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子

蒋蕴瑜：我们被送回广东韶关后，浩东与南锋被分发到民运工作队受训。因为老萧和我都是念医科、护校的，所以，我和老萧夫妇被分发到南雄的陆军总医院服务。这时已是农历年尾了。

黄素贞：南雄陆军总医院是用木头、竹子和茅草等搭建的临时野战医院，包括内科、外科、眼科、皮肤科和为一般老百姓服务的门诊部。此外，也设有一间克难式的手术房。

老萧是上尉医官，分配有一间单人房的宿舍。他为了切磋医务、讨论国事和人生问题的方便，后来就搬去跟一位上海同济医学院毕业的张医师同住。通过张医师的介绍，我们对祖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尤其是对国共之争的历史，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我和碧玉，起初的军阶都是上士护士，不久又一同升为准尉护士。那些从前线回来的阿兵哥，身上大多长了疥疮。我们的工作主要就是把他们脱下来的衣服，以及绷带、纱布等卫生材料，清洗，然后煮过消毒，同时为他们擦硫黄膏，治疗。我和碧玉一同住在村子里医院租借的宿舍。那是一栋木造的二层楼民房，一间住十人。我们住在二楼，一面在卫生材料处工作，一面待产。

蒋蕴瑜：一九四一年，过了农历新年（一月廿七日），也就是二月初，我的长子继坚出世。那天早上七点多，羊水就破了。待产期间，任性的我，一直吵着要老萧“叫哥哥来”。向来脾气不好的老萧一反常态，耐心地安慰我，说好啦，已经去叫了。我一直痛到下午两点多，孩子才生出来。孩子不会哭，护士抓起来打屁股，才哭。

黄素贞：碧玉生了一个男孩。没多久，好像是二月廿八日吧，我也生了一个男孩。然而，在物资匮乏的战地，养育小孩，毕竟是件辛苦的事。

蒋蕴瑜：有一个晚上，已经三个月大的孩子，不知为什么终夜哭个不停。小孩哭，我也跟着哭，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天一早，邻居的老妇人就来告诉我，说蒋姑娘，你恐怕是奶水不够，孩子吃不饱，才会这样哭个不停。她说要煮点米糕给小孩吃，于是就帮我磨起米来，然后把米粉放进锅里，再加点糖，煮成米糕。小孩吃了米糕，也就不再哭闹，安静入睡了。

在南雄的陆军医院，我整天忙着为那些伤病的军士们服务，看着孩子一天一天地长大，日子也过得充实而有意义。

九月，院长把念台先生的信转给我们。丘先生听到我们五人被释放，调回曲江县韶关，立即呈请七战区，把我们派到他领导的东区服务队。在信上，他要我们到前线参加工作，并且强调必须五个人整体行动，缺一不可，但小孩不能带去。

我们五人于是见面讨论。

这时，浩东透露说，前些时候，他在报上看到重庆有一位谢南光先生的消息，就写信问他是不是谢春木先生，同时也向他报告我们五人的事情。谢南光先生回信说，没错，他就是谢春木先生；又说，我还很小的时候，他就认识我了。他并且表示欢迎我们去重庆。

讨论以后，我们决定去前线的东区服务队。大家认为，我们回来，原本就是要参加抗战，如果到后方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但是，要去东区服务队，我们马上又得面对一个重大的难题，那就是必须割舍母子亲情，把孩子送人抚养。

黄素贞：我因为在台湾时已经堕过一次胎，心里总是舍不得再扔掉这个孩子，所以一直在犹豫着。我原先想，他们四个人去就好了，我一个人留下来，照顾小孩吧。在那段犹豫期间，老萧就劝我，说当初我们既然愿意放弃家庭，牺牲一切，回到国内参加抗战，如今怎能为了小孩而前功尽弃呢？他希望我能好好考虑，自己决定。对我来讲，这个决定的确非常困难。我实在很舍不得小孩，可我又想到，我们五个人原本就是为了抗战而一起回到祖国，若是为了我一个人而耽误大家到前线工作，也是不对的。既然工作上需要，我也只能切断母子之情，把孩子送人抚养了。想到这里，我于是决心把孩子送人，然后前往东区服务队，为抗日战争贡献一份心力。

蒋蕴瑜：我们虽然心中痛苦，却也不得不如此。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认识了四战区张发奎司令的妹妹张三姑。她听了我们的遭遇与决心，很受感动，说她一定帮我们找到妥当的人，领养我们的孩子。

我与萧太太痛哭了两天三夜，终于下定决心，把孩子送到始兴张三姑家。那天下午，送了孩子，我们回到始兴的客栈休息。晚上，我和浩东听到萧太太又在隔房哭。浩东于是轻声警告我，说你比较坚强，不可以哭；你要是哭，她会哭得更伤心。

依照当地风俗，人家既然领养了我们的儿子，我们就要和孩子断绝关系。因此，我只知道领养我儿子的人家姓萧，至于什么名字和他家地址，他都不让我知道。

这次别离，不知何时母子才能见面。

想起来，真是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