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现状

对随迁子女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形成了良好的研究现状与研究态势，积累了相当多的文献资料，这些为后继研究的纵深与外拓都提供了基本的资源和素材。本书的主体关键词为随迁子女，因此对这方面文献的搜集与梳理是整个课题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欲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爬梳，厘清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故此，大量的文献搜集与分析是开展研究的首要工作。文献查询主要通过电子检索工具获取文章和书籍名录，论文类主要通过中国学术期刊检索系统、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及检索、查阅教育类核心期刊等；书籍类使用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检索系统”，网络资源主要运用常见的百度、谷歌搜索引擎以及读秀等专业搜索渠道，以“农民工子女教育”“社会融合”“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融合教育”等为关键词，搜索相关论文、研究报告和书籍等。

一 国内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研究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始终被看作国家、民族发展的根本，保证每一个儿童都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是整个国家和社会一直不断追求的目标。随着农民工子女入城就学人数的增多，其中的教育问题也随之凸显。有问题就会引起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此类问题首先得到了国内一些新闻记者和学者的关注，他们开始呼吁政府和社会要重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国内最早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报道是1995年1月21日刊登在《中国教育报》上的一篇文章——《流动的孩子哪上学——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探讨》，该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国家的重视。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开始组织有关部门分别对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河北、深圳六省市流动儿童的就学情况，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调研。此后，学术界与国家开始逐渐关注与重视这一群体及其发展，国家相继颁布了各项相关政策法规，社会各界也展开热烈讨论，相关的研究文章也逐渐增多。概括起来，国内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现状与成因的研究

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就学与学习方面遇到的问题开展调查研究的学者较多，成果也比较多。有的学者从政府宏观治理的视角，提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主要存在的问题有：政府在关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方面的体制与机制不够健全，各级政府之间的权责问题没有理顺；公共教育资源紧缺，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出现供应不良的状况；政府在政策落实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民办学校的办学质量存在隐患，政府缺乏对民办学校的有效监督与扶持。从同一研究视角出发，范先佐及彭湃认为，造成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权责不明确导致义务教育的经费缺乏；流入地政府不愿承担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费用及义务教育的供需关系不明确等。还有的学者从农民工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中遇到的总体问题出发，认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教育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上不了学、上不了好学校、没条件上学、升学困难等。对于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现状，还有学者从区域研究的视角进行了相关研究。如龙一芝、杨彦平在《上海市闵行区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调查报告》中以闵行区作为调研的中心并以此为例，从农民工子女本身、学校、家长三个方面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经过分析数据得知，该区学生总体的生活适应较好，学习接受能力及成绩方面略显欠缺；生活方式单一，娱乐生活比较枯燥；教师的生存压力大，教学能力有待提高；家长的教育期望过高，家庭教育方式不甚理想，并就此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如转变家庭教育观念、加强政策扶持力度、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质量等。另外，游艳玲在《农民工学龄子女教育选择研究——基于广东省的实践调查》中，以广东省的农民工学龄子女作为调研对象，设计问卷采集了大量的研究数据，经过分析得出，政府发布信息与农民工接收信息的不对称和农民工随迁子女入学受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制约了农民工随迁子女享受优质、平等的教育资源。针对随迁儿童在城市就学中存在的上述种种问题，有的学者指出原因在于流入地与流出地政府双方的权利与责任不够明晰；各级地方政府对投资兴办公办义务教育事业的积极性不高；专门招收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民办私立学校地位不稳定及教育质量相对不高等。诸多原因致使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的解决长期以来未能达到既定目标。史柏年等人也指出相关法律法规在落实方面缺乏有效的监控，而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地方政府出于综合利益的考虑，不愿接受更多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而且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问题需要各个部门的协同合作，缺乏有力的总体协调使政策的落实不够到位。另外，有的学者也认为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难问题主要是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不均衡、政府教育体制机制的制约、教育资源的紧缺以及学校老师及流动人口家庭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在对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现状及问题的研究中，学者们将其中的原因主要归结为政府宏观参与治理力度不够、地方各级政府对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权责不明、优质公共教育资源的供需关系紧张及随迁子女家庭教育存在一定问题等。其实，不可忽视的是，随迁子女所置身其中的社区乃至家庭是他们深受濡染的微观环境。另外，随迁子女作为教育发展的主体，其主体性的发挥同样对于自身的教育功能不可小觑。因此，学者对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现状及原因的研究，过多地集中于宏观的政策制度方面，而忽略了作为义务教育主体的随迁子女及其置身其中的家庭与社区等教育场域的因素。

（二）对随迁子女教育政策的研究

在对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政策的研究方面，既有对近年来国家颁布政策法规的全面梳理，也有对某一方面政策的具体解读与评析。在全面梳理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方面，学者杨颖秀按照时间发展顺序，把1996～2007年十年间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政策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并从农民工职业身份的转变、政府教育责任的转变和履行义务向依法保证的转变三个维度分析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政策的逐步深化过程，进而指出在现实条件下这些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学者张丽与孙中民就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执行中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指出影响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政策因素主要有政策出台前缺乏高屋建瓴式的整体建构，造成政策整体的可操作性不高；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执行主体模糊不清，造成责任相互推诿，利益不明确等；同时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主体对政策缺乏有效的理解而且对政策的执行缺乏有效的监控，造成政策的落实不到位，难以把握政策的实际成效。对此，钱再见、耿晓婷提出了比较明晰的建议，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的现状出发，具体分析了我国所制定的一系列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条例的演变历程，提出了有效推进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执行效果的多维度建议，比如完善随迁子女教育政策、明确中央及各级政府责任、开发多元教育资源等。项继权在《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选择与制度保障——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分析及政策建议》中，就目前农民工子女的规模和结构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指出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必须在城乡统筹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现行的法律和制度。另外，还有学者从地方立法的角度，讨论了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政策问题，指出有关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的真正改善，还必须从教育立法方面加强，并指出“两个为主”教育政策的真正落实必须基于中央及地方整个财政体制的全面改革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从立法层面和政策制定层面加强对非户籍常住随迁儿童的教育创新工作，通过良好的法制基础和政策措施来解决非户籍随迁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

众多学者或者从政策演进的角度，或者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抑或者从改善现有教育政策的角度，多维度论证了随迁子女教育政策的建立与完善，对于解决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的上学与学习等教育问题的重要性。学者们对于该问题的解决多从完善国家法规政策及增强执法力度、改革现有制约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及升学问题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进一步从法律上规范与保证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质量、建立专项随迁子女教育基金、整合多方力量共同促进随迁子女的教育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化的建议与对策。

（三）对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问题的研究

农民工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难问题逐步得到基本解决之后，义务教育阶段后的受教育问题日渐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尤其在2012年国家颁布相关政策后，各地为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后的教育问题，纷纷出台了异地升学方案，为一些希望在城市中继续接受教育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及其家长带来了机遇。对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问题的研究，在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方面主要有：尤锐锐的《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政策研究》，在对北京市颁布的有关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解读的基础上，分析了北京市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政策的不足，并对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袁娴的《在沪农民工随迁子女高中阶段入学问题研究》一文，对上海市某区的农民工随迁子女高中入学现状进行梳理，对在沪的随迁子女接受初中以上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王晓宇的《北京市流动儿童异地中考政策执行研究》以北京市流动儿童异地中考政策为例，分析了北京市流动儿童异地中考政策执行中的问题；李慧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普通高中就学政策研究》，对现行国家颁布的有关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后的教育政策进行了详细的梳理与分析，结合调查分析现行政策与随迁子女城市入读高中之间的差距，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龚宝成等人合作所写的《农民工子女义务阶段后教育：问题与对策》认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户籍制度与考试制度的限制、城乡差异以及升学与就业的选择迷惑等，均成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中的难题，并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徐晨莺等人的《异地高考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对各地实施异地高考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异地高考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韩世强的《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后的升学保障及制度完善——以宁波调查为例》，从对宁波的实际调查出发，对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后的“中职模式”加以评析，论证了该种教育模式存在的弊端，并构建了全新的教育模式。黄娉婷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变革：异地高考政策执行力的视角》从政策执行力视角，揭示了异地高考政策受限的影响因素。魏毅的《农民工子女初中后阶段教育需求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分析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初中后教育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景安磊的《多源流理论视域下的异地高考政策议程分析》以多源流理论为分析框架，分析了异地高考政策制定的内部机理。葛新斌等人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困局的成因与对策》分析了阻碍农民工随迁子女异地高考困局的多重因素。张健的《多源流模型框架下的异地高考政策议程再分析》运用多源流分析理论对异地高考中的动力性要素进行了分析。夏雪等人的《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中的利益团体衍生——基于团体理论模型的视角》从团体理论入手，分析了随迁子女异地高考中利益团体的形成及其衍生。

综上可以看出，学界对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后的教育问题研究，主要开始于2012年国家相继颁布有关政策逐步解决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入学难问题后。上述研究的焦点集中于两大方面：其一是对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政策的关注；其二是对随迁子女异地高考问题的关注。两个方面囊括了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后接受教育的主要问题，分别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的前期政策保障与后期教育出路提供了解决思路和执行模式。

二 国外移民子女教育的研究现状

农民工及随迁子女的出现是我国特有的现象，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与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还未消除情况下所产生的不兼容结果。因此，在国外的学术研究中并不存在“农民工”、“农民工子女”以及“农民工随迁子女”等相关的概念，亦没有针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相关研究成果出现。其中，国外对流动儿童教育的研究与我国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研究颇为相似，因此主要介绍国外关于流动儿童方面的研究。

简单看来，这些研究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两大部分。在理论部分，研究的焦点一般集中在教育公平理论上，这也是西方学者们在流动儿童教育研究中最为关注的理论之一。教育公平是西方社会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一直存在并始终制约和影响教育发展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西方的教育公平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的“公正”的招生原则，这一原则成为教育机会均等思想的起源。现代教育公平思想是在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而进行的斗争中，作为追求自由平等、保护个人利益的社会公平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产生。因此在西方，教育公平一般被认为是社会公平思想在教育领域中的适用。当代关于教育公平理论研究的学者主要有三位，他们分别是詹姆斯·科尔曼、托尔斯顿·胡森和罗尔斯。首先是詹姆斯·科尔曼的研究。作为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1966年科尔曼在他的《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即被公认为20世纪关于“教育机会均等”研究的最重要文献之一的“科尔曼报告”中，把教育机会均等划分为五种类型，认为教育机会均等意味着无论儿童在进入学校之前的差异（家庭出身、个人资质等）如何，也无论学校在资源投入方面如何，最重要的是学校应该消除个人学业成绩上的差异，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到教育结果上的均等。其次是托尔斯顿·胡森的研究。胡森，瑞典教育学家，一生致力于教育基本理论、比较教育政策以及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问题的研究。在胡森看来，教育面前机会均等始终应该是教育本身的目的。再次是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罗尔斯的“正义论”体现的是一种“契约主义平等观”，是对胡森等人传统平等观的一种理论挑战。他认为，胡森等人所提出的“机会均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为了社会的正义，我们只能向另一个目标努力，即追求建立一种社会制度，对社会财富进行重新分配，补偿个人自身不能控制的因素造成的社会损失，以达到结果的平等。三人对教育公平的不同理解与分析，均为弱势群体平等地享有公共教育资源乃至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经验研究方面，国外学者则大多集中在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研究上，主要是对西方社会中存在的流动儿童教育问题进行相关描述和说明，并进行了对策性的研究，这尤其体现在美国学者的研究中。首先，流动与迁徙对学生的影响研究，主要观点包括：流动学生的成绩相对较差；流动的学生往往更容易留级；流动学生的辍学率更高；流动对学生的情绪和行为有负面影响。其次，流动对学校和学区教育的影响研究，包括：高流动率影响了学校预算；不断接收新的学生使教师把精力花在补习而不是新课程上，而且由于学校不清楚学生的成绩记录，学校很难将学生安排在合适的班级；高流动率的学校和更稳定的学校之间存在成绩差距；在高流动率的学校，班级教学更可能是复习，并且教学进度更慢；高流动率的学校毕业率低，由此，学校在接收流动学生就读上的积极性一般也较低。再次，对策性的研究，所提出的对策主要包括：完善立法，如美国的“迁移者计划”与“教育券”的发放；采取措施减少学生流动；利用网络传递流动学生信息，保证流动学生学习的连续性；提前了解学生的流动可能以及早做准备；为流动学生及其家庭提供多方面的帮助等。

布兰兹·丝博（Branz-Spall）等人曾把美国的流动儿童称为“路上的儿童”，认为他们在生活中面临诸如贫困、频繁搬迁、文化地理上的疏远、群种歧视及语言差异等难题，尤其是语言限制与住所的频繁更换，导致流动儿童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逐渐被边缘化，从而导致学业成绩低下与学习滞后等教育困扰。萨勒诺（Salemo. A）与思迪克伯格（Stock-burger. C）认为影响流动儿童学业的主要因素在于教师，他们指出流入地的教师由于没有与流动儿童相关的教学经验，不能安置流动儿童以及不能采取有效的沟通技巧与之对话、交流，从而影响了流动儿童学业成就的获得与进步。另外，国内一些学者也对国外的移民子女教育进行了相关研究。张航从流动人口的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的角度，介绍了美国公立学校对待移民子女教育一视同仁的态度，并通过设立教育公司对面向移民子女开设的特许学校进行监管，以保证移民子女的教育质量。美国政府针对移民子女的教育现状，出台了“流动学生教育计划”，主要资助移民而来的中小学生，由联邦政府进行拨款，以招聘的方式雇用工作人员，作为信息传递的媒介，进而沟通学校和移民子女家庭之间的关系。张绘、郭菲从管理和财政的角度分析了美国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指出了他们学业成绩低下、学校教育管理困难、学校与学区的财政困难等问题。蒙在飞介绍了美国流动学生教育项目及其创新点，尤其是得克萨斯州实施的跨州电子信息转接系统、流动学生暑期获取资源计划（Summer Migrant Access Resources through Technology, SMART）以及鼓励学生通过技术学习获得学业成就、生活技能计划（Encouraging Students through Technology to Reach High Expectation Learning Life-skills and Achievement, ESTRHELLA）。杨妮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流动学生教育计划的内容、特点以及实施成效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我国随迁子女教育应借鉴该项目中有益的经验，建立随迁子女电子学籍档案，保证随迁子女教育的连续性及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为随迁子女教育提供有力的软件支持等启示。郑素侠从媒介技术与流动儿童社会融合的视角，对伦敦大学“媒介与青少年研究中心”开展的大型跨国研究项目“Children in Communication about Migration”（CHICAM）予以详细的介绍，提出应加强我国流动儿童的媒介素养教育，培养他们的媒介参与意识，认真倾听他们的声音，让他们的声音通过媒介得以传达。

通过对相关学者关于国外一些移民国家的移民政策，特别是关于移民子女教育方面的教育措施等相关研究的细密梳理，以期对本书有所启迪，达到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的目的和作用。

三 国内有关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研究进展

国内学者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研究开始于21世纪初。2001年蒋达勇的《重视第二代“城市边缘人群”》，首次关注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问题。他认为随迁子女作为“边缘人第二代”，他们与其父辈相比，因为在社会心理方面不同于父辈，而有可能会趋于激进化。同年，韩嘉玲在对北京50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一年级的2161名流动儿童进行问卷调查及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进行了一定的研究。2003年，周皓、章宁以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为样本分析对象，采用统计方法分析了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指出除迁入时间的长短是影响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一个因素外，像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儿童自身的年龄、性别、迁出地的社会生活背景以及迁入地居民的接纳等，对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程度影响较大。此后，尽管学界以“社会整合”、“社会适应”或者“社会融入”等不同的称呼指称，但研究的对象都一致指向随迁子女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问题逐渐进入不同学科研究者的视野，并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问题。从目前学界的主要关注点来看，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表现和原因的研究

关于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状况及其原因的研究较多，研究者们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方法，对不同地域的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状况进行调查，展现他们在城市融入中的种种问题。巩在暖等人认为，随迁子女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遭遇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如冲突与妥协、融入与排斥、社会支持与隔离等，而随迁子女就是在各种矛盾的不断转化中逐渐融入城市社会的。汪长明、傅菊辉的《从“他者”到“群我”：城市化进程中随迁子女融入问题》，指出了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就学中存在的制度障碍与跨文化适应障碍，并就此提出开展社会建设、实现文化调适与文明融合等相应的破解路径。刘庆的《流动人口随迁子女社会融入感的结构与影响因素分析》论证了在不同性质学校就读的随迁子女，影响其社会融入的结构与因素有较大的不同。学者们从不同层面与视角展现了随迁子女在迁入城市后所面临的种种生活、学习与心理上的不适。总括一句话，即是随迁子女的城市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他们与城市社会融合的总体状况不佳，存在诸多的问题。随迁子女大多认同城市生活，但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状况进行解释性研究。如有学者从生态系统论视角分析了随迁子女社会融合微观系统中的“生理-心理-社会”三维系统融入困难，中观系统中学校与家庭的互动不良以及宏观系统中制度因素的制约等。也有研究者从文化适应视角，对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中的心理适应和社会文化适应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得出随迁子女文化适应情况偏好处于中等以上水平。另外，从社会排斥视角进行的相关研究也较多，研究者们认为随迁子女面临的社会排斥主要有制度排斥、资源排斥、心理排斥、文化排斥等，如户口差别使城市当地人具有天生的优越感，从而造成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与排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流动人口及其子女融入城市的信心。随迁子女家庭的低收入不仅使其父母不能像城市人那样为子女挑选合意的学校，也导致子女受教育过程中的起点与过程的不公，强调了随迁子女社会融合中的经济排斥因素。总之，随迁子女作为外来群体，在城市生活及教育的适应状况呈现不容乐观的整体态势，这不仅是随迁儿童真实教育生活面貌的呈现，也代表了学界的整体观察与集体呼声。

如何让这群在城市与农村边界徘徊的“非农亦非城”的边缘群体，尽快融入城市生活与相对优质的城市教育，达成与城市的互动、共融，成长为新一代的城市建设者，不仅仅是我国当前社会的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在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剖析方面，大多学者的研究集中于对阻碍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制度性与非制度性因素进行分析。其一，在影响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制度性因素方面，大多学者认为本质的原因在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与教育制度，归根结底在于户籍制度二元化带来的教育制度差异。有学者认为，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造成随迁子女难以融入城市的根源，造成了城乡孩子在家庭环境、经济状况以及文化氛围等方面的差异，使随迁子女与城市孩子在言语、行为、服饰、学习方面存在诸多的差别，进而造成了随迁子女在学校人际交往与学习上的融入障碍。同时，户籍制度造成的文化隔阂与身份分类，使随迁子女的自我身份认同度较低，不管出生地是否在城市，其父母的工作是否稳定，大多数随迁子女不认同自己是城市人，或是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模棱两可的感觉。户籍制度及与之相配套的社会福利政策是限制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关键性因素，并导致了城乡教育的巨大差异以及城市教育对非户籍人口的排斥。其二，在影响随迁儿童社会融合的非制度性因素分析方面，学界主要集中于对随迁儿童与城市儿童差异性所进行的研究，诸如二者在生活条件与习惯、行为方式与语言等方面的差别，这些区别也正是随迁子女在城市遭遇歧视，出现心理不适、学业不良等融合困难的原因。也有学者把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状况不良的非制度性原因归结为居住环境与城市主流地带的隔离、“污名”效应产生、城市社会的不接纳以及父辈社会地位与身份认同的限制和影响等。另外，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城乡文化以及地域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随迁子女置身于身份认同与重构的错乱境地，从而导致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困难。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者从随迁子女的能动性出发，分析了随迁子女个体不同归因风格对其社会融入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总之，研究者对影响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因素分析方面，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在微观上均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为后继研究者提供了向纵深研究的素材与基础。

（二）不同教育场域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

对于随迁子女接触较多的家庭、学校与社区来说，学界对这些区域环境及其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较多。首先是对随迁子女最为熟悉的家庭的研究，包括家庭因素、家庭教育、亲子交流等方面。由于随迁儿童与城市本地儿童相比，二者的家庭生活背景、经济社会地位及其社会化发展等，都可能呈现不同的发展面貌，从而产生不同的环境适应行为。如有研究者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考察随迁子女发展的环境变量，探讨了家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经济资本对随迁子女心理适应的影响。还有研究者对取得城市户籍的特殊农民工群体的家庭教育新特点予以描述，并分析各种家庭教育特点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影响。周建芳、邓晓梅的《家庭教育对流动儿童学校融合影响的研究——以南京为例》通过对南京数所小学的调查，论证了家庭教育是影响随迁子女学校融合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对影响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学校环境的研究。随迁子女作为受教育者，学校不仅是他们接受教育的主区域，也是他们社会融合发生的主要场所。关于学校这一环境因素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研究也不在少数。周皓以北京石景山区的调查研究为依据，比较了就读于公办学校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得出农民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的心理适应状况较差的结论。然而，与之相反的是，郭元凯通过调查公办学校与随迁子女学校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影响，得出随迁子女整体社会融合状况较好的结论，不同教育安置方式与随迁子女社会融合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公办学校对随迁子女的影响要优于随迁子女学校。两位学者的研究出现了对立性的结果。王红丽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对北京一所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公办初中的青少年社会融合现状进行实地调查，呈现了学校在随迁子女社会融合方面的努力以及问题。还有研究者分析了公办学校在促进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合中的意义、角色定位及其作用。在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发生影响的场域因素分析中，很多学者认为不管接纳随迁子女的学校性质如何，学校作为促进其社会融合的主要角色与责任者，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都有较大的影响，并提出了增进学校在随迁子女社会融合中的有效策略。熊少严认为，学校教育因其自身具有的社会整合功能，通过对流动儿童实施相应的适应性教育与有效的家庭教育指导，能够促进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有效整合。还有一些研究者从同伴交往与师生关系方面，论证了学校教育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影响。如有研究表明作为同辈群体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与城市儿童相比，由于他们原有受教育的模式与生活方式及心理认同方面的差异，他们之间在教育、社会与心理方面存在较大的社会距离。师生关系亦是校园内影响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影响随迁子女对课堂教学活动的参与、学习适应及同伴关系。城市教师对随迁子女态度与行为的接受、转变角色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建立稳固的师生关系是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重要内容。这些研究结论表明，随迁子女从农村进入陌生的城市教育环境，学校不仅是随迁子女进行有效社会融合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校内的微环境如同伴关系、师生关系以及校园文化均成为随迁子女熟悉城市环境、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支撑力量。另外，随迁子女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尽量适应城市教学环境与方法，建立新的同学、伙伴关系亦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

学界对上述学校领域内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研究，以2012年为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2012年之前，学界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研究关注点主要在公办学校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对比研究上，而且大多学者的研究结论倾向于公办学校更有利于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其二，2012年之后，随着国家颁布的一系列保证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及异地高考的政策后，随迁子女大多实现了就读城市公办学校的愿望。学界的研究开始转向公办学校内部的随迁子女群体与本地儿童的同伴关系、师生交往以及课堂融入等方面的研究。

再次是对随迁子女所居住社区的研究。社区是社会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他们较多关注社区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影响。社区作为随迁子女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区域，对他们社会融合的影响也极其重要。社区不仅为随迁子女与城市社会的融合提供了空间，也为随迁子女社会融合提供了有效的资源。但有关研究显示，社区在作为随迁子女顺畅参与城市生活、融入城市的有效指引者方面，仍有诸多的不足之处。无论在社区内外，都存在不利于随迁子女有效融入城市的种种因素，社区并未成为随迁子女参与城市生活的有效指引者与促进者。

综上所述，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直接起作用的影响场域也即微观环境来说，分析较多的仍然是教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教育在促进随迁子女社会融合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作用，能够促进他们与城市社会融合的关键在于教育自身具有的社会整合功能，教育不仅能促进整个民族文化水平的提升，加深对不同群体文化的认知与了解，也能够促进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文化互动共融，促进相互理解并达成共识。

（三）随迁子女社会融合对策的研究

在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策略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分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两个方向进行。在政策层面，大多数学者认为影响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深层次原因在于户籍与教育制度上的传统制约与政策失范。基于上述原因，学者们提出了以下对策。一是改革户籍制度。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是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产生的根源，也是随迁子女社会融合困难的制约枷锁。要改变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状况，必须消除现有的二元分割户籍制度，实施城乡户籍的一体化改革。二是改革现有的义务教育制度。现有的教育管理体制与差异化的教育财政政策是随迁子女不能正常享受城市优质教育的主要因素，随迁子女被当作城市教育体制外的特异群体。要实现城乡儿童同等的受教育机会与教育过程的平等，必须从改革义务教育体制或者从现有教育体制内寻求突破，平等对待城乡儿童。三是实施同城待遇。城乡二元体制的存在使城市人与乡下人、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界限与差别清晰长久地烙在城乡居民的思想意识深处，也使二者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与文化差异，表现在随迁儿童身上，就是遭遇城市居民与城市儿童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要促进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合，必须实施城乡儿童的同城同等待遇。如湛卫清认为，在对待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应与城市儿童一样，要体现教育的公平性，在师资配置、班级规模上要一视同仁，体现随迁儿童的主体地位，实现自然融合。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可以尝试从政策上保证农民工享受市民待遇，与城市居民一样公平地享有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资源，进而为其子女的社会融合奠定基础。

还有一些学者从实践层面予以分析，提出了以下对策。第一，构建一体化的随迁子女社会融合教育模式。杨智慧、杜永红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校融入的困境与路径探析》一文，对影响随迁子女学校融入的困境进行了剖析，提出应通过城市家长、学校与农民工家庭协力解决这一问题。石长慧的《融入取向与社会定位紧张——对北京市流动少年社会融合的研究》在对北京市流动少年考察的基础上，论证了国家、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城市居民的融合策略与北京市流动少年的融入取向之间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构建了农民工子女与城市社会的互动融合关系模型。第二，开展融合教育。融合教育与农民工子女社会融合是紧密相关的学术研究领域，是随着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合问题的日益突出，学界提出的应对性教育措施。融合教育主要指使城乡学生、城乡文化、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实现有机融合，进而使学校管理、家庭管理与社区管理有效融合起来。近年来，随着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校问题的逐步解决，随迁子女与城市社会的融合问题日益得到关注，研究成果逐渐增多，研究者大多致力于将融合教育作为随迁子女与城市社会沟通互融的中介和纽带。湛卫清在2009年提出融合教育是实施随迁子女教育的有效策略。黄兆信等人在阐释随迁子女社会融合概念与内涵上，提出应实施融合教育，在具体策略上应注重教育内容的多元化、教育实践的互动性以及教育机制的重新整合。第三，提高农民工素质，提升随迁子女父母自身的社会融合能力。相关研究者认为只有提高农民工的整体素质，其子女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其教育问题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笔者通过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措施研究的条分缕析，明晰了学界在解决该问题上的思路与方向，为本书拓宽了研究的视野。

四 国外关于移民子女社会融合的研究

“社会融合”的概念本就由西方学者提出，由于西方国家之间移民潮流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尤其是工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移民现象更为突出。最初国外学者关注的是成人移民与所迁移国家的融入问题，后来随着移民儿童数量逐渐增多，甚至超出本地儿童，也逐渐出现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的出现大多源于社会适应问题，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对移民儿童社会融合问题的研究。

在西方学者对移民儿童社会融合的研究中，研究视角也经历了不同的演变历程。国外学者早期关注移民儿童的社会融合时，关注最多的是迁移本身是否对儿童的社会融合产生影响以及产生怎样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迁移破坏了儿童原有的社会关系，造成儿童在新的迁移地的社会融入障碍和心理不适应。如芝加哥学派的早期代表Burgess、Locke与Thomes认为迁移破坏了原有的家庭机制，使家庭丧失了对成员的控制，而孩子进入陌生环境，对于没有迁移经历的儿童来说，他们要面临适应新的社区环境、学校以及重新结交同伴等问题。而有的学者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迁移使儿童融入新的组织，结交了新的朋友，尤其是迁入地的社会发展与教育环境相对于迁出地来说如果更佳的话，将对儿童的发展更为有利。如Fischer认为某个人的社会生活是由社会阶层、种族等非生态因素决定的，而并非由居住地的迁移等生态地理的位移而决定，而且社会行为也主要是由经济地位、家庭地位与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决定的。因此，影响移民儿童与迁入地的社会融合并不是迁移本身，而是与儿童密切相关的家庭背景等。在这些研究者看来，迁移是提高儿童社会融合的一种家庭策略，父母通过选择资源相对丰富的社区与居住地而提升儿童的社会融合。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经历了种种调整和变迁，使一些种族移民群体尤其是移民二代与迁入地的社会融合问题频繁出现，甚至出现了局部的社会不安与动荡。很多研究者的目光开始转移至移民群体尤其是移民二代与社会融合的问题上来，此时期研究者主要关注影响移民儿童社会融合的因素。如Alejandro和Ruben通过对美国移民二代群体的追踪调查，得出结论：移民儿童的家庭特征、迁入地居住社区、种族归属以及迁入地劳动的分层是影响移民二代社会融合的关键因素。进一步的研究结论表明，在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下，移民儿童的社会融合出现三种类型：向下同化，即融入不好而被主流社会边缘化；向上同化，努力适应主流社会，但由于种族歧视而时时受阻；向上同化，被主流社会接受。研究者Hagan John、MacMillan Ross和Wheaton Blair在1996年通过对加拿大多伦多移民儿童的追踪调查，认为家庭资本与生命历程对移民儿童未来的教育活动和社会地位有较大影响，尤其是家庭中父亲对家庭生活与子女的关注以及母亲的情感和心理支持，可以抵消由于迁移带给移民儿童的困扰，有利于儿童顺利度过迁入适应期。

随着对社会融合研究的深入拓展，西方学者的研究逐步细化，开始对社会融合的内涵与具体操作层面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融合的维度划分标准以及划分方法。首先，西方学者对社会融合的研究影响最大的有三种理论，即“融合论”、“区隔融合论”与“多元文化论”。“融合论”的代表Park与Burgess指出，社会融合是外来移民与当地居民之间不断交流、互动，实现相互渗透与融合，并最终整合于共同的文化生活之中，其过程与内容主要是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之间相互竞争、冲突、调整直至融合。“区隔融合论”的代表认为当代移民的社会融合主要有与主流社会的完全融合及有选择性的融入两种类型。“多元文化论”的提出者霍勒斯·卡伦（Horace Meyer Kallen）与华裔学者周敏认为，外来移民进入包容性较大的社会时，不用迎合主流文化，也无须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一方面，他们运用自有的不同于本地文化的文化经历与体验以及价值观念，营建与塑造目前的生活驻地；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自愿地接受迁入地的文化，主动融入当地文化。其次，在对社会融合的维度划分上，《童年移民和成年后的社会融合》的作者Scott于1999年提出社会融合包括结构整合和社会心理整合的观点。也有学者认为社会融合包括心理融合和文化融合，如Ward在1994年提出这种观点，认为心理融合是指心理健康与舒适、对新环境的满意度等，而文化融合则指能够学习新的社会工作技能以维持日常的社会文化生活等。社会融合操作化定义以帕森斯（T. Parsons）个体心理层面的身份认同、布劳（P. Blau）个体间行为层面的社会交往为主。总之，西方学者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移民的社会融合问题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们对社会融合的理解及其维度划分，为我国学者研究类似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五 已有研究的特点与不足之处

在借鉴国外学者对移民子女社会融合研究的基础上，我国学者结合我国国情，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合问题也有相当丰富的研究。纵观国内外学者对随迁子女教育以及社会融合的研究，可以说这些研究涉及范围广泛，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了大量研究，充分体现了作为社会科学学者们强烈的现实关怀情怀。这些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对政府政策的出台、改革以及现实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这些研究成果也为笔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对于本书视野的拓宽有很大的帮助。但是，纵观已有研究成果，由于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研究的历史比较短，还可以发现现存的缺失与遗漏，这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拓展的空间。

第一，从关于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研究现状来看，学者们虽然探讨了其中的社会排斥问题，这些研究大都是从一种权利与政治排斥的视角介入，而对社会融入这一概念和理论内容的关注还不是很多，已有的研究也仅把这一概念作为反社会排斥的代名词而已，缺乏从这一概念和理论体系入手对现实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再者，我国学者对随迁子女与城市社会互动交流的本质概念完全是借鉴西方，这些概念的表述传入中国时，学者们并没有明晰其中的差异，对其运用也完全凭借个人的理解去翻译，有的译为“适应”“同化”，有的译作“融入”或“融合”，还有的混用，这种直接“拿来”的做法没有考虑到词义的语境，也即中西国情的不同。随迁子女社会融合问题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次生问题，考虑这一问题必须置于我国特定环境与时代中加以思量，而不能随意借用别国的理论或者方法。

第二，从这一问题的研究视角上看，目前学者们大都从教育融入这一视角切入研究的主题，而缺乏对社会融合较深层次的理论建构，而且由于学者们对社会融合的维度选择与评价标准不一，故此，对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状况的结论不一，无法为实践落实与政策制定提供有效的理论依据。

第三，从研究对象来看，国外学者对移民儿童教育及其社会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教育或者迁移本身或者社会融合的单方面研究，而将移民儿童的教育与社会融合结合起来研究的情况较少。另外，国内学者对随迁子女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子女教育的研究较多，而缺乏对学前阶段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融合的关注。

第四，从研究方法上来说，过于追求数据分析的实证调查和过于强调思辨的人文研究都比较偏颇且研究较多，而运用实证与人文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较少，尤其是定量与定性结合运用的研究方法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