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的精锐主力已基本被消灭，能用于作战的陆军部队只剩一百四十六万余人，而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和漫长的防线上，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了。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撰写的新年献辞《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宣布：“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渡江南进，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以后就开始悉心筹划的战略决策。

一九四八年十月，还在部署淮海战役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曾设想在一九四九年秋季进行渡江作战。淮海战役期间，十二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提出：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原、华东两野战军休整两个月，并大致准备好渡江作战所需物资及初步完成政治动员。渡江时间大约在明年五月或六月。淮海战役结束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致电邓小平、张际春、粟裕、陈士榘再次提出：中原、华东两野战军休整时间规定两个半月，“并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到这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渡江的具体时间还未作出明确的指示。

国民党军对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将会怎么样应对呢？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分析了国民党军部署的两种可能：一是在京沪线组织抵抗，二是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针对这两种可能情况，中共中央提出两种对付方法和两个渡江时间：“如果在今后一时期内证明国民党仍然采取在京沪线组织坚决抵抗的方针，则我们仍应按原定计划，华野、中野休整至三月底为止，准备四月渡江。”“如果国民党依照近来日益增多的情报所说，是准备在长江南岸一线作某些抵抗，不准备集中兵力守南京等城，而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我们应作提早一个月行动的准备。华野、中野应休整至二月底为止，准备三月即行渡江。”

二月五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指示，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部队以原有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九、第十一共七个纵队为基础，加以地方兵团，扩编为第三、第四、第五兵团。第三兵团由陈锡联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四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五兵团由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二月九日，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

二月九日，邓小平在徐州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具体研究渡江作战的时间、部署等问题。当日，总前委成员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并华东局，报告会议研究的意见。电报中除对渡江战役的部署、部队开进、指挥机关地点及后勤供应等方面提出了安排意见外，特别对渡江的时间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提出：

“关于渡江时间。我们一致认为，以在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在政治上，以乘敌内部尚未求得一致，对军事部署尚在守沿江南岸和京、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两侧之间徘徊的时候，实行渡江较为有利。在季节上，四月初水小雨少，更便于作战。在准备工作上，确较仓促。只要前后方加紧努力，当可成行。有些准备工作（如雨具、纱布等），即再推迟一个月，亦难办到。如推迟到四月出动，四月底五月初渡江，则敌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有更多准备。特别在季节上，已届春雨桃汛时间，困难增多，仅在准备方面略较充分。如提早在三月初出动，三月中旬过江，虽在政治、季节诸方面更属有利，但许多切要的准备工作，都来不及。”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二月十一日复电总前委：“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复电中还特别提出：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参加华东局为委员。在淮海战役期间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战役期间“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二月二十日，中央军委批准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李达五人组成第二野战军前委，邓小平为书记。

二月二十六日，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等人一起，从徐州动身去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二十八日，到达西柏坡。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于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召开，这是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三月五日在会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阐述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必然性；指出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基本途径。

三月五日下午在讨论毛泽东的报告时，邓小平作了发言。他重点对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觉得城乡问题，每一个革命时期都提到过。大革命以前，我们不要农村，城市又要得不好。大革命失败后，我们依靠农村，目的在于拿到城市。现在拿到了城市，我们应城市领导乡村，否则会犯错误。中央提出重点放在城市，我完全同意。拿到城市，才能实现对农民的领导，实现工农联盟，实行新民主主义，转到社会主义。总之，城市领导乡村。有了城市，工作重点应转到城市，这是关系到革命胜败的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

关于接收和管理城市的问题，他联系中原解放区的实际指出：

“城市领导乡村，不是这样一句话可以解决的问题。首先要解决依靠谁和在城市主要做什么？接收城市，我们多少有些经验，但还不够。管理城市，尚未解决。在城市，我们要做什么？什么要消灭、保存和发展？中原对城市是没有管好的，我根本是门外汉。二中全会以后，我相信可以慢慢学会的。第一，方针要对；第二，稳一点，争主动，抓主要的，加上学习。老师首先是中央、毛主席，还有敌人和人民群众。最后一条，再加上纪律性。解决得好不好，靠我们的努力。”

会议期间，毛泽东经常找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等商量渡江作战的问题。毛泽东对邓小平说：“渡江作战就交给你指挥了。”三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市长。同时又决定刘伯承为华东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第一政治委员，饶漱石为第二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三政治委员，陈毅、粟裕为副司令员，李达为参谋长。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华东局、华东军区作这样的人事调整，同毛泽东在这一期间对防止美国出兵干涉问题的考虑有很大的关系。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并确定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其中之一是：“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其中，解放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四省的任务，由第二、第三野战军担负。三月十四日，邓小平、陈毅致电刘伯承、李达说：“中野确定两年内留在华东，不作新的机动。”中共中央之所以要第二野战军“两年内留在华东，不作新的机动”，主要是为了对付美国可能的军事干涉，同时考虑由第二、第三野战军在一定时间内联合经营华东。后来，随着上海战役接近尾声，在摸清了美国不出兵干涉的底牌后，毛泽东对进军部署作了重新调整，其中包括第二野战军准备向西南进军。

三月十五日，邓小平和陈毅等离开西柏坡，动身回前线。十八日，到达徐州。这时，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机关都驻在这里。

还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二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曾致电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负责人，指示准备在三月中旬或下旬攻击浦口和炮击南京。此时，前线部队攻击浦口和炮击南京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邓小平在和陈毅、粟裕交换意见后，认为攻击浦口和炮击南京等行动，应与渡江作战紧密结合。到达徐州的当晚，他和陈毅、粟裕等即致电中央军委，在报告部队开进情况后说：

“我们再三考虑结果，认为攻击浦口及炮击南京与夺取一切江北敌人据点，应同时施行，而且应紧接着开始渡江作战，其中间隙不宜超过七天以上，以三四天为最好。否则既可使敌人的战役战术上能作出比较从容的部署，又会使我江南可靠关系可能遇到很大的困难，而我们则会丧失可能的战役战术的突然性，增加渡江的困难。”“因此建议，攻击浦口作战，推迟至四月一日（卯东）开始，以便与十号（灰）渡江作战相衔接。如果时间来得及，我们亦有可能提前两三天于虞（七日）齐（八日）开进渡江。”

三月二十一日晚，邓小平等随总前委、第三野战军指挥部由徐州登车南行，次日渡过淮河，于二十二日下午到达安徽蚌埠东南十一公里处的孙家圩。

二十六日，邓小平在孙家圩主持召开有第三野战军各兵团负责人参加的总前委扩大会议，部署渡江作战。会上通报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准备情况和行动计划，并对原计划攻击浦口和炮击南京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认为，不攻占浦口对整个渡江作战没有很大的影响，甚至不攻击浦口和炮击南京反而有利于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因此，会议决定放弃攻占浦口和炮击南京计划。

中央军委也一直在考虑改变攻占浦口和炮击南京的部署问题，二十七日复电批准了总前委的这项决定。

中央军委得知总前委扩大会议已经开完，于三月二十九日来电询问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决定，以第三野战军前委的名义，将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计划向中央军委作一正式报告。这个报告即《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后来是邓小平亲自起草的。张震后来回忆说：

“三月三十一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在广泛听取各野战军情况报告基础上，统筹全局，最终确定了渡江作战的决心部署。当时，小平同志要陈毅同志草拟作战计划，陈毅遂告我起草一份包括两大野战军行动的渡江作战命令，我草拟后交陈毅同志转呈小平同志审阅。邓政委指示对大兵团指挥不能太具体，主要是说明战役企图，可能预案等即可。随即，小平同志亲自草拟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役纲要，即《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四月一日午前，小平同志召集我们逐段讨论了这一纲要，上报中央军委并下发各野战军兵团以上单位”。

长江，西起青藏高原，东入东海，全长六千三百公里，流经九省一市，中下游江宽水深，自古就被称为天堑，是人民解放军南进的最大自然障碍。

为了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国民党军早就开始苦心经营长江防线。到此时为止，已在宜昌至上海间的一千八百多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一百一十五个师约七十万人的兵力。其中，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汤恩伯集团的二十六个军七十五个师约四十五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沿线；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集团的十四个军四十个师约二十五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沿线。汤恩伯集团以一部兵力控制江北沿岸若干据点，主力十八个军五十四个师沿长江南岸分布，重点在南京以东。汤恩伯集团是参战的我第二、第三野战军的主要作战对象。

刘伯承后来说，国民党军摆的是一条“死蛇阵”，我们破阵的法宝之一，便是《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明确地提出战役的目的是：全歼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区及浙赣线上国民党军队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尔后向华南、中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条件。

《纲要》在对敌情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对第二、第三两野战军渡江成功后，国民党军可能采取的四种行动作了分析：

第一，“收缩兵力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集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

第二，“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得割断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至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

第三，“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集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

第四，“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京、沪、杭诸点，以图顽抗”。

根据对敌情的分析，《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提出不同的作战方案，并着重指出，战役的准备应以能够应付上述第一、第四两种情况为出发点。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将整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进行部署：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国民党军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切断国民党军的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被包围的国民党军，完成全战役。第一阶段的具体作战部署是：

以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指挥第二十、第二十六、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军，第十兵团指挥第二十三、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及苏北军区三个独立旅共三十五万人，由粟裕、张震指挥，组成东突击集团。其中，以第三十五、第三十四两个军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牵制浦口、浦镇地区的国民党军，并伺机渡江；主力六个军由三江营、口岸、京口段及张黄港至龙稍港渡江，成功后以一部兵力歼灭当面的国民党军，主力迅速向宁沪铁路挺进，控制该路一段，巩固阵地后扩张战果。如条件许可，应派部队向西发展，截断宁杭公路，如国民党军进攻，则求得在野战中逐步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中突击集团赶到后歼敌。

以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指挥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军，第九兵团指挥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三军共三十万人，由谭震林指挥，组成中突击集团，在裕溪口至姚沟段及由姚沟至枞阳镇段渡江。成功后，以足够兵力歼灭当面国民党军，并监视驻守芜湖的国民党军，主力迅速东进，与东突击集团会合，截断宁杭公路，完成对京、沪、杭地区国民党军的割裂包围，尔后会同东突击集团歼灭南京、镇江地区之国民党军。

以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的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四兵团的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第五兵团的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及地方部队共三十五万人，由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挥，组成西突击集团，由枞阳镇至望江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歼灭当面之国民党军外，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切断国民党军退路，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替第三野战军留置部队的任务，歼灭驻守芜湖地区的国民党军，并准备参加攻取南京的作战。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对百万大军渡江作战作出周密细致的安排部署，对于保证京沪杭战役的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意涵高远，思维开阔，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指挥风格，成为一篇具有高度军事史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的文献。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是邓小平的精心之作，多年后他还记得那样真切。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他在谈第二野战军战史时还说道：“渡江作战，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三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

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第二、第三野战军担任渡江作战任务的各部队于三月初至四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全面紧张地进行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部队上下开展了关于形势、任务和新区城市工作政策纪律的教育，并针对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工事布局的特点和长江水情及两岸地形特点，开展了技战术训练。

在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大力协助下，到渡江前，各部队共筹集各型木船九千四百多艘，组织船工万余名，培训部队水手数千名，筹集并运送到前线的粮食达数亿斤，动员的支前民工达三百多万人，做到了“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船有船”。准备工作十分重要，哪个方面没做好，都可能会影响战役顺利进行。这段时间里，邓小平工作的繁忙和紧张程度可想而知。

四月初，邓小平和陈毅率中共中央华东局、总前委、华东军区等机关离开蚌埠孙家圩，到达总前委的新驻地安徽肥东县瑶岗村。这是一个不大的村庄。邓小平和陈毅的住处是一幢砖瓦结构的四合院。陈毅住在头进屋的东厢房。邓小平住在二进屋的东厢房，屋里支了一张帆布行军床。二进屋正中敞开的三间屋是办公的地方，三张方桌并放，铺上白布，既作饭桌又作会议桌，这里成为了渡江战役的前线总指挥部。

邓小平在瑶岗村住下后，便收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其中明确表示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提出的渡江战役发起的时间是四月十五日十八时。不料，四月十日二时，总前委又收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推迟渡江时间的电报。

关于渡江的时间，从一九四八年十月至一九四九年四月半年的时间里，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之间已经商量过多次了。过去每一次往后推迟，都是为了争取条件更成熟一些和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一些。而这一次推迟，却是为了等待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平谈判的结果。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国内和平，减少人民的负担和痛苦，早在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即将胜利结束之时，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就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向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提出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一月二十二日，国民党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发表声明，表示“愿开始商谈”。实际上，国民党南京政府只是想通过和谈，同中共实行“划江而治”，以保住国民党统治的“半壁江山”。尽管这样，中国共产党还是诚心诚意地同意同国民党南京政府举行和平谈判。

四月二日，国共和平谈判在北平开始举行。中共代表团提出一个和平协议方案，吸收国民党南京政府代表团的意见修改后，形成《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提交双方讨论。为了争取同国民党政府签订这个协定，促使和平谈判成功，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还在军事部署上作了相应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推迟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间，争取和平渡江。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电报的要求，邓小平和陈毅立即同第二、第三野战军负责人一起研究，从长江水情及部队的供应等方面反复权衡后认为，“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因为推迟过江，长江将发大水，江面将变得更加宽阔，部队的给养等也将发生极大的困难；而如果能真正实现和平过江，这些当然不成为问题。他们担心即使同国民党南京政府达成《国内和平协定》，国民党方面也可能“翻脸”，因此建议还是“立即过江”, “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四月十日十五时，邓小平以总前委的名义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他们的这一看法和建议。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在四月十一日五时复电，决定还是推迟一个星期渡江，即由原定的四月十五日推迟至四月二十二日渡江。主要考虑有两点：一是考虑推迟到四月二十二日，长江还不会发大水，不会给渡江造成更大的困难；二是考虑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还在进行中，国民党方面有可能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而我军即可能实现和平渡江。同时，也想到了做好国民党方面“反悔”和“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的准备。复电中把后一点考虑阐述得很充分，而且还提出“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七天时间，即二十三日至二十九日，但此刻不作决定”。

邓小平当天即以总前委的名义复电说：“我们同意推迟一星期，即推迟二十二（养）日渡江。但我们意见切不宜再推迟，否则困难甚多（部队无粮草，群众无时间填补堤坝等），如能比二十二（养）日更提前三两天更好。”电报刚发出，邓小平又收到中央军委于十一日六时发来的电报：“一切请照十一日五时电办，并请你们迅即表示意见”。

决定渡江的时间已经是十分紧迫的事情了。邓小平和陈毅商量后，于四月十一日十九时又以总前委的名义复电中央军委，答复说：“故就水势一点来说，推迟半月即在二十九日以前渡江，估计尚无大碍，但粮食柴草困难；如在二十二日前渡江尚无大问题；如再推迟一礼拜到二十九日则困难不少。”并明确提出：“从军事上说，以二十二日渡江不再推迟为好，即使政治上必需，也以不要推迟至二十九日以后为好”。

推迟一个星期过江，对于枕戈待旦的百万大军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如何向广大的指战员们说明原因呢？中央军委担心“松懈士气”，在四月十一日五时的电报中提出：“你们下达推迟渡江至二十二日的命令，不要说是为了谈判，而要说是为了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工作”。但是，邓小平感到，如果从正面讲清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斗争的道理，对统一部队的思想认识会更为有利。于是，他在四月十二日起草了总前委给第二、第三野战军前委和各兵团党委并上报中央军委的电报。电报根据中央军委四月十一日五时电报中提出的关于如何对待同国民党南京政府谈判的意见，提出：“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各点：

“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即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任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将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如果政治上需要，时间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两天以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说：“总前委卯文（四月十二日——编者注）指示电甚好，请二野、三野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并提出：“渡江时间仍按四月二十二日（卯养）实施，不要改变。但有可能再推迟几天，即推迟至四月二十五日（卯有），至迟四月二十七日（卯感）。是否如此，要待四月十八日左右才能确定。”

国共和平谈判仍在进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一方面在力争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另一方面指示前线指挥员加紧准备渡江。四月十五日五时，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负责人说“和平谈判决以四月二十日（卯哿）为期限，本（十五）日即向南京代表团宣布，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二十日（卯哿）确实攻占除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

邓小平历来顾全大局。当日九时，他以总前委的名义致电中央军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负责人说：“我们意见，能争取在谈判上有政治收获，即令军事方面稍有不便，亦是值得的”，并表示按中央军委的要求，于四月二十日开始行动。十六日八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致电总前委指出：“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二十二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特别重视前线的实际情况和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在这个电报中又提出：“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于卯哿（四月二十日）签字，但要求于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在这种情况下，我军是否可能再推迟三天，即由卯养（二十二日）改至卯有（二十五日）渡江。这种推迟是否于我军士气及渡江任务之完成上发生妨碍。你们作此种考虑时，仍应假定南京虽然签了字，但汤恩伯等反动将领仍然不愿执行，我军仍需用战斗方法渡江。在此种假定上，如果你们认为不应再推迟，则我们将拒绝南京的请求。只有你们认为推迟至卯有（二十五日）实行战斗渡江并无妨碍，我们方准备允许南京的请求”。

邓小平和陈毅感到渡江的时间再不能往后推迟了。他们立即同谭震林和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三人一起研究后，于四月十七日一时致电中央军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负责人，提出：

“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养（二十二）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而在政治上我们估计敌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以便团结内部作最后抵抗，此种征候，似已日益明显。”“故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我们渡江成功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需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有（二十五）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

当天早晨，邓小平和陈毅又同谭震林、王建安、宋时轮一起商量拟定了渡江作战的具体时间安排，于四月十七日十五时以总前委的名义电告中央军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负责人：“我们两周来经过反复研究，并设想种种困难之后，均一致认为，二十日后开始渡江作战，到二十二日全部投入夺取南岸的总行动”。“全局上二十日可以开始，二十二日实行总攻，则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后再考虑停顿”。

在这同时，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于四月十七日二十一时，粟裕、张震于四月十七日十三时也分别致电中央军委，一致建议渡江的时间不要再推迟。中央军委收到这些电报后，于十八日九时复电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负责人说：“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养）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并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

渡江作战的时间终于确定了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战役前线总指挥的邓小平，既认真领会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又坚持从前线的实际出发，独立思考，并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最后作出正确的决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月二十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复电中共中央，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国共和平谈判破裂。

二十一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按照总前委的部署，四月二十日晚八时，中突击集团的第七、第九两兵团从芜湖至铜陵之段江面，强渡长江，拉开了渡江战役的序幕。二十一日，该部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二十一日晚，东、西两突击集团开始渡江。二十二日，东突击集团主力进至香山、南闸、百丈一线；西突击集团主力占领彭泽、东流等地；中突击集团主力占领南陵。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被人民解放军全线突破后，于二十二日下午仓促总退却。二十三日，东突击集团主力相继攻占丹阳、常州、无锡，切断宁沪铁路。二十三日晚，东突击集团的第八兵团一部渡过长江，占领南京、镇江。

南京的解放，宣告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胜利的消息传到总前委的驻地瑶岗村，邓小平兴奋不已，平时很少喝酒的他午餐时也喜不自禁地与大家举杯同饮。饭后，他和陈毅到野外散步。正值谷雨时节，放眼远近田园阡陌，到处是一片新绿，他吟诵起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过故人庄》诗：“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廓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胜利的消息传到北平。住在西郊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兴奋不已，提笔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一封贺信，又写了一首题为《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七律：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后，长江沿岸国民党守军纷纷向浙赣线及杭州、上海撤退。

根据情况的变化，邓小平和总前委迅速决定调整原定的京沪杭战役第二阶段的部署。他们命令：东突击集团和中突击集团主力分别沿丹阳、金坛、溧阳及太湖两侧之线和南陵、宣城、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地区疾进，截断宁杭公路，完成战役合围，歼灭镇江、南京、芜湖地区南逃的国民党军；中突击集团一部迅速向杭州挺进，第十兵团的第二十九军东进攻取苏州，向上海方向警戒；第四兵团与第三、第五兵团并肩向浙赣铁路线挺进，控制浙赣线。

这一作战部署的调整，对围歼江南的国民党军，夺取京沪杭整个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把第二野战军的三个兵团齐插至浙赣线上，把国民党军汤恩伯、白崇禧两大集团割裂开来，使他们彼此不能相顾，从而为各个歼灭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四月二十四日二时，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小平、陈毅二同志应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

邓小平同陈毅、刘伯承即商定于二十五日赴南京。但因天降大雨、河水暴涨、道路泥泞，难以行车，两天后他们和陈毅才乘车离开肥东县瑶岗村，于二十七日到达南京，他们住进南京中山北路原国民党行政院。

邓小平晚年时，女儿毛毛向他问起当年进南京时的情形时，父女之间有一段对话。毛毛在她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是这样记载的：我问父亲“你进总统府了吗？”父亲说“进去了，是和陈伯伯（指陈毅）一起进去的。”我问“那刘伯伯（指刘伯承）呢？”父亲说“他那个时候在西线指挥。”我问“你们在蒋介石的总统宝座上坐了坐吗？”父亲微笑了“总要坐一坐嘛！”

南京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工作千头万绪。接管好这个城市，干部是决定的因素。邓小平把南下干部和当地地下党干部的会师当作“第一关键的工作”来抓，努力使两方面干部迅速团结、融洽起来，并统一思想和行动，做到不仅在组织上会师，而且在思想上、政策上“会师”。

五月一日，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和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在南京“国民大会堂”主持召开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会师大会。邓小平在会上作报告。他说：“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历尽无数艰难曲折，牺牲了成千上万的先烈，光在南京雨花台被杀的就有十余万人。经过二十二年的奋斗，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根本的胜利，真是来之不易。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统一意志，统一步调，才能担负起新形势下的新任务。进城后，一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犯了错误对不起先烈，就应该到雨花台去检讨。”他希望：“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干部要互相团结，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做好接管南京的工作，为建设人民的新南京作出新贡献”。

邓小平非常重视对进城部队、干部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先头部队进入“总统府”后，有战士用刺刀向挂在墙上的蒋介石绣像捅了几刀。这是一幅高三米、宽两米多、用彩色丝线和金线刺绣而成的绣像，具有较高的工艺、文物价值。邓小平知道后，严厉地批评说，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呢？这是一种破坏文物的行为。他和刘伯承指示有关部门向全军通报，并指示南京市军管会再次发出告示，要求广大军民切实保护文物和名胜古迹。这件事得到国际新闻舆论的称赞。

部队进入南京之后发生了一些军队人员与外国人争执的事情。有的在外国驻华使馆门口执勤的战士不让外国人出入使馆，有的部队管理人员号房子号到外国人的住宅。特别是有几个战士竟误闯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宅。这样的事件，严重影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引起邓小平的高度注意。四月二十九日，他专门致电中央军委，报告情况，并明确指出其原因是部队缺乏党的外交政策和纪律教育。随后，他除交代有关部门迅速将中央有关指示转发各部队外，还专门就此以华东局、总前委的名义给各野战军前委并转各兵团、各军党委，各市委、各区党委发出电报，对部队执行党的外交政策和纪律，作出全面、明确的规定。电报中要求各部队：“立即重新进行党的外交政策的教育。”

中共中央有关指示和华东局、总前委的电报下发后，各部队迅速进行传达贯彻，外事方面的纠纷很快得到遏制。

京沪杭战役第二阶段作战还在紧张地进行，第三野战军主力部队正向杭州逼去。四月二十七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总前委和第二、第三野战军负责人电，提出，“你们不但要部署攻击杭州，而且要准备接收上海。”三十日，中央军委又致电粟裕、张震并总前委，明确提出：“总前委除直接领导南京工作外，请迅速抓紧完成攻占上海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星期以后假如汤恩伯从上海逃跑时，你们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为了做好攻占和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五月六日，邓小平和陈毅率总前委移驻江苏丹阳。这时，上海战役的序幕即将拉开，第三野战军主力正向上海周围的军事要地集中。

上海是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也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国民党投入数十万重兵驻守，势在必争。人民解放军能否顺利攻占上海，又保护好、接管好上海，关系到全局的发展。此时，总前委、华东局、华东军区和第二、第三野战军的主要领导成员，只有邓小平和陈毅常驻丹阳。当时在总前委机关工作的唐士祥后来回忆说：

“我们多次听到陈邓首长打比喻说：上海作战是一次极其特殊的战斗，好比瓷器店里捉老鼠，既要捉住老鼠，又不能把那些极其珍贵的瓷器打碎。为了打好京沪杭战役中最关紧要的一仗，陈邓首长经常在一起研究如何顺利攻占上海又完整地保留上海的办法，苦心孤诣地谋划。他们还把分散在外地的刘伯承、谭震林、粟裕等同志请到丹阳来，一起精心研究，以便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不断修订、补充和完善作战计划，及时作出新的决策。我还看见宋任穷、叶飞、曾山、宋时轮、张震、舒同等首长也来开过会。他们都是匆匆地来，匆匆地去，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每当这时，我们的小厨房常常要准备十多个人的饭，还要加点菜，特别忙。”

能不能顺利接管上海，关键在于准备好接管干部。这时，从各方调集的数千名准备参加上海接管工作的干部，纷纷到达丹阳接受训练。邓小平根据南京接管工作的经验，指示干部部门对接管干部进行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任务教育和接管工作的政策、纪律教育，特别是要求部队和接管干部认真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的《约法八章》，华东军区和第三野战军政治部颁发的《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以及有关入城纪律和外事纪律的具体规定。经过学习和训练，接管干部们的政治思想和政策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这就为顺利接管上海提供了组织上的重要保证。

邓小平对接管准备工作的细节考虑得十分周密。如拟定接管上海各种组织机构的命令，印制军管会命令和军管会代表的任命书，刻制各种印章，制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上海市军管会人员的胸、臂章等，他都亲自过问。

五月十日，邓小平在丹阳致电毛泽东，比较全面地报告了渡江前后的情况。他在电报中说“三四两个月在极度紧张和忙乱中度过”。电报中就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报告说：“近日我们对外交纪律、入城守则、金融问题等等已有具体规定，对进上海的准备也较为细密。今后毛病可能少出一些，出了毛病也可能纠正得快一些。”并说：“江南将有许多复杂的、尚难预料的困难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当从注意集体领导和注意向中央军委报告请示的方法中，予以逐渐地解决。”

五月二十三日晚，第三野战军对上海发起总攻。二十五日，陈毅和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饶漱石率一部分接管干部进入上海。二十六日，邓小平率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和大批接管干部在丹阳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几个小时后，在枪炮声中，火车到达上海。

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宣告解放。由于作战部署得当，作战部队严格执行纪律，这座有“东方巴黎”之称的城市，基本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

上海的接管工作全面开展起来。邓小平几乎每天都要接见、接待各方面的人员，出席各种会议。然而，他考虑最多的还是如何尽快恢复经济的问题。唐士祥回忆说：“来上海以后，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地听邓政委说，当前的首要任务是重点解决上海的经济恢复问题。”“华东财经委员会草拟《新解放区财粮税收工作条例草案》时，我听到他一再恳切地告诫：条文不宜过细，对下面限制不宜过多，要相信各地区的司令员、政委，相信他们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给他们定几条方针、原则，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的。”

不久，邓小平和陈毅先后移住湖南路二百六十二号的一个小院，分别住在楼上和楼下。这时，他们的夫人和孩子们也来到了上海。陈毅家有三个孩子，邓小平家也有三个孩子，连同大人，每家五口人。一天，两家大人还带着两家的孩子们一起照了一张相。

这一时期，由于华东军区、第二、第三野战军指挥机关还都设在南京，邓小平经常往返于上海、南京和北平之间。

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和完成整个京沪杭战役，是新中国的奠基礼，令世人瞩目。战役进展之快是很多人都没有料到的。特别是许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人民解放战争能够迅速取得胜利，长期活动在农村的中国共产党能够顺利接管大城市的根本原因并不完全了解。

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邓小平八月四日从上海到达北平，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作《从渡江到占领上海》的报告。报告介绍了京沪杭战役的过程，着重对取得这一战役胜利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说：“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我们预计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原因是，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领导正确外，第一，我们军事准备充分，指战员英勇。在渡江前，蒋介石集团以为我们给他们宽大是表示人民的软弱，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押这个宝。但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了必胜信心。这信心不单是建立在政治的信念上，而且是建立在实际的准备上。”“第二，群众支援，地下党和游击队之配合。”“掘渠翻坝有一半是人民的劳作”, “所需粮食一亿五千万斤，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沿江的人民拿出来的”, “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第三，敌人的脆弱。”

关于中国共产党能够顺利接管大城市的原因，邓小平在报告中概括为四点：第一，中共中央有一套明确的政策，使各城市接收人员有所遵循，并有先解放地区的经验。第二，各界人民的支持。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十分厌恶，对共产党各种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尤其是工人、学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的积极性。第三，大势所趋，谁都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再也扶不起来了，即便对国民党曾有幻想的人，都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事情了。第四，接管干部和进城部队指战员主观方面的努力工作。

邓小平还进一步阐明了渡江战役胜利的深刻意义。他说：

“渡江作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华东的淮海战役、华北的平津战役，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的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渡江歼灭了敌人四十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再不会遭遇到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