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推动力量，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迅猛发展。2012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明确把城市化作为“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城市化的基本含义为人口的城市化，即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转变为城市人口或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使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由此使城市人口规模增大、比重提高的过程。在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建设美好城市的同时，渴求城市优质的教育资源，纷纷携儿带女入城接受教育。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随农民工入城的14周岁及以下的流动儿童有1410万人，占流动人口总数的13.78%，其中农业户口占70.9%。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经超过2.6亿人，其中18岁以下流动人口4271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6.37%。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15年流动人口总数为29247万人，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流动人口数增加了3108万，增长11.89%。可见，流动人口总数在不断攀升，随迁入城的农民工子女数量也随之不断地增加。于是，不断涌入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亟待接受教育的适龄流动儿童与城市有限的教育资源之间，出现了供应远远小于需求的紧张局面，入城受教育的愿望与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供应不足，成为随迁子女在城市中接受教育的主要难题，也成为流入地政府和教育部门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农民工子女入城接受教育成为现今中国教育上的一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大量农民工及其子女由农村到城市的迁移，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地理区间上的跨越与转移，他们自身也经历了由迁移带来的身份、心理、文化等各种外显的或内在的不适、压力、冲突。尤其对正处于身心成长发展关键期的少年儿童来说，他们不仅要面临地理空间与社会环境转换带来的学习与生活的适应问题，城市生态中的整个微观环境如学校、社区、班级中的教师和同学以及由各种关系所组构而成的中观环境，如家庭与社区、学校的关系、师生交往、同伴关系等，还有城市的教育政策、人文氛围、价值观念等宏观环境，均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随迁子女与城市社会的互动、交往的深度和宽度。同时，随迁子女父母的自身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经济收入，影响着他们对城市的看法、城市生活满意度以及居留意愿。从更深层次来说，农民工与城市社会融合状况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其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合程度及健康成长。因此，随迁子女与城市社会以及与教育的融合问题成为继上学难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的又一大难题。正如李克强总理提出“人的城镇化”概念时所明确强调的“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核心，在于作为发展主体的人的城市化。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作为城市化发展的主体，他们与城市社会的融合程度是他们城市化的主要方面；他们与城市社会的互动、共融既是城市化的核心概念，也是人口城市化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