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帝国主义和台湾反共扑杀运动
孙中山所奠定的国共合作体制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扶助中国工农阶级振兴中华的政策，在一九二七年由国民党联合当时中国的封建势力、买办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军事恐怖政变中破裂，屠杀、酷刑和囚禁了大量爱国知识分子、学生和共产党人，并从此展开了长期的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随着世界抵抗法西斯轴心的战争之发展，迅速伸向中国。抗日战争结束，国共内战转烈，美国在军事、警察、反共情报作战等方面和国民党进行密切的合作，协助国民党对中国的政治异议者进行残酷的逮捕、拷问、监禁和屠杀。四川红岩监狱，就是由美国与国民党在特务、警察工作上的巨大合作组织——恶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逮捕、拷问、囚禁和屠杀共产党人、民主人士、爱国分子的大本营。
一九四七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内战形势急转直下。美苏在全球范围内的冷战对峙不断增强，美国开始全面在它的势力范围——所谓“自由世界”——创造和支持“次法西斯蒂”（subfascist）右翼、反共、独裁政权做美国的扈从国家（U. S. client states）。
原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在亚洲和拉美、非洲等旧殖民地、半殖民地区域，共产党人和其他反对帝国主义、力争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势力，在反轴心国法西斯侵略的战争中，迅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形成第三世界一股坚强的反帝、反封建，追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民族民主革命潮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轴心国资本主义各国固无论矣！即同盟国资本主义/前殖民主义国家如英法，也在大战的损耗中精疲力竭。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甫告结束，亚非拉大地上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革命的风潮不断高涨。这股新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特别在战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成立之后，使得战后力图恢复“二战”前旧殖民体制和利益的一切镇压和努力失去效力。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主义，开始发展一个新的战略，即新殖民主义的战略：由前殖民主义国家允许和同意其各殖民地取得形式上的“独立”，却以继续保持旧殖民母国对新“独立”的前殖民地各国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支配性影响力作为交换条件。
当然，这些新“独立”的、作为旧殖民地母国之代理统治的扈从政权，是不得民心的。为了确实地保护美国在各前殖民地的经济、军事和战略利益，美国遂采取创造和支持各前殖民地国家的军事独裁政权，对其国民施行残酷破坏人权的独裁而腐败的统治。这些“次法西斯蒂”“美国扈从政权”，以下述的各种犯罪手段，广泛而严重地加害于各族人民：
挑动内战：以武器和金钱支持旧殖民地非民族（denationalized）势力、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对抗当地一切工农改革势力，激起长期艰困的民族内战，分化民族团结，颠覆民族民主革命，企图使当地政权长期扈从化，维持其帝国主义的各种利益。
干涉内政：阻止当地政府经济独立自主政策，以颠覆、政治暗杀手段瓦解当地政府将外国企业在合理条件下收归国有，压抑外来资本、培植本地资本的政策。干涉当地汇率、物价；干涉对外采购自由，干涉选举；干涉一国的对外政策；在一国内部支持亲美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势力，等等。
严重破坏人权：美国策动和支持亲美军事政变。政变后，支持对一切反美的民族自主势力进行广泛彻底的非法逮捕、拷问、监禁和屠杀。为了扈从国家的“稳定”以巩固美国在当地的政治经济利益，美国历来广泛支持各扈从国的恐怖政治，支持反共军事独裁政府的一切肃清异己的残酷屠杀和拷问。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拉美许多亲美军事独裁政权：
在没有任何罪名下，政治异己分子在枪尖下被成批带走。军人把无数的平民从他们的家中拉走，却把糖果塞到被捕者小孩的手中。脆弱的文人政府必须向军方请教政府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如果这像是诺瑞加（Manuel Antonio Noriega）专制统治下的巴拿马，事实并不然。在中南美洲，上述的军人全穿着美军式的制服。这些军人支配着这些向大国交付了主权的国家。
一九四七年，美国在希腊、土耳其屠杀“共产党人”多达千余人。一九四八年，美国协同李承晚屠杀八万名韩国济州岛起义农民。一九五四年，在危地马拉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推翻反美的阿尔本兹（Arbenz）政权，建立亲美军事独裁政权，并对危地马拉土著印第安人进行灭族性屠杀。一九五五年，美国支持的军人推翻阿根廷裴隆政府，屠杀、监禁无数。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三年，美国抵制加纳的杰干反美政权，唆使当地亲美右翼反对和抵抗政府。一九六四年，美国用枪打死二十一个企图在运河区竖立巴拿马国旗的巴拿马爱国学生。一九六四年，美国推翻巴西文人政府，并支持成立一个统治巴西二十年的军事独裁政权。一九六五年，美军入侵多米尼加共和国，杀害了两千八百名以上的多米尼加军民。一九六五年，美军出兵敉平反美蜂起。一九六七年，美国领导的军队在玻利维亚镇压共军，逮捕并杀害拉美革命英雄格瓦拉（Che Guevara）。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三年，美国调训乌拉圭特务和警察，协助政府对异己分子进行广泛的非法逮捕与拷问，促成一九七三年乌拉圭军事亲美独裁政权的成立。一九七三年，美国支持的智利军方推翻了民选的阿颜德（Allende）左翼政府，造成三万智利人死亡，使皮诺切特军事独裁政府在智利维持了十六年统治。一九七四年，美国干涉牙买加曼莱（Manley）的反美民族主义政权。一九八〇年，美国批准韩国军队镇压韩国光州学生运动，残酷虐杀学生和市民数百名。一九八〇年，美国介入尼加拉瓜内战，造成二万九千人死亡。一九八三年，美国出兵侵略格瑞纳达。一九八六年，美国出兵玻利维亚“消灭古柯碱制造工厂”。一九八九年，美国军队入侵巴拿马，逮捕巴拿马总统诺瑞加回美侦讯。
必须从这整个战后美国霸权主义、扩张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罄竹难书的犯罪背景中，才能更为深刻地了解，美国支持国民党在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以迄一九五四年，在台湾进行持续性、广泛而残酷的政治扑杀运动的深刻意义。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大陆成了美国头号假想敌。为了取得大陆的各项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在台大肆活动，一方面支持国民党在台进行对真假“匪谍”的广泛逮捕、拷问、监禁和虐杀，一方面迫使当时极端孤立的国民党与CIA合作，进行大量反中国和反中共的行动。作者蓝博洲在这本书中所报告的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四年国民党的“异端扑杀”运动，便是当时美国改变方针，决定选择国民党为其反共战略上的扈从“政权”，从而在台建立一个蒋氏高度独裁的“次法西斯蒂·反共国家安全国家”（anti subfascist communist national security state）过程中必然的产物。在这个巨大的恐怖政治中，国民党在台湾杀害了四千至五千个本省和外省的“共匪”、爱国主义知识分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也将同样数目的人投入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牢狱之中，一直到一九八五年，最后一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终身监禁犯才被释放出狱。
蓝博洲，一个台湾客籍工人的儿子，在一九八六年的尚未“解严”的时代，开始了探索、发现和揭露台湾战后史上这一段长期被暴力湮灭的历史的工作。其中头两部作品，《美好的世纪》和《幌马车之歌》都曾分别在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八年发表在今已休刊的《人间》杂志上，而震动了读者。《人间》杂志的休刊，并没有使蓝博洲停下他的笔。他继续揭发这沉埋在谎言与阴谋的荒芜中长达四十年的、悲壮而又凄惨的万人之冢，把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际霸权主义和内部对外扈从、对内凶残的次法西斯蒂铁腕统治的暴力和恐怖下，对生与死，对意义和虚无做了最艰难而勇敢的选择，在激烈的壮怀中，为民族和阶级的自由与解放，打碎了自己，向不知以恐怖与暴力为耻的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做出了震撼山谷的怒吼和抗议的一代最耀眼的形象，重新构建和显现出来。这是一九五〇年大恐怖以来台湾史学界、言论界、文艺界和文化界近于绝无仅有的重大贡献。
一九五〇年以来，台湾的历史学界、社会科学界和文艺界，长期受到美国意识形态的洗脑，对于台湾战后充满了歪曲、谎言、恐怖和暴力的历史毫无批判的研究和创作能力，从而在四十年间，为美国涂脂抹粉，把美帝国主义装扮成人权、民主和自由的推进者、守护者。今天，当美国叫嚣以中共“改善其人权条件”交换使中共取得“最惠国待遇”，以便大陆得以向美输出廉价劳动力密集的轻工产品时，人们早已遗忘，甚至不知道，在国民党自一九五〇年迄一九六五年间在台湾进行反共反民主逮捕、拷问和虐杀、监禁时，美国持续以十六亿美元的经援、四十余亿美元的军援给予台湾，并且截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停止台湾的“最惠国待遇”的事实。美国对韩国军事独裁政府付出了六十五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屠杀百万“共产党人”的印度尼西亚，美国支付了二十余亿美元的军援。美国对中南美洲军事独裁政府乌拉圭、委内瑞拉、智利、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巴西、玻利维亚、阿根廷和欧洲亲美反共独裁政权西班牙、希腊、土耳其等，从来也没有因为它们残暴至极的人权蹂躏而停止过“援助”和什么“最惠国待遇”。
蓝博洲的这本集记录和文学于一体的《幌马车之歌》，是台湾年青一代作家对美帝国主义及其“次法西斯蒂扈从”者的谎言一记强有力的反驳！
一九八八年，世界冷战以苏联戈尔巴乔夫的对美投降和东欧的解体结束了。台海对峙的形势也在不以美国扈从者主观意愿为转移地趋向于终结。在这“冷战—内战”双重体制的衰亡历史中，如果没有台湾内部有意识地在历史学、社会科学、文艺和文化上对荒废、黑暗，充满歪扭、暴力、谎言与恐怖的台湾战后史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清算，则冷战与内战的幽灵、美国扈从主义和次法西斯蒂的亡灵，就不会自动消失。在这意义上，蓝博洲这本《幌马车之歌》的出版，便是激烈地刺向冷战和内战历史的恶魂厉鬼的桃花木剑，值得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