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惠阳押解到桂林

蒋蕴瑜：丘先生走后，我们在惠阳又被关了一个多月，才由军士解送桂林军事委员会。一路上，有时坐船，有时坐货车，但走路的时候较多。晚上，通常在当地监牢过夜。有时候，和普通犯人关在一起。有时候，却让我们五人睡一个房间。地上偶尔铺上稻草，就算是最优待的了。那时的牢狱生活，想来真是活地狱：对犯人刻薄，吃的又都是拌有很多沙石的糙米饭。对已怀孕的我们来说，这饭实在难以下咽。

黄素贞：我们从惠阳经河源，连平县忠信、忠信坝、连平，一站交一站，解送到广东战时省会韶关，然后便被关押在一座石板建筑的庙。那是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军法处的芙蓉山监狱。十几天后，我们被叫去听训。他们勉励我们不要灰心，说中央一定会给我们安排工作。然后我们又被移送到在乡下的宪兵队。那里背山依水，风景优雅。我们的吃住都不错，而且可以自由出入，打球运动。我们想，这可能是我们获得自由的先声吧。

十二月初，我们又在宪兵队一名副官的押解下，搭乘火车，经由长沙，最后，终于在薄暮中抵达山水迷蒙的桂林。

蒋蕴瑜：我们忍着一站一站的煎熬，终于被押到桂林军事委员会。在桂林，我们又被看管了一个月。他们派了一个农村出身的勤务兵给我们。我们心里清楚，他实际上是为了调查我们的思想。可是，我们却始终装糊涂，仍然热心教他读书识字。后来，他刻意向浩东暗示，说你知不知道，你们身边有一只老虎？浩东笑笑，说知道。他就一脸讶异，问说你知道？浩东说就是你，然后笑得更大声。他的脸立刻红了起来，不断地搔头，不知如何自处。后来，他跟我们的距离又更近一步了。当我们要离开桂林时，他还要求跟我们一起走呢。

黄素贞：在桂林军事委员会，我们被安排住在两个大房间，男女分开。每人有一张铺有软垫的铁床可睡，还有一床棉被。在那里的一个月期间，虽然不能外出，但起居自由，三餐也很丰盛。我们的身体于是因为充分休息与营养而逐渐复原。每天，我们都在屋里练字，或读《三民主义》之类的书。在安静等待的学习生活中，躲空袭警报，就算是生活中的唯一点缀了。

1990年4月蒋碧玉重回桂林军事委员会旧址（蓝博洲摄影）

蒋蕴瑜：监狱可以说是最好的社会大学了。在桂林军事委员会，我竟然遇到一个姓林的邻居。他家住我戴家生父的隔壁又隔壁。他是台北中学校（今泰北高中）的太保学生，经常在路上拦我。他还向我弟弟戴传李说，若娶不到我做老婆，一定自杀。我那时候还小，老是被他吓哭。戴家生父带我去他家，跟他爸爸讲，还是一样。没想到，在那里又再碰到他。可他已经转大人了，起初我并没有认出他。他告诉我们，他跟一个重庆派去的女人结婚，结果被那个女人出卖，于是被当作“日本间谍”抓起来。他向我们说，他是台湾人，但是并没有承认。他也不跟我明讲他是谁，总是“绕”我的话。他问我住在台北哪里，我说日新公学校附近。他立刻向我表示亲近，说他有一个阿伯也住在那一带，他曾经去住过一段时间。他停顿了一会，然后又像忽然想起似的问说，你有一个阿姐嫁给有钱人对吗……跟从前比起来，他的样子已经变了很多。

他不明讲，我也不会怀疑他就是以前那个太保学生。

一直要到后来，我才知道他真正的身份。那时，浩东在韶关民运工作队受训后分发到电台，对大陆的台湾人广播。有一天，浩东突然收到一封听众来信。信上说，他在桂林军事委员会跟我们一起关过，浩东还曾经借钱给他；我们离开不久后，他也被释放了……最后，他强调他是我家隔壁林才的儿子，现在又被捕了；他问浩东能不能帮忙把他弄出去。浩东立刻写信到南雄陆军医院，向我求证。我这才知道，自己竟被那家伙瞒骗了那么一段时间。

1939年3月日新公学校第十九届毕业生，蒋碧玉的弟弟戴传李（第三排左二）与李苍降的弟弟李苍土（第四排右一）（台湾民众文化工作室收藏）

黄素贞：我们在以餐馆、公务员和来往旅客“三多”闻名的繁华的桂林，度过了一九四一年的新年。这是我们离家以后的第一次新年，也是一个冷清寂寞的年。年后不久，快要过旧历年的时候，我们又被叫去谈话；说是我们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要我们准备到韶关，有工作在等待我们。当天晚上，我们就抱着一偿夙愿的兴奋心情，坐上开往韶关的夜行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