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缘起

一 理论意义

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年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变成城市用地，更多的城郊农民由失地农民转变为城市中的农民工。在城乡资源与经济相互推拉之下，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走向城市，成为各行各业的建设者。由于城乡二元户籍体制的阻隔，农民工及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工作而户籍还保留在农村的一群农民的特殊称谓，他们也已然成为城市中的一类特殊群体。随着农民工子女越来越多地进入城市，这些孩子又构成了城市中的另一类特殊群体——农民工随迁子女群体，并随着入城农民工数量的增加而有继续增加之势。对正处于接受义务教育时期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群体而言，他们的教育问题由于受到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制度壁垒及城乡身份区别所带来的惯性思维与观念歧视的多重排挤，成为农民工在解决温饱之余的又一大难题，也成为我国教育公平与和谐社会建设中亟须解决的问题之一。已有专家指出：“现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受教育的现状，完整地复制了中国城乡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也损害了基础教育的义务性、公平性和完整性的原则。”事实的确如此，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中遇到的教育问题，暴露了我国城市与农村、东部与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极大不均衡。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问题不能顺利解决，势必影响教育公平，进而影响我国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建设。

同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是进城务工农民工整个家庭中的重要问题，其子女教育问题的解决有助于农民工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在以往及本书的研究中，发现目前进城务工农民工特别看重教育因素对就业和提升个人社会与经济地位的重要影响，他们历经艰难携带子女入城接受教育的原因，一方面出于情感上的需要，为了自己能够更好地呵护子女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子女能够接受更好更优质的教育。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在“80后”农民工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自身的奋斗，通过购房等途径在一些沿海开放城市或者省会城市落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市民。他们宁愿背负沉重的房贷压力而努力换取城市户口的一纸证明，除却满足自身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愿望之外，更多的是为了子女能够随迁来城，能够在城市中接受更为优质的教育。除了这小部分取得城市户籍的农民工外，更多的农民工无法顺利地为其子女找到享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门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为进城农民工家庭之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农民工家庭作为城市家庭中的一部分，解决好其子女的教育问题也关乎农民工家庭的未来。农民工家庭是当今家庭结构与整个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身为随迁子女的父母，农民工在自身经历诸多艰苦的工作打拼和生活磨难，以及掺杂诸多委屈与辛酸的城市就业和生活经历后，更加寄希望于教育，期望通过城市优质的教育来改变子女的命运。子女的发展往往关系家庭的幸福和前途。根据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资本累积与传递理论，农民工对其子女的经济、文化等资本的投入，会对子女及其家庭后代产生后继影响。

另外，解决好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会对未来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有更多的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涌入城市，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自身素质的提升，这些也成为他们日后平等地参与社会竞争、获取社会资本的重要保障，也有助于提高社会整体劳动力水平，进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教育对人的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同样，教育对促进人的社会性发展，对促进人在不同环境的转换中更好地适应新的生活也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因此，本书主要通过对随迁子女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融合现状分析，揭示教育在随迁子女社会融合中的重要作用，并希望通过各种形态教育的参与和努力，共同构建促进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教育模式。

二 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采取城市优先发展的策略，在各种资源向城市倾斜的过程中，也逐渐限制农村户口人群向城市迁移，开始形成独特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自此以后，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被严格地限定在不同的行政区域之内，开始形成以户籍为准绳的固定身份，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群体被称为农民，而居住在城镇从事工业劳动的群体就是市民，完全形成了以地域与职业为主的户口划分方式。被限制在城乡两个行政区划内的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失去了自主流动的自由。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很快复苏并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旺盛，同时出于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大量的农民开始到城市里寻求自身及家庭生活质量的改善。随着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工作与生活，在原有的二元户籍制度下，不仅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农民工群体，而且由城乡户籍制度阻隔所带来的身份限制等问题也随之而来。一方面，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广泛参与到城市经济建设与发展中，他们的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工作空间与工作方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付出体力与智慧而得的物质生活相较农村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另一方面，由于步入新的城市生活，他们早期在农村生活中所积累的经验无法适用于当前城市生活，城市的生活方式又很难被他们快速地接纳、吸收、同化，所以在面对城市社会与生活时，一些不适应问题随即凸显出来，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社会与生活的障碍。正如有学者研究指出，当农民工通过自身的艰苦努力驻足于城市生活与工作空间时，满怀热望，希冀通过他们的勤劳和辛苦融入城市，以改变自身的生存条件和环境时，他们却感受到来自户籍及其他强势集团的巨大压力和排斥，转而寻求自身群体在城市社会中的一种身份认同，以对抗来自城市的情感与制度的歧视和排斥。同时，农村生活的长期濡染多少又保留了他们作为农民的身份记忆，他们设定的生活目标往往由于制度及其他城市排斥的存在而无法实现。所以，虽然很多农民进入城市工作，实现了职业身份由农民到工人的转换，但二元户籍制约所形成的农民身份仍是他们无法跨越的障碍，也成为影响他们真正走进城市生活、融入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与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与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一样，随迁子女也面临城乡文化、教育上的种种差异及由此带来的碰撞、冲突和适应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都是从农村进入城市，随父母进城的少年儿童由于其成长阶段的特殊性，他们与成年外来务工者在融入城市的历程上并不尽相同。有学者认为，进城务工人员在城市经历着“经济融入—社会交往融入—心理融入”的渐进性社会融入过程。也有学者提出，进城务工人员存在制度融入、政策融入和社会资本融入等多层面的融入轨道。笔者认为，儿童与成人作为个体发展阶段不同的两个群体，其社会融合的过程与经历有很大的不同。儿童处于身心成长中的特殊重要时期，既有儿童自己的生活世界，也需要接受来自生活中的重要场域及重要他人——家庭、学校、社会的关怀与呵护、培育与教化，是需要接受来自各方教育的关键时期。因此，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首先是教育融入，并依靠教育的力量来促进他们心智上的成长以及优化他们的生活体验，促进他们与城市社会的互动与融合。

流动、迁徙的经历，使随迁子女在不同的环境中不停地转换，与成年父辈一样经历动荡、不确定、矛盾与隔离，这将直接导致他们的生活世界不同于正常生活环境下城市中非流动儿童的生活世界。尽管处于年少成长阶段，随迁子女却有着复杂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出生于城市，但囿于家庭经济状况的拮据与父母工作生活的忙碌，不得已只好暂住农村，由祖父母代养，只待父母生活条件有所好转再接其到城市生活；有的出生于农村，父母工作安定后被接到城市生活；有的生于城市、长于城市，一直跟随父母生活。不同的迁徙与流离经历决定了他们不同的生活状态，或者分时期、分阶段来到城市学习与生活，或者一开始便在城市生活，从表面上看他们有千差万别的个体经历，却面临共同的困惑与难题：如何在新的城市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新学校，如何在环境转换中较快地适应城市生活与教育。他们虽然没有经历太多农村生活，多数时间生活在城市但又经受因户籍制度带来的羁绊；他们既受到父母农村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影响，又受到城市中同伴群体、学校等外在的城市生活与教育方式的影响。对正处于接受教育阶段的他们，如何尽快适应城市社会与教育，突破面临的困惑与不适，是来自各方的教育形态所应努力的方向。毋庸置疑，教育是儿童生活世界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教育在促进儿童社会化方面的功效已得到实证性的结论。因此，随迁子女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关键就是要用教育的手段，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等整个大的教育环境的包容、濡染与培育，同时让随迁子女在学会自我教育的过程中，快乐无忧地融入整个社会。

简要言之，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要依附于家庭、依托于学校、依从于同辈群体以及扎根于周围所处的社会才是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社会的现实操作路径。源于此，本书力图从教育的角度去思考处于受教育时期的随迁子女，在由乡到城的空间转换中所遭遇的适应与融合问题，探求解决乡城转变与过渡时期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合中的教育之道。

同时，就随迁子女置身其中的社会性因素来说，家庭、学校、社会乃至同辈群体都处于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之中。按照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来说，作为个体发展中重要的生态组成部分，无论是学校、家庭、社会这些构成因素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文化氛围等，还是影响随迁子女的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都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不仅是随迁子女日常生活中容身其中的各种场域，也是他们要适应、要融入的重要环节，这些场域对随迁子女的成长发展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也都是他们身边随时随地的教育因素。因此，从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出发，把随迁儿童的社会融合问题放置于家庭、学校、社会各个教育场域以及相互联系中去思量解决的途径与方法，同时考量各个教育因素或场域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影响，这也是本书分析与探讨随迁子女社会融合问题的解决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