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2008～2009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了“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在这场被经济学家称为“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再平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如TPP和TTIP）三个问题，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全球经济、金融以及贸易秩序的重建。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大国）和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和守成大国），中美两国几乎都处于这三个问题的中心。然而，一国经济从一种均衡向另一种均衡转型或调整是困难的。当这种转型或调整不可避免时，通常会面临规则或秩序的重建、成本与收益的分配以及风险和机遇的共存。同样，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调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各国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实力综合较量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之间是相互依赖的。以生产、贸易以及金融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成为普遍现象。无论是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这种普遍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使得在全球经济的调整过程中，制定规则的权力来源更加隐蔽、成本与收益的分配更为复杂、对风险与机遇的考量也更加困难。

尽管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已经成为常态，但是这种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至于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更呈现显著的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突出体现在两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波动对对方经济的影响程度存在巨大差异；其中更具有影响力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依赖程度相对更低，反之亦然。这种相互依赖程度的非对称性，直接导致了各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的差异，即对外依赖程度低的国家能够凭借更大的外部影响力，得以置身于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逐渐成为一国对外权力的新来源，即权力的来源不再仅仅依托于外部威慑力，而是包含以经济联动为核心的非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权力强弱的分配格局衍生出国家之间的支配关系，强国支配弱国并掌控规则的制定权，甚至享有无须为适应变革而做出调整的特权。

毋庸置疑，中美两国处于典型的非对称的经济相互依赖之中。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曾经推动了中美两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增长。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美经济的融合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推进器之一。据统计，在1998～2007年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年里，中美两国经济构成了全球经济产出的1/3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的2/5。同样重要的是，在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后的仅仅四十多年里，“中国就从‘后进生’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这种非凡的变化同中美关系的快速发展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在这个时期中，净出口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有着巨大的贡献，其中来自美国的需求是促进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需要指出的是，在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以贸易─资本的双重循环为载体的经济相互依赖中，美国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对象国，而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这种相互依赖的模式在21世纪初的前几年曾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然而自2005年开始，美国的巨额经常账户逆差与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及急剧增长的外汇储备加剧了全球经济的失衡。在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格局中，中国扮演着贸易大国与储蓄大国的角色，而美国则扮演着消费大国与金融大国的角色。依赖关系产生权力关系。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以及国际社会一致呼吁全球经济再平衡和重建全球经济、金融秩序的背景下，中国需要知道如何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创造和施展影响力。中国需要厘清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由一个国家负责出口和储蓄，而由另一个国家负责进口和消费的依赖方式是否合理而且是否可持续。更为重要的是，如同过去十几年里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迅速发展对世界经济格局的积极影响一样，今天中美两国之间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能否继续进行良好的合作，将决定全球经济未来的发展轨迹。而时至今日，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却极不平衡：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赤字国和债务国，而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和国债持有者。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后中美两国政府都屡次承诺实现本国经济的内外部再平衡，但是以经常账户失衡为主要标志的两国经济的外部失衡依然很严重。那么，中美两国之间能否通过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合作走出这种失衡？中美双边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能否从“消极依赖”走向“积极依赖”？这些问题构成了本研究的逻辑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