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间，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发展与国民党军的分崩离析已成定势，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

经过两年的作战，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一百二十余万人发展到二百八十万人，同国民党军总兵力的对比从一比三点四变为一比一点三，其中正规军对比为一比一点三二。解放区面积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一亿六千八百万，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三。解放区大部分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群众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为了确定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的任务与方针，筹划建立新中国，中共中央于九月八日至十三日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又称“九月会议”。邓小平作为中央委员、中原局第一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

邓小平是在七月二十五日早晨，乘坐一辆缴获的美军用吉普车，从河南宝丰县商酒务镇皂角树村出发的。八月上旬到达西柏坡的那一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村口迎接。从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离开延安，三年过去了，邓小平非常兴奋，紧紧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毛泽东注视着邓小平消瘦的脸，说：“邓小平啊，你都瘦成邓小猴了！”

在政治局会议正式召开前的十来天时间里，毛泽东找邓小平谈了几次话。毛泽东十分关注中原战局和中原解放区的发展，很认真地听邓小平谈情况，不时地提问。毛泽东还要邓小平把中原的工作情况和经验再向他作一次详细的书面报告。

接连几天，邓小平伏案疾书，在八月二十四日写出给毛泽东的书面报告。

邓小平的书面报告分两部分。前一部分，主要还是总结中原一些地区一九四七年十一、十二两个月土改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倾向的情况，以及一九四八年年初以来纠正的情况。报告的后一部分，也是主要部分，内容是结合中原解放区工作的实际，谈对开展新区工作的体会和意见，分七个方面：

一是关于部队出动前的准备。报告主要指出：部队在进入新区前的准备应包括思想、组织、政策、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准备。在思想上，“要向干部战士说清楚，反复说明这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划清思想界限，反能巩固士气和信心”；在组织上，“要有足够数目的干部随军行动，这些干部都须经过任务、政策和作风的训练”；在军事上，“要有适合于山地战的组织和装备以及山地战术的训练”；在经济上，“要使部队进入新区后不致马上发生供给困难而破坏政策和纪律”；同时，必须对干部进行新区的各项主要政策的教育。

二是关于部队的展开。报告主要指出：进入新区之后，首先的任务是打胜仗、占地盘。两者有矛盾，但要结合起来。“要占地盘，不能不分散一部兵力乃至削弱一部主力，减少野战力量。但不占地盘就没有后方，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发动群众，就无法供应军需，就不能使敌分散，也就不好打仗，故分遣适当兵力，展开占地盘是非常重要的。”

三是关于作战。报告主要指出：“要看当时当地的敌情而定，但对在新区作战的困难应有足够的估计。”在进入新区初期，“特别要掌握住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我军主力不可轻率作战，因为如果受挫，极易陷于被动，小则大批减员，大则被迫离开。最好采取宽大机动，寻歼弱敌，既可因胜利而巩固信心，又可逐渐熟悉地形及其作战条件而使上下增加把握。”“但这不是说在初期有把握的大歼灭战也不打，更不是说要采取避战的方针”。“要善于分遣、集结，分遣以分散敌人，造成敌之弱点，而后适时集结歼其一部”，分遣是为的集中歼敌，所以分遣时要计算到比较利于集中的条件。

四是关于供应。报告中提出了部队进入新区解决供应的若干具体办法。

五是关于社会政策。报告主要指出：“只要我们不‘左’，慢慢地来，就不会出大毛病，就既能团结大多数反对美蒋，又能减少军队的困难。在新区必须经过一个军事时期然后才能进入巩固时期（这是大体的划分）。在军事时期，我们的政策步骤，对群众主要是政治解放，解除其切身痛苦，对敌人是政治打击，必要的没收也只能是政治的没收，斗争对象集中于最反动的部分。此时期应特别发挥政权的作用和加强宣传工作”。“一俟军事局面打开，就大体上进入巩固的阶段，工作重心即可放在实行合理负担及有步骤有准备地进行减租减息，建立税收制度，组织农协，建设党，广泛办训练班等项工作上面。”

六是关于发展武装。报告主要指出：“每到新区，务必以最大力量建立地方武装，这是我军扩大与补充的可靠来源，也是巩固占领区的重要力量。”“但在建立时应不惜本钱抽调干部及若干部队以作骨干。民兵在群众未发动以前，则不宜建立”。

七是关于干部问题。报告中主要指出：新区所需干部数目极大，干部补充甚不及时，影响工作甚大。根据中原区需用干部的标准，建议如在江南开辟一万万人口的区域，所需合格干部当在三四万之间，请中央预为准备。同时，国民党统治区干部学生大批回乡，也是干部的一个重要来源。

邓小平提出的七个方面的意见，涵盖了新区工作的各个方面，是他领导创建中原解放区斗争实践的经验总结，也反映了新区工作的一般规律，为各部队开辟和巩固新解放区提供了一整套完整而有效的经验。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办的《党内资料》第五期，全文刊载邓小平的这个报告，在党内和军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九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西柏坡中央机关小食堂正式召开。上午毛泽东作报告，讲关于国际形势的估计、关于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关于干部训练和准备、关于克服无纪律和无政府状态等八个方面的问题。关于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毛泽东整个报告贯穿一个主题，就是战胜国民党蒋介石，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下午，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毛泽东参加了讨论会，邓小平在发言中着重谈了对加强纪律性及中原部队下一步战略任务的看法和认识。

毛泽东曾设想解放战争要打五年，到这时已打了两年，他考虑再打三年。中原野战军无疑要担负打过长江的任务。作为中原解放区的主要负责人，邓小平这时已在考虑部队过长江的准备工作，包括兵员的补充、干部的准备和后勤供应等。他说：

“不仅要考虑第三年，还要准备第四年。这里边问题更多，要有十六七万人才能过长江，如果我们的兵力减到十万人，没有五万多人的补充，过江就困难。中原本身扩兵没有把握。第四年要决定胜利，明年上半年就要有大扩兵，否则就会有困难。第四年的准备，政策是基础，思想准备要充分。南方干部不一定愿意回南方。准备三万干部的计划大体差不多了。要估计敌人一齐来打。华野的干部准备也是不足。以五十万人南进。如果二十万兵南进，要准备三百万大洋。”

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发言饶有兴趣，不时插话。其中讲道：对于工作“一是抓，一是紧，又抓又紧”, “抓而不紧等于不抓”。这两句话后来成为名言警句。

九月十三日会议结束。邓小平没有在西柏坡再停留，即返回河南宝丰。送别时，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我们每年见一次面，每年都有很大的变化。我们明年见面时，全国的形势一定会比今年更好。”周恩来对邓小平说：“你们的位置太重要了，要靠你们去消灭国民党蒋介石的命根子，消灭他的主力部队，还要去剿蒋介石的老窝呢！”邓小平说：“毛主席、党中央看得远。我回去后要和刘伯承同志很好地研究一下，我们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主席、中央给我们的任务，我想一定能够完成。”

十月上旬，邓小平回到河南宝丰县北张庄。这时，中原各区正在开展整党整军运动。中共豫西区委正在鲁山县程村召开全区各地、县委干部参加的扩大干部会议，集中进行整党。他十月十四日赶到程村，第二天在会上作长篇报告，传达中央“九月会议”的精神。在邓小平从西柏坡回到河南宝丰前后，人民解放军先后在全国各战场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东北战场，东北野战军于九月十二日发起辽沈战役。华北战场，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察绥战役，正向北平、天津附近集结。西北战场，西北野战军重新夺回主动权，已将胡宗南集团逼到关中一隅。华东战场，华东野战军于九月十六日发起济南战役，全歼国民党军十万余人。

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华东野战军前委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行动的问题。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于九月二十四日晨致电中央军委，提出集中华东野战军主力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九月二十五日晚，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粟裕表示同意这一建议。

这时所说的“淮海战役”，是准备夺取两淮（淮阴、淮安）、海州，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为下一步在徐州、浦口线上的作战创造有利条件，还不是后来发展成为南线战略决战的淮海战役。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部署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的同时，十月十一日，又电示中原野战军采取有力的行动牵制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集团，在战略上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电报中提出：驻郑州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兵团司令官孙元良部的三个师现将东进，望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立即迅速部署攻击郑州、徐州线，钳制孙元良兵团。得手后以一部向东，威逼开封，吸引国民党军第四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部和孙元良兵团一部西顾，以减轻华东野战军的压力。

邓小平刚回到宝丰，便收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这一电报。他和刘伯承、陈毅研究决定，在华东野战军发起淮海战役前，组织郑州战役，以吸引孙元良兵团回援，或吸引邱清泉的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一部向西，配合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的国民党军第七兵团的作战。

十月十八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下达郑州战役命令。第二天，各部队进入指定地点。二十日，邓小平和陈毅等乘车从宝丰皂角树村出发，当晚赶到禹县县城，指挥部队对郑州发动进攻。十月二十一日夜，各部队形成对郑州的包围。二十二日拂晓，驻守郑州的国民党军开始弃城沿公路向北逃窜。他们迅速调整部署，命令部队提前发起对郑州的总攻，将预定的城市攻坚战转变为野外歼灭战。他们还指示负责从北面攻击郑州的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一定要歼敌于运动之中，不能让敌人跑掉。二十二日晚，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嘉勉，并指出，占领郑州后，“陇海、平汉两大铁路为我掌握，对整个战局极为有利。”

郑州解放后，中原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在陈毅、邓小平率领下，乘势继续东进；刘伯承、邓子恢率中原野战军第二、六纵队，陕南军区第十二旅及江汉、桐柏两军区主力，拖住国民党军张淦、黄维兵团并将其引向平汉路西大洪山与桐柏山区。

邓小平和陈毅当晚赶到郑州，住进大同路原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他们立即指挥部队东进直取开封，国民党守军仓皇弃城而逃，开封第二天即获解放。

从攻郑州开始，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共同执行淮海战役作战任务。邓小平晚年回忆淮海战役时，还记得毛泽东当时说过，“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郑州解放了，开封解放了，部队进入了大、中城市。邓小平特别注意抓部队的纪律教育。时任第九纵队司令员的秦基伟后来回忆起这样两件事：

一件是他看戏挨批的事。他很喜欢河南的豫剧。郑州解放后的一个晚上，他安排好值班，换上便装，悄悄地到一家豫剧院，掏钱买了一张票进去看戏。偏巧邓小平打电话找他，一听他不在就火了。司令部值班参谋如实报告说他看戏去了。邓小平毫不客气，第二天对他进行了通报批评。

另外一件事是：打下郑州后，第九纵队补充了武器弹药，但其他的装备未能得到改善。纵队领导外出开会，要么骑马，要么步行。当时任第九纵队后勤部长的杨以山见郑州铁路局有几部小汽车，就去借了一辆。邓小平知道后，一个命令就撤掉了杨以山的职务。邓小平批评他说：什么借？郑州是你打下来的，你是胜利之师。他铁路局是国民党政府留下的机构，里面的人本来就对共产党心有疑惧。你明借暗要，不是抢也是抢，违反了我军的城市政策，应该撤职。

此前，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中原野战军下一步的行动是，加入徐州方向作战，任务主要是牵制徐州的国民党军。十月二十四日，邓小平在原国民党军郑州绥靖公署礼堂主持召开参加郑州战役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他在讲话中阐述了中原野战军的战略任务，动员部队准备打大仗，打恶仗。

邓小平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在当前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今后大兵团协同作战的情况下，必须加强组织纪律性。他说：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执行新区政策，这是战争形势发展的要求，必须引起我们每个同志的高度重视。在大兵团协同作战中，如果纪律破坏了，整个战斗、战役就要失败。只有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执行上级命令，严格请示报告制度，才能取得胜利。

攻克郑州的同一天，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陈毅、邓小平，对中原野战军主力的下一步行动提出新的部署：在攻取郑州胜利后，以一部或大部或全部向东行动，协同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不但牵制敌孙元良、刘汝明全部，而且可能牵制敌邱清泉、李弥一部。以主力于敌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大量东援之际，举行徐州、蚌埠线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破毁津浦路，使敌交通断绝，陷刘峙全军于孤立地位。”

可以看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已把淮海战役的战略目标，扩大为力争包围并歼灭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峙的整个集团。

解放开封的当天，十月二十四日，陈毅、邓小平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东进作战的三个方案：一是，华东野战军发起战斗后，乘邱清泉兵团东进，而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又较远离时，集中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抓住孙元良兵团而歼击之。二是，如孙元良兵团不好打，则以六日行程于十一月九、十日左右进至徐州至蚌埠一线，执行中央军委原定任务。三是，中原野战军主力进至商丘地区时，如黄维兵团两个师孤军东进，张淦的第三兵团没有尾进，则歼击该兵团一二个师。电报中还提出，中原野战军主力应位于河南商丘西南机动。

第二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陈毅、邓小平指出：中原野战军主力不要去商丘附近，应从现地取捷径到蒙城集中，休息数日，然后直取蚌埠，并准备渡淮河南进，占领蚌埠、浦口段铁路，控制淮河以南、长江以北、淮南铁路以东、运河以西广大地区，吸引敌人来攻。

考虑到淮南地区狭小，大兵团很难机动，同时部队的鞋、袜、棉裤、绑带等尚未补充，财政上毫无准备及辎重不能携带等，当日，邓小平和陈毅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挺进淮南，非到万分必要以不采取为好。”主张：“以力求歼灭孙元良为第一要着。如打不好，则向宿（县）蚌（埠）线进攻。”并建议将部队集结地点改为永城、亳州、涡阳中间地区。十月二十六、二十七日，中央军委两次致电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表示同意邓小平和陈毅的建议，中原野战军主力不出淮南，而由郑州地区东进徐蚌线以西地区。

鉴于淮海战役规模的扩大，需要加强统一指挥，中央军委接受粟裕的建议，十一月一日电告陈毅、邓小平、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中原野战军主力进至商丘东南地区时，中央军委十一月五日致电陈毅、邓小平，提出中原野战军主力在宿蚌地区作战的两个设想：一是，以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攻击砀山附近的刘汝明部，吸引位于砀山、徐州间及丰县地区的邱清泉兵团一部西援，中原野战军主力到永城后不停留继续东进，完成对宿县的包围。然后看情况，或攻占宿县，或敌援甚快则打援敌；二是，以一部破击徐蚌路，以主力打蒙城，“得手后大破宿蚌路”。

同一天，华东野战军按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消灭黄百韬兵团。蒋介石感到徐州东线战场吃紧，急忙将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徐州，命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黄百韬兵团，有放弃徐州的迹象。中央军委得知刘峙集团可能实行总撤退的消息后，立即作出组织歼灭刘峙集团于徐州地区的决策。十日，中央军委致电陈毅、邓小平，提出：“你们应集中全力（包括三、广两纵）攻取宿县，歼灭孙元良，控制徐蚌段，断敌退路，愈快愈好，至要至盼。”

这天，刘伯承率中原野战军前线指挥部由豫南到达安徽濉溪县临涣集，同邓小平和陈毅会合。他们根据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一起研究制定了攻打宿县、截断津浦线徐州至蚌埠之间铁路的作战计划。

十一月十日，邓小平和陈毅一起召集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三、第四、第九纵队负责人在驻地开会。邓小平在会上说：“切割徐州、蚌埠线，占领宿县，可以北拒徐州，堵住徐州之敌南逃的后路；可以南阻蚌埠，斩断南线敌人北援之交通；制止敌孙元良兵团东援，夹住敌黄维兵团北上，敌黄百韬兵团只有束手待歼，蒋介石称为生命线的津浦路，就要截断了。”又说：

“为了这个目的，在淮海战场上，只要歼灭了敌人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十一月十一日，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将黄百韬兵团包围在碾庄圩一带，展开猛烈攻击。此前，十一月二日东北战场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七万二千人。人民解放战争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毛泽东判断，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可以大为缩短。十一月十四日，他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提出：“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淮海战役的规模越打越大了，由原华东野战军主力作战、中原野战军配合，发展为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战略目标由原计划歼灭刘峙集团一部，发展为全歼刘峙集团和歼灭白崇禧集团一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认为，淮海战役已发展为南线战场战略大决战，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

战役发展的形势，急需组建一个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统筹解决战役指挥和后勤供应等的前线指挥机构。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接近结束时，十一月十六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

李达回忆说：“总前委的成立，对及时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协调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作战行动，统筹战区党政军民全力支前，争取淮海战役的全胜，从组织上提供了保证。总前委临机处置了许多重大问题。”

这时，在徐州东面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已接近结束，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即将开始。先打哪一股国民党军成为中央军委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急需考虑决定的问题。

黄百韬兵团被围后，蒋介石急忙命令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敌指挥部司令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由徐州沿陇海路东援；并令孙元良兵团由宿县撤到徐州，李延年兵团、刘汝明兵团分别由蚌埠地区北上徐州，黄维兵团由驻马店、确山地区向徐州方向东进。这样，国民党军的兵力被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阻击在三个地区：杜聿明所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被华东野战军阻击在徐州及其周围地区；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被中原野战军阻击在固镇以南与蚌埠地区；黄维兵团在进至宿县西南的南坪集地区时，遭到中原野战军顽强阻击，欲北进不能，欲东去不成。

在国民党军这三个集团中，选择先打哪一个，中央军委与总前委作了反复磋商。

还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时，十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中原、华东两野战军负责人指出：“只要你们歼灭黄百韬孙元良两兵团，占领宿县及徐蚌段铁路，徐州就处于被我包围中，就可以准备第二步歼灭邱（清泉）李（弥），夺取徐州。”

当时，无论是华东野战军的粟裕等，还是中原野战军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都完全领会和赞成中央军委的这一作战设想，并按照这一设想作了部署，造成歼灭黄百韬兵团后继续歼灭邱清泉、李弥兵团的态势。但是，当黄维兵团进至太和、阜阳地区时，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脑子里有了新的想法。他们对黄维兵团下一步行动作了三种分析，并提出了三种应对的作战方案。十一月十四日，他们致电中央军委说：

黄维兵团集结阜阳、太和后有三种可能：一是暂停观变，然后决定行动；二是出亳州、涡阳向永城，或出涡阳、蒙城向宿县；三是东开蚌埠掩护南京。我之方案：（一）如黄维兵团出永城或宿县，中原野战军则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纵队及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歼击黄维兵团为上策。（二）如果华东野战军一时尚难歼灭黄百韬兵团主力，而中原野战军又不能以第四纵队及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两广纵队拉住邱清泉、孙元良两兵团，则只能以中原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第九纵队全部担任阻击黄维兵团之任务，以待华东野战军全部消灭黄百韬兵团后，再定行动。（三）如黄维兵团暂在阜阳、太和等第八十五军，我则监视之。如黄维兵团移蚌埠，我则仅以一部扭敌，第二、第六等纵队主力移至蒙城地区待机。

他们在电报中提出“歼击黄维为上策”，同时又认为求歼黄维兵团的前提条件是华东野战军能在三天内歼灭黄百韬兵团，并且能抽调三个纵队南下萧县、三堡地区接替陈谢集团三个纵队的任务，使之参加歼击黄维兵团的作战。并表示，中原野战军的行动“一切须俟华野战况决定”。十四日二十二时，他们又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准备抽调几个纵队交粟裕指挥，参加攻歼邱清泉、李弥兵团的作战。

由于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还未结束，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等华东野战军歼灭黄百韬兵团以后再决定是否接着歼击黄维兵团；同时，又提出等歼灭黄百韬兵团后，华东野战军再打邱清泉、李弥兵团，中原野战军打刘汝明兵团的设想。

几天以后，鉴于刘汝明、李延年两兵团正向北进，黄维兵团已进至宿县以西，准备加入徐淮地区作战，中央军委提出：在华东野战军打邱清泉、李弥兵团的同时，中原野战军主力应对刘汝明、李延年兵团进行作战，从而使黄维兵团陷入孤立，尔后以全力歼灭之。十一月十九日十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致电粟裕、谭震林，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现刘峙依靠黄维（十个师）、李延年（在五十四军未到前是四个师）北上救命，我们觉得南线集中中野三、四纵及叶飞一纵歼灭李延年兵团于宿县以东地区，是极关重要的一着。李延年歼灭后即可续歼刘汝明或将其驱至蚌埠，则黄维便陷孤立。”

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对淮海战场的形势进行了慎重的分析。他们考虑：华东野战军在对黄百韬兵团作战中，使用了六个攻坚战斗力强的纵队，且历时十二昼夜，未能结束战斗。在歼灭黄百韬兵团以后，必定相当疲劳，如不休整，接着又打战斗力较强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是很难达成预期目的的。同时，中原野战军以现有兵力阻击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个兵团的两路推进，困难很大。如果华东野战军在北线歼击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不能速决，中原野战军在南线阻援又无把握，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就都将会陷入被动的地步。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他们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歼灭黄百韬兵团以后，华东野战军主力应集结徐州以东地区，监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休整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过的三至五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中原野战军歼灭黄维兵团。于是，他们十一月十九日九时致电中央军委和粟裕等提这一想法。电报中说：“如果于歼黄百韬后，以七八个纵队钳制邱（清泉）、李（弥），以六七个纵队先打黄维、李延年似为上策。”

电报发出几个小时以后，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又作了研究，并给中央军委和粟裕等又发一个电报，进一步陈述决心“先打黄维、李延年”的理由。指出：

“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李延年、黄维北进的条件下，最好力争迅速歼灭黄百韬，尔后即将主力集中于徐东、徐南，监视邱、李、孙三兵团，争取休息十天半月。同时以尚未使用之五个纵队或三个纵队用于南线，协同我们歼击黄维、李延年，这个步骤最为稳当。如我们不这样，过低估计本身困难，而在南线又无保障两路大敌不北进的情况下，我们六个纵队，除四纵外均六个团，九纵只来五个团，平均每纵不到两万人，炮兵很弱，故只能用于一处，马上打邱、李，既无胜利把握，且可能陷入被动。”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基本同意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关于打黄维兵团的意见，并在收到他们的电报后，于十一月十九日十七时、十九时和二十日二十时给中原、华东两野战军负责人发了三个电报，进行相应的部署。二十一日五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致电华东野战军负责人粟裕等，并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华东野战军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主要任务是歼灭李延年兵团，请“从目前起，即将主要注意力及兵力部署的重点放在歼灭李延年三个军的上面。”“只要李延年歼灭，战局便可改观。”

至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已经改变原来集中华东野战军主要兵力在北线打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在南线集中中原野战军主力打黄维、李延年、刘汝明三个兵团的设想，而打算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将中原、华东两野战军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南线，歼灭黄维兵团或李延年兵团。

十一月二十二日，淮海战场的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华东野战军主力在碾庄圩地区全歼黄百韬兵团，正在向北推进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闻讯畏惧被歼而迟迟不前。黄维兵团则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不顾兵惫粮缺，于二十三日孤军突进，在南坪集地区与中原野战军接战，并强渡浍河。

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认为歼击黄维兵团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于二十三日二十二时致电粟裕和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副参谋长张震，并报中央军委，提出：“歼击黄维之时机甚好，李延年、刘汝明仍迟迟不进。因此，我们意见除王张十一纵外，请粟（裕）陈（士榘）张（震）以两三个纵队对李、刘防御，至少以四个纵队参入歼黄维作战，只要黄维全部或大部被歼，较之歼灭李、刘更属有利”。

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裕）陈（士榘）张（震）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先打黄维兵团的决策完全定下来了，这对淮海战役后来的顺利发展是非常关键的。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坚持独立思考、判断敌情，适时而执着地向中央军委提出意见、建议，对这一决策的确定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先打黄维的决策确定下来之后，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将总前委指挥部移至宿县临涣集以东小李家村，以指挥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

他们住在村东北角一个偏僻的小院子里。住房是一个里外间，刘伯承单住里间，邓小平和陈毅合住在外间。这时，邓小平刚过不惑之年，在三人中年龄最小，身体最健壮。他对刘伯承、陈毅说：“两位司令员同志，我比你们小几岁，身体也比你们好一些，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夜间值班我也多值一些，这是应该的哟！”他叮嘱作战科的人员，一般事情多找他请示报告，重大事情同时报告刘伯承、陈毅和他三人。就这样，在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过程中，邓小平几乎是天天守在作战室里，值班到深夜。三人共同商定的各部队的作战任务，也多是由邓小平直接向各纵队负责人下达和部署的。他除随时听取作战科汇报外，还几乎天天直接同各纵队负责人通电话，督促检查他们执行作战计划和命令，了解战斗进展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

房东李克光后来回忆说：“邓小平总是值班，老听他打电话，一口四川话。每天晚上洗凉水澡。那么冷的天，人们都捂在被窝里不愿出来，他却敢冲凉水。每天警卫员从井里打来一桶水，站在凳子上冲，他在下边洗。”

黄维兵团辖四个军十一个师和一个快速纵队，约十二万人，属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官白崇禧指挥，是国民党的嫡系精锐部队之一，战斗力较强，其中第十八军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是中原野战军进入中原后遇到的一块最硬、最难啃的“骨头”。打这样的强敌，对中原野战军是一次很大的考验。

十一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中原野战军各纵队负责人会议上作动员说：

要消灭敌人，没有牺牲精神是不行的。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华野协同下，坚决完成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即使这一仗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其他野战军照样渡江，中国革命照样胜利！

邓小平还打电话给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说：“这次作战一定要有‘叫花子烧铺草’的精神，哪怕九纵打到只有一人一枪，也要和敌人拼到底。”

十一月二十五日晨，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指挥部队将黄维兵团四个军合围在宿县西南东西不到十公里、南北五公里左右的双堆集地区内。二十六日五时，他们电告中央军委说：“迄本晨止，黄维兵团完全被我合围于南坪集、蕲县集、邵围子、双堆集、芦沟集之间地区。敌企图向邵围子、双堆集之间突围已被我堵阻。我们已令各纵队逐步紧缩，达成全歼此敌。”

得到这一消息，毛泽东非常高兴。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时，他在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回电中指出：“黄维被围，有歼灭希望，极好极慰。但请你们用极大注意力对付黄维的最后的挣扎”。毛泽东还建议总前委除使用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外，还让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迅速进入战场，以“使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变化”。

隆冬季节，天寒难耐，粮食、弹药日渐缺少，被围的黄维兵团陷入混乱。他们几次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发动攻击，向东南方向突围，都被一一击退，只有死守待援。

十一月二十九日清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告华东野战军负责人指出：歼击黄维兵团时间还可以打宽裕些，攻击时必须掌握强大预备队。你们从黄维兵团固守着眼，集中火力各个分割歼灭，准备以十天或更多时间解决黄维兵团，“此种计划是稳当的和可靠的”。并再次指出：“解决黄维兵团是解决徐（州）蚌（埠）全敌六十六个师的关键，必须估计敌人的最后挣扎，必须使自己手里保有余力，足以应付意外情况。”电报中还就华东野战军主力及地方部署使用提出了具体意见。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及华东野战军前委决定：从华东野战军渡淮南下的五个纵队（第二、第六、第七、第十一、第十三纵队）中调第十三纵队作为歼灭黄维兵团的战役预备队；第六纵队和豫皖苏军区五个团会同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在固镇以南监视、阻击可能由蚌埠再次北上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第二、第十、第十一纵队集结宿县地区为总预备队，随时准备会同在徐州以南担任阻击任务的八个纵队，对付可能向东或向西逃窜的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杜聿明集团。

为援救黄维兵团并挽救徐蚌会战败局，蒋介石决定放弃徐州，命令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经徐州西南的永城转到淮南以北的蒙城、阜阳地区南下，然后依托淮南向北攻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尔后一同南撤。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早已料到蒋介石会放弃徐州，曾几次电令总前委，首先截住杜聿明集团，不让其西进或南下与黄维兵团会合，堵住后予以围歼；对黄维兵团则应加速歼灭；对蚌埠方向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坚决阻击，不准其北上。

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立即命令华东野战军十一个纵队分三路，向永城、涡阳、亳县疾进，阻击和拦击杜聿明集团。

永城，在徐州西南九十公里处。如果让杜聿明集团到了永城，往西可分散逃走，往南则可会同蚌埠方向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一齐接应黄维兵团，使黄维兵团再由里往外打，形成里外夹击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参战部队的局面，其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中原、华东两野战军主力都集中在徐州周围、蚌埠地区和双堆集附近，一时难以赶到永城，而永城地区只有豫皖苏第三军分区部队守备。紧急中，邓小平要通豫皖苏第三军分区负责人的电话，布置说：“总前委已命令华野几个纵队日夜兼程赶往永城堵截敌人，在大部队到达之前，如果敌人先头部队赶到这里，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通过永城！”

十二月四日拂晓，华东野战军终于将杜聿明集团合围在永城县东北陈官庄、青龙集地区。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经过分析后认为：要保持战役主动权，就只能迅速歼灭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两股中的一股。如若同时围歼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则作战时间就会拖长，而作战时间一拖长，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就可能赶到，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就会陷入被动。他们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对杜聿明集团暂取“大部守势，局部攻势”，阻其南逃，同时增加在蚌埠以北地区阻击李延年兵团的兵力。刘伯承形象地称之为“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也就是吃掉黄维兵团，挟着杜聿明集团，看住刘、李两兵团。

十二月五日十一时五分，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下达《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第二天四时三十分总攻开始，战至十五日晚十二时，黄维兵团四个军十一个整师共十万余人全部被歼灭于双堆集地区，黄维被俘虏。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歼灭黄维兵团后，向来举重若轻的邓小平感到松了一口气。他来到政治部，从口袋里摸出一只苹果，亲自用小刀一破为三，和大家分吃。然后，不慌不忙地拿出一张像账单一样的长长的纸条，交给张际春副政委说：“这张单子上中央来的二十几个电报，都是同作战没有直接关系的，还没答复，请你一个一个的起草复报。”

关于打黄维兵团的作战，李达后来撰文写道：“中野首长又以勇担重担、破釜沉舟的决心，全力以赴，在华野大力协助下，取得了全歼黄维兵团的胜利。前线高级指挥员这种把握全局，审时度势，临机决断的高超指挥艺术和勇于承担风险的宏伟胆略，是由于他们深刻领会并创造性地贯彻了中央军委关于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的战略意图，因而取得了最佳战果。”

在黄维兵团即将被歼灭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到歼灭杜聿明集团也已不成问题了。毛泽东十二月十二日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说：“估计黄维数日内可全歼，邱（清泉）李（弥）则尚须较多时间才能全歼。黄维歼灭后，请刘、陈、邓、粟、谭五同志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商好在邱李歼灭后的休整计划，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以总前委意见带来中央。”并对今后作战方针提出了大致意见。

邓小平决定主持召开一次总前委会议进行研究。由于粟裕、谭震林正忙于指挥华东野战军围歼杜聿明集团的作战，不能来总前委所在地小李家村开会，他便和刘伯承、陈毅前往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驻地萧县蔡凹村，同粟裕、谭震林会面。

十二月十七日晚，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乘车到达蔡凹村，粟裕派人到很远的地方迎接他们。蔡凹村是一个还比较大的村庄。邓小平风趣地说：“你们住这么大的村子，不怕国民党飞机把你们炸了？还是要‘怕死’一点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张震回答说：“现在蒋介石搬家都搬不赢，顾不上来炸我们了。”

会议开了一整天，主要研究即将到来的渡江作战计划与部队整编方案。张震后来回忆说：“几位首长在淮海战役即将全胜之时，相会蔡凹，都显得特别高兴。他们着重研究了明年夏季渡江作战方案和对部队整编的问题。休息时，还一起照了相。这张宝贵的五人合影，使人们今天得以重睹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战斗风采。”

十二月十九日，刘伯承、陈毅带着总前委研究的意见，驱车北上，前往西柏坡向中共中央汇报。邓小平从蔡凹村返回总前委驻地——小李家村。

为了便于指挥围歼杜聿明集团的作战，十二月三十日下午，邓小平率总前委指挥部从宿县乘车，经徐州到达中原野战军指挥部驻地河南商丘。第二天，到达商丘以南十几公里处的张菜园，在这里度过了一九四九年元旦。

邓小平已经没有了过节的习惯。为了总结经验，以利再战，他利用元旦节闲暇对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进行总结。当时任中原野战军作战科科长的张生华后来回忆道：

一月一日下午，邓政委在作战室对我说：“生华同志，整个淮海战役即将胜利结束，现在要考虑写歼灭黄维作战总结了。这个总结要以电报形式上报中共中央军委的，文字不宜过多。……按三个作战阶段写，要写出各个阶段的特点和主要经验。”

张生华还回忆说，邓小平同他讨论修改总结稿时，特别强调要总结好歼灭黄维兵团三个阶段作战的经验。“邓政委具体讲了第三阶段作战主要经验十二条，还讲了每一条的具体内容和写法。边讲边让我记录。邓政委讲的十二条经验有些是原稿上没有的，有些是原稿上虽提到，但内容太贫乏、不深刻。邓政委几乎把第三阶段主要经验全改了。”

一月三日，《总结》以邓小平、张际春的名义上报中央军委。这个《总结》就是后来人们看到的《关于歼灭黄维兵团的作战总结》，着重总结的是对歼灭黄维兵团作战的第二、第三阶段的经验。第三阶段作战经验的十二条是：

（一）“攻击阵地之编成是极端重要的。”（二）“攻击的火力，必须集中和有严密的分工。”（三）“每攻击一点，都必须有纵深破坏、连续突击的充分准备和步兵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求步兵在突破敌第一线阵地之后，不要混乱，能继续攻击，炮兵能按预定计划及时而准确地延伸火力，支援步兵。”（四）“攻击一点时，突击点应该多选几个，其中有主要的、有辅助的，否则敌集中兵力和炮火反击，我易被敌反击出来。”（五）“事先确实严密的侦察，乃攻击成功的决定条件。”（六）“上级指挥员有精密的战斗组织。”（七）“对付敌人新式的或接触较少的武器，应预先教育和讲求预防之办法。”（八）“由于我们从敌人投降的士兵中及时了解敌人内部的情绪，以及有良好的观察，对敌突围行动能迅速发觉”。（九）“通信联络上下左右经常通畅，保障协同动作和命令及时下达，极为重要。”（十）“不断地对敌进行政治攻势，收到相当效果”。（十一）“事先进行了充分的动员，每个指战员都下了极大的决心和具有充分的信心”。（十二）“后方勤务的保障做得很好，支前司令部及支前办公室尽到最大的努力。”

上述经验，对中原野战军下一步的渡江作战和各野战军解放各地的作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几天后，一月六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向被围在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发动攻击，十日全歼该敌，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结束，整个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历时六十六天，共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五千人。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原、华东两野战军负责人和全体同志的电报中说：“淮海战役既然消灭了南线国民党军的主力，这就奠定了你们渡江南进夺取国民党匪巢南京，并解放江南各省的巩固的基础。”

作为总前委书记指挥淮海战役，无疑是邓小平军事生涯的一个辉煌篇章。晚年，他回忆起来犹感当年责任之重大。他说：“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权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张震后来回忆说：

“淮海一役，我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并肩作战，六十万对八十万，以少胜多，创造了我军历史上战役规模最大、歼敌人数量最多的光辉记录。毛泽东主席曾经称赞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在邓小平看来，胜利和光荣只能作为继续前进的动力。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他为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编辑出版的《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一书题词写道：“双堆集胜利仅仅是全国千百次重要胜利的一个。一如坚持大别山的意义一样，只能把它的宝贵经验提取出来，作为我们继续进步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变成障碍自己前进的政治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