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美国与中国之间贸易关系的开端，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不久即1784年2月22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从纽约起航开往中国广州的航程。这艘360吨的商船横渡大西洋，绕过好望角，经印度洋和太平洋，于同年8月23日抵达广州黄埔港。“中国皇后号”装载了40多吨皮货、人参等美国土特产，在广州受到“十三行”的欢迎。该船在4个月后返航时装载了茶叶、瓷器、丝织品、漆器、南京紫花布和福建的肉桂，其首航的成功在美国引起了轰动，来自中国的货物被抢购一空（据说连华盛顿这位国父本人也专程去购买了一只绘有飞龙图案的茶壶）。这次航行为船主带来了3万美元的利润。当时美国国会议员们兴奋地认为：“对中国的贸易可能为美国开辟一条巨大的发财之路。”两年后，美国国会正式任命在“中国皇后号”负责贸易事务的Samuel Shaw（山茂召）为美国第一位驻广州领事。据史料记载，到达广州的第二艘和第三艘美国商船分别为“希望号”和“大突厥号”。不久以后，一家名为“广元行”的美国商行在珠江边的夷馆区开业。1789年和1791年，美国国会两次通过对华贸易特惠法案，由此证明了早期的美中民间贸易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视。美国很快就超过法国、荷兰以及葡萄牙等国，成为仅次于英国的对华贸易第二大国（据统计，在1786～1833年这一期间，美国来华的商船达到1004艘）。从总体上看，直到中英鸦片战争之前，中美双边贸易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是纯粹的商业关系。相比较而言，美国商人比其他列强更守法和更友善，因此更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在华的美资洋行生生灭灭，拆分重组，形成了以“旗昌洋行”（Russell ＆ Co.）占主导地位（根据1829年的统计，当时该洋行占美中贸易的50%）和“同孚洋行”（Olyphant ＆Co.）独树一帜（该洋行是美国对华贸易商中唯一不参与鸦片贸易的洋行）的格局。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作为中美两国之间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确保了美国在对华贸易上保有与其他列强均等的权利；而最惠国待遇则是该条约中最重要的内容，它使美国在当时的对华贸易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据统计，1860年美中双边贸易总额从1845年的900万美元增长为2300万美元。到1905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总额已经超过1亿海关两。美国成为近代以来对中国产生最大影响的三个国家之一。
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双边贸易是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形式。尽管当时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大门已经打开，但是美国企业对华投资的规模较小，且主要是美国私人企业的投资。如在1902年仅为1750万美元（而同年英国的对华投资已经超过1.5亿美元）。此后，在“门户开放、利益均沾”以及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促进下，美国的对华投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930万美元增长为1931年的1.55亿美元（但是依然远远低于同年英国的9.63亿美元和日本的9.12亿美元）。尽管如此，中美经济关系在1927～1937年这一期间已经成为南京政府对外经济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视中美经济关系的过去，是为了更加看清现在和未来。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在几乎没有任何经济、社会以及文化交往的情况下，从各自的安全战略需求出发，开始实现双边关系的正常化。1978年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中美关系的决定性进展，则构成了中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自以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问美国开始的1979年起，双边经济关系作为整个中美关系的核心以及“压舱石”和稳定器迅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美国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地位，在政治与经济之间筑起了一道防火墙，中美双边经济关系从此被置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之中，并且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之一（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最复杂的双边经济关系）。2008年爆发的这场被经济学家称为“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使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经济体系中最具系统重要性的大国，其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模式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全球经济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无法解决。同样，中美两国的经济和金融在事实上也是相互影响的，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在把握其经济和金融运行时都无法脱离对方。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的经济关系比中美两国更加紧密。按照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的观点，中美两国在许多重要方面已经成为对方的镜像：终极生产者（中国）是终极消费者（美国）的镜像，而储蓄盈余者（中国）又是储蓄赤字者（美国）的镜像。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相互依赖的中美经济关系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值得关注的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大国的中国经济和作为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守成大国的美国经济都处于极度失衡的状态，因此二者都面临着经济发展的瓶颈和经济结构转型的挑战；而深度融合和严重失衡又构成了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美经济关系的最主要特征，并且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王冠楠博士在本书中基于对“国际经济与国际政治是密切相关的即经济联动模式与权力结构分配之间必然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这一认识，运用理论分析与经验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开放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两国的联动模型；并且揭示了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在DSGE模型框架下的主要表现。在此基础上，从贸易和金融两个维度，对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进行了考察；并且运用经济学分析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及其非对称性形成的来源与基础；同时引入经济“暗物质”假说，即美国对外负债规模的存量调整方式，进一步证明了美元的“过度特权”的存在。作者在书中不仅揭示了中美两国之间非对称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是“金融国家”与“贸易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一种典型模式；而且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和论证了中美两国应该如何通过加强双边经济和金融合作使这种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得以改善，特别是从“消极依赖”转变为“积极依赖”，即中国如何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固化的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中走出来。
我认为，王冠楠博士的这项研究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对于以往从表现和后果上研究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诸多研究，本书突出了通过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对中美经济相互依赖进行研究的方法，对中国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进行了阐述；特别是进一步从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分析中指出非对称性的来源和基础，对中美两国的权力结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而将有关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研究推进了一步。第二，本书对美国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所提出的“中美两大经济体必须实现从消极依赖到积极依赖的转变”这一重要论点进行了拓展，同时对他所提出的“消极依赖”和“积极依赖”这两个名词的含义进行了阐释；特别是在此基础上，对实现这种转变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从国际经济学的视角看，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美两国都受益于经济上的这种深度的相互依赖。在贸易领域，中国通过美元融入了全球价值链，从而成为美元本位制的最主要的受益者（但同时也成为该体系的最主要的支撑者）。但是双边贸易的严重失衡，却成为美国政府特别是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和相关利益集团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向中国施压的“理由”。在金融领域，中美两国的金融关系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博弈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博弈是一种“金融恐怖平衡”）。这种博弈不是简单的静态博弈，而是动态博弈。这种竞争合作关系不仅将长期存在，而且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在投资领域，中美双边投资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甚至比双边贸易更为重要（因为中国扩大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可以平衡双边贸易关系的失衡）。然而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接受外资最多的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却出乎意料地少，而且至今还没有一个可用于规范双边投资关系的双边投资协定。据此可以认为，中美经济关系研究是一个开放的课题或研究领域。这里有许多问题需要而且值得我们去进行不懈的探索。
十一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学教授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大声疾呼国际社会关注中美两国密不可分的现状，并且提醒世人关注中美经济之间“共生”关系的不断加深及其对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意义。弗格森和舒拉里克试图用“Chimerica”（“中美国”）这一新的地缘政治名词证明，由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与美国的过度消费模式的合二为一所形成的世界经济秩序以及中美两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然而弗格森和舒拉里克在2011年发表的题为《“中美国”的终结》（The End of Chimerica）一文中认为：过去十年里中美两国的“经济联姻”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已经“濒于破裂”，“中美国”这一形式不能长久，其解体是不可避免的。相较于弗格森和舒拉里克在短短的几年里先后提出的大相径庭的观点，我更赞同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所提出的“美中两国的关系是共同演进（co-evolution）的关系”这一观点。这是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包括双边经济关系在内的整个中美关系都已经呈现“难舍难分”之势；合作共赢应该而且必须是中美两国的“宿命”。
国际经济学研究应该包括三个维度，即历史、逻辑以及数据。如果以这个“标准”来判断王冠楠博士的这项研究，我认为，除了历史这个维度的研究相对薄弱一点以外，其余两个维度的研究都有一定的功力和深度。作为她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我为她能够在短短的三年里在《当代亚太》、《国际金融研究》以及《世界经济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六篇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特别是其博士学位论文被评为“吉林大学2016年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2017年吉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而感到欣慰；并期待她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不断进取。
是为序。
项卫星
2018年4月于吉林大学中心校区