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目的

2007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教授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大声疾呼国际社会关注中美两国密不可分的现状，并且提醒世人关注中美两国经济之间“共生”（symbiosis）程度的不断加深及其对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意义。弗格森和舒拉里克创造了“Chimerica”（中美国）这一新的名词，试图用这一新的地缘政治名词证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与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的合二为一构成了中美两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当今的世界经济秩序。他们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中美国”再认识》一文中声称，“中美国”这一概念是指最大的储蓄国即中国与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国即美国构成的利益共同体：中国和美国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一个消费一个储蓄，一个进口一个出口，一个提供服务一个提供产品，一个印制美元一个储备外汇。然而，爆发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揭示了这一“天作之合”（a marriage of heaven）的中美经济“共生”关系是一种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asymmerical interdependence）。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教授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在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时明确指出：“在很多重要方面，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对方的镜像：终极生产者是终极消费者的镜像，而盈余储蓄者是赤字储蓄者的镜像”;“危机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使得中美的相互依赖关系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但是这种“相互依赖正在进入一个日趋不稳的阶段”。无论是弗格森和舒拉里克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关注，还是罗奇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重要性及其发展趋势的判断，都印证了这一关系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的重要意义。为此，本研究的目的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探寻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与脆弱性的形成机制。

马丁·雅克（Martin Yacques）在论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时指出：“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贸易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全球化开始以来的一次最大延伸。中国的加入改变了该体系的性质和动力”。此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迅速发展。而推动这一相互依赖关系迅速发展的主要动因，是中美两国对经济增长的强烈渴望。对中国来说，增长是脆弱国家的生存之道；而对美国来说，增长是维持霸权与繁荣的必要条件。“两个国家都是为了增长而联合在一起，并且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有力协作中，旨在达到增长目标。”然而，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促进增长的背后，事实上存在着两国国内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相互依赖等同于两国各取所需，但却使得各自的经济失衡失去了修正的激励。“在相互依赖关系中，满足需要对于双方来说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中国缺少市场就由美国来提供，美国缺少储蓄则由中国来供给，这种看似非常契合的互补实际上却导致各自的经济发展都存在投资与储蓄的失衡，并且越来越受到对方的制约。诚然，中国不能脱离由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而独自发展，但中国作为一个已经可以影响全球经济运行的大国，需要找到一条平衡而稳定的发展道路，否则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将不断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在这场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受到了剧烈的震荡：从国际商品市场到国际金融市场，中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都受到了冲击，并在应对危机冲击的过程中暴露出中国经济在长期依赖外部经济的背景下所产生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中国的出口市场在危机爆发后首当其冲，进而在产业结构僵化的制约下推出巨额的财政刺激政策；而这一政策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的外溢效应一起，引发了中国的商品价格以及资产价格的巨大泡沫。另外，由于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配置主要集中于美元资产，从而使本国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国家金融安全被捆绑于美国金融市场。这种明显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是中国经济长期对外依赖尤其是对美国经济的依赖从而使本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突出表现。中国的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结构以及收入分配结构等方面的不平衡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商品价格与资本价格形成机制的缺陷，使中国经济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尤为敏感和脆弱。那么，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这一系列结构性失衡究竟在中国的敏感性与脆弱性的形成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为此，本研究将从开放的宏观经济学这一视角出发，对中国在中美经济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形成机制进行深入的探索。

第二，研究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及其对中美权力结构的影响。

相互依赖是彼此相互需要的依赖关系。但由于各自所需对象的差异性，往往很难直观地评判这种依赖关系是否对称，或者说究竟“谁更依赖谁”，以及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谁将牺牲更多”？因此，非对称性成为当代相互依赖理论的核心内容。如果说经济层面的依赖程度有大小之分，那么在政治层面也存在不对等的权力分配结构。如果一方的相对依赖程度过高，那么这种依赖关系就更趋近于依附关系，即依赖程度过高的一方所拥有的权力也就越小。由于国家权力在当代国际社会已经呈现为制定规则并主导其他国家遵守规则的能力，因此，对外依赖程度高的国家往往只能成为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和执行者，而依赖程度低的国家则能够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相互依赖关系的非对称性还存在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当双方遭受同样的外部冲击时所产生的非对称的应对机制：冲击后的双方经济都面临调整；而在相互依赖的背景下，“谁将需要调整更多”？由此可见，相互依赖关系对依赖双方而言，都同时存在相对收益和相对成本的考量。为此，“谁将获得更大的相对收益”和“谁将承担更多的相对成本”这两个问题构成了相互依赖非对称性的核心内容。

在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中，无论是从市场的角度还是从货币的角度来考量，美国都是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国家。由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是外围国家与中心国家亦即贸易国家与金融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这一关系天然地存在着非对称的特征。中美两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这种地位的差异，使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这种非对称性在全球经济秩序体系下对两国的权力分配将产生何种影响？如果做一简要的总结，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对美国最终商品消费市场的依赖要大于美国对中国外汇储备的依赖；中美两国之间的权力格局的分配关系也相差悬殊，即美国在掌控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上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中国则仅仅是相关国际规则的被动接受者。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是什么。中国是否能够从这一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从而在重建全球经济、金融经济秩序的进程中学会如何创造和施展自身的影响力。特别是如何掌控国家权力从而维护自身利益。为此，本研究力图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

第三，从再平衡过程中探寻改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以及完善双边经济合作的激励机制。

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两国的周期性经济泡沫与结构性扭曲的相互结合，使得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并非稳定发展。“中美之间是共存还是竞争？”这一问题经常成为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关注的焦点。就中美两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而言，虽然在多个层面逐渐深化，但这种深化也导致了诸多的经济摩擦和冲突，而合作依然匮乏。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紧张的核心在于，两国各自对相对收益和成本的评价存在主观性，同时缺少有效的对话平台和制度规范，以消除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尽管目前中美两国已经进行了八轮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两国都试图在两国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避免承担更多的调整成本，导致双方在战略规划上的合作远远落后于经济上的实际依赖程度。这种合作关系的建立，等同于一系列秩序与规则的确立。这些秩序与规则是保证两国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保障。但是，这种合作关系的建立也需要市场力量与国家力量的相互融合。可以肯定的是，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在形成伊始是符合市场逻辑的。在市场机制的驱使下，两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并达到了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目的；但是这一机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效率问题，如国际收支失衡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种类似市场失灵的现象，需要两国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上的相互协调。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是相互依赖关系使中美两国陷于一种失衡的经济发展模式，那么这种再平衡就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换言之，两国需要相互配合的再平衡政策。那么目前是否存在同时符合市场逻辑和国际政治的激励机制以促进中美两国在宏观经济政策上的协调，进而加强双边经济合作？两国之间的经济摩擦和冲突能否借此摆脱零和博弈的困境，从而使两国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得到改善，特别是从“消极依赖”向“积极依赖”转变？本研究力图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