的结子都需要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来打开。

三是对内与对外的紧张。一个国家的话语体系建设有对内和对外两个基本面向，尽管这两个面向不能断然分开，但其间终究是有区别的。比如，国内情境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合法政府与版图疆域内的公民之间的互动，但在国际舆论场域中，一个主权国家所面对的则是作为竞争方的另一个主权国家以及作为第三方旁观者的众多主权国家。在国家所运用的具体话语策略及其设计原则等方面，内外之间的差异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紧张关系，目前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些削足适履的做法造成了两个方面的伤害。所以，要讨论全球化治理背景下的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对话语体系建设的内外两种不同的对象作出更为全面、审慎和准确的评估，从而灵活地择取和设定最为适恰的应对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