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理解经济变迁的过程将使得我们能够解释各经济体过去和目前各不相同的经济绩效。我们将能解释美国和欧洲持续增长的长期历史、苏联蔚为壮观的兴起与衰落，并解释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经济体的黯淡表现之间对比鲜明的绩效，以及拉丁美洲与北美对比鲜明的演化。这种认知除了有助于理解已发生的变迁外，还是改进各经济体目前和未来经济绩效的关键。对经济如何成长的真正理解，为人类打开了通向提高福利、减少苦难与赤贫之门。

经济学范式——新古典理论——并非为解释经济变迁的过程而创立。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并且不断变化的世界，这个世界不停地以全新的方式演化。标准理论在这种背景下解释力有限。为了理解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变迁（我们并不能仅仅抓住其中一种变迁而忽略其他），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们能够提出与一般均衡理论相媲美的动态变迁理论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地理解了变迁的潜在过程，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有关变迁的在某种程度上更为有限的假说，这将极大地改进社会科学理论在解决人类问题时的有用性。

该研究是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拓展——一种极大的拓展。简短回顾一下我以前有关制度变迁的研究，将会为这里的拓展提供适当的背景。从最初与兰斯·戴维斯（Davis and North, 1971）以及罗伯特·托马斯（North and Davis,1973）的合作研究开始，我就一直把制度置于理解各经济体的中心，因为它们构成了各经济体的激励结构。但我同样关注那些为停滞和萧条提供激励的制度所构成的经济体是怎样持续的。这种持续性的潜在源泉，正是人类环境以及人类解释这种环境的方式的特征。在先前的研究中，我没有考虑社会变迁的特征、人类理解并作用于这种社会变迁的方式。

经济变迁是一个过程。在本书中，我将描述这个过程的本质。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相反，人类演化变迁的关键是参与者的意向性。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选择机制并非由有关最终结果的信念所决定。相反，人类的演化是由参与者的感知所支配的；选择——决策——是根据这些感知做出的，这些感知能在追求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的目标过程中降低组织的不确定性。经济变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参与者对自身行动结果的感知所塑造的深思熟虑的过程。感知来自于参与者的信念——关于自身行动结果的推测——这一信念通常与他们的偏好混为一谈。

但是，人类究竟是怎样开始理解自身环境的呢？他们得出的解释是，从当代和历史经验中衍生的心智结构（mental constructs）。人类学习不仅仅是单个个体终其一生的经验累积，而且也是过去数代人的经验累积。社会的学习累积体现在语言、人类记忆和符号存储系统——包括构成社会文化的信念、神话和做事方式中。文化不仅决定某一时期的社会绩效，而且通过它的支持性框架（scaffolding）约束参与者，从而影响长期的变迁过程。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必须集中于人类学习——学习的内容、学习在社会成员之间分享的方式、信念和偏好的渐进变化过程以及长期内学习影响经济绩效的方式。

人类建立的支持性框架部分是一系列成功变异的演化结果，因而是人类基因结构的一部分，例如相互作用的小群体内部的先天合作；部分是文化演化的结果，例如有利于更大群体内部合作的制度的发展。在究竟什么是基因结构与文化遗产之间的融合这一点上存在着争论。演化心理学家强调了建立支持性框架过程中的遗传成分，却忽略了文化遗产的作用。人类心智结构中的某种一般性，例如超自然的解释——广义的宗教，表明这些结构适用于全人类的潜在推理结构。同样地，社会绩效特征的巨大差异表明，在历史过程中人类建立的支持性框架中的文化成分也是影响经济和政体绩效变化的核心。

贯穿历史的人类意图与结果之间的巨大差距，反映了人类构建的用来理解人类行为的支持性框架与人类行为不断变化的“现实”之间的持续张力。这种张力以及它对过去、当前甚至未来的人类环境的含义是本书的主题。本书第一部分探讨了深入理解经济变迁过程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第二部分则引领我们沿着这个方向做更深入的理解。

只有理解了经济变迁的过程，我们才能有效地建立经济变迁模型。首先，就一个好的模型而言，对构成这个过程的复杂要素有一个基本理解是必需的，然后需要谨慎地简化以得到关键元素。理解变迁过程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这一点正是经济学家急于建立经济增长和变迁模型过程中所缺失的。完全理解这个过程，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们在试图改进经济绩效的过程中将只会取得极为有限的成功。下文正是改进我们理解的一种尝试。

该研究有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超过了十年——并且是在许多组

织和个人的慷慨帮助下才得以完成的。

我主要的工作场所华盛顿大学，以及我冬季的寓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都为我提供了服务周全的研究环境。乔治·梅森大学的美国市场研究中心以及斯坦福国际研究院举办了本书相关问题的会议，我深深地感激前一个组织的保罗·爱华德和布雷恩·胡克斯，还有赛德·沙瑞克，他在组织斯坦福会议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我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耐心地容忍了我无穷无尽的疑问和争论。我特别感激李，亚历山大·贝纳姆，帕斯卡·博耶，兰德尔·卡尔弗特，约翰·德罗巴克，苏库·金，杰克·奈特，加里·米勒，约翰·奈，诺曼·斯科菲尔德，以及伊泰·赛尼德。

在斯坦福，保罗·戴维，史蒂夫·哈伯，阿夫纳·格雷夫，沃尔特·鲍威尔，纳特·罗森堡以及巴里·温加斯特在我的知识更新方面一直有特别的帮助。

关注本书相关问题的会议参与者（除了上述列举的之外）李·奥尔斯顿，罗伯特·库特，莱达·科西米德，思雷恩·埃格森，琼·恩斯明格，格雷戈里·格罗斯曼，菲利普·霍夫曼，蒂穆尔·库兰，克里斯·曼特维罗斯，乔尔·莫可里以及弗农·史密斯对我也颇有帮助。

我对凯文·麦凯布心存感激，他与同事们在乔治·梅森大学的实验室合作构造实验，检验了对本研究至关重要的一系列命题。与安迪·克拉克以及默林·唐纳德的长时间的讨论，增进了我对认知科学许多重要问题的理解。

乔尔·莫可里和约翰·沃利斯通读了手稿并提出了详尽的评论；菲利普·基弗在尼泊尔工作时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彼得·多尔蒂也对整个手稿提出了详尽的评论。他们的评论极大地改进了终稿。

我在电脑操作上的笨拙由能干的专家做了很好的弥补——圣·路易斯的鲍勃·帕克斯、弗罗林·彼得斯库以及胡佛的丹·威廉米反复地纠正我的错误。我对两位能干的研究助手阿特·卡顿、尤里·苏克多斯基以及秘书范妮·贝特也表示谢意。

我要深深的感谢我的妻子伊丽莎白·凯丝，她不仅编辑了整个手稿，而且忍受了本书冗长有时甚至是令人厌恶的酝酿过程所带来的负担。

我同样对允许使用下列文献心存感激：

B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ouglas C. North, “The Paradox of the West, ”from R. W. Davis, ed., Origins of Modern Freedom in the West, copyright 1995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r. University.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Douglas C. North, William Summerhill, and Barry Weingast, “Order, Disorder, and Economic Change, ”from B. Bueno de Mesquita and H. Root, eds., Governing for Prosperity, copyright 2000 by Yale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