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记下的就存在
十六七年前，我们都在看《人间》杂志的时候，看到了蓝博洲的《美好的世纪》和《幌马车之歌》。那两篇东西真的是先驱。
也是那个时候，我拍了《悲情城市》。就电影技术上的突破而言，是台湾第一部采取“同步录音”的电影，但某些部分仍得事后补录或配音。譬如押房难友们唱的《幌马车之歌》，要有空间声，不能在录音室录，所以特别开拔到金瓜石矿区废置的福利站空屋去唱，四个人，我、谢材俊、天心和唯一会日文的天心的母亲（刘慕沙），日文歌词用注音符号标示发音，这样录成的。
之后，好像辜负了很多人的期待，我岔开去拍阿公李天禄的故事《戏梦人生》（阿公年纪太大，不赶快拍会来不及），要到一九九五年《好男好女》，我才以《幌马车之歌》为题材，把压缩在《悲情城市》后半结局的时空重新再做处理。并且从预算中拨出资金拍受难人访谈的纪录片《我们为什么不歌唱》，由蓝博洲和关晓荣负责执行。
《好男好女》开拍时蒋碧玉还在，次年一月十日她病逝，我们大队人马在广东出外景，包括蓝博洲（被我拉来饰演偕同锺浩东、蒋碧玉夫妇投身大陆参加抗日的萧道应医生），大家听到消息似都茫然无限感慨。二十五日拍完回台湾，二十六日就是蒋碧玉出殡。丧礼上多是“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的老同学们，我在分镜笔记本上随手写：再过些年一切也淡忘了，一人只得一生，自然法则，生死成毁无可逃处。
这好像很无情。
对照当时我拍此片采取的结构手段，戏中戏，现实与往事。戏中戏叫作《好男好女》，正在排练和准备开拍中，背景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大逮捕。现实是九十年代台湾现状。往事是饰演蒋碧玉的女演员，与男人一段短暂的同居时光，男人遭狙击后，她拿到和解金存活至今。三条线最后交织在一起，女演员混淆了她与蒋碧玉，而男人的死似乎替代了锺浩东。女演员已分不清是半世纪前年轻男女为革命奋斗的理想世界呢？还是半世纪后当下的现实？
看来形式复杂，野心很大，其实可能是一种闪躲。闪躲当时我自己在面对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身心各方面皆准备不足的困境。如果今天我来拍，我会直接而朴素地拍。
所以，世人将如何记得这些事呢？有人说：“我们从古至今都一个样，没有变得更好，也不会变得更好。历史上因我们的罪而牺牲的人，简直是死得轻如鸿毛，我们回报以更多的罪恶。”
那么“历史与现场”这套书系有何作用？蓝博洲数十年来在这个题目上做的追踪研究，不是枉然？
当然不是，从来就不是。
历史就是要有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牛头犬。在追踪，在记录，在钉孤只。凡记下的就存在。
凡记下的，是活口，是证人，不要以为可以篡改或抹杀，这不就是历史之眼吗？我无法想象，没有这双眼睛的世界，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
《幌马车之歌》出版于一九九一年，今天新版再出，我谨以此文与蓝博洲共勉。
二〇〇四年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