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经济变迁过程概述

理解包括从西方世界的兴起到苏联的衰落在内的所有经济变迁，比理解纯粹的经济变迁更为宽泛，因为它是如下各种变化的结果：（1）人口的数量和质量；（2）人类的知识存量，特别是人类用于控制自然的知识存量；（3）界定社会激励结构的制度框架。因此，一个完整的经济变迁理论需要整合人口统计学、知识存量和制度变迁的理论。我们在这三个中任一个都没有完善的理论，更不用说将三者综合起来了，但是我们正在取得进步。本研究的中心和改进经济绩效的关键在于人类控制环境的刻意努力。因而，这里把制度变迁置于优先的位置，随后是其对人口和知识存量变迁的激励含义；但并不是说这种方法就很好地处理了后两个问题。

我们为减少不确定性而施加于生活之上的结构是命令、禁止的累积以及作为这一累积的一部分不断演化的人工制品。结果就是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的一种复杂混合。这些约束蕴含在语言、物理制品和信念之中，它们共同规定了人类相互作用的模式。如果我们把注意力狭隘地集中在经济学上，那么我们关注的就是稀缺性，进而是对资源的竞争。我们施加的使竞争有序的约束结构影响了博弈方式。由于不同的市场（政治的和经济的）有着不同的竞争得以进行的边界（margins），我们所施加的结构就将决定竞争性结构是导致经济效率递增，还是经济的停滞。因此，能够激励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完备产权将会提高市场效率。政治和经济市场的演化结构是解释经济绩效的关键。

我们所施加的结构可以减少普遍存在的不确定性，但并不能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我们所施加的约束本身会带来不确定的结果，这一点反映了我们对环境的理解是不完美的，同样，我们用来实施这些约束的正式规则和非正式机制也是不完美的。

本书研究了人类为获得对自身生活的更大控制所做的无尽努力，以及在此努力过程中不断遇到的需要解决的新的甚至前所未有的问题。本书也是关于感知的研究，这些感知能够引致旨在减少不确定性或把不确定性转化为风险的制度创新。本书还研究了不断变化的人类行为。这一行为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从“非理性”解释中得出的政策通常对我们创造的结构产生影响。

Ⅰ

有关经济变迁过程的一个简单描述是直截了当的。一个政治经济体系的“真实面貌”永远不为人所知，但人类确实构造了有关这个“现实”本质的精巧信念——这种信念既是政治经济体系运行方式的实证模型，也是它应该怎样运行的规范模型。社会可能广泛地持有这种信念体系，从而反映了信念的一致性；或者持有广泛不同的信念，从而反映了对社会感知的基本分歧。主导信念——那些处在做决策位置的政治和经济企业家的信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促成了决定经济和政治绩效的精致的制度结构的共生。当企业家为了提升自己的经济或政治地位而寻求创新或修改制度时，所形成的制度体系对他们的选择集就施加了严格的约束。尽管某种类似于演化生物学中的断点均衡变迁的过程（punctuated equilibrium change）也会发生，但是由此导致的路径依赖却通常使得变迁是渐进的。但是，当企业家制定改进自身竞争地位的政策时，变迁正持续不断地发生（虽然发生的速率依赖于组织及其企业家之间的竞争程度）。结果是，企业家的活动引起了制度体系的变更，制度体系的变更修正了他们对现实的认识和感知，认知的改变又进一步引致企业家在一个永无休止的变迁过程中提高自身地位的新努力。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的关键在于促使制度发生变迁的参与者的意向性以及他们对问题的理解。整个历史以及当今世界，经济增长一直是短暂的，要么是因为参与者的意图并非社会福利，要么是因为参与者对问题的理解是如此得不完善，以至于结果极大地偏离了最初的意图。

整个经济变迁过程的本质，可以通过对苏联兴衰过程（这将成为下文全面深入分析的主题之一）的简要描述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的信念体系解释了世界的运行方式和未来的道路，成为了列宁革命灵感的源泉。俄罗斯1917年饱受战争折磨的境况则为突然的制度变迁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机遇。虽然马克思没有提供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或建设的蓝本，但他提供了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框架，特别是关于所有权的观念一直被苏联领袖奉为圭臬（以及约束）。然而，严峻的形势迫使列宁和俄共远离了那些基本原则，并导致了1921年新经济政策（NEP）的创立；1928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又回到了正统的意识形态。在最初的几年里，有关不同战略和制度的大量讨论丰富了社会主义的内涵。由此形成的复杂制度体系的逐渐扩展，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成功——例如重工业，和失败——例如农业，以及在马克思主义正统信念体系下纠正失败的种种尝试。随着经济的成长、纳粹入侵的毁灭性折磨以及随后的长期重建过程，制度体系不断地被外部激励——战争或者对必要的制度变更的内部感知——所修正（这种内部感知受到了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限制之内不断演化的信念体系的引导）。其结果是整个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物质产出、军事技术和科学知识的快速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超级大国的出现。

在这一时期，整个世界几乎一半的人是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被广泛认为是未来世界的潮流。但是，随后增长开始减缓，农业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修修补补的制度变革努力不再有效。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其随后6年的政策导致了生产绝对地衰退以及1991年苏联的解体——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由国家内部引致快速解体的最惊人例子。

苏联的故事是一个“可感知的现实→信念→制度→政策→改变了的可感知的现实”如此循环往复的故事。理解苏联故事的关键在于：来自（因政策颁布而）改变的可感知现实的反馈修正信念的方式、制度矩阵的适应性效率——当结果偏离意图的时候，制度矩阵应对变更的灵敏程度，以及作为对可感知的失灵的矫正措施的正式规则变迁中的诸多限制。

提供对经济变迁过程的一个概括性描述只是一个方面，为这个描述提供足够的内容，从而让我们理解这个过程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了现实？信念是怎样形成的？谁的信念重要，并且个体信念是如何加总为信念体系的？信念和信念体系是怎样变迁的？信念和制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制度是怎样变迁的？制度是如何影响绩效的？什么东西能够解释迥然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绩效模式？并且，可能最为根本的是，制度变迁过程的核心本质是什么？这些仅仅是本书所探讨的一部分问题而已。本章余下的部分将详细阐述变迁难题的各个组成部分。

Ⅱ

驱动人类努力的深层动力是什么——是来自意识的人类意向性的源泉吗？人类让自身的环境易于理解——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努力无处不在。但是，正是人类使自身环境易于理解的努力导致了环境的持续变化，并因而给理解环境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对经济变迁过程的研究，必须从探究人类在一个非各态历经的世界里处理和面对不确定性时所做的无所不在的努力开始。

究竟什么是我们试图在理论中模型化的东西，是信念还是意识形态？实用主义的做法就是关注我们的信念在多大程度上与“现实”一致。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实现一致时，我们制定的政策才有可能产生想要的结果。但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我们误解现实的概率远比正确理解现实的概率大得多，因而认识现实的本质就很重要。更为重要的是搞清楚现实究竟是如何变化的。信念及其演化方式是本书理论问题的核心。除了极少数重要的经济学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忽视了思想观念在决策中的作用。理性假设很好地迎合了经济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在微观理论中范围有限的一些问题上的研究需要，但在处理与本研究有关的中心问题时却是一个缺陷。的确，对理性假设不加鉴别地接受对社会科学家所面对的大部分问题都是破坏性的，并且也是未来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理性假设没错，但是在面对我们自己创造的复杂世界的不确定性时，不加批评地接受这个假设就会妨碍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决策过程。

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和解释世界的方式要求我们深入研究意识和大脑是如何工作的——这是认知科学的主要课题。认知科学还处于起步阶段，不过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以为探究社会科学现象提供重要的启示。这些问题包括，人类怎样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从不断变化的人类行为中产生的不确定性做出反应、人类学习的本质、人类学

习与信念体系之间的关系，以及意识与人类意向性对人类强加给自身环境的结构的含义。

为了减少人类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人类试图用自身关于世界的感知来建构所处的环境。但是，谁的感知重要以及如何使之转化为对环境的改造则是制度结构的结果。制度结构是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的结合。这种人类相互作用的结构决定了谁是企业家、谁的选择重要以及这些选择怎样由这个结构的决策规则来强制实施。制度约束随着时间不断累积，我们因袭过去、决定现在并影响未来的那些规则、标准和信仰的累积结构就是社会文化。当政治和经济企业家觉察到新的机会或者对影响他们福利的新威胁做出反应时，制度通常会加速变迁。制度变迁可以源于正式规则、非正式约束或其中之一的实施方式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及其演化方式是决定谁的决策重要以及他们如何合谋影响政策的关键。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些片断放在一起来（非常不完全地）探索一下经济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与由演化生物学中推导出来的模型相似吗？参与者的意向性重要吗？作为制度变迁直接源泉的意向性的本质是什么？人类面临的不确定性是源于人类行为内在的不稳定性，还是源于我们对社会环境的感知和信念体系？路径依赖的潜在源泉是什么，并且路径依赖究竟怎样影响绩效？最后，什么导致了适应性效率——某些社会面对冲击进行灵活调整的能力，以及改进制度以有效处理变化了的“现实”的能力？

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运用第一部分提出的分析框架，试图对历史和当代的变迁过程提供一个更深入的解释。我宽泛地勾画了自人类从其他灵长目动物进化而来的几千年来人类行为的变迁，并且特别关注过去的两千年。这里重点强调被构造用以对付物理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制度与那些被构造用以应对社会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制度之间的明确分界线。在将制度框架从适合应对物理环境的不确定性转换到能够处理现代人类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困难，是许多经济发展基本问题的核心。

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美国，我们易于视秩序为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该如此。无序——革命、缺少个人安全、混乱——刻画了人类环境的大部分特征，正如拉丁美洲的混乱历史所证实的。秩序意味着不确定性的减少，不确定性的减少反映了作为制度结果的人类环境的特征，而制度对人类的作用会有更强的预测能力。政治和经济市场的不稳定关系带来的结果是，个人和组织的权利及特权随时可能被剥夺，所以这种无序增加了不确定性。理解秩序和无序的潜在条件，对于认真研究经济变迁的过程非常关键。

我们在把握自己命运方面有多成功？遵循赫伯特·西蒙——他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些问题——的传统，人类远未达到完全理性要紧吗？我们知道，完全理性需要有关各种可能性的全部知识和对决策树的彻底探究，以及在行动、事件和结果之间建立正确的映射。简短的答案是，很重要。经济史是一部由错误计算导致的饥馑、挨饿、战败、死亡、经济停滞和衰退，甚至整个文明消亡的令人沮丧的故事。即便是对当今新闻最偶尔的检视，也表明这种故事并非是纯粹的历史现象。然而，在有些时候我们确实是做对了，正如过去几个世纪蔚为壮观的经济增长所证实的。但是，当前的成功绝不是预知的结果。

促使西方世界兴起的信念以及随后的制度说明了精明的判断、好的运气等因素的融合（或多或少地）促成了正确的理解。更为重要的目标是讲述一个动态的故事——探讨历时的成功变迁过程。苏联的兴衰是人类努力创建美好社会的审慎探索，我更深入地探讨这个主题是为了详细阐述经济变迁过程的两个侧面：（1）在参与者知识非常不完全的条件下，试图去改变社会框架所涉及的内在困难；（2）社会在试图进行根本性变革时面临的旨在竭尽全力克服僵化和错误信念的非一体化过程。从第三世界和转型经济体改进绩效的努力中得到的经验累积，以及从成功的故事中学到的东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原始的实验室，也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对这个过程所知甚微。但是，我们正在学习；并且我将描述，为了改进对这个过程的理解，我们已经学到了什么以及仍然需要学什么。

理解经济变迁过程本质的一个清晰含义是，这个过程对人类的预见力施加了限制。在本书中，我将探讨我们对未来究竟知道了多少，以及还有多少仍属于占星术、预言家以及政治家的领域。这一研究表明，在面对非各态历经世界中无所不在的不确定性时，对人类的未来的评价应该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